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0年11月由晋江专署教育局调永春城关公社工作，至1963年回老单位，在那里度过了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即我们通常说的“三年暂时困难”。这段工作不但可以看出“大跃进”的后果，而且可以看出群众是怎样响应党的号召，战胜困难的。 “大跃进”带来的问题 1958年的“大跃进”，在永春的农村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公社、大队为了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从生产队或农民家里无偿拿走了木材、家俱、铁器、铁锅等，刮起了一阵“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大批劳力上山参加全民大炼钢铁，农忙季节回不了队，影响农业生产，加上生产瞎指挥，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 因浮夸风，谎报粮食产量，争放“卫星”，上面根据虚报的产量确定征购任务，产生高征购，购了过头粮，实际上是“购口粮”，而不是购余粮； 高征购的结果，农民吃不饱、饿肚子，生活水平下降，发生营养不良、浮肿、妇女闭经和子宫下垂四项疾病，导致非正常死亡； 上面任务压得紧，不完成任务，就反右倾、批判“富裕中农”思想；下面干部为完成任务，就不择手段，扣发口粮，批判斗争，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 省委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决定全省抽调300多名县处级干部加强农村第一线。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永春的。省委还决定永春县作为全省整风整社的重点，由地委副书记李英贵带领一批工作队，负责该县的运动。 城关公社是全县8个公社最大的公社，人口、粮食产量、征购任务数都是全县四分之一左右，也是问题最多的公社。在发生“左”的错误时的那个公社第一书记调走了，县里一个检察院院长暂时代他的工作。李英贵叫我去城关时对我说:县委谁都怕去城关，你有没有信心。我说试试看。他说:好吧，就这样定了。因此，我对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 我到永春后，没有立即到城关公社，而先分配到东平公社的东关大队当工作队员。那是一个秋收的季节，稻子长得不好，地瓜长得也不大。大队办有公共食堂，工作队统一在食堂用膳，1斤大米配24斤水煮成的稀饭，米汤清可照人脸。每人一壶，我们吃不了那么多，把上面米汤倒去一部分，留下稠的，充了辘辘的饥肠。东关茶场的职工，都是当年印尼排华回来安置的，他们不堪其饿，个别的晚上到大队的地瓜田里挖地瓜，农民发现了，他也不走，有人说:他们身上带着刀。农民也不敢靠近他，报告了工作队，工作队也无可奈何。我在东关大队半个月回城关公社了。公社没有食堂，同附近儒林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食堂“三共同”了。一天，我无意中照了照镜子，怎么“胖”了?公社一个干部用大姆指把我腿上用力一按，凹下去的皮肤好久也没有上来，他说:你水肿了! 我到公社后，第一件事是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公社一个同志同我去德风大队。那是一个每人平均有2亩多地的余粮队，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的征购粮，这时却闹着饥荒。七、八个群众围着我，诉说这里不久前发生的惨状。他们说，我们没有东西吃，人饿死了，活的也浑身无力，弄得开墓穴、抬棺材都没有人。我说:“你们每人有2亩多地，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他们说:“上面来的干部命令小株密植、移苗并坵，稻子只长叶，不抽穗，哪来稻谷。大队长想不通，上吊自杀了。”我看见几个农民冻得直打哆嗦，他们问我有没有衣服救济点。回公社后，我打电话向县委书记报告，县里从体委的运动服中送去几套，权当救济品了。 公社干部还告诉我:有一个大队，一天之中死了三代:祖父、父亲和儿子。死人的事到处发生，有死在厕所里的，有死在草堆里的，有过了几天才找到尸体的，真够凄惨。群众说，县里一定出了“奸臣”，否则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据说那时粮仓还有粮，分管的县委书记就是不发粮，他硬说群众瞒产，家里还有粮。真正是“官僚主义害死人”。 我到城关公社后，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期已基本过去，但“四大疾病”仍很严重，人们仍然没有逃脱死亡的威胁。 像当年斗地主一样的斗“坏干部” “大跃进”时期上面任务压得紧，动不动大会点名，县、社、队逐级评比，好的表扬、送红旗，差的插白旗，干部压力很大。为了争第一，分配任务逐级加码，汇报成绩层层夸大。一个公社书记同我谈他的经验:县委开会汇报时，我常在后面报，先听别人的数字，到我汇报时，我的数字加上去，超他一点，结果先报的落后了，后报的先进了。浮夸风就是这样产生的。 1959年的“反右倾，鼓干劲，大战八九月”一直反到下面去。完不成任务就是“右倾”，轻者批评，重者斗争，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群众，最绝的一招就是扣发口粮，没饭吃还能活吗?明知不对也只好执行。德风大队长就是这样自杀的:上级布置开夜工、深翻土，积肥料，他想个办法来对付瞎指挥，晚上把牛放在田里，牛角挂盏灯，牛走灯也动，表示田里有人在开夜工，将杂草埋在土里，点起火，烟雾四起，表明在烧土肥。他一次两次被迫得没办法，这个老实人就走上绝路了。 干部作风成为整风整社的重点。强迫命令源于上面，运动来了，上面不承担责任，下面干部就成了替罪羊。领导这场运动的地、县委负责人，布置对这些“坏干部”要象当年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搭起台子，狠狠地斗。有些干部长期分配在一个大队工作，任务很具体，强迫命令也很突出。运动一来，群众一肚子气就往他身上出。上面批准交群众斗，有的还被关进监狱。 县里开群众大会，地委领导人称地主、富农是老坏蛋，称有错误的干部是新坏蛋，把新老坏蛋一起斗。又说，群众说县委出了奸臣，现在查明，奸臣是谁，昏君是谁，把县委第一、二把手都推出去了。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表现在:一是上面不承担责任，不分析原因；二是处理不留余地、开除、撤职、逮捕，关进监狱。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从中央回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很快进行甄别平反，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干部政策，但这场错批错斗不仅在干部思想上造成创伤，而且也给工作带来了损失。 干部躺倒了怎么办 城关公社有24个大队，300多个生产队，人口5万多人，要解决吃饭问题，生产就得搞上去，“一年之计在于冬”。1961年冬，我们准备开个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大会，动员明年春耕工作。公社认真作了准备，开好这次会。按原来计划，出席大会应有400人。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可以容纳500多人的公社大会堂只来了20多个干部，黯淡灯光下，东坐一个，西坐一个，情绪低落到极点，头也抬不起来。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这是我来公社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大会开不成了，个别谈话也难得使他们开口，真叫我纳闷。 怎么办呢?下去找他们。城关公社幅员辽阔，虽然泉永德公路穿境而过，但还有好几个大队在山顶上，连自行车也无路可通，只好走路，远的如介福、洋上、外坵、鳌顶、马峰几个大队走了半天，已是汗水涔涔了，有的还得在那里过夜。我同公社第二书记林元焕等同志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走，同干部群众谈，就象拉家常一样交流思想，谈谈看法，他们终于说了心里话。鳌峰大队干部对我说:那个时候我们真怕公社第一书记，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在大队部，一听说某书记来了，他还没有踏进前门，我们都从后门走了，谁也不敢同他见面。仰贤大队一个群众对我说:我在田里劳动，远远看见某书记来了，我怕他发现，立即倒在田岸边。问题的细节找到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这次走访很有成效，为今后工作打下了基础。在他们看来，现在干部作风同过去不一样。 怎样让干部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公社干部，关键在于转变作风。在走访的基础上，公社再开一次大队干部会，来了几十人。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干部分头看他们，有的棉被带不足，我把自己的毯子给他们。为改善会议伙食，公社从畜牧场拉来一头废牛，会前一天宰了，当晚几个公社干部把牛头吃掉了。第二天开会时，我没有指名批评了这件事。中午吃饭时，我提议公社干部亲自给大队干部送饭，自己最后再吃。这么几桩小事，在干部中震动很大，他们回去后互相转告，说现在的公社干部同过去不一样了。由此入手，开始解决了干部躺倒不干的难题。此后，公社布置工作，大队就执行，再开会时，公社领导讲话时，会场鸦雀无声。社队干部思想一致，共度难关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要共度难关，当领导的要自己带头，做出表率。公社炊事员分给我的菜比别人好，我说服她，应大家都一样。自己首先要求严格，然后要求别人严格，才能服众。我听群众说，再困难也不会难到县委，他们都是吃东风楼(县干部招待所)的。我向县委书记朱坤三反映，他接受我的建议，一个通知，县委们都回家吃饭了。领导带头转变作风比发通知、作规定都来得有效。 坚决退赔，不能对农民进行剥夺 中央领导对刮“共产风”，无偿平调农民的东西态度很严肃、明确指出:不能对农民进行剥夺，这不是马列主义，必须坚决退赔。县委决定，先从城关公社做起，在县体育场开退赔大会，公社要取信于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退赔。公社党委对县委的决定很快取得共识，开会前做好准备，除非留不可的外，把东西都清点出来。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以别的东西代替，开会前一天，都搬到体育场，象是一个家俱展览会，在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 闭会的那天，城里的机关干部，我们公社的，还有其他公社的干部群众，大约二、三千人，都集中在体育场。县领导主持大会，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代表公社党委向群众作检查，承认平调的错误，保证按政策坚决退赔，并说明退赔的原则和具体办法，请他们配合公社搞好整风整社。大会通过有线广播在全县反复播送。散会后，群众把退赔的东西搬回去。 这个退赔大会开得很成功，党的政策在群众中扎下根了。他们说，想不到拿去的东西还退赔，共产党是讲政策的。又说，公社的态度很诚恳，干部的作风能像这样就有希望。他们对退赔的要求通情达理，说“十赔九不足”，能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上下一致，齐心合力战胜困难 永春，顾名思义，是个气候温和，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好地方，要说生产恢复是会较快的。但象一个经过一场大病的人一样，伤了元气，恢复尚需时日。1961年春夏之交，小麦熟了，我们公社干部下田参加麦收，看见一个妇女，在收割后的田里捡起麦穗，双手搓搓，把麦壳吹掉，就放进嘴里充饥了。 群众生活有困难，脱产干部也如此。有的一般干部每月30多元工资，在物资匮乏、物价上涨情况下，有的公社干部回家务农去了，也是出于无奈。国家为照顾干部生活，供应17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2斤大豆，2斤白糖。 怎样解决困难?首先政策要对头。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61年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取销了分配上供给部分的规定。省委对1961年的冬种，也允许“自由一季”。1962年中央又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这一系列的政策，解决了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等问题，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农村出现了可喜的生机。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问题还需一个一个去解决。 在粮食奇缺、营养不良情况下，上面提出“瓜菜代”的应急措施，这就是种瓜菜和找粮食的代用品。这里有从甘薯藤、稻草杆中提取淀粉，从野草中提取叶绿素，还有培殖含有高蛋白的小球藻。这些，我们都试了。我同鳌峰大队的干部上山采绿叶，捣烂后放在食堂的大锅里熬，把稻草杆碾碎，冲洗、沉淀，提取淀粉。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城关供销社为推广经验，办了一次瓜菜代宴，他们毕竟是行家，用米糖、麦皮、稻草、蕉芋、木薯等做成一道道味道可口的菜，有些人差点把胃撑破。因为他们有技术、有佐料，一般人家是做不到的，推广也难。 四项疾病没有根治，非正常死亡就不能停止。城关医院搞了个“蒸气疗法”，将浮肿病人关进蒸气室，蒸气一冒，病人出一身汗，浮肿消了许多，但治标不治本，饭没有跟上去，病还会卷土重来。我们研究后，认为问题在于吃不饱，发热量不够，营养不良，于是决定把全社有四种疾病的人分几个点集中，改善生活，吃糠、麦皮、杂粮、红糖，用花生油做成油饭，很有效，半个月后，大部分人都恢复健康，个别有病的留下来，公社医院再给治疗。 公共食堂是关系千家万户的问题，在生活困难情况下，食堂难以为继，不断有散伙的。县委通知，这是社会主义阵地，必须坚守，两三天就得向县委汇报，还有几个阵地，搞得我们非常紧张。正在这时，中央批转了胡乔木的调查报告，说公共食堂应该散掉。听了传达，我们如释重负，农民也从食堂中解放出来，真是皆大欢喜。 生产关系调整了，干部作风转变了，病治好了，农民逐渐身强力壮起来，生产就上去了，大家齐心合力，终于战胜了三年暂时困难。 在困难时期，农民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备战时，大批解放军从城关过境，开赴沿海，我们号召公社社员，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几天之内，大批的南瓜、菜豆、黄瓜、蔬菜纷纷送到供应站。农民在自己还没有吃饱的情况下，把刚收下来的稻谷晒干扬净，按时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他们卖的不是真正的余粮，而是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省下来的，让城市的工人、居民和国家工作人员吃的。当我们看到他们挑着粮食送进国家仓库时，内心感到:他们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真伟大，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无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