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自五口开放前后，东西列强看透清廷软弱可欺，纷纷进占。他们事先深入的调查沿海沿江各地，以图瓜分割据，各派舰队占领良港。例如俄占旅大:英占威海；德占胶州湾；法占广州湾等。至于闽南的分割法，则在他们领事会议中也分清地盘。例如九龙江流域属美，晋江流域属英，莆仙属美，福州则各国共管。日本因是后起之秀，分赃时尚无地位，但也不能不从他们那里分得一脔，故各国管区日本皆可传教。因其财力远远逊于西方诸强，只能逐渐增大。法国虽强，但亦因有其他地方，就观顾不了，只能集中力量于滇桂。它席卷安南区一带，又占领广州。西班牙天主教早已传教于南街，后建于留府埕。他们从南洋回国的信教徒颇多，财力颇大，也曾开办学校。 日本教初设于圆石巷口，后移大寺后。曾办端本日学，因侵略而被反对，以致停办。英国一向以绅士作风出现，用慈善的招牌致力于办医院，兴学校。故永春有永春医院及毓贤小学，泉州则惠世男女二医院，及培元中学、养正小学、培英女学等。兹因我幼年就学养正和培元，大学毕业后又执教于培元，且先辈也属教会，虽本人一向反对宗教，但思想长期处在中外思潮相颉颃之间。见闻不偏不倚，权将泉属的英国人琐事忆述如下: 叔父之信教 我的叔父是清末秀才，原和曾振仲同窗，年龄相近，但学问及书法皆比曾为优。曾氏亦考得秀才，彼此都很友好。到了下一关免不了上福州考乡试了，结果曾氏竟取得举人，而我叔落第，未免大扫兴。当时(1900年前后)耶稣教已立足于泉州，虽为一般人所歧视，但其主持人对于拉拢新会友，却极具耐心，专门向贫穷无依的资助。会里有余钱，每对人施以些少救济，于是互相引荐，教徒就越来越多了。(除了残废或烂疮者外，不管职业如何下贱，都不受歧视。)故穷苦者多趋就之。(牧师公开说，耶稣曾宣言:“我来不是为了好人，而是要救那不义之人。”)不过，如能吸引到一、二个地位高的入教，则影响力必将更大。我叔父因落第，满腹牢骚，教会闻知，便用熟人来拉他入教。我家族大丁多，知他入教，便群起而攻之(因入了教对祖先便无香火，等于绝嗣了)，不让他入家门。于是教会设法让他前往鼓浪屿当耶教附办学堂的教员，薪水优厚。从那时起，叔父一直在鼓浪屿授徒。当时牧师及牧师娘，几乎全是他的学生。叔父因多年工作，故在厦鼓地位很高，中、英教友及学校师生无不敬仰他。 当时有个英国牧师文高能，由伦敦派来厦门传教，想要把教区扩大到泉州，曾征询家叔的意见。那时我才三、四岁，曾看见文高能来我家看望叔父。叔父不在家，他留一张红名片贴在壁上而返(此名片一直贴到我八岁能识那三个字)。这是文高能到泉州活动中的一次(但这是他第几次到泉，我则无从知晓。估计文的来泉有多次，从前西街老吴牧师曾多次提起“传教活动常被群众捣乱”，于兹不赘)。稍后，我家反对叔父的入教事，已稍缓和了，因为他从厦返泉，每次都带回许多薪水(工资)，比当穷秀才好得多了。 叔父在厦授徒甚多，包括漳、泉、厦三地的学生，从泉州教会派往鼓浪屿就学的也不少。王家笙、黄远岫等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凡是学习西医，都必须先往鼓浪屿教会学堂读上几年，才有资格入医院学医。所以黄中流、苏天赐、陈浴波、王承宗、清伯濂、陈清源……等早一辈的西医，我家人如有病，一叫即来，不敢坐轿，不敢收礼，药钱都只记帐，因当时习惯，不但尊师，而且尊及其亲近戚族。 文高能办培元，把主办人属意于家叔，因他是泉州人。但家叔在鼓浪屿驾轻就熟，不愿来，这事就搁了。到了安礼逊由英来厦，英领事原拟把他安排在鼓浪屿英华专院，但安师爱好足球运动，英华球场太小，他看不上眼，而泉州却大有发展余地，故他决意来泉州办培元。但是办中学没有华人当中学舍监是不成的，家叔乃推荐黄远岫当中学舍监，小学舍监原是颜金锭，后改吴炳规(也是从鼓浪屿教会学校毕业的)。 洋人不信鬼，他们选择有扩展前途的宽大与静寂的地方为建校地点，因而先购买既偏僻，又荒凉的平水庙巷两边土地，南边建为住宅(即今邮电局所在)，外人如医生、牧师、教师等四五人，便住了一大片地方。北面东段，地面也不小(即现在幼师)，当时建了大小二座双层楼房。大的是培元中学堂，小的是养正小学堂。学生大都住宿，因为他们多数是城外教会子弟，须寄宿，但为数不多，中小学合计不上百人。后又增建一座礼堂，开大会时，学生从未坐满过。中学高年级，有时一班只二人(我是光复后才人小学的)。其时中学虽有四级，但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人数之少，可想而知。由于水平参差太大，有时不得不叫出某班学生到别室讲授。学科也不全，因为外科学(“外科学”是指当时从外国引进的学科)的教师难于延聘，而当时政府尚来不及发布应习的课程，实际只是因师设课。只要圣经读得熟，对神诚心，就算是办得不错了。 学校秩序很好，当时以神治校很省事。学生犯错误时，只要叫去一同“祈祷”，便可在神面前改正，下午课后，一般都有运动。夜课自修必点名，分配教师督促自修兼答疑。圣经是必修的，但实际相信的极少数，除家庭养成迷信者外，其余多是顺口溜而已。但如我这不信教的，圣经一门只要能读，也就算了。我自入初小至中学毕业，直到教中学，皆公开反教。外国教师也只是稍稍婉言劝导，而不是什么“批斗”。因为他们恪遵信仰自由，只用诱导，绝不强迫。帝国主义的办学行医，虽有其侵略目的，但是只要尔不入他们彀中，不贪他们的助学金，则他们亦没奈尔何。最怕你接受他们的资助，就要依照他们的意图行事。不过也曾见有受他们栽培到毕业后，却自行其是，外国人对他们也同样奈何不得。最糟糕的还是华人帮凶(如牧师、传道、舍监等)，胁肩谄笑，代他们运谋筹策，成为洋人的鹰犬。 罗励仁在培元 对于外国人，我把他们分为两种。 一种是轻视华人并为其侵略作准备的外国人。如1913年，曾有一个英人来当“总理”，当时外人办的学堂或书院，不设院长，只派一位总管校内一切事宜，取名“舍监”。遇有较大事故，则须请示洋人“总理”(我们呼他为“当先生的”，可能他姓ADAM)。他对学生极为蔑视，傲慢无礼，不可一世。几乎使人不敢或不愿与他接近，幸此人来校不久就他往。 另一个也象这一类的外国人——罗励仁，肚子里是轻视华人，但他是看人行事的。罗身材矮小而健步如飞。他经常在星期六上午起程往永春，下午到达，计步行一百华里。星期日在永春播道，星期一下午即返抵泉州，几乎长年如此。教学方法亦甚生动活泼，很少指责学生。但是另一方面，他性情急躁，常常为了小事，便到县(晋江)堂大发雷霆。有一次，他丢失了东西，硬指说是自己的佣人偷去。佣人不服，罗就将他带交晋江县拘留。日久因无实据，卒由其牧师说情，才予释回。又有一次，罗励仁出门回来，由于过度劳累，鞋带顾不得解开，以一脚的鞋尖蹬脱另一脚的鞋，就用脚将鞋摔掉，疲而就寝。越早起床，找不到鞋，硬说是佣人偷的。佣人大骇，之后，遍找无着，几乎又要抓佣人了。后来佣人帮他寻找，发现鞋在帐顶，罗自知是昨夜摔脚用力太猛，致鞋飞上帐顶，与佣人无干，事乃平息。姑娘楼(在小城隍边)每次丢失东西，亦皆罗责成县长去找。罗的轻视华人，可见一斑。罗在培元同时充当特务。三十年代，初有收音机。罗就有一架箱式“收发”无线电机，可能是英特务机构分发给他的。他每星期日，总带着佣人上清源山。在茶厂(早年由绅士合股开办的)的旧楼上，特辟一小房间，不许他人(包括佣人)进入，他直住到隔天才下山。这应是在夜间发密电向其上级告密。抗战时期，收发机更精密了，罗又得了一个小枕式机放在床头。其时，培元经费甚乏，但罗身为培元的西人负责者，却于每星期六晚，都要花很多钱买茶点，延请泉州军政界联欢，以刺探消息。当时许锡安未离职，常当众讥之曰:培元经费如此支绌，只要罗先生每次联欢会之费节约一半，就可解决问题了!“罗当英国特务”，是胜利后许其田(培元校友，抗战时参加特务，胜利后往菲)亲自告诉我的。 这时，安礼逊因年纪大，早已离泉，校事交由罗负责。由于许锡安能力甚强，罗难控制，因而愤甚。曾多次运动闽南各教会将许驱出培元，但许在华人教友中势力甚大，故罗无法实现。到了许发生了男女关系之事，罗才用违反宗教规矩，向教会控告而使他去职。之后，罗就找一个听话驯服的人来代替，等于罗自任校长了。 高扁(即高义)任二师长时，罗励仁认为他将来会大有发展，即奉鼓浪屿英领事命，往访高扁。但高原系一莽夫，举动粗卤，不知礼貌。可能也有不喜欢接触洋人的脾气，罗和他谈话，高若无其事地将脚翘到桌上，边谈边挖足趾。罗知事无可为，回培元后，十分生气，说:你们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此师长!(这次访高，大约是英领事有意要发一批武器支持高，以便日后好利用他。)民初至抗战一段时间，日本人曾多次拉拢泉州各铺的“流差”头，发给“牛腿铳”各十支左右，让他手下的“流差”练习“颠铳”(铳战的技术)，还曾组织“共济会”，以联络感情。英领事谅他也要出此策略。 罗得过文学硕士学位，他的英国文学很不错，教法也深得学生欢迎。他还延请中文教师学习唐诗。当时福州协和大学曾要聘他为教授，他不往(可能是罗在泉负有英国的特务，而协和大学又是美国办的)。 我读养正小学时，有个名叫温德喜(UNDERHILL)的英国教师，毕业于英国某大学，来泉教英语。此人和学生很接近，思想单纯，处理学生间的问题甚为公平(罗励仁则偏袒亲己者)。但他似乎纯属雇佣性质。我升中学时，他教化学。在校约七年，回国后就没机会再来了。可能此人心地纯正，不愿跟着罗励仁从事侵略中国，故被罗阻梗，使不能再来。多年后，我曾向罗询及温的生活情况，罗大提其缺点，与其返英后的困境，引以为快。 安礼逊与培元 我于民国元年人养正小学。其时安礼逊已来泉二年了。安氏一家是英国贵族，他署名的全称是A、S、MOORE ANDERSON。前二字A、S、是盎格鲁萨克逊族，也就是统治英国的贵族。凡外国人见到此二字，都相当尊敬。安师的父亲当时是伦敦警察总监，颇有权，但安师的生活看起来并不宽裕。盖外国人凡儿女独立生活，则经济分开，父子不通财。许锡安曾于1926年到伦敦，回国后作报告说:“安师母亲在伦敦是贵妇人，大宴会都请她出席，亲友喜事亦以她的莅临为光荣，故她常忙于宴会。”从这就可知A、S、在英国的地位了。 安师是独身主义者，其妹亦然，名叫温姑娘，曾在泉州工作一段时间，后来我就不知了。外国人独身生活是平常事，尤其是牧师。安礼逊品性纯真，待人温文，连对孩童妇女都彬彬有礼，从不轻视中国人(如罗励仁之类，则外恭而内倨，歧视我国人)。 来泉州的英国人，不论男女都未见过抽烟(不象沪、厦的外国商人，则多抽烟)，谅是教会的禁戒。安师爱好的运动第一是足球。初来培元，常带学生到“箭道”(今体委运动场)踢足球。越二年，学堂承购花棚下的“火药局”废址(即今郑成快楼及足球场一片)。又一年，就从鼓浪屿请到傅维早来开工建筑。大约是1914年，中学部就从平水庙迁到花棚下，而小学部仍留平水庙，由吴炳规负责。当时食、宿、读皆在郑成快楼(其时楼额题“培元中学堂”)，建筑及常年经费是由伦敦教会负责的。到了欧战，教会经济困难，安师才往星、菲募捐以扩建。从前，每年开一次会，叫“常年会”。会上安师总是向师生提起校史。必先讲校徽是他亲自设计的，图象一边是“蜡烛”，下面拉丁文VERITUS，意即真理；另一边是十字架LIVERTUS，意即自由；中间写着I SERVE，意即服务。我想这三点，对迷信宗教者来讲，自然是理解为要相信耶稣的真理而得救，也才能救他人，即“为他人服务”；若对一般不信教的人来讲，将十字架改掉，则照旧可以认为，学习才能懂得道理，精通了学问才能运用自由，也才能为人们服务。所以换掉十字架，这个徽章仍是很有意义的，正和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目的是相符的。而他还提出要先学习真理，直到能运用自如。若没有这个前提，空言服务，也无济于事。未谙该行业的基本功，而从事于服务，哪能服务得好呢。安师也喜爱网球，常同高年级学生对打，未尝看到他摆出老师的架子。 安师来泉后一年，便从英国购来一橱物理仪器，如抽水机、压水机、静电起电机、真空抽气机，及真空二半球、辐射叶片旋转仪等，排列在楼下过路两旁(尚在平水庙时)，让学生观览，有时也曾表演。他又喜欢给学生以益智的玩具，衣袋里每每藏上一、二件，遇学生休闲时，便拿出来给学生“解连环”，看“万花筒”……等等。凡贫寒学生，高年级者，他先给钱叫学生买纸笔水彩绘大幅地图，加上水彩，写上地名，裱褙成卷轴后，到了暑假，就带往福州鼓岭等外国人避暑处，向避暑者兜售，意在半捐半买，将所得钱用来助学(即给绘图者以适当的工值)。 安师喜欢引进西方新事物，如泉州之有热水瓶，首见于培元，是由安师从外国商店成批购来，照价卖给学生家庭的。当时瓶只容一磅水，每个价格一元。自来水笔每支价格2.5元，当时只有极少数富家子弟才买得起。留声机虽已有华侨带入国，但人家不明发声原理，安师特意搜购一架卷筒式(即唱片不是圆盘而是空筒的)到校中开会时播唱。这一留声机上，并附带有空白腊筒，可让物理教师和学生自己录制唱筒，随时放唱。当时盛九昌照相馆的镜头不够优良，安师就替他从伦敦买一个高级的，从而提高了盛九昌照相片的质量。安师是牧师衔，但很少上台布道。他的祈祷词也极简单，比那些真迷信者的冗长，好得多了。 培元的常年经费，原是伦敦教会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钱无来路，安师曾在休假时回英(因他是贵族，不必当兵参战)，目的是要捐一笔经费。但是(下面是安师的自述):我们英国惯例是不许随便向人家捐款的，只能在朋友中间提出自己回来是要替培元募捐经费，朋友们自会在亲友中散布此意，然后让人家自愿解囊。岂料，到了休假期快满时，尚无人捐献。正在失望之际，忽然收到一封信，不署姓名，只写了“我愿意捐资作你校常年的经费，可凭此函向某某银行支取。”安师当然喜出望外，就写信托该银行问他尊姓大名和住址，以及捐款后，对学校有何要求。复信来了，还是不具姓名和住址，只要求每年寄给他一张该校全体师生的照片就够了。安师带了款项回泉，喜不自胜，只是捐款人为谁，终不得而知。培元每届常年会，便拍一张全体师生的照片寄给他，而他也从未回复，只是逐年按时汇出如数的经费，用不着催。后来，培元为要制一首校歌，去函(仍由银行代转)请他作一支歌曲，好让师生知所感谢。他谅非文人，没能作歌词，只寄来一张歌谱。罗励仁就将此谱寄去英国，托某诗人作一首英文校歌歌词。因能唱英文歌的在学生中究竟不多，乃由许锡安意译为中文。所以，现在培元的校歌词很不象话，但唱熟了，也习惯成自然。后来，我在北京听到帝俄的国歌，竟和培元校歌的调子完全相同。因此，我猜当时出资的人，可能是俄国富翁移居伦敦者。至于这笔常年经费，到何时停止汇来，我却不知了。 郑成快楼，原是于1914年用伦敦教会之款建造的，石额刻“培元中学堂”。后来郑成快的捐款汇来时，适逢学校经济困难，动用了。乃由学校去函，商得伦敦教会同意，将楼额改名为“郑成快楼”。 安师几乎未曾入过衙门交涉事情。他在光复前参加中国同盟会，对当时的革命者多有掩护，所以，辛亥时期，在革命者中颇多是教徒。 周骏烈(当时培元学生)，曾私自参加晋江县某种考试而被录取，“报子”吹吹打打到培元报喜(时尚在平水庙)，安师闻讯甚喜。当时骏烈哪有赏报子的钱，也是安师代付，并说:“谁说培元汉文水平低呢!”颇为得意。 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当时安师曾说他带盛九昌见孙中山时，偶尔提到他父亲对孙中山脱难有关的事，因我只注意求题字，而将脱难经过模糊了。在辛亥时，革命党人都说孙是其师设法营救的。安师的父亲当然不是孙的老师。不过，他是伦敦警察总监，孙的老师应该是经过他的同意才能释放的。 “共进大同”四字，是孙中山在广州开府时，安师晋谒，盛九昌亦随行(因二人皆同盟会员)，安师请为题字，盛亦要求，故同时各得字一张，《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泉州培元学校史话》谓是许锡安请题的，非也。 许锡安亦请孙中山题字，那是题在捐册上的。题的是“兴办教育”四个小字。为倡始捐资起见，孙又在捐册里写上“孙文敬捐贰拾元”。至于交款与否，则不得而知。该捐册恐早已遗失了。 孙为安师题匾在前，为许题捐册在后，并非同时。 安师为人诚实，不善辞令。许锡安当校长时，安师曾托人从英国买来六粒足球(英国制，质量好)，他兴致勃勃地拿来，要向许师报销。许师怒斥说:“我校哪有这么多钱可供花费!”安师不好意思地说:“那么这球的钱就归我付吧。”这才了事。1929年，安师到上海，心想校中的风琴已老旧了，应新买一架。但恐被许师责怪，特发一电报给许说:A MULTRY-ORGAN BOUGHT I PAY HALF。就是说，买了一架“茂德利”风琴，我出一半钱。因他恐怕再挨许师之骂，故宁愿自付一半。 培元英文名叫WESMINSTER CO11EGE，是安师自己起的，因安曾在伦敦的该校就读。WESMINSTER原是一个大教堂(即威斯敏斯特教堂，WESM INSTER ABBEY)内葬着许多名闻世界的文学家、科学家，几乎为整个西方国家所景仰。所以我们在国内，遇到西人打招呼时，提起我是WESMINSTER CO11EGE的学生，他们一听就先起好感了。 关于培元挂起“共进大同”的匾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因为孙中山当时屡遭挫折，势单力薄，人们对他尚不甚看重。一个人的伟大，虽盖了棺尚不足以定论，要经过长时间考验，才能真正看出。 安师曾保过“寿险”，长期逐月交保险金，保期很长，可能要到他本人死后，才能领到。他曾多次嘱咐这条款领出后是要充作培元经费的。临解放时，他曾特地回校视察一次，那时也提过此款。解放后他死于国外，此款就不知落在谁手。但从这个心愿可见他一心为培元。 培元第一、二、三届的中学生，都无毕业，或非正式毕业。直至吕振中、蔡保和这班，才真算毕业，然所学的学科，亦多不全。只有英文多读，汉文照读，物理、化学则从未聘到合格老师。高年级一些数学课由安师教，至于理化、生物，那时实谈不上。到了谢玉铭从燕京(即北京)回泉，才算有人负担理、数。化学由温德喜(英人)担任，略觉成样。但那时仪器、药品则相当完备，可称泉、漳、厦之最。自此以后，除体操、图画外，其他学科就逐渐齐全了。 永春也有英人办的医院，在我读培元时，曾有一名英国医师名马士敦者，先在惠安医院后召到永春，初时对地方事多有干涉过，但还相当可以。后期他就不愿出入衙门而专委他的医徒黄汉中办此事，所以黄成了亦医亦绅的南安势力人物。而马氏对医术专心研究，写了多篇论文寄回英国刊发，获得英国医学会表扬，并赠他一套X-光摄像器。当时永春尚无电灯，故该机乏了电源，英医学会特购来一套柴油发动机及直流发动机；同时为了预蓄电力又附设了一百二十个铅板蓄电池，每个玻璃池约14×10×8时，各贮阴阳铅极二大片，并附来工业用硫酸多缺用，马氏特建二间房，一专发电及蓄电；另一专作透视。这套透视机可能是福建首见的。马氏因论文评价很高，竟被北京协和医院聘作教授，整个二十年代都在该学院，泉州西医亦多往永春向他学习。 泉州民初，尚无人会建洋楼。开始是自安师往鼓浪屿向教徒中之精于建洋楼的许春草(同安人，基督教徒)，商拨一名工头傅维早(早司)来泉营造。安师全盘信任，图纸由他设计，价格由他拟定，一概照办，早司从而名利双收。从此，商界侨界欲建西式楼房者，慕早司之名，都来聘他，连修理泉州东西塔也是早司当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