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明理，曾用名汉光，笔名庄稼，1909年2月1日生于泉州东门外东塘头村(今鲤城区圣墓附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庄文莉，在乡里耕田兼作箍桶手工，后当闽台货运船工。甲午战后，台湾被日本侵占，闽台航运中断，怀着国耻家仇辗转到马来亚槟城谋生(先是拉人力车，后摆水果摊)。母林氏，务农、善耕耘，每天荷锄下地，早出晚归。在家庭的熏陶下，明理幼时亦参加一些拾粪之类的农作。6岁人私塾，前后在乡间小学、培元中学读书。8岁，为避兵祸及匪乱，母亲托乡亲将其带往槟城寻父。11岁，父亲又将其带回家乡。17岁，父去世，乃辍学至城内“协和泰”百货店当店员。至1926年又随回乡奔丧的哥哥到槟城，翌年，赴印尼苏门答腊的民礼市在其舅父经营的“义丰兴”修车厂当学徒(后当技工并升为经理)。当时他二舅在民礼是侨团负责人之一，明理常帮助做一些事，从此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抗日救国 百折不挠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又称“五卅惨案”)发生，消息传到海外，引起华侨极大愤慨。各埠华侨纷纷自发成立“筹赈会”，募捐救济济南难民，支援祖国抗日。时明理血气方刚，积极投身爱国活动，他除担任民礼华侨筹赈会募捐委员外，还秘密组织“民礼青年抵制日货锄奸团”，任副团长。次年3月，因参加筹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秘密组织被荷兰殖民当局所破坏，与四位同志一起被捕，监禁一星期后押往棉兰审讯，被宣判驱逐出境，押往勿老湾港口搭船离岛。 回国后在泉州东街“民生”铁工厂(做铁门、铁床的手工业作坊)和泉州南大街“以文”印字馆工作，并被举为印务工会代表参加晋江县总工会筹备工作，选为筹委会常委。1930年3月，晋江县城驻军接受民军高为国巨款，将城内移交给高为国驻守。高人城后大肆掠夺，搜捕进步人士。总工会被封，多人被捕。明理于半夜化装出城逃往厦门，继而赴马来西亚槟城投奔兄长。这时，明理在槟城家兄处认识了两位朋友，一是从厦门逃难来的王云，一是从上海逃难来的李天游(后被新加坡福建会馆聘为“道南学校”校长)，他们都是国民党通辑的进步青年，两人常给明理讲述国内形势及革命道理，使明理极大地提高了认识。 明理抵槟城后，到处向乡亲揭露民军在福建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劣迹。当时侨居马来亚的福建同乡正在新加坡筹备“闽侨救乡会”，明理被槟城选为代表，出席了闽侨救乡代表大会。他以耳闻目睹的诸多事实，在会上控诉民军并介绍闽南人民遭受痛苦的惨状。他慷慨激昂的演说，再一次激起了代表们爱国爱乡的热情，明理也因此受到华侨社会的注目。 1930年，明理在槟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阅书报社”。以后，他热心兴办进步侨校、侨报、历任晋江会馆副主席、京果工会主席、司机公会主席、中华总商会理事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筹组“槟城华侨筹赈东北难民、伤兵委员会”，任募捐委员。“一二·八”淞沪事变，他又奔走募捐支持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933年，明理在新加坡经李天游和李铁民介绍，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陈嘉庚。经过几次拜访和交谈，陈嘉庚很赏识他的爱国热情，明理对陈嘉庚的爱国爱乡和“诚毅”精神更是钦佩和感动，即自告奋勇地担任《南洋商报》在北马的代理，两人从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陈嘉庚的直接影响下，明理于1936年在槟城创办了《现代日报》，任董事经理、董事会副主席，同时任“同善学校”董事会副主席。12月，“西安事变”发生，马来亚不少华文报纸都以遣责口气批评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而《现代日报》却站在正确立场，发表社论赞扬张、杨为国“扭转乾坤”的大义，并致电支持、衷心拥护他们关於团结抗战的六点主张。 师承陈嘉庚 回国慰劳 “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怒潮，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筹赈会”，明理被推选为槟城华侨筹赈会总务主任，并秘密组织槟城华侨抗敌锄奸团。至1938年，在马来亚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下，与各抗日秘密团体(学生抗敌联合会、华侨抗敌动员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抵货锄奸行动队等)联会、改组为槟城华侨抗敌后援会。后来，中国大部分港口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或控制，滇缅公路成为抗日救国物资的主要运输线。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为了加大这条公路的运输量，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号召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明理积极响应，在槟城成立汽车司机公会，一共组织了五百多名华侨机工(包括司机、修理工)回国。从北马各地招募来的华侨机工从槟城出境的达一千三百多名。此外还为一些欲往延安学习的华侨青年，也以华侨机工秘书等名义顺利送出。1940年2月3日，由金山、王莹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到槟城协助筹赈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明理为掀起新的爱国热潮，发动了数万人在码头欢迎。这引起了英殖民当局的更大顾忌，便指使警察与群众冲突，借故于1940年2月6日下令驱逐明理出境。 明理从滇缅公路回国，并受陈嘉庚委托，任南侨总会驻滇缅公路代表，视察滇缅公路及慰问华侨机工。滇缅公路沿线峰峦连绵，道路险峻。由於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门官员把公路保养费贪污掉，没雇人保养，沿途也没建生活设施，连供司机和机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华侨机工只好各自找客店休息。而这些客店实际上是嫖赌窝，司机不但不能很好休息，还严重损害身体健康，以致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明理看后十分生气，一到昆明即找国民党政府西南运输处反映交涉。 尔后，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抵达重庆，明理即从昆明往重庆参加慰劳团，任总团财政。国民党政府把陈嘉庚视为大财神，官员见慰劳团来，便开口要钱要物。但慰劳团看到国民党官员在后方争权夺利，营私舞弊，毫无抗日救国之心，对中国前途十分担心。据一些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政府一些官员把华侨从海外辛辛苦苦募集汇回的外汇贪污吞吃掉，又寄到国外购置私人家产，对此更是气愤。在继续慰问考察行程中，陈嘉庚及李铁民到成都坐飞机到兰州经青海到西安，明理等人则从成都经广元，剑门、汉中、宝鸡，到西安与陈嘉庚等会合。明理一行先到西安，但未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直到陈嘉庚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明理等人到省府，蒋鼎文还没来，只由工作人员领他们到花园看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房屋。过了一会儿，忽来了几位全副武装的士兵，问他们是不是从海外来的慰劳团，说朱总司令想看望大家。不一会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蒋处长走进花园来，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询问海外华侨的一些情况，请大家到八路军办事处座谈，吃顿便饭。没想到，这时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送来几张“请柬”，要在这里吃饭。明理说已答应朱总司令邀请。双方争持不下，朱总司令出来说，那你们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好了，下午三时才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在那里，也很想跟大家见见面。明理一行在省府客厅等到中午，蒋鼎文并没有来，只来一个处长陪吃饭，人们很不高兴，吃完饭就要走。但到旅馆，司机说汽车没有汽油，要加油，但车一开走就一直没再回来，使慰劳团一行不能如期到八路军办事处。同行对国民党政府处处阻挠慰问团与中共接触，十分不满。本来慰劳团第一团许多成员要求同陈嘉庚一起到延安去看看，但根据事先商谈安排，最后，只由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和一个国民党政府官员陪着去延安。原计划庄西言也要去延安，后庄西言因故提前返回印尼，未能成行。陈嘉庚到达延安后，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们向陈嘉庚详细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同时还派人陪陈嘉庚参观了延安八路军的练兵和大生产等活动，陈嘉庚亲眼看见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生龙活虎的景气，连声称叹。他在延安呆了八天，回到成都与庄明理等人汇合时，把在延安所见所闻向大家介绍了一遍，并反复地说:“中国的救星在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慰劳团听了很受鼓舞，重新提起了精神。 1940年6月，慰劳结束后，明理陪同陈嘉庚到峨嵋山稍事休息，接着陪同视察闽、赣、两广、黔、滇等江南八省。当陈嘉庚回家乡福建时看到陈仪在闽搞得一团糟，很有意见，许多旅馆、商店都由国民党统管，警察特务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致电蒋介石，要求改组福建政府，但蒋介石回电说，福建的做法乃中央政府的旨意，至此陈嘉庚对国民党完全失望。 1941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滇缅公路被封锁，明理不得不来到重庆。这时海外汇款断绝，生活无着，乃与重庆的华侨合股开办了“中国电化厂”，任常务董事。不久，新加坡沦陷，陈嘉庚匿居爪哇。此前，明理遵照陈嘉庚电嘱，亲自到昆明把陈嘉庚的五个儿子，三个儿媳和七个女儿接到重庆暂且安身。因当时从东南亚回到重庆的华侨很多，明理就在重庆组织“旅渝归侨青年联谊会”，任主席，接待安排回国华侨青年的生活，还开办了华侨学校，让华侨青年上学。 1943年，英、美、中在印度召开了三国会议，决定打败日本后由中国接管台湾。后国民党政府内定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很多人为之反对。其时，庄希泉等人联合西南各省闽台同胞组织“闽台建设协会”，明理被推为执委会总干事，此事引起国民党的很大疑虑，特派专人监视明理的活动。 揭露蒋介石阴谋 反对打内战 1946年初，明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入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抗日胜利，国民党中央政府机关陆续迁出重庆，汇集在重庆的各方面人物逐渐离开重庆，但明理申请出国却一直不批。后国民党耍阴谋手段，派海外部的人找明理，要他答应担任“国民党马来亚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为条件。明理曾于1929年在福建晋江集体参加国民党，1930年出国后就没有联系。1940年在重庆时，国民党侨务委员会曾聘他为该会参议员，但无参加实际活动。明理把此事请示民盟中央，民盟领导人认为，可利用此机会出去。1946年3月15日他愤然离渝到香港。他对蒋介石处心积虑发动内战及以种种手段迫害民主人士的阴谋深为不满，到港后即在《华商报》发表声明，无情揭露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破坏政治协商基础，阴谋布置内战的罪行(重庆《新华日报》及《民主报》均有转载)。6月间，他到马来亚槟城，即与方君壮等人筹建中国民主同盟槟城分部；并创办了民盟槟城分部机关报《商业日报》；还复办了《现代时报》。两份报纸都反对打内战，倡议成立国共联合政府。他还发动槟城华侨拥护陈嘉庚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反对美国提供军火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并在《现代时报》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对华侨工商界的欺骗。9月，国民党中央即通令开除庄明理的党籍，并撤销马来亚党务整理委员职务。1948年，英殖民当局宣布《紧急法令》后，明理再次被捕，释放后仍受监视。 胜利归来 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6月，应中共中央邀请，明理随陈嘉庚一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会议结束，他又陪同陈嘉庚到东北参观了两个月，9月，回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年，明理担任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引导和安排华侨投资工作，在广州、福州、上海、天津建立了华侨投资公司。1956年，接受周总理签发的委任书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具体负责筹建华侨大学及武汉、集美、广西的华侨补习学校。1956年10月，全国归侨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嘉庚被选为主席，明理被选为副主席。 明理十分关心华侨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他几乎每年都到华大视察。大学的创办、复办及扩展，无不浸透他的心血。他为了修建屹立在华大校园内的宏伟的陈嘉庚纪念堂，曾多次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向爱国华侨李光前等人募集巨款。 明理一贯推崇陈嘉庚的爱国精神，奉为自己行动的楷模。五十年代他经常随从陈嘉庚到各地参观视察，热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侨胞，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不厌其烦，始终如一。在陪同视察时，细致地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协助综合归纳，为提出具体有建设性意见而废寝忘食。1958至1961年，陈嘉庚患病期间，明理身负重托，里外操劳，除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批复文件、拟报提案外，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商定陈老的治疗方案，检查治疗情况。他处事严谨，又善於团结同志，遇事总以兄长的厚道促膝商谈。陈嘉庚弥留之际，他守在榻前，聆听遗言，一字一句地详实奉录，完整地转达给中央领导及各有关部门。集美陈嘉庚塑像举行落成典礼，他虔诚为之揭幕。 终生为侨 鞠躬尽瘁 明理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为祖国的繁荣统一而奋斗的一生。他为我国侨务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是华侨爱国进步事业的杰出代表人物，曾受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和鼓励。他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他全心全意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尽力，鞠躬尽瘁。 晚年，他仍坚持全日制工作。不管寒冬盛夏，总是乘公共汽车上班。老年白内障使其一眼失明，另一眼视力也极低，但靠着一柄放大镜办公。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待人很有礼貌，来访者不论什么人，他都亲自下楼送别。 明理以其爱国、爱乡的炽烈热情，而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海外四次被捕，“文革”中又受过冲击，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从不动摇。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升华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晚年的他又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于一九九一年五月批准庄明理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明理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第一至四届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四、五、六届中央常委，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华侨大学副董事长，中国银行监事，香港集友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儿童与少年福利基金会理事、副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北京华侨大厦有限公司董事，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副会长。 明理撰写的回忆录，主要有《忆毛主席同陈嘉庚先生的交往》、《南侨报国觅知音》、《陈嘉庚回国慰劳前后》、《陈嘉庚与南侨机工》、《陈嘉庚的遗言》等。 1991年5月19日，明理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主要参考资料 1、庄明理同志治丧办公室:《庄明理同志生平》 2、《庄明理自述》 3、张荣洲:《一缕乡思万里情》(1987年第三期《福建画报》) 4、张渝:《送庄老》(1991年6月《华声报》) 5、庄明理、洪丝丝:《陈嘉庚回国慰劳前后》(文史资料出版社《回忆陈嘉庚》) 6、庄明理:《陈嘉庚与华侨机工》(文史资料出版社《回忆陈嘉庚》) 7、其他有关档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