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台湾人民是骨肉同胞，休戚与共。从明中后期抗倭战争起至八年抗日战争，两地军民互相支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闽台疆土。兹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爰据史料，按时间与事件顺序，整理如下，作为对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并供研究中日战争史和泉州与台湾关系史参考。 一、明代驻泉爱国将领沈有容抗倭保台 元末至明朝中叶，日本倭寇勾结我国海盗骚扰沿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四年(1553-1565年)，大陆沿海倭患猖獗，屡犯苏、浙、闽、粤。他们遭到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戚继光的歼灭性打击后，难以立足，便乘澎湖巡检司撤废无兵防守之机，部分逃窜澎湖、台湾，作为再犯闽粤沿海的巢穴。倭船曾在澎湖分散船队，南犯泉州。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601-1602年)，倭寇又以台湾西南为据点，四出剽掠闽粤。 为配合台湾平埔族(高山族)剿灭据台倭寇，保卫闽台海疆，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一日，爱国将领、驻守泉州浯屿(金门)的福建都司、游击将军沈有容，亲率21艘战舰和泉州官兵，从浯屿冒死出海，经澎湖(剩下14艘)直逼台湾西南海岸，奇兵掩袭敌巢。倭寇未料大军突至，害怕陷入明军与台胞的包围中，仓皇出船迎战。此番战斗殊为激烈，据屠隆《平东番记》记载:明军“殊死战，无不以一当十。贼大败，尽出辎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而姑少缓师。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战益力。”“破倭奴东海上，海水尽赤。”焚沉倭船6艘，斩首15级，救回被掳的泉、漳男女370人，首次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台湾。陈第《东番记》说，平埔人“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咸以手加额，德我军之扫荡安辑之也。”台海之捷，倭寇丧胆，从此“海上息肩者十年”。 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泉、台同胞的抗日保台战斗 日本早怀占台野心，明治维新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后，更加暴露。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成立非法侵台机构“台湾总督府”，派兵在台湾南端琅登陆，因遭台胞痛击，勒索50万两白银而退出，但占台野心未死。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惨败。次年4月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台湾、澎湖给日本。举国军民纷纷上书清廷，反对割地求和。恶讯传到台湾，全台同胞“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哭声达于四野。”“鸣锣罢市”，“群情激愤，誓死保台”，提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北爱国志士丘逢甲、徐骧、林李成、林大北等人纷起组织义军，配合台南的官兵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进行保台战斗。5月25日，全体台湾同胞和刘永福、丘逢甲等爱国将领和官绅，一致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领导，草拟电报，疾致清廷，坚决表示:“台湾士民义不臣倭”，要“永戴”清朝。颁发《台民布告》，严正申明:“台湾疆土荷大清缔造经营二百余年”，“血脉相通”，是祖国神圣领土。决定成立统一机构，领导抗日保台战斗，尽力把台湾保留在祖国版图之中。但清朝决计弃台，唐景崧贪生怕死，6月内潜大陆，刘永福、丘逢甲也因失败而先后离台。 在抗日保台斗争中，泉籍台胞建立巨大功绩，作出重大牺牲。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寓居台湾淡水的安溪籍爱国绅士林鹤年写了累千上万言的策论，上呈清朝封疆大吏，详陈台湾战守形势，冀对台湾有所匡救。《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时，“占籍”台湾的进士、京官、泉州人叶题雁、李清琦、和三名在京的台籍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上书光绪皇帝，痛切详陈抗日保台大计。奏疏指出:台湾是祖国战略要地，为“东南海疆屏蔽”，如若委敌，非但“弃数千万生灵于仇讎之手”，“沿海七省岌岌可危”，而且“人心必将瓦解”。“京畿亦不能高枕”；“台民忠勇可用”，割台令颁，“皆北向恸哭”，悲怀“不共戴天之仇”，“誓不与倭人俱生”，全台尚有百余营“防勇”，五、六十营“义勇”、“番丁”，可支半年的粮械。只要据险固守，军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国效命”，保住台湾。无奈慈禧太后、李鸿章决心卖国，终弃台湾。 反割台战斗打响后，寓台泉籍同胞纷起响应，积极参加。如: 府城籍——陈子镛被推为义军“粮台”，负责筹集粮饷，带头捐献40万两白银。寓居彰化的青年诗人许荫亭号召并亲自组织义军保卫家园，写诗揭露日寇。泉州的翰林陈綮仁提出保台策略。 晋江(包括今鲤城、晋江、石狮)籍——居住台北大嵙岭永福村的东石人黄晓潭率领义军保卫台北，与日军在分水岭激战几昼夜。日军占领台北后，他还率众攻打台北城的南门。因寡不敌众，负伤后内渡厦门。林昆冈、林朝炭父子率众会同刘永福黑旗军抗日，壮烈牺牲。晋江籍台胞有的参加刘乾、林圮埔的抗日起义，投入以后的游击战争。有的不愿加入日籍，愤然回乡。 南安籍——居住彰化县土库乡的梅山官园人陈忠顺抗日保台牺牲，台胞誉之为“今之岳武穆”，在该乡竖立铜像纪念。居住台北县板桥市西南树林镇的南安青年书生黄纯青投笔从戎，参加该镇人民在铁路边袭截日军南运的军粮，并在阵地写诗鼓舞士气。 安溪籍——林鹤年毁家纾难，参加义军，襄助军务。失败后不愿当亡国奴，愤然放弃在台业产，奉母内迁厦门鼓浪屿隐居，写诗怀念台胞，鼓舞斗志。台北三峡安溪籍台胞组成五、六千人的义勇营，举着清水祖师的三角红旗为号，以清水祖师的庙宇为军械所和粮库，在三峡的崇山峻岭中打击日寇。日寇反攻，烧了祖师庙，以后安溪籍台胞重建更加宏伟的庙宇。居住台北大安的吴得福任义军哨长，一次与日军作战时被俘，逃脱后到三角涌聚众抗日。日军南下时，他回大安集结旧部，准备光复台北。为表示抗日决心，他忍痛杀死五岁幼子，与志士歃血为盟。后来吴得福牺牲，其妻自缢殉义。居住台北大龙峒的安溪籍青年高扁、赖乾，参加“聚众万余”、与日军“血战百次”的漳州籍人简大狮的义军，与日寇血战，“杀敌尤夥”。失败后，三人没有立足之地，为谋长期抗日复台大计，乃愤然返回闽南。清朝杀害简大狮，函首献给日寇，高、赖悲愤至极，在安溪当“绿林”，“反官不反民”。 泉籍台胞还与厦、漳等籍台胞互相支援，共同战斗。日军占领全台后，北部各地抗日义军首领陈秋菊、詹振、林李成、林火旺、胡嘉猷等人密商，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元旦袭击日本宪兵屯所，包围宜兰，直指台北，结果失败，但北部各地战斗并无停止。中南部的林铁等人推简义为首，在铁国山聚集人马，决定将日寇牵制在中部地区，然后乘虚分袭南北两路。他们围歼日军侦察队，包围南投，袭击斗六，突入鹿港。南部的温水溪、十八重溪、蕃仔山地区，黄国镇等“十二虎”进攻嘉义，袭击日军各路派出所和弁务署。凤山地区的林少猫，下淡水溪右岸的魏开、陈渔等部，也接连进攻日军宪兵屯所及阿公店、赤嵌、阿连等地，泉籍台胞帮助秘密运送枪械弹药，支援这次抗日起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6月下旬，林李成、陈博由泉乘商船在台中县鹿港登岛，到台南、凤山、台中、台北各地，与义军首领密会。泉州是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资金和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台湾抗日武装集团与流亡在泉的首领保持经常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其领导；泉州的人力支援；泉州又是台湾抗日分子失败后的理想庇护场所，因而台湾抗日武装斗争能够长期坚持和发展，同泉州是密不可分的。 三、反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所谓“对岸经营”。 日本据台后，为泯灭台胞的民族意识和祖籍观念，使之成为“忠顺良民”，便在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上加强殖民精神统治，如禁止讲汉语和闽南话，强迫讲日语，写日文，改姓氏，信奉日本神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竭力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 广大泉籍台湾爱国志士和文化名人奋起抗争抵制。如: 蔡培火，祖籍泉州，生于北港镇。日本据台期间，他与林献堂等人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创办《台湾新民报》、《台湾青年报》等报刊，以各种方式宣传反对民族压迫和奴化教育，争取参政权利等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民国十年至二十三年(1921-1934年)，他与林献堂发起15次“台湾议会运动”的赴日请愿。民国二十二年，与蒋谓水等人在日本东京筹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民国二十六年，撰写《劝日本不要侵略中国》一书。前后四次入狱，从不屈服。 翁俊明，祖籍泉州，生于台南。民国二年(1913年)，他在台北一带募款，支援祖国革命。民国四年，他得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无比愤怒，赶到北京，想谋弑袁贼，以谢天下。因不知地形，未达目的。翁俊明遭到日人忌恨，无法住台，返回大陆参加抗日斗争，被日本间谋杀害。 王诗琅，祖籍泉州，生于台北艋舺。民族意识强烈，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多次入狱不屈。 陈逢源，祖籍南安，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台湾文化协会理事，民国十三年与黄朝琴等人创办《台湾民报》周刊。同年赴日，发起成立台北议会，被捕判刑三个月不屈服。 李建兴，祖籍安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二七事件”发生后，与兄弟皆被日本诬以“通谍”祖国罪嫌，被捕入狱，抗战胜利才获释。 泉人勇敢冲破台湾日本殖民者的阻挠与禁限，坚持和台胞友好往来。民国十三年(1924年)，日本颁布不准惠安大岞渔民在台胞家里作客、私留渔货转售、与台胞相聚会、招聘台工、要买日货五个命令，大岞渔民嗤笑，说“臭狗又用文化侵略我们了!”限制越严，他们对台胞感情越亲，对日本仇恨也越深。民国二十一年某月某天，大岞渔民张三元渔船上的几个船员上基隆某酒家喝酒，被日警殴辱，激起公愤。水手长张马法率领30多名渔民和台胞涌上酒楼，痛打日警，这种反抗斗争，每年发生三、五次，都遭到日本停业、罚款、殴辱、坐牢等残酷镇压。但泉籍台胞不畏惧，得知消息，便多方奔走，设法营救。 最使台湾日本殖民者难堪的是，是大岞渔民和台胞的密切合作与日俱增，渔船的捕捞范围逐日扩大，南起火烧岛，北抵钓鱼岛而达琉球，几成大岞渔民的天下，沉重打击日本远洋渔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清明节前后，正是赤棕鱼发海季节。大岞渔船由基隆港结队北上钓鱼岛的前两天，基隆港务局的几个日本人抢劫大岞渔船上的几瓶绍兴老酒，被打逃走。日本诬为被大陆渔民扔下海，突然宣布一名日本管理人员“失踪”，日警如临大敌，全部出动，逐船搜查捣毁，勒令三天内全部离开，永远不准在台湾海域捕鱼。大岞渔民被迫于清明节后第五天离台，张马法临别疾呼:“台湾是我们大岞渔民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离开台湾啊!”成千上万基隆人民不顾危险，前往送行。 为了消泯大陆人民的仇恨心理，进一步占领大陆沿海，日本侵略者除了把福建作为“势力范围”外，光绪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895-190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还在闽南实行“对岸经营”，即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通过办学、传教、拉拢地方上层人士等手段，对闽南沿海地区进行宗教、文化侵略。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奉佛教为国教。净土真宗是其主要一派，以本愿寺为主寺，又分为真宗本愿寺派(西教派)、大谷派(东教派)，合称真宗大谷教。该教到闽南传播，因是日僧所传，故闽南人称之为日本教，是日本对闽南“对岸经营”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在福建设立分寺和传教所14处之多，北起惠安，南至云霄，遍布泉、漳、厦地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东教派日僧水谷魁耀来泉州传教，先在南较场附近租一民房作为教堂，称为日本真宗大谷教本愿寺教所。日本教允许教徒吃荤结婚，信仰者日多。于是又在西北隅大寺后购买一何姓住宅，改为寺院，设观音厅，供100多名教徒诵经礼佛。日本教寺还派人到惠安崇武、同安灌口传教，并在大寺后开设彰化学堂和医院，吸收教徒，派田中善立为学堂主管，每年给1500日元补助费。 日本教寺和学堂勾结地方官吏，欺压平民，包揽词讼，破坏法律，从事间谋活动，给“台湾总督府”提供情报，激起泉人的不满。最后一个传教日僧大内正雄死后，由泉州教徒支撑残局。民国四年(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泉人掀起抗日浪潮，本地日本教消声匿迹，日本教寺被废弃，弃作西隅小学校舍，日本在闽南的“对岸经营”破产了。 四、在泉州的台胞支援祖国八年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二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日本驻厦门总领事馆派来专轮，要强行运走近万名台胞返台。许多台胞不愿回台，他们中有的被编遣到崇安耕垦，有的则留在祖籍家，参加或支援抗战。 当年9月4日，厦门成立“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泉州成立“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晋江分会”。民国二十七年12月2日，石狮成立“晋江第三区台湾同胞抗日复土同盟会”，发表抗日宣言。当时晋江许多乡镇医疗条件差，返乡的台湾医生医术高，很受欢迎。他们便在晋江开业行医，对地方医疗卫生起了良好作用。“晋江第三区台湾同胞抗日复土同盟”特设九个救护所，义务救护抗日受伤的军民。 返乡的晋江籍台胞得知在大陆的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要组织他们抗日时，非常高兴，便联合写了一封致李友邦的长信，表示要发挥医务专长，为抗战服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初，“台湾义勇队”成立，其中晋江籍台胞95人。后又成立青少年团、医院等机构。他们在李友邦的领导下，开展医疗生产报国、巡回宣传、慰问演出等抗日活动。民国三十二年6.7月间，曾三次武装突袭日本占领下的厦门。他们还创作了《台湾义勇队队歌》(张一之词，贺绿汀曲)、《台湾少年团团歌》(张一之词，牛光祖曲)，鼓舞士气，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坚持战斗到抗战胜利。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沈有容《闽海赠言》 2、屠隆《平东番记》 3、陈第《东番记》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甲午中日战争》 5、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6、《闽南革命史》 7、《泉州寓台名人录》 8、廖渊泉《叶题雁与<外侮痛史>》、《爱国诗人林鹤年》、《传奇式“绿林英雄”高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