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福建省的民营汽车运输行业，其业务之所以不振、亏损，以至倒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整个公司被地方势力强行占夺，如:泉洪民办公司被王振南之民行公司所吞并，泉溪民办公司被陈佩玉所占有；有的因公司营运路线被侵占，如:高为国的泉瑠公司行驶泉洪公司路线，黄宇门的安黄公司行驶陈景午创办的安陶黄公司的路线；有的因政府兴办官营业务机构，违约提前强行收回民营公司的路线专营权，如:泉州之枫洛、枫角、巷南，及后来莆仙之福兴泉货运公司，均被省建设厅汽车管理处等官营业务机构所接办，等等。除此之外，使民营汽车行业遭受损失最大、最普遍者，还是驻军征车，土匪劫车，无票乘车。这是民营汽车运输行业的三大害，全省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是当时的政治、军事与社会情况所造成，是民营汽车运输行业的致命伤。三害中尤以军运征车损失最大，而军运征车损失最为惨重之时，是从十九路军入闽开始，至抗战初期为止，这阶段是民营汽车公司遭受摧毁性打击的时候。除民军头目自己经营之公司，如:陈国辉之泉永，陈佩玉之泉溪，高为国之泉河，叶定国之同莲，周孝培之同马，王祖清之同美外，其它各公司均无可避免。但各公司因其经营路线所处地点，当时当地社会情况，军政时局的变动，以及各公司自身之靠山背景的不同，其受损之项目与损失之轻重也各有不同。 军运征车，初时以泉州之泉溪、同马灌角，后期之枫角、泉永德及漳州之漳龙，与龙岩之岩潮等公司之损失最为惨重。而泉州之安溪与漳州之漳龙二公司，则因其路线特殊，故其劫车次数最多，财物被抢与人员伤亡之损失亦最大。泉州之泉溪、泉官水、同马灌角，及后来之枫角等公司，则以无票乘车最严重，其短途客运之白票常占半数以上，福州与厦门之市区公共汽车亦如此。今就回忆所及列述其情况於下。 一、驻军征车 驻军征用汽车，在北伐前，公路初开，公司初创，路线短，活动范围尚小，称为“封车”。北伐成功，建立南京政府后，加强公路管理机构，路线发展较快，军政的变化亦较频繁，汽车开始被征为军用运输军车，乃改称为“征车”。 征用汽车用途有二:一是驻军头目自己出门或接送宾客，封用小车，偶尔搬家也封用货车。泉漳两地城市改建较早，街道拓宽可通汽车，此时南北军之头目均尚未自置汽车，故向公司要车。“封车”大多在城里行驶，长途亦有，但甚少，且路线亦不长。“封车”均系白用不给运费，公司遭受损失。但南北军头目也讲面子，对司机均有奖赏，对司机来说是个好差使。城市用车一般给5元(当时中国银行钞票与银元同值)，如系接送宾客，请与被请双方均给赏，则可得10元。长途用车最远也不超过三、五十公里，常给10元。土著北军团长赖乾之妻较阔气，用车常赏10元。民初物价甚低，1元可买大米20余斤，猪肉或花生油各5斤，这种好差使(当时司机工资每月30至35元)，司机均争着要，互相间称5元为一条黑毯子，10元为一条红毯子。因中国银行5元钞票是青黑色，10元是红色。1927年，民军团长陈清沂(绰号干塞沂)由安海封用小车来泉州，泉安公司因司机刚好不在，而修车厂缝匠(缝车座垫的工匠)、小盈岭人、旅菲归侨蔡段会开车，看到好机会，自告奋勇报名代开，公司为应急就同意。结果，蔡段因对国内路况不熟，中途经过林口乡时，前轮冲上路边石条(农民晒稻草将石条覆盖)，小车受剧震倾翻，陈清沂脑部被碰破裂当场毙命。蔡段逃往厦门，旋避难南洋。泉安公司背景较硬又有钱，急找人调解。结果停车数日，前后共赔偿2万余元，费时2年才了结，这是泉州社会轰动一时的大事。1926年初，驻泉北军旅长孔昭同，买来旁边有船形座位的三轮摩托车七、八辆，常自己坐一辆居中，其余乘坐武装马弁，前后左右护卫，威风十足，众目睽睽。孔常在威远楼宴请宾客，时笔者家住威远楼前，故常看到。北伐成功后，驻泉部队头目均已自置汽车，封用小车之事就少。 另一种征车是部队调动或发生战事，征用大型客货车运送士兵及军用物资。这种用车较多，运程亦较远，公司自必受大损失。司机常受士兵殴打，或在前线被打死，也是个坏差使。如泉永德司机吴查某死於永春小岵。东路北伐军入闽时，驻泉北军旅长孔昭同从海道逃沪，驻漳之师长张毅，系从福泉漳旧大路逃至闽江边被歼。他从漳州征车，只能用至江车桥，经泉州地界，只能从安海征用泉安公司之车至泉州南门外之华洲(当时顺洲桥及顺济桥均尚未改造)，再由泉州征用泉洛之车到桥南，惠洛之车到惠安。惠安以上就得全靠跑腿了。1930年，海军陆战队第二旅(旅长林寿国)调防泉州，曾从莆仙征用全部个体商车数十辆运兵来洛阳，其中少数小型车还架跳板越过洛阳桥到达泉州(晋惠交界石牌坊下有石门槛)。以上这几批征车，均是一次性单程用车，损失虽大，公司尚可支持。 1930年下半年，陈国辉接防泉州，秋季在南安诗山召开安南永三县运动会。当时笔者在设於会通巷黄文简祠堂的私立泉州中学求学，因学校负责人与陈国辉有交谊(陈曾来校演讲)，即派车运泉中(当时称私中)全体师生往诗山参加运动会。会毕还派车送师生到永春城参观，再由永春经诗山过保福岭到美林，过渡到溪尾，用泉溪公司之车运回泉州。此时泉洪公司已被陈国辉的泉永公司吞并，诗美线是陈佩玉创办的诗美公司在营业，泉溪公司亦被陈佩玉所占有，故陈国辉这次征车实系用自己之车。由安溪运学生到诗山往返，才是征用安溪汽车公司之车。 1931年初，同马灌角公司通车营业不久，即逢驻军调防征车，继因地方政府为铲除烟苗亦征车，前后共3个多月，平均每日征车至少一辆全不付费。次年4月红军入漳，驻漳的国民党49师大肆征车，撤退并强令公司为各处经过的车加油，仅此一项即损失9000余元。红军入漳之前，49师为备战，即由泉州征调一批汽车往漳州使用，仅泉安公司即去12辆。49师在南靖被红军围歼败逃时，旅长王祖清临阵脱逃，团长黄克绳骑马率部由小路退往云霄、诏安，张贞率师部直属部队用漳州各公司的车退旧镇，过渡退往云霄。特务营营长陈昆及其部队从南靖撤退时，是用泉安等泉州之车率先退角尾，后退灌口，这次用车规模比过去为大，但时间短，约一个月，路程也不长，多数仅用一次，营业额损失约60%，公路、桥梁、站点损失共17万余元。这次征车损失虽大，但仍可支持。至红军退出，十九路军接踵而至时，民营汽车公司就大遭殃了。 十九路军自入闽到被消灭，时间仅一年半，但征用泉漳两地之汽车，不但自始至终未曾间断，到后期几乎征用泉州全部汽车，在福泉线行驶。该军进驻漳州，即派区寿年的78师一整师，沈光汉的60师半个师进驻闽西，征用泉漳两地之车，在漳龙线运送军用物资，任务既重，路线又坏，仅供汽油，损失甚大。78师进入连城，有2个团在新泉朋口间被红军整个吃掉，其余4团惊谎失措，弃连城走永安，只剩下60师驻龙岩至新泉一带，漳龙线运务才稍松口气。1933年秋，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又将其余民营汽车全部征调到福泉厦线行驶。此役莆仙车亦被征用，车辆亦损失不少。到年底“闽变”宣告失败，十九路军的残余部门被改编他调才结束。十九路军征车长达一年半，以最后4个月用车最多，各公司损失最为惨重。原因是蒋军以数倍兵力由浙入闽，迅即攻下南平，来势甚猛，十九路军恐福州难守，即将大量军火物资渡江由峡南南撤。后陈铭枢以十九路军乃精锐之师，向可以一当三，决定在福州郊外白沙一带设防阻击，军品兵员急再北运。突又闻报，卫立煌部已走小路由尤溪、永泰向仙游直趋泉州。因此，蔡廷锴又下令撤防南退。这样往返三次，任务既繁重又太紧张。 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后，随即将大军转向闽西，以更大规模兵力围剿红军，军运征车路线随由福厦路回到漳州走闽西，直至1934年10月红军出发长征止，征车达一年之久。此二次征车前后整整两年半，规模既大，时间又长，泉漳两地民营汽车数百辆，最少时征用半数，最多时达到90%以上。枫角公司地处福厦线，首当其冲，一段时间汽车全被征调一空，公司停业达四五个月。十九路军刚来时，经济力量好，在闽西用车均供给汽油，但新开之路太坏，车胎机件损失太大。发动“闽变”后，在福泉厦线用车已无力供油，同时空中有蒋介石的飞机追逐轰炸扫射，地面有敌对兵力截击，部份汽车中弹烧毁，司机伤亡，损坏抛锚司机弃车而去，致轮胎与值钱的机件均被偷拆盗取一空。残破之车沿线皆是，仅泉永德即损失13辆。战事结束后，部份完好之车又被陈国辉旧部占为己有，带回南安，在泉永德公司路线进行营业，仅泉永德公司之车即达27辆。泉永德公司乃向省政府控告，同时用董事长黄克绳在军中的声望，多方进行交涉，故大部份得以索回，漳嵩公司有2辆亦被带回诗山，其经理王成华曾在49师任参谋，亦有人事关系，乃亲自到诗山说情要回。十九路军征车时间最长，使民营汽车行业损失最大，堪称毁灭性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约损失50余万元。泉州以泉永德及枫角二大公司之汽车损失最多。枫角公司因无车营业没有收入，员工欠薪四至六个月。这二公司濒临倒闭，均经大股东金淘富侨黄钦书再投巨资，始得继续营业，枫角公司经理一职，亦改选常务董事黄紫霞接替。在漳州以漳龙公司损失最大。1933年各公司因汽车被征用，营业额比上年减少80余万元，12月份营业额仅2%。泉漳两地在这段期间，积欠代理商之汽油、车胎、配件帐款达20余万元。泉州仅泉永德公司即欠债33400余元。厦门邓禄普轮胎代理商大陆行，被泉漳两地积欠胎款达7万余元，其中漳州较多，达4万余元。漳龙公司无法清理债务，乃商请安溪大茶商林永年增资3万元解危，但股东会上对清理债务先后意见分岐，股东严灼如盛怒之下，将其1万余元股份以一折之价售给蔡竹禅，遂使公司落入蔡手。“围剿”红军征车一年，原定军品提供汽油，军米一万包，每包仅贴5角，但军方连此微数也不给，绝大部份被赖掉。此时各公司已奄奄一息，车辆行驶闽西路线，车胎与机件损失太大，公司无力补充，员工差旅费亦无力负担，军用简易公路随战线的进展而挺进，山高路险，各公司汽车坠入溪涧毁损之车已十余辆，军方这才不得不允许应征之车军、商运兼顾，以二趟军运搭配一趟商运，以商运之收入养军运，始得以维持到战事结束。因路线太坏，抛锚弃置中途之车已不少，各公司乃派机工带专车前往寻找，整修开回。安溪公司失落2辆车，头手师傅李良平一直赶到长汀城郊才找到。泉溪公司刚购的2辆三吨半“非得洛”新车，一辆遭劫，司机中弹当场毙命，油箱起火，车与货同归于尽。岩潮公司新创办，经济力量薄弱，经不起损失，宣告倒闭。漳龙公司亦因此而易主。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营业额损失70余万元，军运损失亦在50余万元。这一年用车最多的是第五次围剿进攻长汀之时，仅泉安公司即去车15辆，军运损失使泉安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亏损。公司也借此机会，清退了一批在石狮站与走私有关之人员。 红军长征后，1935与1936年两年没有战争，惨遭摧毁的民营汽车行业，虽稍获休养生息之时间，但由于政府创办官营汽车运输业，福厦干线之枫洛、枫角、巷南等公司之路线被收回，公司被接办；泉永德、安溪、全禾、漳龙等大公司被派人进入接管，经过剧烈斗争，得以保留，但投资经营汽车公司之信心已失，自此未再有新投资创办之公司出现。 1937年夏抗战军兴，全国总动员，福建全省公私汽车，以省营汽车管理处为主体，编为一个汽车总队，在福州设立总队部，泉州、漳州、建阳三处设立大队部，以省营机构的负责人为总大队长，纳入战时体制。另外征用各私营车40余辆，官营20辆，成立一个征车中队，直属第三战区，专负军运任务。各公司最新之车被征用一空，战后索回者甚少。据统计，幸存者唯以下公司；漳龙公司因董事长蔡竹禅老谋深算，方法巧妙，被征用之12辆汽车，适配置在龙岩，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到两年即均被索回；福兴泉货运公司被征9辆1938年雪佛兰新车，到抗战结束后，经过多方交涉，才到上饶索回2辆破旧之车；泉永德与泉安被各征6辆，接通知派车到上饶各运回残破之底盘与引擎三四部，其它各公司则全部损失。1938年5月，弃守厦门的败军75师副师长韩文英从同安征用同美公司汽车5辆，退至龙岩后路面已破坏，车辆被丢弃无法开回而损失。 抗战进入第三年，福建沿海公路全部破坏，撤入内地之民营公司存在者仅4家，车约20辆，而个体商车则得到迅速发展。1942年已有200余辆，故中后期军运基本上由个体商车承担。此时军商运均由军委会水陆统一检查站控制，军运概以三等货运价付给。这段期间军运计有:1942年日寇发动东战场战役时，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无力抵抗，败退入闽。在此次战役中，第三战区曾征用民营之车及个体商车；1944年在南平曾征用个体商车运送青年军一个师往江西；抗战将结束时，又从南平征用一批个体商车由江西河口运粮食往浙西之淳安，及靠近皖南之丛山关；抗战刚结束，南平个体商车又被征用运送华安特训班学员往江山。 抗战结束后，个体车得到更大发展，车辆达500辆。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进入闽北，秋后挥师南下，驻榕蒋军曾征用个体车30余辆逃泉，因游击队已破坏泉厦线桥梁，仍改走东石候船渡台，其中有莆仙车5辆被带去，因解放大军尾追而至，残军乃走安海过水头，奔同安逃厦门，被扣之车得以保全。 以上是解放前民营汽车行业遭受军运征车之情况。总之，民营汽车行业遭受军运之损失。是“兵灾”，如同天灾。各公司虽联合控告申诉，要求给价，当局也订出办法，但军方哪管你这一套，故当时之民营汽车行业是没有法律保障，损失均得不到补偿。 二、土匪劫车 清末民初，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困苦，加以迷信成风，赌博盛行，吸食鸦片及洋货的倾销，使自给自足之小农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民不聊生。强者铤而走险，致盗贼蜂起，白天拦路抢劫，夜间破屋强夺，及至绑人索赎。公路开筑行驶汽车后，土匪即截劫汽车，这就是汽车运输行业的又一大害。 土匪劫车，有的仅抢去旅客及司机随身之财物，以及车上之行李或货物，有的还绑去旅客或货主，用以索取大量赎金。这种绑架当时称为绑票，如果索取赎金不能如愿就“撕票”，即杀害被绑之人。土匪行劫时，为迫使司机停车，除设置路障(以树木拦路或开沟断路)外，有的还开枪射击，致使司机与旅客或货主死伤，汽车油箱如中弹，则车、货、人同归於尽。“土匪劫车”，使旅客和货主失去财物，并危及其生命之安全，自必使旅客及货主视该公司路线为畏途，为之裹足，则公司业务自必大受损失，因之危及公司生存，影响极大。 当时土匪如毛，遍地皆是，不但山区险路人烟稀少路段被劫，即使沿海平原富庶之地区亦难幸免。不被土匪劫车之路线极少，例外者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民军首领在其辖据地盘内自办之汽车公司。二是创办人手中有武器，如泉洛公司之路线，其创办人是东门外东禅乡人吕鹏琦，吕是民团团长，手里有武装力量，是泉州东门、涂门、北门郊区有名望之地方人士。在当时的军政、社会情况下，为了地方治安问题，军政当局许可其所组的民团既可抓匪、剿匪，甚至还可以毙匪，故其路线未闻有劫车之事故。而地处吕势力范围内之泉秀公司，其路线竟得沾光而享安全。三是人多势众的路段，劫车也少。如陈嘉庚先生所创办之同美公司，其路线中途通过官浔与潘涂二乡，乡既大又均姓林，人多势大，一向强悍，自古以来远近闻名。首任经理阳翟乡人陈延香，是民初省议员，他因势利导，既募该乡华侨林某为股东任董事，又用二乡之人组建护路队与养路班，因此不但未闻有劫车之事，连坐白车者亦绝迹。 发生劫车次数最频繁之地点，一般都在两县或三县交界处，地方官可以互相推诿，被称为“三不管”地段。其次就是高山陡坡及狭谷又急转弯之地段。汽车爬高坡陡坡须使用一号排档，速度甚慢，急弯处前方目标不明，土匪便于埋伏等候，利於截劫，这种情况全省各地均同。 泉州地区劫车次数最多，首推安溪公司安(溪)同(安)线之御史岭一带；其次是枫角公司泉(州)角(尾)段之小盈岭；再次是溪安公司之梅花岭，莆仙二县交界之长岭。安溪公司之御史岭地处安溪、南安、同安三县交界处，劫车最常，死人亦最多。泉州各县土匪之多首推安溪，匪多缘於穷，因穷而多匪，民不聊生，故渡洋谋生者甚多，往厦门作小贩充苦力者亦多，而他们外出均须通过同安地界。往同安需过一座大山(即龙门岭，又称东岭)，或绕道泉州。过东岭路线虽近但不安全，绕泉州又甚不方便，故穷汉多冒险越岭往返。去时除路费外身无长物，回来一定有些养家之资，土匪对这些许血汗换来之家资是不能放过的。这些人被劫夺之后，身上无钱，回家就无用，只好又折返厦门，向同乡会哭诉求援，这是同乡会最多最烦之日常事务，故开筑公路以求改善乃当务之急。开筑方案有二:集美校长叶采真主张在山上分界处设卡收税作开筑经费；同乡会正副会长陈文章与林启成则主张依创办公司程序，派人往南洋募股。叶采真的工作进展较快，征收数千元，已雇工开路2公里许，并已再征得3000余元。土匪侦知情况即趁夜间包围该屋，结果7人全被打死，3000余元全被夺取，叶采真至此作罢，乃参加陈文章工作，加入发起人名列。叶、陈深知路线要安全，非取得莲花山叶定国之支持不可，故托妥人疏通，安排其连长、桂窑人林玉鳞为发起人，任公司副经理，月支干薪100银元。此举初时尚有微效，后来也无甚作用，劫车之事照样发生，公司只好投资修建几座炮楼(碉堡)，建立一支武装护路队进行防护，但仍难免顾此失彼。笔者1937年在省汽车管理处泉州站工作时，修车厂机务员厦门人洪虾蛄，就是在该处遇劫被打死，造成遗下少妻与二幼子之悲剧。 今择录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档案中有关安溪公司劫车事故一札於下: 1931年同安叶定国劫安溪公司汽车杀害司机罪状:破坏交通，仇杀公务员。东岭为安、南、永各属出入孔道，因重峰绝峭，行旅困难，是以华侨集资开路。然东岭乃叶匪范围，恐车路一通，有碍其劫掠，阻挠备至，毁路基劫材料，打工头、掳工人，怒东岭巡辑队之保护行旅与筑路工人，遂被包围缴械，杀毙无遗。近又在猪母穴截杀安溪公司司机蔡石毙命，并伤集美学生颜登英、李发德等，乃劫抢全车货物，经各公司呈控有案可稽。 枫角公司之小盈岭，乃南安与同安二县之天然分水岭，北面属南安，南面属同安，距安溪地界亦不远。水头至岭北公路是泉安公司所开，马巷至岭南是叶道渊所开，双方均因经济力量薄弱，公路峰腰坡度下降不多，不合规定。由沙溪向北行驶尚有一小段路可以冲坡，由水头南驶，须过桥到岭下，再急弯直上陡坡。两面上岭坡度均长且陡，故均须使用一号档，速度之慢，人可下车随行，人随时可以上下或到坡顶再上车，故土匪可在坡上等候劫车，车到面前，亮出手枪拦阻，司机乖乖停车任其搜劫，无须开枪，故从未发生命案。 晋江县境内各公司，路线均平坦，且人口稠密，乡镇热闹，但亦无可幸免，余店就曾遭劫数次，石东公司路线也屡遭拦劫。1934-12-21日，客车由东石开石狮，在浒西坑地界遇匪，司机开足马力猛冲，众匪诸枪齐射，车虽脱险，但旅客5人受重伤，一人第三日死亡，死者年轻，虽婚未育，遗下老母少妻，情至可恤，东石各界发函控告。泉安公司虽自建武装护路队，配备驳壳枪，火力强，但亦顾此失彼屡遭截劫，尤以1939年华洲站被围攻，队兵弹尽无援，全站13人，死11人，重伤1人，仅张秀润一人开窗跳入水沟草丛中得免。 泉州西门外泉洪公司，自泉州至洪濑沿线人口稠密，乡村相连，但在草埔一处即常受劫，仅司机王尚沛一人即被劫三次。泉秀公司创办人吴记霍，南安诗坂人，原拟承办泉永线业务，曾派人向各公司洽谈，不想小车在泉洪线草埔遭劫，洽谈代表差点丧命，乃改办泉秀公司。 今录1936年1月1日厦门《江声报》报道於下: 1935年一年来，闽南各地汽车遇劫20起，计一月2起。7日水头附近劫车2辆，11日角尾附近劫漳嵩客车，绑去1人，损失千余元。五月份4起，5日漳嵩车去郊坑被劫损失千余元。30日泉永德公司在南安芸尾芦口桥被劫，死军人5名，绑去旅客20人，劫款数千元。六月份3起，9日水石莲公司在坑洋浦被劫千余元，绑旅客2人。25日陶芸公司之车在院口被劫，绑旅客4人。七月份1起，31日泉永德车在芸尾山尾下被劫。八月份2起，18日泉永德在长潭桥被劫，绑去旅客2人。十月份2起，10日漳嵩车在东湖乡被劫，十二月份4起……合计全年劫案20起，被绑54人，死5人，伤6人，损失银物叁万余元。 莆仙地区亦遭劫，尤以二县交界处之长岭遭劫次数为最多。今择录几条档案资料於下，即可见其略况: 1、1934年6月1日，福莆仙区公路管理处呈福建省建设厅文:“据城郊汽车公司廖秋呈称:……查本日第25号汽车行至双牌，匪徒蜂涌而出，旅客及司机均被掳去。又仙邑货车经该处亦遭抢劫。似此情况，不惟旅客畏途，营业清淡，而司机戒心不敢行驶，同行签议自本月11日起暂停营业，候军队开往驻防后再行通车。……查该段土匪猖撅，掳人劫货，时有所闻，确系实在，前经本处函请南区保安分处派队前往濑溪、长岭等处驻防在案。兹据前情，除指令该公司勉维交通不得停业外，理合转呈察核，迅函八十七师并南区保安分处，设法驻防，以资维护。” 2、福建省建设厅1934年7月6日(第442号)致八十七师及保安处函:“据报，匪徒迭次拦途劫车，并据列报，自2月至6月，竟发生劫车之案，至三十余起，先后被掳百余人，毙命者二人，城郊为莆邑孔道，匪类如此横行，实与交通大有妨碍，……请贵师、处迅予派队驻防，严行拿办，以安行旅。” 3、1934年7月11日，城郊公司经理廖秋又报“本公司21号车6月29日由长岭载客回莆，道经山牌地方，突遇匪徒多猛，架去男客二人、女客三人。又有仙游货车一辆，行经三角埕遭匪抢劫一空，掳去旅客二人……若非严行剿办，交通何可维持，……乞赐转呈军政当局派队驻防，就近进剿。” 4、1934年8月17日，莆田城郊公司又呈福建省建设厅:“本月7日下午，第38号车行经娘妈桥，被匪架去搭客三人，司机被殴重伤。12日上午，第5号车行经三角埕，被匪掳去旅客6人。13日上午，仙游货车二辆载盐兵5人，与本公司19号车鱼贯而行，至三角埕，土匪数十猛持枪涌出，盐兵众寡不敌，且战且走，司机与旅客四散奔逃，土匪将旅客行李及货物抢劫一空而去。15日上午，仙游普通车一辆经郊渔宫时，被掳去随车人员一人……沥报察核，俯赐转函第四行政专员公署派队剿办。” 劫车之事并非民营公司所仅有，官营公司同样发生。省汽车管理处以政府权力收回福泉厦路线实行官营后，劫车事故非仅泉厦线所有，自峡南而下，闽候、福清交界之常思岭，莆融交界之棉岭，莆仙之长岭，仙惠之陈塘关，以至惠安境内之涂岭，亦均时有发生。省汽车管理处乃於福厦线建立一支护路大队，以陈国辉旧部、曾任营长之郑明智(绰号毛公铁)为大队长，负责沿线防匪工作。同时以省政府名义向南昌行营请拨铁甲车二辆配机枪加强火力，日夜巡逻防护，但劫车仍时有发生。其中常思岭一案最大，当时未见报导，今略述简况於下: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胡蝶，嫁给了上海大茶商、莆田江口人潘友声。1935或1936年，潘带胡蝶回闽省亲，经福州，莆仙人士大肆招待，连日盛宴。此事为南日岛海盗高诚学所闻，认为一笔好生意到来，即派人侦察其行期，於常思岭埋伏，准备截车绑架。事出意外，潘、胡突因事当日未能成行，高截住客班车二辆，旅客中未有潘、胡，但不甘空手，即将全部旅客押解离开现场。当时福泉厦线各站均有行车电话，车辆出站即通知下站，力求按时间表运行，宏路站发觉班车逾时未到，即与峡南联系查询，觉察情况有异，立即分头报告驻站宪兵连及保安团队。两站均派车运送宪兵及保安队兵出发，抵达现场始知情况，此时海匪绑架旅客向永泰方向急逃，官兵亦往永泰方向急追。赶抵永泰，匪已入山，老弱旅客因饥寒强奔，已累死七八人弃尸道旁，其中有二人系泉州玉犀巷李长庚之子孙、承袭伯爵之谪裔李馨宾及其长子。李家闻讯，遣次子李式璋赶往福州，会同其姐夫施永泰，前来认尸，遂将尸体更衣换棺，就地收埋。李式琼与笔者多年同事，得闻其详。高诚学，平潭人，在福清学传道，教会因其人才出众，保送北京燕京大学攻读农业，学成归来，无用武之地，竟聚众下海。案发后得到招安，并被派往福安任县长，公余作农事实验，养良种花猪重800余斤，以新法养淡水鳗鱼及甲鱼，人戏称其为猪县长。 抗战进入第三年，沿海公路全部破坏，仅闽西北内地路线尚在营业，除龙岩至水潮(后又破坏到坂察岭)，及龙岩至瑞金，龙岩至峰市，分别归漳龙、龙连汀及龙峰三家私营公司在营业外(龙峰经营一年即售给龙连汀)，其余路线全部都是官营，劫车之事也仍有发生，不但遍及所有路线，且自始终未曾中断。笔者1939年初即在战时省会的永安总站任职，所辖永延、永朋、永大德三线，劫车事故不断发生，尤以永大德为甚。该线永安与大田交界处，即西洋与桃源接壤之分水岭，及德化之赤水附近最常发生。永大交界处，司机与助手各死伤数人。有一次，客班过德化赤水后遇匪，匪鸣枪示意停车，司机高蕃薯身边坐着保安中队长夫妇，队长以驳壳枪顶住高之腰部，命令急冲，否则要先打死他。高专行此线，路熟车亦好(此线路长，山险，均用1939年福特或道奇新车行驶)，此时车越坡顶飞速而下，匪弹如雨，站在驾驶室外之另一司机张贤德中弹坠落死於路旁，车上探头窗外之二旅客均中弹毙命於车厢里(其中之一是要上学之大学生)，高一口气冲卅余里，到大田站才停下。另一次是银行之车在同一处遇劫，押运人员及6个宪兵全被打死，仅司机王昌隆开门跳入溪涧中逃脱，王惠安人，尚健在，今年(1990年)77岁，家住清军驿船肚。另一次是永安开沙县客班车，司机吴序练，南安西埔人，原泉永德人员，在莘口岭顶遇匪，吴专驶此线，路熟技术精，加油冲开匪群飞速下坡，匪枪集中射击，吴身中三弹，一直赶到莘口车站停下，伏身方向盘上死去，时吴血已流尽，坐位及地板上遍是血，坐于吴身边的永安修车厂机务员苏国钦及全车旅客均得安全，行李亦无损，旅客无不感激，有为之伤感而啼哭者，共同签名要求省运输公司给予从厚抚恤。公司得报急派人来莘口为其厚殓，并派人以专车运灵棺至永春，下船运往西埔老家安置。在闽北亦发生一起，系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的小车司机，同安人蔡太阳，受地下党之托，送食盐两袋往闽北接济游击队，搭南安西埔人吴世涂之商车，在距建瓯不远之山腰处遇匪袭击，蔡与司机及另一乘客中弹牺牲，助手倪钦尧身中三弹流血卧地，货主避入车底下得安全，匪抢部份食糖而去。倪伤不重，仍健在，家住本市北门。 笔者在朋口总站时，各线亦均发生劫车事故，其中金鸡岭一次，匪徒仅抢去车上行李及邮件，旅客与司机均安全。笔者闻报带车运宪兵赶到现场时，班车已离开，笔者在现场看到新到任的保安处处长严泽元的护照，还拾得南京人卢前(字冀野)所著剧作五、六本，及青海活佛喜饶嘉错赠卢的未褙条幅。卢前此行是奉重庆之命，特为接蔡继琨出任音专校长而来，谁知遭遇匪劫，痛失自己毕生精力之结晶。当时我即去信卢前告知拾得其书，并遵其嘱将这些东西寄给音专总务主任叶祖彬。卢前宝贝失而复得，甚为庆幸欢喜，来信答谢并愿结文字之交，惜我非文人未敢高攀。 最令人痛恨的是，由缅甸逃回的难侨，有二车分别在瑞金至长汀及新泉至龙岩的途中遭劫，财物被抢夺一空。这些难侨由仰光出逃，经过万水千山，从日寇万死一生的炮火中得以脱险回到家乡，却又遭到这样的不幸，确实令人无限同情。 土匪劫车，到解放初期尚在发生。1949年底，泉安公司客车在同安下溪桥被劫，旅客财物行李被洗劫一空。1950年，安溪公司客班又在御史岭遭劫，死伤数人，该公司同安站长林建国亦被打死，行李财物被洗劫一空，政府乃派林新奇带一支清剿队，把这股土匪消灭。劫车之事直到镇反土改之后才消灭。 自1920年福建开始行驶汽车，至1951年初，从全省而论，土匪劫车之事从未间断，但在泉州地区却出现一年余的特殊情况，这就是在陈国辉统治泉州的1930年至1932年之间。此时全世界经济处於不景气之时，南洋工商业凋敝，货价大跌，华侨多数将款汇回祖国。陈国辉于1929年由龙岩逃回，为了重新招收人马，筹集军饷，扩充军备，他除增加苛捐杂税外，还藉口开筑公路，建造公路大桥，改造马路等，大肆派款，到后期已粮饷充足，配备精良，上自陈国辉下至士兵都已养肥，无须再“日为兵，夜为匪”，因此，在他管辖的晋、南、惠、安、永及德化一部份地区，可以说出现一段平静安宁的时期，连民信局分发侨汇也可以挑着款而不被劫。但陈国辉被消灭后，立即恢复原样，到处发生抢劫之事，而且更为剧烈，因十九路军失败时，有大量武器流落民间。 三、无票乘车 汽车运输行业属於服务性质之公用事业，接触面遍及社会各个部门。经营此项业务，比其他行业要复杂与困难，不但创办人与经理人须有一定条件，同时还须善於根据客观现实，处理相互间的关系，灵活处理突然发生之事故，否则就会时生事端，以至影响企业生存。 为了与有关部门及个人搞好关系，排除消极不利因素，谋取积极有利因素，亦即制造良好之环境，用以求取企业之生存与发展，公司不论大小，无不采取一些适应现实之做法，如印发长期及短期之免费乘车优待证，就是其中之一。但在当时贫穷落后的社会里，有些人确实是无力付款购买车票，有些人则因其社会道德问题，喜欢占便宜，甚至以此为荣，因之就存在了无票乘车之问题。各公司情况不一，有的少，有的则很严重，以致业务陷于困境。民军头目在其统治地盘内自营之公司，及靠其势力经营之公司，当然无人敢坐白车，占其便宜。还有泉洛与同美二公司，虽非民军经营，但有其特殊条件，无票乘车基本没有。泉安公司背景硬，站点又均配备武装护路队，白票之事也很少有。惠洛公司也较好，其余则无可避免，其中尤以泉溪、泉官水、同马灌角，及后来并组之枫角公司为甚。福州和厦门之市区公共汽车，也处於无可奈何之境地。下面略述无票乘车现象严重的几个公司的情况于下: 泉溪汽车公司 泉溪公司创办人是旅缅华侨王尚玉，他从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募得15万元回国经营。王原籍南安丰州，迁入府城新街定居已数代，培元早期毕业生，参加叶青眼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是泉州平水庙火药局爆炸一役的幸存者，事后与受伤失去耳朵之同学施雨苍同往缅甸教书，王同时参加中华革命党党务工作。王之姑夫南安莲塘人，莲塘人旅缅者甚多，居丹栳者更多，王父是有名布袋戏班主，应旅缅华侨之邀，在缅甸各地巡回演出。丹栳华侨均莲塘、英都、仑苍一带之人，该处是缅甸西海岸沿海渔区，华侨子女没有学校读书，乃通过王父聘尚玉前往创办华英小学并任校长。适王有培元中学同学后任团长之莲塘人陈佩玉去丹栳，会面时陈佩玉鼓励尚玉募款回国开筑泉溪公路，以改善溪尾一带人进出城之交通状况。王乃於1927年初回国开办，1928年初通车营业，溪尾一带人大为称便。但当时农村经济贫穷落后，一般人无力购票乘车，不乘车入城，办事就不能当日返回，因此有些人就用赖的办法，验票员查票，就回答是“莲塘”、“大宇”、“榕桥”、“美林”。这些都是大乡巨族，不少人在陈国辉部队当官任要职，如莲塘之陈佩玉，榕桥之吴晋元，大宇之李忠，美林之黄玉玺，这些人谁人不知，谁人不识，查票员一听就软了半截，不敢再问。泉溪公司顾客基本上都是这些溪尾及附近各乡之人，因之一车乘客，起码有三分之一，甚至半数是白票。这种情况无法改善，故该公司交际员林培昭(后任镇长)每谈及无票乘车之事，就诉苦有“四王府”之问题。“王府”乃泉州人所迷信的鬼神，如县衙之康大巡，富美宫之肖大傅等，此指莲塘等大乡巨族，意即惹不起，受其害。 泉官水汽车公司 泉官水汽车公司创立比泉溪稍后，是参加辛亥革命的旅菲归侨亭店人杨光练及杨光勇、杨厚窍、西医师前埔人苏年福、苏的学生车雅赞、眼科医生台湾人陈祯嘉、磁灶人吴快、扑兜人吕天宝等人发起筹资创办的，沿线各乡华侨也有投资，乡人也有出地出工参加者。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军政力量作背景，自然也有坐白车占便宜者，各乡均有，为数也不少。公司开始营业后，白票之人少则三分之一，多则半车以上，公司陷于无可奈何境地。这个公司后并入枫角公司，枫角后被省汽车管理处接收。笔者考入汽车管理处工作时，曾在这一段任随车售票员，该公司司机吴乌良、陈再发、陈碗金、傅维章等人尚在这段行驶，我跟他们学开车，他们向我谈当时乘白车之情况。 同马灌角汽车公司 同马灌角汽车公司系租营，其路线是公路局所开，自小盈岭顶分水线南侧起，经马巷、同安、灌口至角尾，是灌口马銮一带华侨筹资创办的，经理曾碧沧也是华侨。该公司於1930年底签约承租，1931年1月一开始营业即遭受军运征车打击。除军运外，无票乘车也是该公司心腹大患。同安是当地民军团长叶定国的势力范围，为寻求照顾，托人商请叶定国派人任副经理，付给高薪寻求靠山。叶介绍王成华充任。王漳州人，原籍绍兴，原系叶之参谋，曾任漳浮与龙诏二公司站长，对汽车运输有经验，但收效不大。不得已又托人联系沿线地头蛇，如小盈岭脚臭舍、沙溪许锡、马巷陈港(绰号陋港)、洪塘苏某、西山头柯宝珍、坂头至角尾王仔英(绰号田尼英)关照，每月每人送去“看头钱”30大洋。但这些都是“请鬼医病”的办法，根本是白花钱。不久，王成华应漳嵩公司大股东、灌口旅缅大富侨曾上苑之召，代表他的股权入漳高为正经理。王走后情况更为不妙，这个公司没有军政靠山，军运、劫车、白票均严重，损失太大，无法维持，1933年政府责令并入枫角公司。 枫角汽车公司 枫角汽车公司原系军路工程处发动枫洛、泉洛、泉官水、泉安、同马灌角等公司筹组的，在筹组过程中，泉安公司初不乐意，后迫於形势，乃由吴警予兼任经理而成；枫洛公司则临时因故未加入。枫角公司资金35万元，仅次於安溪公司。后因遭“闽变”战役，损失惨重，濒临倒闭，得大股东金淘富侨黄钦书再投巨资始得继续维持，经理一职亦改聘黄紫霞担任。公司路线处於福泉厦干线下半段，是古福州大道，沿线均侨乡，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理应业务兴隆，盈获厚利，不幸三害均极严重。其中白票问题，原先仅泉官水与同马灌角，泉洛与泉安并不存在，并组后背景不同，以致全线皆然，比前更甚。该公司首任董事长、树兜印尼侨属蒋琨灿(又名铁光)，军校出身，为维护本乡安全，建立一队武装团队，并曾袭击高为国，使其逃往洪濑，但他未使用这支武力，仅安排几个排级干部於各站，没有武器无济於事，其跟随多年之随从、惠安人王水龙，竟因无票乘车之事，在仕公岭被某乡之人击中要害身亡。时经理黄紫霞乃著名教育家与画家，采取息事宁人，优抚死者家属的办法，并安排其弟王飘萍入公司补员接班，平息事件。 枫角公司先后投资达40万元，因三害几於倒闭，又因政府创办官营业务，路线被省汽车管理处违约强行提前收回，财产经年余之评估与讨价还价，仅由泉永德公司拨给期款万余元，尚余11万余元，被省建设厅藉口抗战，全部赖掉。这个主要以侨资创办之公司，就是以这样的命运结束其事业的。 市区公交公司 白票之事不仅长途汽车发生，榕厦两市公共汽车亦不例外。市区“白票英雄”是:军、政、警机构的下级人员，侦探、差役，以及日籍歹狗，各处地痞流氓。这些人坐车不买票，还亮枪以作票，经常在验票时显示其本色，无理取闹，殴打站务人员。市区公司亦仿照长途车办法，向各有力机关、人员送免费乘车优待证，请政府主管机关出告示保护，同样无效。厦门市公交公司曾采用女站务人员，以为撒野与殴斗之事可以减免，但遭到调戏与下流污语侮辱，更为难堪。福州市区汽车情况与厦门完全一样，乃雇用北洋军阀遗留下来之下级军官为车上与站点人员，但同样无效，殴斗更常，因之无不亏本而一再改组、易主，更换经理，并采取各种措施，然均无效，故均处於奄奄一息之境地。 白票乘车之情况泉漳两地相同，站长被殴之事均有，但漳州发生二起，情况比较严重。一起发生於较早之漳龙南汽车公司的南靖站，驻军49师一批士兵到漳州洗澡，竟将客班车上的旅客赶下车，站长王季澄与其论理交涉，劝阻无效并被殴打重伤几死。另一起发生在49师师长张贞投资参加创办的龙绍汽车公司的旧镇站，事因张贞的卫队长一行多人途经该处，班车已开，要站长派车，站长蔡铭江无车可派，应付失当，致被打得半死，伤势甚重。还有一起发生於抗战期间，出事地点在龙连汀汽车公司的朋口站，有一驻漳之新编20师通讯兵，途经朋口未买票，站员无力处理，报告站长张文昌。龙连汀公司是泉州之泉安与溪安二公司人员在闽西创办的，泉安公司人员因泉安公司较强，一向比其他公司人员傲慢，陈清机购买石东公司路权得而复失，就是安海站人员出言欺人，得罪石狮大富侨蔡孝忍所引起。这个张文昌原是泉安站长，正当年轻气盛，同时认为新编20师驻防漳州，子弹打到闽西已冷，通讯员单身经过不买帐，因之先口角后殴斗，通讯兵被打伤口唇出血不少，知不敌，即将血自行糊抹衣服脸面而去，到漳州向师长钱东亮哭诉。钱大怒，适因公出差永安，即带兵4名，携带驳克枪随行。小车经龙岩奔朋口，朋口打伤通讯兵之事，沿途各站均已知晓，各站均有行车电话，早已互相通报，逃避一空。钱东亮小车进入车站扑空，在暴怒之下，适有该站站役连城人张某，由连城回站，不知情况步行进站，致被缉，钱竟下令卫兵押往溪边沙滩上要枪毙之，适驻地宪兵班长无锡人亦姓钱，与钱东亮是同乡宗亲，为解救张某，竟跪地代为求情，张乃得救。钱事毕由永安归来，各站无人，直奔龙岩该公司经理部。时龙连汀公司负责人已二昼夜开会商讨对策。董事长陈文通平素喜交友，与师管区司令吉章简私交甚深，总务主任王尚玉出主意，求吉出面缓解，得吉应允，经理部人员暂避，吉坐於经理室等候。钱东亮抵龙岩直趋经理部，登楼无人，进入经理室，突有穿将军服装之人迎面招呼，握手问候，直截了当为公司说情。此时大厅上已摆了酒宴，董事长及经理邀请地方人士陪同进入，并首先趋前向钱赔礼道歉，吉亦出手示意请钱登席就座。吉黄埔一期，曾任宪兵团长及师长，论资排辈在钱之上，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由于上述三害，福建省私营汽车公司，获利者仅有三家，其它全部损失无遗。三家获利的是:泉州的泉安公司、漳州的漳龙公司、龙岩的龙连汀公司。究其原因，泉安公司因路线优越，抗战前获利最大；抗战中除路权外其余已损失迨尽，获利者仅经理吴警予，原因是高薪与掌权；抗战结束后泉安公司获利更大，是暴发户。原因是吴警予利用其省银行董事地位，向省行借款30亿元，首先复路获取暴利。其财产除被吴警予带去轮船一条及部份资金外，剩下的对私改造后，其股东定息10年尚得7万余元。漳龙公司在蔡竹禅收购之前已损失迨尽，蔡竹禅掌握后已成蔡家公司，抗战时其路线仅破坏水潮以下一段，因得天时，地利与人和获利甚厚。据闻，解放初(1952年初无私改政策)售给国营部份得价15万元，留下另外出售之新旧材料亦得价10余万元。是私人获利最大之公司，人又被安排为专员，可谓名利双收。龙汀公司经营时间虽短，但因广州初沦陷之时，湘赣之货改走福建入广东，须通过其路线故得利甚大，1941年售给官营公司得价30万元，半数以上是董事长陈文通所有，获利仅次於蔡竹禅。这是本省私营汽车公司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