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统一战线是我党三大法宝之一。解放战争年代，我们在泉州古城开展地下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个法宝，因此，在建立隐蔽的革命基点、联系群众、开展政治宣传、筹粮捐款方面，在营救难友、策反、搞情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利用统战关系，建立隐蔽的革命基点 1947年泉州城里出了叛徒，地下党组织转移到城外。为了在城里有个立足之地，我们通过单线联系与蔡载经、吴文藻、陈盛圆、欧阳琪、郭慕良、史其敏等民主人士联系。他们或通报信息，或为地下党员提供住宿。最突出的史其敏，为我党在城区建立隐蔽的革命基点贡献了力量。 史其敏在抗日初期从事木刻工作，因受我党的影响，作品反映进步思想，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之中。抗战胜利后，在南街头开设“都丽照相馆”。他广交文化界朋友，军界、政界爱好照相艺术的也交陪，成为泉州城里的知名人士。 1947年夏，史其敏在其好友许有辉和我的介绍下，于晋江县英墩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主动提出要做他老家(泉州城里梅石保)保长候选人王天水的统战工作。王在抗战时曾养奶牛，与史有交往发展成朋友。他为人爽直，讲义气。此时，当局要安排他任梅石保保长。王要求史出任该保乡民代表，与其合作。史将此事向地下党支部汇报，请组织上决策。支部因王天水曾任晋江县参议长黄克诚(原民军旅长)的卫兵，在伪政界是基层骨干，如果承诺合作，有利于掩护史其敏在城里开展地下工作。经报请上级批准，史其敏出任伪乡保民代表。 1948年春，泉州中心县委派我进城工作。我以史其敏朋友的身份寄住史家。经一段往来，我也成为王天水的朋友。我们利用这个关系，让一些策划劫狱和壮大游击队组织的地下党员两次进城，均住在史其敏家。同年5月间，梅石保缺保干事，我们把共产党员郑炳山推荐给王天水，王果然接受。王天水因工作关系常去黄克诚处值班，碰到这一情况，保里的事务就由保干事处理。这样，这个保就被我们所控制，成为我党在城区隐蔽的革命基点。我从1948年5月到1949年5月都住在这个保里。有一段时间，我与郑炳山同住在保办事处。我们在这里办公、开会、接头、印发传单、保管文件和书报，把保办事处变为我党在城区的工委机关。 为了使城市的地下工作更为隐蔽，基点更加可靠，我党城区工委决定，开辟第二个基点。1948年秋，我们通过泉州北郊泉埔保(花园头村)保长陈国顺(统战人士)和地方绅士的关系，疏通县教育科长苏××，批准我们承办泉埔小学，从校长到教员全部由城区工委派进，终于建立了第二个革命基点。 紧接着，我们通过民主人士在西门外丰州镇埔头村，建立了一个新基点。 值得提及的是民主人士画家李硕卿所起的作用。李硕卿是史其敏的国画老师，早年倾向于我党。他的侄儿李克聪是我在“德师”的同学，通过联系，关系就更加密切。1945年，当局怀疑史其敏和许有辉是赤化分子。为了释疑，李硕卿向前来拜他为师的国民党兴泉指挥陈重说:“史、许两人不是什么共产党”。陈听老师的话，这就对他俩起了保护作用。1947和1948年，李硕卿两次找他的朋友——伪县政府教育科长苏××说情，让我去英塘保国民学校当校长，让杨文山去泉埔小学任校长，促使这两个地方发展成为我党革命工作的基点。1948年冬，泉州中心县委想恢复陈家繁的组织关系。陈与我党失去联系多年，恢复关系是否妥当?我们通过李硕卿了解陈的情况，情况搞准后，又通过他与陈家繁联系上，终于恢复了组织关系。1949年元旦，我们假李硕卿的画室，召开了泉州城区第一次统战座谈会，为我党在城区较广泛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二、争取国民党官员，营救被捕同志 争取国民党政府官员为我党办一些有益的事，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通过多种渠道，营救了许多被捕的同志。 保释。1949年6、7月间，闽西南地下党员林珠玉、高心二位同志，在永春被捕，被送到325师政工处。在该处工作的邓炳铨得悉后，主动进行营救。经疏通关系，该师政工处提出，只要有铺保就可以保外就医。他们有一同乡在泉州开达华行，有资格作铺保。但老板有顾虑，犹豫不决。我们即积极去做工作，终于打通达华行老板的思想，出具保结。林、高二人即得以获释。 轻判。1949年1月间(农历除夕夜)，泉州中心县委开完扩干会议。散会后，中心县委候补委员王朝阳在返回原地工作时，路过水头不幸被捕，被送入泉州监狱关押。正月初二日，许集美等同志要去福州开会，交代泉州城区工委要尽力营救。我们在研究如何营救时，史其敏提出:杜池榕与专员林梦飞非常要好，可通过杜想办法营救。杜是资本家，在泉州南街开设挽回卷烟厂。城区第四支部书记黄福海，公开身份是税务员。他因收税与杜池榕结成朋友，后来发展为统战关系。因此，杜经常捐款给地下党作经费，还送给一把小手枪和一套1934年摄的瑞金烈士纪念塔照片。当时，我去找杜池榕，对他说我们有一个同志于除夕夜在水头被捕，关进泉州新狱，委托他找林梦飞说情释放出来。杜满口答应。过了3天，我再去找杜了解情况。杜说:“我已找过林梦飞，他承认在南安水头抓到一个叫陈桃的共产党。林还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材料，用手一拍说，这是从陈桃那里缴来的共产党员花名册(后据王朝阳说，花名册中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还有一把手枪。林还说，我现在不抓共产党，要抓马上可以抓到一大批。可是要放人有困难。因人是军统特务抓的，我无权放”。听杜说清情况后，我担心林梦飞知道王朝阳是地下党领导干部，就回答说:“陈桃(王朝阳的化名)是个交通，林梦飞既说不抓共产党，要能把陈桃放了，岂不更好?”后经杜多次疏通，林答复说:“陈桃如放到别人手里有被枪毙的可能。陈桃是军统特务抓的，我无权放人。但作为专员，一办共产党，二办土匪。我有权将陈桃定为土匪案，判他七年徒刑。以后再换别人来当专员，也不会再翻案，这可保存陈桃的生命。”城区工委经过研究，同意林梦飞重案轻判的做法。同时，又托杜转告林梦飞，“新狱中关着一个名叫林金妙的，也请他按土匪罪定案判刑”。林梦飞都照办了。王、林二人分别判七年和五年徒刑，保存了生命。泉州解放时，被游击队开监放了出来。 劫狱。在泉州劫狱前，出现了这一情况:“因羊枣、谌震事件”受牵连而被捕的霍劲波(从湖南派入福建的地下党员)于1946年押来晋江监狱关禁。当时看守所长乔迁，旧时与霍有交往。就将霍与三个政治嫌疑犯一起关在“政治号”牢房，给了许多方便，如“放风”时间延长，允许接见亲友，还可看旧报纸等。乔调离时交代新任所长梁文元仍给霍等人一些方便。1947年初，福建省伪行政检查团来泉检查工作，负责人舒培因(老霍的同乡，老上司)特地到监狱去看望老霍，告诉说“堪震已释放”。还对梁文元说:“霍劲波原先是我的部下，现有病要给予治疗”。由于有上述情况，这就为我们劫狱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是，老霍把一些被捕的同志争取进“政治号”，结果，建立了秘密党小组，使狱中斗争有了领导核心。其次是，便于与外面党组织联系，我们去探监，不论是见到霍劲波还是施能鹤(被捕前任泉州中心县委委员)，都能在狱内接见厅坐下来细谈，共商劫狱的计划与部署。第三，便于发动犯人进行反虐待和反陈扣(囚粮)的斗争。在狱里狱外连续做工作之后，泉州城区党组织认为劫狱的条件成熟。1948年6月28日，我游击队派出四名队员，顺利地从监狱中劫出了霍劲波、施能鹤、王新井、傅维葵、林泗太等五位同志。这次营救被捕同志是出色的一次斗争。 三、民主人士在宣传工作上的有力支持 城区工委对有统战关系的民主人士，进行经常性的思想疏导工作，使他们接受教育，支持革命斗争。有些民主人士起到了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有的民主人士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了宣传，这比我党的宣传作用更大。记得1948年6月劫狱后的第二天，《泉州日报》编辑部郭慕良编写一则新闻报导，题为“晋江县地方法院看守所发生劫狱》。“发生劫狱”还用一号黑体字，特别鲜明。“越狱”与“劫狱”，一字之差，但性质不同。“越狱”是犯人逃跑了。“劫狱”则是共产党游击队进城来劫犯人。它告诉公众，泉州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壮大到有力量、有胆量进城来劫狱。这就起了特大的宣传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使国民党当局惊慌万状。伪县长林逸生亲临《泉州日报》社训斥社长陈荣祖说:“全城报纸都报“越狱”，何独你们报“劫狱”，这不是有意倒我的台吗?”说得真不错，这个伪县长果然倒了台。由于《泉州日报》的带头报导，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不少报纸都登刊“晋江地方法院发生共产党劫狱”这件新闻，一时轰动了海内外。 泉州著名民主人士吴文藻，是位老归侨。早年在海外参加同盟会，与泉州地下党联系也较早。他视地下同志若亲人，并特别怀念吴伦炎同志。1948年任新隅小学校长，我与他见面时，他向我要求送他一份《华商报》，我通过上级组织通知香港支部直接寄报给他。他把《华商报》摆在学校阅览室里任人公开看。我曾提醒他，这会引起当局注意。他却说，“这有何妨，我吴某还没一两个朋友从南洋或香港给我一份报”。结果，他坚持把《华商报》公开让人阅读一直到泉州解放，当局也不敢奈何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这份进步的报纸，能长期与群众公开见面，其影响的确很大。 四、在策反斗争中民主人士发挥的作用 1949年8月17日，国民党325师副师长陈言廉率部一千多人在泉安路上起义，原因很多，但与民主人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对陈的策反工作，首先是从许子杰开始。许是陈最敬佩的老师，他与许集美又有世交之谊。因此许挂着双方关系，首先去做陈的工作，要陈起义。其次是长期与党合作的民主人士许书纪(许集美的三哥)，青年时代与陈言廉同学。书纪在香港时经常寄进步书刊给陈，使其接受革命教育。第三是林梦飞。陈早年跟随林梦飞，是林鼎力培养起来的。在解放大军渡长江，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局势下，林梦飞与泉州地下党联系准备起义，这对陈有直接影响。于是，陈主动请许子杰找许集美的父亲，要求与地下党建立联系。当国民党当局下令调陈去金门的紧急关头，陈毅然起义。 林梦飞的反戈成功，同样也与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有密切关系。1949年2月，城区工委通过民主人士杜池榕找林梦飞保全了被捕的王朝阳和林金妙的生命，林与我地下党建立了关系。4月间，林通过与我有统战关系的民主人士王冬青(泉州《群力报》社总编辑)来找城区工委要求挂钩，经过两次间接谈判后，把关系转给泉州中心县委。不久，林调厦门警备司令部任参谋长，泉州中心县委曾派员与林联系。八月底泉州解放前夕，厦门形势紧张，林梦飞只身逃出厦门，经转折找到泉州中心县委，表明要起义，后即转给解放军第十兵团情报部。林梦飞起义后。对解放厦门作出了贡献。 五、筹集粮款，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当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成立时，军需物资奇缺。1949年6月间，由泉州团队派陈文进城与第四总支黄福海、吴岑成立“晋江供应委员会”，向杜池榕、南国商场、谦益商行、华通商行、博得堂和杨遵威等爱国商号和民主人士劝募，募到银元和美元2900元(其中杨遵威独捐1000美元)，还有胶鞋、毛巾、雨伞等物品。还向共和药行、界平药行和民主人士洪明哲、陈国顺以及驻开元寺×卫生连募捐一大批药品。上述军需物品共有22麻袋。 1949年8月初，解放大军已进入福建，上级要泉州城区筹集50万斤大米，迎接大军南下。当时如果由各支部筹募，可能会惊动敌人。即改由“晋江供应委员会”出面向晋江县商会筹募。起先，通过有统战关系的杨吉爻去找商会会长丁子意，要商会捐50万斤大米，丁表示答应。为了尽快落实，黄福海、吴岑于凌晨闯入丁子意卧室，说明筹粮的原委，丁表示一定照办。泉州解放前，这批大米全部筹齐。 在解放战争年代，泉州古城的民主人士拥护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运用他们的特殊身份支持革命。他们的事迹不能抹煞，他们的贡献值得宣扬。当此文将结束时，我衷心祝愿我党和民主人士长期共存，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