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良是著名海交史家和宗教考古学家。他生前艰辛搜集200多方泉州古代外来宗教石刻，无偿捐献给国家有关文博部门和高等院校，认真撰写出版《泉州宗教石刻》，以丰富的文物证实泉州是我国宋元时代海交巨埠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对我们今天申请“世遗”有很大的作用。据我们熟知的情况和学习本书的体会，将吴文良的学术贡献整理如下。 一、搜集捐献石刻 认真整理出书 吴文良是泉州市区县后街人。1923年至1927年，他在厦门大学半工半读期间，深受到过泉州考察的该校老师、当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艾克(德国人)等学者的影响，早就热爱夙称“刺桐港”的泉州历史文物，决心毕业后终生对它进行搜集研究。 1928年至1958年，吴文良在泉州市区县中、晋中、培元各中学任教。抓紧课余时间，利用抗战前后泉州拆城之机，在师友群众帮助下，战胜丧妻的精神痛苦和养家糊口等各种困难，自费到处调查搜集宋元时代侨居泉州的各个外国人的墓葬和教寺石刻，或出资购买，运回家中保管珍藏。 1944年，吴文良将茹苦含辛收集购买的石刻加以拍照辑录整理，编成《泉州古代石刻集》，并写“前言”，准备出版，因当局漠视文物而告辍。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50年代，政府重视文物考古。许集美等地市领导珍惜吴文良的劳动成果，1958年至1969年，安排他在市文博部门工作，发挥其专长，支持他继续搜集与研究泉州古代外来宗教石刻。1954至1959年，吴文良多次无偿捐献自己30多年搜集的200多方极其珍贵石刻给文博部门和高等学校，充实泉州市文管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厦大人类博物馆的陈列内容。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国家鼓励，荣获由考古学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笔题写、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颁发的奖状，海外多家媒体报道这一消息。此后，吴文良又参与灵山圣墓维修、九日山祈风石刻整理、陈埭回族调查、郑成功纪念会筹备等工作，受聘为厦大人类博物馆特约研究员。 捐献前，吴文良再次认真刷洗所搜集的石刻，进行整理、分类、编号，拍摄像片，刷制拓片，描绘图片、详细记录每方石刻的名称、属性、高宽厚度、石质、形态、花纹、图案、文字、发现时间、地点、现场情况。部分古阿拉伯文，还请人译成汉文。 在好友、著名人类学家、厦大人类博物馆馆长林惠祥教授的鼓励下，1952年，吴文良寄《泉州古代石刻集前言》到中央文化部，深受郑振铎副部长的重视。1953年，郑副部长来泉考察，特地探访吴文良家，参观其搜集的石刻，介绍他与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考古》编辑主任陈梦家等著名历史考古学家结识，建立友情。在他们的支持下，1956年吴文良到北京修订《泉州古代石刻集》，易名为《泉州宗教石刻》，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8月出版。这种出版规格在五、六十年代是极为罕贝的。 二、丰富图文内容 重大学术贡献 《泉州宗教石刻》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共8万多字，收录200多方石刻，拍摄232幅像片、9幅摹画片、44幅拓片。它包括伊斯兰教(回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摩尼教(明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寺庙碑石、柱石，教徒的墓碑、石墓、墓顶石。以伊斯兰教、基督教、婆罗门教最多，少量本国道教碑刻、佛教石塔、海外交通祈风摩崖石刻、使者出使外国碑刻、外来宗教艺术石刻及其他。 附论文5篇:《前言》、《泉州清净寺建筑年代》、《元代在泉州的基督教派别》、《泉州古代外国人石墓及其分布区域概况》、《泉州婆罗门教寺》。 该书是一部开创性奠基性的著作，富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它以外来宗教石刻为主，从宗教的角度入手，涉及海交史、宗教史、外侨史、民族史、建筑史、艺术史、文学史、外文史等诸多领域，首次研究或解决下列四大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刺桐港研究方面 泉州盛产丝绸、瓷器、茶叶，善造帆舶，港湾多而深邃，是中唐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破坏、东南“海上丝瓷之路”兴起之后的对外通商大港和重要起点站。《宋史》“外国传”及《诸蕃志》、《梦梁录》等史志说，宋元时期，计算我国与海外各国的距离，都以泉州为起点。晚唐泉州开始引种海外的刺桐，五代末留从效扩展泉州城垣，全城遍种刺桐，泉州人和外国人都称泉州城为刺桐城，泉州港为刺桐港。 近百年前，中外史家虽知我国东南沿海除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扬州外，还有一个叫“扎东”或“才通”(刺桐)的国际贸易大港，但就不知它是泉州。如英国菲立斯说是漳州，英国塔格拉斯说是漳州的月港(海澄)。英国斯普棱格尔说是杭州，英国亨利玉尔和日本藤田丰八说是扬州。他们都没到过泉州。仅凭猜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德国人艾克、我国学者张星烺和陈万里到泉州考察，日本人桑原骘藏综合各家之说著书，才确认刺桐港城就是泉州港城，但仍缺乏实物证据。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首次以大量的外来宗教寺庙墓葬石刻、南安九日山13段祈风送舶石刻、元代出使波斯(伊朗)碑刻、明初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碑记，证实宋元时代有很多外侨带着外国宗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明初泉州官私海外贸易仍未骤衰，刺桐港就是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以无可辩驳的大量物证最后结束了这一场经历百年的学术争论。 吴文良还提出要深化泉州海交史研究，必须扩大研究范围，把它与福建、整个中国海交史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明了当时泉州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多外侨与新回族研究方面 古代泉州是多外侨与多民族的住居地区。唐宋元时代，泉州的原住民是早先南迁的中原汉人。随着泉州港城的兴起，许多海外人民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泉州旅游、经商、传教，有的定居，卒葬泉州。元朝占领泉州与消灭南宋后，我国的一些蒙古贵族平民和西域回纥人(今新疆维吾尔族)也南来泉州定居，泉州成为“民夷杂处”之地。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首次以大量外侨墓葬的墓碑石、墓顶石、石墓，说明来泉定居的外侨有阿拉伯(今整个阿拉伯世界)人、波斯(伊朗)人、西亚人、印度(整个印度半岛和今斯里兰卡)人、欧洲的意大利人等。他们大都集中住居于泉州城南江滨的特定区域，虽然不像广州外侨有严密的组织和正式的管理机构“蕃坊”，但吴文良首先提出并证实，泉州外侨有固定的集中住居区，实际就是“番坊”。 来自阿拉伯、波斯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商人，和泉州汉女通婚生的后裔叫做“半南番”，是以后形成的泉州地区新民族——回族的祖先。吴文良首次考证一方署写中、阿文字为父立碑的孤子吴应斗，是汉化的侨生子，其父是阿拉伯或波斯人，其母是泉州汉女。 (三)多宗教与多神灵信仰研究方面 泉州是多宗教、多神灵信仰的典型地区，号称“泉南佛国”、“世界宗教博物馆”。原住汉人信奉我国的道教、民间神灵和东汉初传入我国的印度佛教。唐宋元时代，随着阿拉伯、波斯、印度、欧洲等外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来，我国蒙古族、回纥人的南下，他们信奉的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欧洲与西亚的基督教、波斯的摩尼教、印度的婆罗门教也传入泉州。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立，基督教内部分成西方天主教圣方济各派和东方景教聂士脱里浪相互对立，元末因反抗蒙古贵族统治和外来人上层分子压迫而破坏外来宗教寺庙外。绝大多数外来宗教都能和我国的宗教及民间信仰相互兼容，和平共处，并且日益中国化与世俗化。本书搜集的200多方外来宗教寺庙与教徒墓葬石刻，印证了这一史实。在泉州多宗教多神灵信仰研究方面，吴文良首次提出并解决了如下5个重大问题。 1.伊斯兰教 以往都认为泉州只有一座伊斯兰教的通淮街圣友寺，建于北宋或南宋也有不同看法。吴文良比较圣友寺门楼甬道后顶上元代阿拉伯文碑石记载回历400年(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建造圣友寺，元代三山(福州)人吴鉴撰写、明代重刻的汉文碑石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首次认定阿文碑记最可靠，是圣友寺建造的碑记，汉碑是泉州城南另一座建于南宋的清净寺的碑记，元末兵乱破坏，碑石被后人移嵌此寺的，证实宋元时期泉州有多座清净寺。还从其他碑石考证，泉州有教徒“伊斯兰教公会”的组织。 2.基督教 基督教分为西欧的天主教圣方济各派和西亚的基督教聂士脱里派，两派斗争激烈，聂派失败而东传。唐初聂派基督教从陆路传入我国，称为景教或秦教，教徒教堂最多。过去学者都说，元代以前泉州没有聂派基督教。吴文良根据该教派的碑刻和外国学者的著作，首次考证中唐至南宋泉州海交外贸发达，聂派基督教也跟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到元代才兴盛起来。天主教圣方济各派是元朝中期才传入我国的，先传大都(北京)，后传泉州。当时泉州是聂派基督教徒集中地，很多蒙古贵族信仰该教派，蒙语称该教及管理各种外来宗教的官员为“也里可温”。吴先生还考证，元代天主教圣方济各派在泉州设立主教区，其中一名主教安德肋·贝鲁亚并非回到故国意大利，而是卒葬泉州。基督教内部及与伊斯兰教对立仇视，教徒死后，不会混葬一起。 3.摩尼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掺杂佛教、基督教、拜火教教义，崇尚光明，反对黑暗，相信光明必定战胜黑暗。摩尼反对波斯统治者，后被杀害。唐时摩尼教从陆路传入我国西北，后传东南。它代表穷人意愿，为我国人民所信奉，作为宋元农民起义旗帜，后被禁绝。因摩尼教与佛、道、民间神灵融合，日益中国化和世俗化，故晋江华表山草庵与摩尼光佛被误为佛教与佛像。吴文良最先考察草庵与摩尼光佛，并从四个方面判断它是摩尼教寺与摩尼神像:佛教徒决不会误写“释迦牟尼”为“摩尼”，两者坐像不同，释迦牟尼坐像多雕塑成慈眼低垂、鼻梁高畅、双颊圆润、头有螺发、下巴无须。摩尼坐像多浮雕于石壁上，无螺发、有两道长须垂到腹部、背后有光圈；佛教石碑刻劝念“南无阿弥陀佛”，摩尼教石碑刻劝念“清净光明”；释迦牟尼佛诞是农历二月十九日，摩尼光佛生日是农历四月十六日。草庵摩尼教寺及神像是世界唯一摩尼教遗迹，弥足珍贵。吴文良率先发现并考证这一遗迹，功不可没。1991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到泉州考察草庵时，领队官员迪安博士惊喜地说，这是他们的最大考古发现!吴先生还根据何乔远《闽书》记载，指出泉州清源山老君岩下有摩尼教徒呼禄法师墓葬，为以后考古工作者继续探索提供重要依据。 4.婆罗门教 泉州南教场(今运输总站)附近旧有元末阿拉伯人那兀纳建造的“番佛寺”，属何教寺，说法各异。吴先生根据该地出土的婆罗门教毗湿纽的雕像，数方毗湿纽显身龛状石刻。首次判断“番佛寺”就是婆罗门教寺。他又比较泉州与印度婆罗门教寺石雕的形式、规格，判断元代泉州有多座婆罗门教寺庙和祭坛，分布范围广泛。如泉州北隅白狗庙的敬字亭嵌镶两方婆罗门教寺的性生殖器崇拜物“磨盘”，为今天谢长寿、吴幼雄和笔者考证白狗庙是婆罗门教寺庙或祭坛提供物证。 5.多神物崇拜 泉州人崇拜有灵性的自然物，又有重阳多子思想，西南新门外笋江边立有一根石砌的男性生殖器神物，叫做石笋，吴文良推测它是石器时代性崇拜的遗物。 (四)多种语文与建筑艺术研究方面 1、多种语文 吴文良搜集的外来宗教寺庙和教徒墓葬石刻的文字种类很多。除本国的汉字外，还有本国蒙古族的八思巴文、外国的古阿拉伯文、苦发体图案字、拉丁文、叙利亚文、聂士脱里叙利亚文、中亚细亚文等。这说明宋元时代泉州一定有很多外国语文翻译人才，这为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古代外文提供实物资料。 2、建筑艺术 随着外国宗教的传入泉州。外国的寺庙建筑艺术也传入泉州，它们之间既相互汲取融合，也与泉州建筑艺术相互汲取融合。吴文良考察，佛教石刻雕有莲花，基督教石刻也雕有莲花。泉州开元寺大殿梁上木雕既有佛教的“飞天乐伎”，也有基督教的“安琪儿天使”，也把婆罗门教寺倒塌后的石柱石刻，移来作殿柱或台阶饰物。摩尼教也有基督教的十字架石刻。泉州明代祠宇大门外常置的抱鼓石，形制和雕法，就是受伊斯兰教“云月”图案影响演变而来的。这些外来宗教艺术雕刻，又为研究古代建筑艺术史提供物证。 《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后，泉州地市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以及中外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争相引用本书的图片和研究成果。如: 原晋江地区专员许集美说:“吴文良是一个业余考古工作者，长期以来，他孜孜不倦、一丝不苟，默默地进行工作，表现出一个优秀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他热爱祖国，热爱乡梓，对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有着一颗拳拳之心。正是这颗爱国心，激励他在长达40年的考古生涯中克服重重困难，使一批珍贵文物避免了淹没、失落和破坏的厄运，成为传世珍品。”他“呕心沥血”，“直至心脏停止跳动”，“为闻名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的贡献”。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主任的陈梦家说:数十年来，吴文良“在教课之余关心本地乡梓为人所疏忽的古物遗存，并以一己之力调查、搜集，积累成了一群很重要的资料。”“我们相信由于此书的出版，可能引起学者的注意，从而进一步研究它。”他提出吴文良有两点值得他敬佩:一是“以一人一手之力，孜孜不息地作此寂寞之学”；二是“刻苦自学，愈久愈勤，而谦虚下怀”。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说:“吴文良研究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填补了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空白，也是对中国海外交通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贡献。”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时任英中协会主席的李约瑟说:“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暝目了。” 日本史学家榎木一雄说:“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是有关外国人遗物最有系统、最全面的集成”。 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世界通史》，选录我国100幅图片，其中就有15幅《泉州宗教石刻》的图片。 日本顺天堂大学、教育大学语言学教授村山七郎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称赞《泉州宗教石刻》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请求郭院长转告吴文良，赠送他一幅景教拓片。1961年，郭沫若来泉州视察，接见吴文良，给他极大鼓舞。 196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来泉州视察，特到吴文良家中探访，盛赞《泉州宗教石刻》，并索讨了8本书。 三、再次整理增订稿 深入研究“海丝路” 《泉州宗教石刻》也有不足之处，收录的石刻不够齐全，部分阿拉伯文石刻没人译成汉文，一些错字没有校对，图片排列次序较乱。但吴文良治学态度谨严谦虚。他不满足于初版的《泉州宗教石刻》，继续钻研大量有关著作，广泛汲取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真进行修正增补。1965年年底完成增订稿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准备再版。然而不久。十年“文革”开始了，吴文良因此书惨遭诬陷迫害，于1969年含冤而逝，再版中断，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文良得到平反昭雪。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其遗著《泉州宗教石刻》由哲嗣吴幼雄于1980年继续完成增订工作。全书图片增至300多幅，文字增至20多万字，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石刻全部译成汉文，图片排列也加以有序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和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以满足中外专家学者之需求。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