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姑墓 晋江安海星塔前村有三合土古坟一座，墓身呈圆形，宛如一倒覆之大锅，没有墓牌。村民世代相传，称之为“明朝姑墓”。每年古历三月初五和十月十五日，都要焚香祭祀。明朝姑究是何人？据说是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在安海郑府居住时的婢女，她在田川氏遭清兵迫害自尽后殉主自尽，其姓名籍贯不详。 南明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清兵突袭安平(今安海镇)，烧杀奸淫，整个安平镇十室九空，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之辱而自杀身亡，这位婢女为效忠主人，也随之自尽了。田川氏去世后，原葬于安平，清康熙三十八年，郑成功之孙克塽将郑成功夫妇墓从台湾迁葬于南安橄榄山(又名覆船山)之郑氏祖坟内时，即将田川氏墓从安平移去，一并附葬在郑氏祖坟内。因此，安平仅存留此婢之墓葬。 这座明朝姑墓现在已是在一村民宅内之天井中，天井十分狭小。笔者询问此宅主人，为何明朝姑墓建造在此小天井中？主人解释说:这一带地方在解放前叫“坑岬大榕脚”，是星塔村近郊的空旷地带。这里原有好几棵高大的百年老榕树，绿荫匝地，每到夏天酷暑，村民都经常在此榕树下乘凉。附近山野间有不少古墓葬，这座明朝姑墓是其中的一座。解放后，这一带逐渐有居民兴建住宅，到现在已经成为十分拥挤的住宅区了。原有的大榕树被砍伐殆尽，古墓葬亦多迁徒夷平了，只有这座明朝姑墓仍然被村民原地保存下来。此墓原有规模多大，墓身多高，已不得而知。随着村民建房，地面填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明朝姑墓，说不定仅是原墓的墓顶尖而已。 关于明朝姑墓的来历，只是在安海当地群众的口头传闻，至今尚不见有文字记载。这种民间传闻，往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明朝姑”三字的意思来作一番推敲:“姑”字似是对未出嫁姑娘的尊称，与婢女身份相符，而冠以“明朝”国号，则此“姑”应非普通民妇，其身世当有不平凡的来历。是不是当年的安海人为了崇敬郑成功，弘扬民族精神，将这位坚持民族气节而为主人殉难的婢女的坟墓一直保存下来，以便世代祭祀怀念呢？依笔者之见并非没有可能。但究竟是否属实，尚有待今后对此墓进行发掘考察，或许可能从中发现一些佐证。 保存于安海星塔村民宅天井中的明朝姑墓。(摄影:方圆) 深埋地下的一门古炮 安海西河境大巷有一户姓林的居民，于1988年间翻建楼房深挖地基时，在距地面约六、七市尺深的地下烂泥中，发现一门古炮，这门古炮现在放存在林家旧大厝的院子中。 此炮炮身已严重生锈，是否铸有文字无法查究。炮口外直径20公分，内直径10公分，厚5公分，全长212公分。炮的尾部甚是奇特，一般炮身头尾都呈圆形，而此炮之尾部却呈扁形，像是“炮柄”，“炮柄”长36公分。据考古专家鉴别，此炮不是陆地炮，而是安装在船上的炮，其尾部扁形部分，是用来把炮身紧固在船上的。现在的问题是:这门古炮是哪个朝代的东西？炮的主人是谁？为什么深埋在这里？ 有人认为，这门古炮很可能是郑成功的遗物! 据史记载，郑成功在安平住在一座十分豪华的府第，是其父郑芝龙于就抚后的崇祯二年兴建的，其规模宽广宏大，“亭榭楼台，雕龙画栋，极尽豪华”。郑芝龙还“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也就是说，船只可以通过他开通的河道，直驶到府内。另据记载，郑芝龙在拆城建府时，还在桥西铺外辟建水关，开挖西河沟，使梢船可以沿西河沟直至城中心的镇官署。西河沟在什么地方？据《安海志·西河沟》记载:“西河沟在文公祠前直港，广深不知，通海水，小舟得到院前两旁余地，今为富民侵占盖屋，沟填塞将平，水自祠前南至后山土地宫前，西折出柯厝巷……西流末至西宫而入于海，今尚云西河沟。”至今这条西河沟仍残留在西河境大巷水关一带的地下。而位于西河境大巷的林家，于1988年间从地下挖到的这门古炮，正是深埋在此西河沟中，据当年目睹挖炮现场的林家主人林阿海先生告诉笔者，这支古炮是横放在西河沟的烂泥土中，周围土质全属海土格，充分证实这一带原本是海沟，而不是陆地。且据有关文史工作人员称，此炮的外形与其他地方发现的郑氏古炮模式完全相同。如此看来，这门古炮很可能是郑氏船上的炮，它为考证西河沟与郑成功府第的关系，提供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实物佐证。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门古炮究竟是清朝炮或是明朝炮，应该先弄清楚，不能凭主观推测判断；另外又有人认为，明朝炮与清朝炮会有什么区别？朝代改变了，兵械枪炮的形制不一定立即跟着改变。这个问题，希望对古兵械有研究的专家前来鉴定，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 从安海西河沟遗址中挖出的古炮，现保存在安海西河境林宅院子里。(摄影:方圆) 两件郑成功遗墨 郑成功传世遗墨甚为稀少，其中手书古诗“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一幅及“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对联一副，据笔者所知，都是安海人所收藏。 清末民初年间，曾任厦门市商会会长的安海乡贤蔡德远先生，在天津经营糖业，是当年天津糖业界的“家长”，他在经商之余，兴趣收藏古字画，上述“只有天在上……”一幅，是他当年向驻天津的八国联军士兵购来的，售价银元2元。这位八国联军士兵手中为何有此墨宝，不言而喻，是直接或间接从北京圆明园等宫殿中偷走或抢走的! 蔡德远先生对此墨宝自是视若拱壁，便带回老家安海珍藏。有传闻说，此字幅曾一度悬挂在厦门其胞弟蔡德荣经营的裕昌行客厅中。有一天，安海旅日乡侨陈清机先生路过厦门时，见到此字幅，曾对蔡德荣说:“这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手书，十分珍贵，将来会很值钱”。大约过了不久，此字幅便收回安海家中珍藏了。 蔡德远有一邻居好友名叫郑拱照，祖籍南安石井，算起来与郑成功是同乡同祖的宗亲，有一天他在蔡家看到这幅郑成功遗墨，实在爱不忍释，蔡德远为人慷慨，便将此墨宝赠与郑拱照。民国二十年间，石井乡乡长郑选卿结婚时，特向郑拱照借去此幅墨宝，悬挂于厅堂上，以增添婚礼光彩。有人看见郑选卿的结婚照片，据说是用郑成功此幅墨宝作背景的。 抗战前的某一年，郑拱照的好友黄乞(黄乞家住曾埭村，是安海泉安汽车公司总经理吴警予妻弟之孙)前来郑家，对郑拱照说:日本皇族某要人近日将在厦门的台湾银行举办一个展览会，欲求借此郑成功墨宝供展览，展后当即奉还。郑即将此墨宝让黄乞带走，黄乞究竟有没有将它带去厦门，最后此墨宝落在谁手？终于杳无音讯。从此这幅由安海人珍藏多年的郑成功遗墨即宣告失落。以上是笔者采访郑拱照之堂侄郑家楚老先生时，由家楚先生提供的情况。另据安海文化界老前辈柯盘石先生回顾说，当时安海人对此墨宝的下落甚是关注，有人说安海人××将此墨宝卖给厦门市台湾公会会长曾厚坤，售价约在200-300银元之间，(据称曾厚坤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不久，曾厚坤又将此墨宝转卖给一个日本古董家，日本博物馆获悉后，即以华币20万元购去此件，据说这件郑成功遗墨现仍收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 对于此件墨宝的流失，厦门《江声报》于1935年6月12日曾有一篇简略的报道，现将全文及标题照抄如下: (标题)郑成功手迹 廿万元为日人购去 只有天在上 流入异邦去 (报道全文)泉属缙绅之家，收藏珍贵古玩书画，为数颇多。前此常有日人来泉，收买古瓷书画，如属珍贵稀奇之物，一经发现，即不惜重资，务必购买而去。近常有厦门台籍洋行经纪人，来泉搜求，或托由当地人士转购。如南安石井乡郑某家，其先代遗下民族英雄郑成功手迹一帧。上书五言诗一首，诗云:“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书法雄壮，诚为稀世之珍。虽至亲深交，轻易不与阅览。民国十八年，上海《大陆报》曾载记之，对此珍品，极加称扬，后为日本在朝某权贵所悉。乃遣人来泉。经多次之接洽。近已成交。议价为20万华币。此项珍品，遂流为日人所有矣。惜哉，闻郑将物售后，即离晋他去，作富家翁去矣。 此则报道，没有署名，从语气看，似是泉州人写的。报道内容与安海郑家后辈及当年文化界人士所言有出入，但有一点却是一致肯定，即此件墨宝是被日本派人来我国搜购去了。笔者认为，郑成功墨宝属国家级珍贵文物，如果此墨宝现在仍藏于东京博物馆，则我国文物管理部门是否可按有关规定，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赎回此一墨宝，使物归原主，完璧归赵。 郑成功另一遗墨“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对联一副，原收藏者为安海咸德境王开肯先生。 王开肯之父王青山，早年在安海经营“三益”香港郊，是当时安海街的富商，此对联是王青山在世时所珍藏，但其来历至今未详。王开肯家在抗战前因家道中落，此墨宝即被售出，售于何处何人，至今亦不详。现王开肯及其儿子王嘉种(原养正中学体育教师)都已去世多年，故有关此遗墨之去向甚难了解。 笔者获悉王开肯早年有一同事名叫吴温其，今尚健在，家住安海西宫。便抱一线希望，前往造访。吴温其先生现年已逾80，但精神矍铄，脑力亦佳，承他告诉:在60多年前，他与王开肯同在安海泉安汽车公司任职，两人往来甚是友好。吴先生曾在王开肯家亲眼见过此对联，据吴回忆，此对联系红纸黑字，亦即用的是红笺纸书写，而不是用宣纸书写。王开肯平时都将此对联卷起收藏，舍不得悬挂于壁间，恐有损伤。经询及此联去向，吴老先生也说不清楚。 既然此两件遗墨均告流失，则现在收藏于各地郑成功纪念馆、文物馆中的这两件遗墨的复制品又是怎样复制出来的？没有原件，如何复制？笔者又带着这个问题造访复制者柯盘石先生。柯老先生早在50年代，就开始复制郑成功遗墨。 柯盘石先生说，郑成功此两件遗墨从安海流失，实在令人感到十分遗憾。但幸亏郑拱照的儿子郑士美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对郑成功的遗墨也非常珍视，所以不但把自家收藏的这件“只有天在上……”遗墨拍成照片，而且还向王开肯借来那幅郑成功手书的对联拍成照片，并把底片珍藏起来。(柯盘石先生说，当时还未发明胶卷，所谓底片是用玻璃做的。)柯先生就是根据郑士美先生收藏的底片来复制郑成功遗墨的。 柯先生又补充说，那幅古诗原件，在古诗两旁还有题跋数行，是清代泉州知府高鸿飞所撰题，内容是叙述郑成功书写此诗句的经过，以及此遗墨收藏者与他高鸿飞的亲密关系。这些题跋，在复制时一般都予以删去，只留下郑成功的手书真迹，但有时也偶为保存，一并复制。那副对联的下联“至乐无如读书”的“书”字，原件已破烂不堪，几难于成形，经柯先生精心补缀然后再复制而成。现在不少地方的郑成功纪念馆、文物馆所收藏的此2件郑成功遗墨，大都是由柯先生复制的，柯先生为保存郑成功遗墨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安海人士收藏的两件郑成功遗墨。 塔碑与亭碑 安海有郑氏所立碑刻两块，一是郑成功叔辈郑芝鹏所立的塔碑，一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立的亭碑。此两块碑刻，都淹埋深藏了300余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陆续被发现。 塔碑位于安海星塔村之方形砖塔——星塔的第三层上。行人路过此塔，只要仰首翘望，即可隐约见到这块嵌在塔上的青石碑。唯历来无人攀登细察其碑文内容。1957年，安海旅菲归侨郑川田先生等人，出于对故乡文物古迹的关心，特邀请几位年轻人帮助，架接了三张竹梯，直攀到该塔的第三层，将此塔碑拓下，这才真相大白，碑文如下: 重建星塔小引 桐郡之南五十里而遥，距安平数百武，有乡星塔，以其地去水之处，有塔曰星塔，而乡因名焉。夫乡以塔而名，则塔与乡，所由来旧(久)矣，乃年久颓废，未有鼎而新之者，甚非所以壮方隅而耸诸乡之形势也。不佞近者避市之嚣，侨寓于兹，幸而群乡之人，习而安之。闻者流览其山川风景，慨然有鼎新斯塔之意。夫塔以星名者，言其高达接星辰，文明炳星日，其为文笔卓立，则儒学因之标题；其为砥柱水势，则民物因之康阜。昔人取此塔以名乡，不为无意，而气运未至，递兴递废，有能光旧物而开采美，岂非其无事哉。但事难独造，而功易众建。但一乡之胜，一乡共成之，当不遗力而让财。因会集诸长老，议设一册，随其家丰志趣，乐输题助，则力小功多，兹举固易易也。今夫安平文物甲郡邑，而此地盘居其上未里许，分余绪足陶铸。而天地变化，草木自蕃，则诸乡之吉祥善事，固未可量也，诸长老咸以为然，而命不佞为之弁其端。 皇明崇祯癸未(1643)秋八月吉日，石井里人郑芝鹏书。 此碑石高约30公分，宽42公分左右，文后有两印，其上者为阴篆文“郑芝鹏印”四字，下者亦为阴篆文“石井郑”三字。按此碑文甚关重要，它不但提供了明末安平的情况，而且纠正了原来《安海志》“星塔”条文中的某些谬误。据《安海志》“星塔”条载:“星塔在市东北坑岬宫前。崇祯二年己巳(1629)间，太师郑香筑圃于其处，衣服每常蛀烂，识者谓其巽方稍旷，因造砖塔五层四角以镇之。今郑太师圃中榕树山石犹存，坑岬人因以星塔名乡。崇祯十六年癸未，因塔颓废，郑芝鹏鸠众集资重建之。郑成功少年曾读书其间，是以称星塔为‘郑成功少年读书处’”。按此说星塔原系太师郑香所建，后因塔颓废，才由郑芝鹏鸠众集资重建，而现在所发现的这块郑芝鹏所书碑文，却十分清楚说明此塔由来已久，郑因避闹市喧哗才“侨寓于此”的。而文中提到的太师郑香究是何人？由于清代柯崇璜纂修《安平志》时阐述含糊，后人误认郑香就是郑芝龙，并由此推认星塔村是郑芝龙所建府第的地点。现在由于此碑文的发现，引起地方文史界对原有说法的诸多质疑，并作进一步考证，证实太师郑香就是郑芝鹏本人，星塔村是郑芝鹏寓居的地方，而郑芝龙的府第则是建在安平桥西铺一带。 此碑文下款署“郑芝鹏书”，而不署“郑芝鹏撰书”，是否说明还有另外一位撰写碑文的人呢？如果有的话，此人又是谁呢？这篇碑文文字简练，词藻典雅优美，会不会是郑成功代撰的呢？当时郑成功正处青少年时代，经常来郑芝鹏这座幽静的园圃中读书，郑芝鹏对这位聪慧灵巧、才思敏捷的侄辈郑成功，肯定十分赏识，当星塔重建竣工时，叫郑成功代撰一篇碑文，并非不可能。这个推论，自是一种假设，希望今后会得到佐证。 郑芝龙撰书的亭碑，在安平桥的中亭。崇祯年间，安平桥水心亭(也称中亭)年久倒圮，郑芝龙倡捐集资重修，并立碑为记。大约在郑芝龙于北京被清朝诛杀、安海又惨遭“迁界”之祸的时候，此碑刻便被推倒毁弃于亭侧，从此淹埋于地下300多年，无人发现。直到1980年晋江地区文管会派员前来重修安平桥时，才把此碑从地下掘起。如今此碑与中亭其他亭碑一起并立在该亭西侧，供人观赏考究，碑文内容如下: 重修水心亭记 桥成于宋绍兴年间，渴①虹②流，蜿蜒五里许，中翼以亭，祀大士像于上，往来便之。岁积就圮，风雨飘摇，余不胜蒿目③。夫一笠盖佛，昔犹美谈。使山行者歇力疲于经树，而利涉徒步之众，触热冲飚④，莫觅片席少憩地，大非津梁初意矣。然独为君子不敢也，乃谋之商人吴寰宇、曾希止等，捐资以倡，跻宇等亦乐于输工，石之倾侧并葺而新之。是役也，举以众劳，力省功倍，糜金钱仅二百有奇，阅四月而告成功云。 崇祯十一年正月 日 钦差管协守潮漳副总兵事前军都督府带俸右都督郑芝龙奖倡 题缘弟子蔡奎，督工弟子史伯贞，谢玉。 石匠黄重 镌。 (注)①渴——古通竭，意不尽也。 ②——美且长也。 ③蒿目——喻忧也。④飚——暴风。 清政府挟仇推毁掩埋郑芝龙亭碑，使此碑文深埋地下达300余年不见天日，自是一件憾事，然有时坏事反而成为好事。现在安平桥中亭许多清代碑刻皆因年久风化而字迹剥落模糊，甚至其中有些段落的刻字已难于辨认。而这块郑芝龙碑刻却因深埋地下，避免风化，所以至今碑文完好清晰，为现在文物考古人员提供很大方便，这大约是当年清朝政府所没有料到的。 安海星塔。该塔第三层有郑芝鹏所立的《重建星塔小引》碑刻一方。(摄影:方圆) 安海安平桥中亭碑林。最前面一块为郑芝龙撰书的《重修水心亭记》碑。(摄影:方圆) 沙堤董氏坟山之谜 距安海镇东北郊约20公里，有一座晋南名山——紫帽山，山中文物古迹甚多。1990年6月间，笔者曾偕同泉州市文史界老前辈陈泗东、吕文俊、傅金星，中新社记者李建成诸先生，应紫帽乡政府之邀请，前往该山进行访古考察。我们一行在乡人带领下，沿南麓蜿蜒而上，未及一里许，见一处涧水潺潺，奇石嶙嶙，荒草间有一巨石，横刻楷书“洞门”二字，径方尺余，下款署“飏先书”三字，在山涧另一旁，有一碑石，上刻“沙堤董氏坟山”。经陈泗东先生考证，知郑成功的夫人董氏，名酋姑，晋江永宁沙堤人。其父董飏先是明朝进士。陈泗东先生说，关于郑成功岳父董飏先的墓葬，史无记载，“沙堤董氏坟山”很可能就是董飏先的坟山。当时我们一行对陈泗东先生的考证和说法，都没有什么异议，认为这里就是郑成功岳父董飏先的坟山了。 近日偶阅有关郑成功资料，发现有些历史记载对董飏先与董酋姑的关系说法不一。如《永宁乡土资料汇编》说，董飏先生有四女，“长女名酋，配郑成功为夫人……”，明确指出董酋姑是董飏先的长女。可是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所撰立的《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铭》中却说:“祖母董(酋姑)系明进士……董飏先公胞侄女”，陈伯萍《延平郡王郑成功》一文中亦称:“郑成功十八岁，奉父母之命与礼部侍郎董飏先的侄女董氏成婚。”按乡土史料与墓志铭，都属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是一说是“长女”，一说是“侄女”，孰是孰非，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关于董飏先的坟墓是否就在紫帽山南麓，看起来也有疑问。《永宁乡土资料汇编》中“国姓夫人之父——明代进士董飏先”一文中称:“董飏先……因宦海生涯，最后定居于同安县。清顺治丙申年(1656)九月二十八日辰时逝世，享年六十有六，葬于同安县十九都许坑乡湖南，坐申向寅，墓碑上书‘沙河子归真处’。”(注:董飏先号沙筑，又号沙河子)。这段记载十分清楚，应该是可信的。 那么，紫帽山中的沙堤董氏坟山又是谁的墓地呢？会不会是郑成功夫人董酋姑的墓地呢？肯定也不是，因为董酋姑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她是在辛酉年(1681)六月十六日病逝于台湾安平古城里的，其墓葬当亦在台湾。 董飏先为什么会在紫帽山中这十分静僻的山涧旁题刻“洞门’两字？什么时候题的？其含意又是什么？“沙堤董氏坟山”是谁的墓地？这些问题，尚待文史考古工作人员去作进一步的考察，得出合理的结论。 八仙桌 墓地 遗像 书房 郑成功童年时代，有一位家庭教师，名叫曾其五，是安海镇赤店村苏厝人。不久前，笔者拜读曾华衡先生所写的《郑成功与蒙师曾其五》一文，得知郑成功于清顺治二年投笔从戎离开安平故乡时，曾赠物若干给这位启蒙老师留念，其中有文房四宝一套，九折屏风一件，八仙桌一块，百叶榕景一盆。他把这几件东西附函一件，遣家院带到赤店苏厝，送给休养中的蒙师曾其五。据说，这几件东西至今还保存在赤店村苏厝曾其五的后裔家中。中秋节前两天，笔者在曾华衡先生陪同下，驱车前往赤店村查访这些遗物，以及曾其五故居的遗迹。 华衡先生是赤店村人，是一位知名的民间藏书家，对此亦知之甚详。据他了解，这几件遗物中的文房四宝及榕盆，已经遗失多年，现仅存九折屏风和八仙桌各一件。 这两件遗物的保存者是曾其五的第十代裔孙曾国生。当我们造访其家时，适逢他外出，只有其女儿在家，可是他的女儿对此毫无所知，华衡与她打招呼说明来意后，便带我到放置这块八仙桌的大厅中。这块八仙桌放置在正厅中，被作为普通家具使用，因长期无人细心保管，显得又脏又黑，桌面近边处似有裂缝，桌上摆了一个小香炉，一束香，还放了一些杂碎用具。如此珍贵文物，遭此“冷遇”，实在令人觉得十分可惜，十分遗憾! 这块八仙桌高85厘米，桌面四方等边长94厘米，宽93厘米。桌边四周镂有简朴花纹图案。前年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及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前来参观时，经鉴定认为此桌是用稀有珍贵木材制成，其木质十分坚硬，遇火几乎不能焚烧。此种木材的产地是在台湾阿里山云雾遮盖的山顶，他们推测，这块八仙桌很可能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从台湾选购运回安平府中的，从此桌的形制看，亦属明末清初时物，与郑成功生活年代相符。 看过了八仙桌，准备再参观那件九折屏风，但华衡先生说，这九折屏风是藏于曾国生旧厝的楼阁上，九片屏风被拆开平放在楼板上，屏风上面还叠上一些颇为笨重的家具，主人不在，我们不便随意搬动探看，只好留待以后另找机会再参观了。后经托人探看，屏风九块长240厘米，宽45厘米，四边有框，上黑油漆，屏风上有诗配画，但因年代久远又保管不善，字画均已模糊不清。 在华衡先生带领下，我们又同往鼓亭埔看曾其五的坟墓。 据清嘉庆间《赤店乡土志·村贤卷》载:曾其五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性端重敦笃，志节崭然，博学能文，善书法，气骨森竦严整”。19岁那年，经朋友推荐，入安平郑芝龙府第为家学塾师，专门教小公子郑森(即郑成功)的学业，曾其五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文人，他经常把我国古代英雄志士的诗篇拿来教郑森诵读，他讲文天祥、岳飞的故事给郑森听，历史上英雄们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慨，在郑成功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曾其五在郑府作郑成功的老师，前后共七八年，直到郑成功15岁时考取泉州传士弟子员后方才离去。但师恩难忘，郑成功每告假归家，必先叩见曾其五恩师，汇报学业，聆听教诲，师生之情甚笃。清顺治十八年(1661)，曾其五接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喜讯后，不禁欣然赋诗祝贺。谁知五个月后，便惊悉郑成功不幸去世的消息。曾其五自此忧郁成疾，于康熙五年(1666)病逝，享年71岁。 曾其五的坟墓位于赤店、坑边两村交界处的鼓亭埔，鼓亭埔原是一片荒野赤土埔，文革时由“知青”们开垦成“安海茶果场”，但现在无人管理，举目所见，草木丛生，虽然附近建了几家合资厂，显得有几分生气，但依然有荒凉的感觉。我们走近曾其五墓地，见墓丘上荒草蓠蓠，连墓碑也被掩盖了。华衡先生借来一把锄头，把杂草除掉，才显出墓碑上的楷书文字，上端“皇清”两字，接下来中间两行墓主姓名，一边为“考其五曾公”，一边为“妣黄氏”，下端中间“佳城”两字。原来是曾其五与其夫人黄氏的合葬墓。据说，此墓自葬后至今300余年，没有迁移过。我们拍照后，流连片刻，便踏上归途了。 在归途中，又巧遇曾其五的另一裔孙，名叫国照，他十分热情地带我们到他家中，从一个长圆形的铁盒中拿出两幅画像，原来这是他家历代珍藏的曾其五夫妇画像。此两幅画像边幅裱褙处虽有破损，但画像本身仍然完好清晰。华衡先生十分高兴地说:“我虽是本村人，却至今还没有见过曾其五的遗像呢，我也不知道国照至今还珍藏着曾其五的画像。”在曾其五这幅全身像下面，还画了几个学童在嬉戏，我们拍了照片，国照先生又带我们到曾其五当年教学的“书房”参观。这座书房为砖瓦结构，已经破旧不堪，因无人居住，大门紧闭，断墙倒壁，遍地杂草垃圾瓦砾。国照翻过墙头，从里面把大门弄开，但见大厅中农具杂物零乱，还有谁家养了一群小鸡在厅中，笔者暗想，曾其五在村中也该算是一位“历史人物”吧，可是如今他的遗迹如此破损荒凉，无人关照保护，大约再过几年，亦将无处寻觅了。 郑成功出征时赠送其蒙师曾其五留念的物件，除上述4件外，还随物附上信函1件，此信函原件现已流失，但其内容在史料中保存至今。从这一函件我们看到:作为一代民族英雄郑成功伟大风范的另一个侧面，这就是他的尊师重教精神，作为明朝遗臣的郑成功，在国难当头之时，不得不焚弃儒服，戎装事武，但他对少年时代培养教育他成长的启蒙老师，却依然十分敬重。史书记载，郑成功在军务缠身，无暇与恩师见面叙旧的情况下，依旧“常通尺素”，沟通师生间的感情。今天我们重谈这封洋溢着凛然正气与师生深情的信件时，也不禁受到感动，并且从中获得很大教益，这封信件内容如下: “其五曾先师钧鉴:学生成功原为生员，本应习经修文，只因国难当头，兵连祸结，皇上遇难，家父被劫，成功乃大明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成功愿与诸英杰共伸大义，投笔从戎，弃家复国，从今焚弃儒冠，戎装事武，尚望恩师鉴谅!但愿后会有期，兹便附上吾师执课所需之物及所爱之榕盆，聊表寸忱!伏乞哂纳。贵体新痊，诸唯珍重……” 郑成功祖籍在南安石井，故居却在晋江安平。他自7岁从日本回国，便定居在安平府中，他的大半辈子都在安平度过，因此，这里肯定留下了许多郑成功的遗物。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迁界”及其对这座郑氏故居安平镇怀着深刻的憎恶，当清兵进占安平后，便一举把这座繁华的安平镇市焚毁一空，夷为平地，连那座规模广阔、豪华一时的郑成功府第，也从此湮没沉埋，其遗址几百年来都无从寻考，使我们的探索、研究工作产生很大困难，然而拆戟沉沙，终究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我们用心查访，深入探寻，必将有更多的遗迹遗物被发现，为研究民族英雄郑成功提供更珍贵的资料。 (注:有关曾其五生平资料部份参考曾华衡先生文；郑成功信函内容有待进一步考证。) 郑成功赠给曾其五的八仙桌。 (插图作者：(方圆摄)) 郑成功的启蒙老师曾其五墓。 (插图作者：(方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