1979年8月我为《福建日报》新开辟的栏目“福建诗话”撰写《杰出的诗人兼音乐家李叔同》。为文之前，我通读了1944年上海出版的林子青先生著《弘一大师年谱》(福州开元寺提润法师赠送给我的)。我开始认识了高文显博士的名字。 1986年8月，《弘一大师全集》编委会在泉州开元寺成立，众议推举林子青为编委会主编，我为副主编(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开元寺《全集》编委会办公室里上班)。在拟定廿八位编委名单时，大家没有忘记列上高文显居士的名字，尽管那时他还旅居海外。(他是1938年离家南渡，先是旅居菲岛)。 (一) 1987年春节，南安县政协洪成宗同志告诉我，高文显先生1985年在海外中风瘫痪了，现回家卧床养病。并告诉我，高家的住址在南安水头埕边村。不久，我受编委会的委托，到水头高宅去慰问高先生。当我进门自我介绍后，并把《弘一大师全集》计划出版，编委会已成立，请他担任编委的消息奉告。我的话音未落，高先生细润的面庞涨得通红，老泪横流。他那种尊师重道的情怀，使我感动不已。看得出他对弘一大师的敬仰是一往情深的。站立在床前的高文显夫人伍琼梨女士(伍远资先生的长女)细声语我：“中风的人情绪容易激动，特别是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高先生中风后出现有语言障碍。他说出：“大师的遗著要出版，太好了，我理应参与编务，可惜出不了力。”这几句话是由伍琼梨女士为我传译的。 第一次访问结束时，高先生赠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韩偓》(在弘一大师的指导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开始执笔撰写的。一九八四年才交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喜得这部书，叫我爱不释手。 (二) 1987年夏，编委会拟具了《全集》的编纂提纲。高先生不能出席编委会的例会，我带着提纲讨论稿，特地跑到水头，登门拜访高先生，征询他的意见。我们编委会在拟定编纂提纲的同时，开始集稿了。我得到编委妙因法师(他旅居美国)的来信，说是弘一大师有两篇重要文章：《华严经大意》与《华严疏科分》，在永春宣讲过。我在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所收藏的资料中，找不到这两篇文章。我急着要求教于高先生，他是否收藏，或何处可觅得这两篇文章?另外，我拜读高著《韩偓》之后，想到一些与弘一大师有关的事迹(如写序文，通信等)需要进一步查证于高先生。于是就有我第二次访水头之行。 我想抓紧时间捞到一点资料。可我的照相技术不佳，所以约同我的侄儿沈如瑜(他是泉州晚报社的摄影记者)同行。本打算在泉州晚报上发一篇访问记(附一张高先生的生活照)，后来没有发。 此行得到伍琼梨女士无私的奉献，把她所知道的家藏与撰写《韩偓》一书时有关弘一大师的资料都搬出来给我们拍成照片稿。另外，最为难得的是，找到了1935年弘一法师口述、高文显笔录的《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的手稿，后来这份笔记稿发表在《越风》增刊第一集《西湖》专号上。不过，上述的两篇文章却不知下落。 (三) 1987年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圆拙法师(他是《全集》编委会的第一副主编。本来他婉辞，我恳切陈言《全集》佛教卷所占的比重很大，一定要由一位出家人担任第一副主编。为顾全大局，他才接受了。)由广化寺到泉州来。听了我两次访问水头的汇报后，特别是我提到高先生闻知《全集》行将出版，热泪盈眶。圆老说他应该专程去一趟水头，慰问一下高居士。回想1937年4月弘一法师由厦门北上青岛湛山寺讲律，圆拙法师随行。当时就学于厦门大学教育学系的高文显，是弘一法师很得意的在家弟子，他亲自到厦门码头“太原”号海轮上为弘一法师送行，圆老是记忆犹新的。1980年，高文显居士归国访问过开元寺，圆老与高先生会面过。 第三次，我是陪同圆拙法师走访水头高家的。虽然这次拜访，礼节性的成份居多。但也接触到一些编书的实质性问题。对我来说，通过这次交谈，我才了解到高先生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不是学文学的(早先我以为高著有《韩偓》，该是学文的)，而是学海洋生物的。据说他是研究海洋菌藻植物得博士学位。听说与日本天皇裕仁是同科的先后同学。 伍琼梨女士对圆老很敬重。因为高文显先生的母亲是比丘尼，当过埕边村双灵寺的住持，法号宏贤。宏字辈的辈份是比较高的。在1933——1937年期间，宏贤姑通过在厦大求学的高文显，在生活上供养过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曾为高居士取法名胜进。了解到这些法缘，我对高先生的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四) 1987年冬，《全集》编委会主编林子青先生由北京来泉州，进住开元寺，具体参与编务，详细了解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馆藏的资料(重点了解弘一法师圈点校注的南山律《三疏》、《三记》以及二小部共有多少篇幅)。并和我一道到漳州走访收藏家刘绵松，到厦门走访收藏家李劳远，详细了解他们家收藏那一些有关弘一法师著作、书信、书法、照片等资料。然后又走访水头高家，探望高先生的病情，专程慰问。 第四次访问最大的收获是，更深入了解高家一共收藏了那些有关弘一法师的资料，包括高先生郑重其事珍藏于香港“文书保险柜”中的资料。这次适逢高先生的爱女高芬陀由香港回水头省亲，父亲交代她明年回水头过春节时，将香港藏品全部复印一套带回来。高小姐留给我她在九龙新蒲岗的通信地址，以便联系。 这次，“顺手牵羊”还发现高家收藏有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书联一对，文曰：“汗从何晏朱衣拭，书觅羊欣白练题。”上款书“文显先生正”五个字，下款书郁达夫三字。铃印章二枚，一为朱文“淙中曳尾生”，一为白文“郁达夫”。我估计此件是抗日战争时，郁、高两人旅居新加坡期间的文字交。后来，我还把这一新发现去信转告在北京的郁风同志(郁达夫的侄女)，并捎去联对的照片。她回信表示谢意。 (五) 1988年春节过后，我约同家侄沈如瑜，携带精密度较高的照像机到水头埕边村去。算来这是我第五次走访高文显博士。 此行着重了解高家在香港“文书保险柜”中所收藏的资料。《全集·书法卷》(即第九册)准备发稿了，应把高家所收藏的书件，逐一拍成照片。将来此卷制版稿的质量如何，完全取决于照片稿底片的质量所达到的标准如何。我们利用高芬陀小姐返乡过节假期未满的机会，抓紧时间与她在水头会晤。 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把弘一法师致高文显函的件数，依时间顺序逐一确定下来。按1944年夏丐尊先生所编的《晚晴山房书简》，收弘一法师致高文显函仅有四通。这次我们《全集·书信卷》所收录的弘一法师致高文显函共有三十六通。它是1944年所发现的九倍，成绩显著。按书简往来是一个人的生活实录。《书信卷》所提供的历史讯息，是大师生平最佳的实证。例如其中有一封信几乎可以标题为《泉州宏法日记》，它填补了大师行迹的一段空白。除此而外，高先生还收藏了戊辰年(1928年)马一浮致弘一大师书简手迹一件，甚是珍贵，我们将它收录在《全集·附录卷》中。 另外，李叔同出家后，在禅房中所辑录的《格言别录》，1954年在海外出版时，高文显先生为之作序。这次找到了序文的手稿，我们把它收录在《全集·附录卷》中。我们还发现高家收藏的大师书法作品中，有重书唐末爱国诗人韩偓在惠安所撰松洋洞诗手迹原件。这首诗是《全唐诗》中所没有收录的。 (六) 《弘一大师全集》共有十册，十六开本。每册500-700页码。每册都有图片插页两码。每册各上照片十二张，十册共上照片稿120张(没有重复的)。1至7册的照片稿，于1988年春已经定下来了。 我觉得以前五次拜访高先生，都没有很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照片稿上面来，势必有疏漏之处。1988年秋，我带着搜集8-10册插页照片稿的任务，专程走访了水头埕边村高家。 结果，不亏此行。高夫人伍琼梨女士又一次翻箱倒柜，找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历史照片六张。按历史照片的搜集，有一张就是一张。当我找到某一张历史照片时，那种高兴的心情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这些历史照片得之不易，幸亏收藏家们把照片保留得如此完好，用不着翻拍，把原件取去制版就可以了。收藏家们无私地把原件贡献给我们。我把1-7册的照片稿目录带在身上，取出一一查对，确认都是不重复的。 这六张历史照片是：1936年摄于鼓浪屿黄家渡的撑伞背影照片；1936年摄于日光岩楼座客房扶栏的持扇照片；1936年摄下标题为“瑞穗国古苍蝇”的照片，加框的实物图像之旁书有小跋，文曰：“自彼国古版大藏经中捡出，丙子十二月”；1935年摄于厦门万寿岩讲经会上的集体照片；1935年摄于惠安科峰寺讲经会上的集体照片；1938年摄于泉州承天寺的照片，旁有弘一法师的亲笔题字。 高先生卧病在床，而且有语言障碍，偶尔扶他坐在轮椅上，与我作短时间的交谈，都是伍琼梨女士侍奉在侧为我作传译。我是1940年在集美高中念书时，认识高先生的岳父伍远资先生，早在那时便闻知远资先生是一位研究郑成功的专家。为此，我有机会在水头结识伍琼梨女士，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她密切的配合。 (七) 整部全集的书稿于1988年底是基本定稿了，总字数共有一千三百多万字。只有第十册《附录卷》留有小尾巴。依照《附录卷》的编纂体例，我们列为五个部类：《弘一大师传》、《弘一大师年表》、《有关弘一大师研究、纪念文字选刊》(共收有148篇文章)、《有关弘一大师研究、纪念文字资料目录索引》(共辑录318目)、《弘一法师驻锡寺院简介》(共列举61处寺院)。 我在披阅弘一法师致高文显函中发现，1937年旧历十二月中旬，弘一法师到过水头埕边村双灵寺，应寺主宏贤师(即高文显的生母)之请，在寺里讲过经。所以，我们决定南安的双灵寺要上“驻锡寺院简介”。1989年春节过后，我专门为了解双灵寺的寺史及搜集双灵寺的照片，再一次走访了水头埕边村。 我了解到：双灵寺始建于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时有镇人高钟卓第三女名榜，因辞婚绝粒，持斋廿一年，于嘉庆六年十一月甘六日成佛。复有高某第四女名瓜，亦因辞婚绝粒，持斋十九年，于嘉庆九年三月初八日成佛。乡民以真身塑像祀之，因称为灵女。 据高先生回忆，弘一法师在双灵寺宣讲的是《梵纲经菩萨戒本浅释》。高家收藏的弘一大师书法作品，有一条幅是赠双灵寺供养的。文曰：“愿一切众生悉得成佛”。我向双灵寺寺尼要求提供一张双灵寺的黑白照片。因没有现成的(现存的均为彩色照片，如若取去制版效果不好)，我又没有带照相机，只好委托高先生的宗侄高尚侯同志(供职于晋江县方志办)代劳。后来如愿以偿，我接到他提供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