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我迁居泉州刺桐学村，有机会结识潘玉仁先生。其时潘玉仁先生从石狮退休回泉州，应聘创办刺桐学村邮电代办站，同时兼职一些中专职专幼教专业的音乐课程，同时也撰写一些回忆录式的文章。他是晋江市政协文史委员。 潘玉仁先生多次讲述创作《我爱我的台湾》(歌词)经过和导致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引起我的注意，也引起我的同情。我产生一个意念，帮助潘先生澄清这首歌词的真实，还给历史原貌。当时尚无“知识产权”一说，也不见文艺上法庭的先例，所以只能通过报刊给予披露；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考虑到，杨扬先生是位老音乐家指挥家，在我省音乐界有一定威望，不可因为不慎而损害他的声誉，造成不必要的负效应。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再三斟酌了史实和材料，再三推敲成文的字句。按我的本意，只要证实《我爱我的台湾》一歌的作者是谁，辨清该歌在漫长岁月里铸成的误解，目的也就达到了。潘玉仁先生对此也不表示异议。 “翻案”文章写成后，我想投给一家比较有影响的报刊发出。因为《我爱我的台湾》一歌诞生半个多世纪，流行极为深远，不用说在电台、电影、舞台、乐团、歌集中表演或出版，就在普通百姓(尤其是闽南语地区)基本上人人会唱，它对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产生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于是，我于1990年春节期间，把稿子寄往上海《文学报》，我认为，该报可以胜任我在前面提及并私许的“任务”。 《<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一经推向社会，毫无疑问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音乐周报》、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首先转载，随后广东、河南、福建等省地报刊也摘载或报道。这自然引发了不同看法，争论就此爆发，时间延续将近一年。 厦门市文联由陈元麟先生率领的专题调查组，通过对厦门泉州有关部门和人员调查之后，在1990年9月17日《厦门日报》上，动用大半版篇幅刊行长文《也谈<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指责我的“失实”，乃至失误、失策，其观点仍是《我爱我的台湾》作者系杨扬先生(说是整理者也行)，问题则在于厦方提不出充分的有力的证据，但反驳文章扩散的影响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再作“回复”成为完全必要。出于慎重起见，我除掌握原有资料外，又特地访问了庄炳章、杨波等几个离休老干部。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他们在泉州参与或领导文艺工作，提供了详实证明，使我以充分把握再次写作《终局归于事实》一文。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晚报》总编施能泉、副刊部主任叶梓赋、专刊部主任万本培等诸位，关键时刻给予有力支持。该文于1991年4月22日发于《泉州晚报》，在此之前，《泉州晚报》还转载了《文学报》的《<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有了这个版地，有了各方面的支持，至少使我摆脱“孤军作战”的困境。 1991年4月25日，《文学报》选摘陈元麟的《也谈<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其意很明确，杨扬先生长期署名的《我爱我的台湾》一歌是“捡”到的，过去的有关署名、版权等是“误会”所致。那么，这一场争论也就有了一个温和而确凿的“结论”。 时隔6年，我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交付《泉州文史资料》。我认为，对于《我爱我的台湾》这样一首著名歌曲，属于泉州作者属于泉州人民的光荣，后来又发生这样一场争论，是有必要保存于泉州史册，至少给后人留存一份史料一个借鉴，是有其特殊价值的。 1997年7月《泉州政协报》社 附件:是民歌？还是创作歌曲？作者是谁？ 《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 万国智 闽南语歌曲《我爱我的台湾》问世之后，历时半个世纪，至今在国内外盛传不衰，老少男女皆能知晓。 《我爱我的台湾》究竟属何种表现形式？有标为“台湾民谣”，有标为“闽南民歌”。现在可以认定:《我爱我的台湾》是创作歌曲，因之不能不涉及作者问题。已往的文字记载或演出报幕，向来说是“杨扬改词、思游记谱”，实则是个大误会。原作者应为潘玉仁先生。 潘玉仁先生原是石狮市宽仁小学音乐美术教师，现今退居泉州，年青力壮时喜爱歌曲创作，结合课堂教学需要，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40年代由福州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歌曲》、《小学音乐教材》其中就有数十首他创作的歌曲。关于《我爱我的台湾》，从写作演唱到出版的始末，他记忆相当清楚，而且手头保存有充分的原始材料。 时光回溯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那时候，潘玉仁在爱群小学(后改名石狮宽仁小学)供职，受到校中地下党同志进步思想影响，热情参加反蒋抗日宣传。在一次闲聊中，潘玉仁听到朋友透露，台湾人和“外省人”对现状十分不满。这无意中的议论，触发了潘玉仁的灵感，当即写下“狗去肥猪来”之句。 此后几天里，潘玉仁始终情绪激动，他想以此写成歌曲倾诉台湾人民心声。在他写成之际，老同学施启明来探访，商量改动“有苦没人知”和“目屎(眼泪)在腹内”两处。整首歌词就这样形成了:“我爱我的台湾啊，台湾是咱家乡。日本时真不自由，现今加苦愁。看见狗去肥猪来，目屎在腹内。咱同胞要怎样，何时来报仇？” 全词模拟台湾人口气，依照道道地地闽南语写成。考虑曲谱要通俗易懂，凑巧潘玉仁去看望从台湾回大陆的朋友吴庆年，当场凭听唱记录了台湾酒吧歌曲旋律。这里补叙一下，前几年偶然机会，潘玉仁获悉这旋律出自当年台湾流行歌曲《南都之夜》。 词曲配合成稿，潘玉仁拿到学生中间试唱，效果不错。于是，这首歌曲扩大到民众口头流传，影响日渐深入。 泉州古城1949年9月解放。知名人士王冬青(即后来高甲戏《连升三级》编导)找到潘玉仁，邀他主编一册歌本，宣传解放。王冬青看了《我爱我的台湾》歌稿，建议补充时代内容。潘玉仁对整首歌的词和曲逐字逐句斟酌调整，又续上一段词:“兄弟啊，姊妹啊，勿免空悲哀；彼当时在地狱内，有苦没人知。如今是人民解放军，要救咱子孙。请同胞着合起来，消灭反动派!” 解放初期，因教学和宣传工作忙碌，潘玉仁将这首歌搁置下来。直至1954年7月17日，他整理材料时翻出歌本，又作过一番修改誊抄，取题《我爱我的台湾》投给《厦门日报》社，希望能予正式发表。 《厦门日报》社文教组编辑于10月9日回信，言及正在组织一首民歌，“由本报一位同志记录下来，交给本市音乐工作者杨扬同志整理”。大约五六日后，《厦门日报》文化生活版刊登歌曲《我爱我的台湾》。很有趣，曲及词均为潘玉仁的原作，只不过作精简调整而已，署名变成“杨扬改词、思游记谱”。而杨氏的歌曲《我爱我的台湾》是年载入福建省《歌曲选集》，“一锤”为这歌曲去向“定音”。 如今，重提旧事的不是潘玉仁先生，而是由外界动议钩沉。早在1957年5月，晋江县文联的民间歌谣创作座谈会上，有人议论过，但鉴于潘玉仁1956年整风中受挫而“避嫌”了。1985年晋江县政协召开会议时，知悉内情的老同志提出，潘玉仁委员创作《我爱我的台湾》及其贡献，应载入《文史资料》以作备忘……40年代、50年代唱过潘玉仁先生歌曲的乡亲学生，纷纷呼吁为当年的老师澄清事实恢复著作权，但潘玉仁表明对此“无意苦争春”。 (原载上海《文学报》1990年7月19日) 终局归于事实——再证《我爱我的台湾》词作者的真伪 万国智 《文学报》1990年7月19日发表《<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本报9月20日转载。下简称《来龙去脉》)，我本意廓清闽南语歌曲《我爱我的台湾》作者真相，复返历史原貌。时隔约两个月，9月17日《厦门日报》推出陈元麟的《也谈<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下简称《也谈》)，声称代表厦门文联调查组发言，“以正视听”。我以为，既然有关“老音乐家的人格和名誉”，慎重务实说话，事态就绝无什么“复杂”可言。 《来龙去脉》一文中，我提供过一个关键人物和一个关键情节，即40年代和潘玉仁共事文艺宣传活动的施启明先生，是潘玉仁作词《我爱我的台湾》现场目击者，参与过词句斟酌推敲，并且第一个把该歌唱向社会。1947年至1948年间，他由于传播这歌曲而涉嫌，登入泉州警察局黑名单。不久前，忆及这段旧事，他表示要凭良心告白天下。 另者，1949年9月在泉州美术印刷厂的王竹先生，多次排印校对《中国民歌》和《解放颂》歌集，也可出证。他说，“《我爱我的台湾》歌词确系潘玉仁师创作，笔名‘尤然’”、“稿件系潘师手笔”……类似人与事恕我不多援举。倘若调查组兴趣，他们乐意接受调查。 确认《来龙去脉》及本文所述事实，那么，在《我爱我的台湾》词作者真伪焦点上，《也谈》一文指责我的“失真”也就不难揭秘。 《也谈》作者说，“1949年的《中国民歌》和《解放颂》两个版本，《台湾谣》均没有署潘玉仁的本名或笔名”。对此，我除了坚持《来龙去脉》中的引证，还想提醒一下，潘玉仁已向调查组递交过“答案”，他以“尤然”笔名主编《中国民歌》一书，收入歌曲一律冠以“××民歌”，原因是自己主编歌本，唯独自己的作品署名，恐怕导致节外生枝的误解，也出于考虑“当时刚解放，尚不敢署名”；随后歌本更名《解放颂》也照此沿用。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解释合乎当事人情理。潘玉仁同时向调查组申明，以《中国民歌》出版日期1949年9月为限，如果厦门方面能找出更先的资料，他甘愿“败诉”。就此而论，《也谈》中抛出的“判断”:“我们无法认定他(指潘玉仁)就是词作者。”该歌曲出处“有两种可能”，显然站不住脚，欠缺力据和可信度。 《也谈》揪住时代背景的“出入”大作文章:“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当时台湾正是日据时期，狗(指日本占领者)尚未去，猪(指国民党反动派)亦未来，又如何有‘狗去肥猪来’的创作‘灵感’呢？”应该说明的是，我在《来龙去脉》原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时光回溯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潘玉仁……曾创作歌曲《我们是新儿童》、《一个小兵》、《过新年》，还有《防疫进行曲》、《侨家》等歌剧话剧，热情参加当地反蒋抗日宣传，兴意正蓬勃。第二年……”见诸《文学报》时，具体剧目歌题人名被勾掉，可能编辑为突出“主角”，不慎连“第二年”几字也误杀，原稿在押可供审查。潘玉仁告诉我，和调查组谈话过程，他转达申明过。原本可以释疑，不料《也谈》一文硬调遣为“失真”的首项，除开遗憾之外，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也谈》闪烁其辞说，《我爱我的台湾》系“台湾民歌”，所以，潘玉仁和杨扬“都是记录和整理者”。我不想重复搬运材料，“台湾民歌”之说已证实不能成立。何况，潘玉仁持有原始底本和样件，他写成之后试唱试教，印刷歌本投稿报社。过了5年之久，《厦门日报》才发杨扬的《我爱我的台湾》，词曲基本同出一辙，不过是潘氏原产品另换包装另贴标签，“提炼和加工”显然是靠不住的拐杖。 至此，我想商榷若干疑窦，以期顺利解开“死结”。 其一，《也谈》介绍杨扬得到《我爱我的台湾》的始末，是《厦门日报》编辑蔡其英记下台湾艺人颜抬治(艺名赛月金)的唱词，再经杨扬专门邀她到文化局演唱，过后将词曲装配成品。令人不解的是，潘玉仁的歌稿已先期寄达《厦门日报》文教组，莫名其妙“失踪”，而杨氏的却上了版面，居然如之不谋而合？1949年9月10日，潘玉仁主编《中国民歌》及后来更名的《解放颂》歌本，当时出版物尚无正式非正式之规定，只送军管会“共同研究”(歌本编者语)付梓，前后发行数逾万册，民间公开演唱。即使杨扬以听唱整理，应晓得该歌有出处，而且现在原词作者提出证据，又该如何考虑？ 其二，我敦请诸位留心，《厦门日报》原编辑承认，“《我爱我的台湾》发表后不久，便接连收到潘玉仁来信，说这首歌词是他创作的，要求予以更正”。这段话确实重要，至少说明这场争议并不突然。 总之，事实认可潘玉仁是《我爱我的台湾》真正词作者、曲谱记录者，是抹煞淡化不了的。不管中间有何误会有何差池，鉴于已成为过去，适当时间场合形式交还作品主权，符合传统美德，无损文艺家的德高望重。此间无需拉扯《也谈》中再三强调的“责任”问题。 (原载《泉州晚报》1991年4月22日) 《厦门日报》刊载署名文章，也谈——《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 本报讯 万国智《<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一文于去年7月19日在本报刊出后，陈元麟在《厦门日报》发表文章，也谈《我爱我的台湾》的来龙去脉。 文章提到，据原《厦门日报》社文教组编辑蔡其英回忆，1954年间，该报社文化生活版拟组织配合解放台湾宣传的文艺作品。一天，他在市文化馆遇见1949年前夕从台湾来厦门演出，后来返台芗剧艺人颜抬治，便要求她唱几首反映台湾生活的歌曲。颜唱了《我爱我的台湾》，蔡其英当场记下歌词。接到蔡的记录稿后，杨扬让人请颜抬治来演唱，并将曲谱记录下来，经整理后于1954年9月25日，发表在《厦门日报》生活版上，标题为《我爱我的台湾·台湾民歌》署名为杨扬整理·台湾芗剧艺人颜抬治唱。 《我爱我的台湾》一歌发表后不久，厦门日报社便接连收到潘玉仁的来信，说这首歌是他创作的，要求予以更正。经蔡查证，潘确实在7月27日向报社投稿，但由于当时报社一般不刊登歌曲，故被收到稿件的同志作为一般歌曲退还潘。蔡了解此事后，曾怀疑演唱者颜抬治是否将潘的作品当成台湾民歌，便特地再次走访颜，问她究竟是在何处听到这首歌的，她肯定地回答，是抗战胜利以后在台湾听到的。为此，蔡其英请示了当时的文教组长。该组长认为，既然台湾艺人肯定它是流传在台湾的民歌，而潘又没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的作品，因此，无法按潘的意见更正。于是，文教组便复函潘玉仁，向他说明此稿的处理经过及无法更正的原因。 (原载上海《文学报》199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