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发源于德化县境内的戴云山东南麓，流经永春、安溪、南安、晋江、鲤城、丰泽6个县(区、市)，注入东海，总长302公里，是泉州市的第一大河，也是福建省的第四大河。通常所称晋江者，系指其干流，即从东溪(又名桃溪，发源于永春锦斗雪山)和西溪(又名蓝溪，发源于安溪桃舟)在南安的汇合处双溪口算起，包括金溪、黄龙江、笋江、浯江、溜石江，全长120公里。在历史上，由于晋江与泉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它可谓之是泉州的“母亲河”。然而，对其名字的由来，因过去某些志书和谱牒记载有误，使得人们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由于这条河名字的由来与晋代中原汉人人泉及其对泉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开发的历史有关联，因此本文拟给予进行一番考证，探究它的历史真实，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说法。 现今所能见到的关于“晋江”之名的由来在志书上最早记载者恐怕是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和王象之的《舆地纪胜》: 晋江，在县(按晋江县，历史上县治设在今鲤城区内)南一里，以晋之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 祝穆《方舆胜览》卷12 晋江，在县南一里，以晋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名。 王象之《兴地纪胜》 “福建路”后来凡是记载着晋江释名的志书，诸如明代的《天下一统志》、《闽书》、《八闽通志》、万历《泉州府志》，清代的《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乾隆《泉州府志》、乾隆和道光《晋江县志》以及民国的《福建通志》等，可能都是以这两部书为据，亦均作如是说。但应注意的是，万历《泉州府志》给予加上“相传”两字①，说明对此说未尽相信。 这些志书所言“晋之南渡”，其时间没有明确交代，看来是在东晋时期。因此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载曰: 泉州(清源郡，今为晋江县)……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② 以前有的谱牒，如清光绪晋江《灵水吴氏家谱》记载晋代衣冠士族人闽，指的也是在东晋时期。其曰: 中原衣冠之族自东晋五胡之乱，多避地人闽，晋江所由名也。③ 然而，以前有的志书、谱牒以及墓志铭记载晋代衣冠士族入闽，是始于西晋永嘉之乱。如唐林蕴在福建《林氏两湘支谱》的序言中载曰: 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人闽，自永嘉始也。④ 清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纪一”引路振《九国志》也曰: 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人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 唐欧阳詹在所撰写的《有唐君子郑公墓志铭》中，亦记晋江郑氏先祖人闽是在西晋永嘉年间。其曰: 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⑤ 由于以前对晋代衣冠士族人闽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因此今人新编的《晋江新志》和《晋江市志》在晋江的释名上，对此时间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编撰的《晋江新志》载曰: 本县平原上最长的河流是晋江，又名晋水，以别于县名。此江因东晋中原士族南下避乱，沿江而居，故取名“晋江”。⑥ 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晋江市志》则载曰: 周秦以来，始有汉人人迁。尤其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板荡，衣冠士族为避兵燹，即纷纷南渡人闽。这些千里迢迢自河洛南来，筚路蓝缕的中州晋人，部分定居在今晋江南岸，他们为寄托对故土的怀念，遂把栖身之地的这条河流取名为晋江。⑦ 何谓“永嘉之乱”？西晋怀帝司马炽于永嘉元年(307)登基后，因混战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刚刚结束，政治腐败，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永嘉二年(308)，匈奴贵族刘渊就乘机起兵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政权，国号汉。永嘉四年(310)，刘渊死，其子刘聪继位。永嘉五年(311)，刘聪之将石勒歼灭晋军十余万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东)，俘杀宰相王衍等人；刘渊之侄刘曜又破洛阳，俘怀帝，杀军民三万人，焚毁全城，史称“永嘉之乱”。何谓“东晋”？永嘉七年(313)，晋怀帝被刘聪杀害，晋愍帝司马邺即位，改元建兴。建兴四年(316)，刘曜攻陷长安，憋帝又被俘，不久也遭杀害，西晋灭亡。建武元年(317)，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重建晋朝政权，偏安江南，史称“东晋”，至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止。东晋时期，在我国北方又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因此，从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到东晋时期，我国北方战乱频繁不断，中原汉人(包括一些衣冠士族)确实纷纷南渡，避地而居。但据现代的几位著名历史学家考证，无论是在西晋末的永嘉之乱，或是在整个的东晋时期，都无中原汉人避乱入闽。 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教授在1961年编著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和1979年编著的《魏晋南北朝史》都写道，自西晋永嘉元年(307)直至南北朝刘宋泰始二年(466)这160年间，中原人民流亡南下分为七个时期，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并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载于《燕京学报》第十五期的论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的统计，指出南渡民户，以侨寓今江苏者为最多，第二是山东，第三是安徽，第四是四川及陕西的汉中，第五是湖北，第六是河南，第七即最少者是江西和湖南。⑧依此情况来看，从西晋末直至南北朝中期这长达160多年的时间内，并没有中原汉人流寓于福建。 又据福建师范大学朱维斡教授于1985年在其编著的《福建史稿》中考证，西晋永嘉之乱时的所谓“八姓人闽”，纯系虚构的传说，不能令人置信；他还找出正史中有关避乱人闽的最早记载，即《陈书》卷三《世祖纪》云:“天嘉六年(566)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即唐以后的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于是，他认为:“在南北对峙时期，中州人民南移，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永嘉之乱，吴会(今江浙)靠近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北方的世族地主迁到了这里，也就定居下来。后期侯景之乱，三吴沦为战场。这个时期，才会有一批难民(其前代或有由中原过江的)，离开吴会人闽。”⑨侯景之乱，即是南朝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东魏降将侯景举兵反叛，历时4年。那时已处于南北朝的后期，距西晋永嘉之乱有200多年，距东晋时期也有120-200多年。因此，按其论证进一步说明在西晋末的永嘉之乱或东晋时期是没有中原汉人人闽的，于是乎所谓晋代衣冠士族避乱入泉沿江而居，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近几十年来却在福建境内考古发现了为数不少并有直接依据的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朝的纪年墓葬。其中西晋永嘉之乱后至东晋时期的纪年墓葬见之记载的就有:闽侯关口桥头山的西晋永嘉五年(311)墓、永嘉年间(307-313)墓；建瓯阳泽和闽侯桐口的东晋咸和六年(313)墓，南安丰州的东晋咸康元年(335)墓、东晋宁康三年(375)墓、东晋太元三年(378)墓，浦城吕处坞的东晋兴宁三年(365)墓，福州屏山的东晋永和元年(345)墓，建瓯小桥的东晋永和三年(347)墓，闽侯荆溪的东晋永和五年(349)墓，福州西门外的东晋永和十年(354)墓，福州桃花山的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墓、升平元年(357)墓，福州仓山的东晋升平四年(360)墓，⑩永春城关牛头寨的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墓(11)，南安丰州的东晋义熙十二年(415)墓(12)。这些墓葬的主人是西晋永嘉之乱后至东晋时期才人闽的中原汉人，或是西晋永嘉之乱前就已人闽的中原汉人的后裔。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恐怕还难于解答，所以说，西晋永嘉之乱后或东晋时期是否有中原汉人避乱人闽并且在泉州一带沿江而居之事仍然是个悬案。 但不管怎样，“晋江”之名的由来都与此无关。因作为晋朝时期的中原汉人在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以前，甚至在西晋初的太康年间就已人闽并人泉。这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都可得到证明。 如今，考古工作者已先后在连江筱埕大埕口发现西晋元康二年(292)墓、元康三年(293)墓、元康九年(299)墓，在浦城吕处坞发现元康六年(296)墓。(13)“元康”系西晋第二个皇帝晋惠帝的第三个年号(291-299)，那时距永嘉之乱的爆发尚有10多年，但已爆发了西晋皇族内部争夺政权的“八王之乱”(291-306)。于是，此时中原汉人有可能南渡避难人闽。然而，这些墓的主人有可能是那时入闽，有的还可能更早，因不会入闽后不久就统统寿终正寝。 1982年1月，我们在晋江北岸、南安丰州庙下就考古发现了一座西晋太康五年的纪年墓(14)；又据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莆田的西岩寺建山门时也发现了一座西晋太康八年(287)的纪年墓(15)。另者，南安丰州有座“自晋以来缙绅先生以及方外之侣多登憩焉”(16)的名山叫“九日山”，明天启间大理学家黄文炤曾为之作志，他在《九日山志自序》中载曰:“晋太康中，衣冠避乱依此山，迄今犹有晋朝松。”(17)“太康”系西晋第一个皇帝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281-289)，于是，从墓葬的发现和文献的记载来看，可以证实早在西晋初中原汉人就已人闽，而且也寓居于泉。在太康元年的前一年，即咸宁六年(280)，晋武帝才灭掉东吴，因此，晋代中原汉人的人闽入泉亦可能是从太康年间才开始。 正是由于西晋太康年间中原汉人的人闽，而且数量可能不少，所以，福建的佛教和道教才获得发展，开始建造许多寺庙。建造于西晋太康年间的寺庙，现见之记载的佛教寺院就有:福州的药山寺、灵塔寺、绍因寺，南安的建造寺，建瓯的林泉寺，建阳的灵耀寺。(18)道教庙观有:连江的温麻庙、晋江(今为鲤城)的白云庙。(19)泉州有这两座寺庙:一建造寺(后称延福寺)，是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原址距南安丰州的九日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768)迁至九日山南麓；一白云庙(后称元妙观)，是建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址在今鲤城区东街。于是，当时泉州一带若没有一定数量的中原汉人聚居，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焉能建造这两座寺庙？而且它们都建在晋江北岸，离当时泉州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今丰州)不远，从而说明当时的中原汉人就已沿江而居了。总而言之，晋代中原汉人南渡人闽人泉并非始于西晋末永嘉之乱或东晋时期，应是始于西晋初的太康年间。因此，“晋江”的得名定然与所谓西晋末永嘉之乱或东晋时期，应是始于西晋初的太康年间。因此，“晋江”的得名定然与所谓西晋末永嘉之乱或东晋时期的衣冠士族避乱入闽无关。此说仅是一种传说，不可为信。 那么，“晋江”之名是从何而来的呢？明万历间，泉州府经历陈懋仁在所著的《泉南杂志》中是这样说的: 泉州有浯江(即晋江下游的一段，这里应泛指晋江)，《郡志》云:“晋南渡时，衣冠士族避地于此，故名晋江。”余谓江既以晋得名，何当时人文遗事无一可称，岂简册逸而无徵？即避地事亦传闻耶!《晋书·地理志》(云):武帝太康三年，置晋安郡，统入县，晋安一也。然则武帝已举晋名其县，或不待元帝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而始以晋名其江也。(20)。据陈懋仁认为，“晋江”之名的由来当与西晋太康三年(282)晋安县的设置有着直接的关系，即取县名之首字为名。此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完全符合逻辑。 西晋太康三年(282)，由于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原汉人入闽，故晋武帝析建安郡置晋安郡，下统八县；又改东安县为晋安县，为所统八县之一，治所就设在今南安丰州。当时，晋江干流所流经之地尽属晋安县管辖，故江取县名之首字“晋”字为名是自然之事。再者，晋江在晋代之后南北朝的陈朝时，亦曾名“南安江”，即以县名之名为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曰:“陈立为南安县，因县南安，江取以为名。”(21)所以，“晋江”之名系由西晋太康三年(282)设置晋安县后而取得的观点是可信的。这样，晋江之名的由来更富有历史内涵，它表明“晋人”南渡泉州开发，促进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始于西晋初，并非始于西晋末或东晋时期。 　 注释 ①明万历《泉州府志》卷2。 ②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14”。 ③清光绪《灵水吴氏家谱》卷1:“邱逢甲《灵水吴氏家谱序》”。 ④福建《林氏两湘支谱》卷1“闽序”。 ⑤清陈国仕辑录《丰州集稿》卷14，南安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10月印。 ⑥庄为玑《晋江新志》第一编“地理志”，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 公室1985年12月出版。 ⑦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江市志》“概述”，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3月出版。 ⑧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 ⑨朱维斡《福建史稿》上册第五章第二节，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⑩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第163-16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1)永春县编纂委员会编《永春县志》卷31“文物志”，语文出版社1990年出版。 (12)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第18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13)同，第163页。 (14)林宗鸿、郑焕章、黄天柱《南安丰州西晋太康五年墓》，《泉州文史》第10期65-67页。 (15)清乾隆《莆田县志》卷35“杂事”。 (16)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山川二”。 (17)引自黄柏龄《九日山志》“九日山诗文抄”，福建省晋江地区文化局、文管会出版。 (18)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4-1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9)同，第73页。 (20)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2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