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旅居印度尼西亚的泉州籍华侨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他们纷纷参加或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积极开展筹募捐款、捐物，抵制日货等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日寇侵占印度尼西亚后，他们又与当地人民一道，共同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印尼的泉州华侨就开始了抗日救国活动。当时洪骏声、洪雪立(二洪皆系南安人)等人来到印尼进行抗日活动，在泗水华侨吴志满(原名记满，泉州浮桥人)的资助下，二洪与当地爱国华侨组织了“泗水青年互助社”，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赤潮》，洪骏声与洪雪立都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人物。吴志满在当时还是抵制日货运动的积极带头人。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点燃了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抗日怒火，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是激起了海外华侨极大的愤慨，泗水华侨纷纷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读书会”、“救亡会”、“醒南剧社”、“立报”等团体，开展抗日活动。吴志满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开展活动，而且还积极鼓励广大华侨参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他还在泗水附近组织“筹赈会”、“青年募捐队”和“工人募捐队”，为抗战募集了巨额款项，并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建议把募捐来的一部份款项转交给八路军。 1938-10-10日，南洋各属华侨领袖云集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旅居印尼巨港的泉州华侨白辰恭代表印尼华侨出席了这次抗战中南洋华侨的盛会，共同商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大计。白辰恭，又名白麟趾，原籍安溪县龙门乡，早年在家乡任教，后侨居印尼在椰城加烈任教，1934年往巨港担任胜德栈经理，历任巨港中华总会主席、巨港中华商会主席等职。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上，白辰恭担任了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和宣言起草做了许多工作，在选举南侨总会领导成员时，他又当选为南侨总会的候补常务委员。他积极开展捐资筹赈活动，支援祖国抗战，不遗余力。同白辰恭一道代表印尼华侨参加南侨总会成立大会的泉籍华侨还有南安的洪渊源(吧城代表)。 林降祥，安溪县龙门乡人，1936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后回乡发动农民抗日救国，建立武工队和造枪厂。1941年侨居印尼，先后在谏义里、泗水、雅加达等地活动，曾担任泗水战时服务团组织委员、泗水《南侨日报》社长。1943年林降样与郑曼如(金门人)等人共同组织和领导“爪哇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大”)，林降祥担任同盟总部的组织部长，具体负责东爪哇的抗日斗争，积极开展各种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原籍南安的印尼知名爱国侨领黄周规，早年毕业于厦门集美高等师范学校，1932年南渡印尼，居于万隆。芦沟桥事变后，黄周规就积极投身于宣传抗日、筹募捐款等活动，支援祖国抗战，他历任万隆华侨抗日筹赈会主任和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执委等职。1942年，印尼沦陷，是年五月，黄周规在街头秘密为抗日募捐时被日军发现逮捕，关进“爱贫”监狱，他在狱中受尽日军的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后因查无实据，由亲友保释出狱。他在《狱中有感》的诗中写道: 五年为国尽奔波，此日羁囚可奈何? 莫道铁窗滋味苦，南冠战斗未蹉跎。 敌境存身事本难，豺狼猖獗夜漫漫， 凛然气节谁能屈，无愧神州心自安。 诗中的“南冠”意指囚徒，在《左传》中楚国钟仪南冠而被郑国所囚禁。黄周规引用此一典故来比喻自己在日寇狱中犹进行战斗，“凛然气节谁能屈”，没有愧对祖国而稍感心安，充分表现了他热爱祖国、坚贞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 在印尼玛琅，华侨黄怡瓶(南安丰州人)，担任印尼玛琅筹赈会主席，与南侨筹赈总会陈嘉庚主席保持密切联系，为鼓起侨胞的爱国热情面奔走呼号，长期筹募大量款项、医药物资，支援祖国抗日。1942年，日军南进后，黄怡瓶不幸被逮捕入狱，所创办经营的工厂被敌军接管，人员被解散，几十年创建之家业顷刻间毁于一旦。在日寇狱中三年多时间里，黄怡瓶志节凛然，蒙受了极其残酷的严刑拷打，直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方得脱离魔掌。出狱后，黄怡瓶慷慨激昂地陈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无罪，救国光荣。日寇可以摧残华侨肉体，杀人放火，毁灭侨胞的生命财产，但丝毫也不能征服华侨的爱国忠心。义之所在，理所当然；个人损失，在所不计。穷兵黩武者，玩火自焚，势在必然。” 华侨傅维丹，泉州江南乡锦田村人，早年肆业于泉州培元中学，因父亲早逝，家境贫寒，1925年南渡印尼谋生。“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华北，国土沦丧，傅维丹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侨居地组织华侨筹赈会，曾担任西加里曼丹三发埠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席，积极筹募捐款，支援抗战。1942年2月，日军占领西婆罗洲，时势险恶，傅维丹被迫与同乡逃入深山穷容之中，不久，又易名横渡爪哇海逃生，历时十四昼夜到中爪哇直岛，又转泗水，作小买卖，并参加了黄复明领导的地下组织“民族抗日反帝大同盟”，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在泉籍的印尼华侨中，还有一位著名的空军烈士——梁添成(南安人)，抗战初期，他回国参加抗日，考进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任飞行员。1939年6月11日，在四川重庆与日机空战时，其座机不幸被敌机击中，光荣殉国。他牺牲后，万隆各界华侨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在新加坡沦陷前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与友人刘玉水(惠安县人)等人乘小艇前往印尼避难，其后三年多时间里，泉州籍华侨为保护陈嘉庚先生的安全，作出了特殊而巨大的贡献。玛琅华侨黄丹季(原籍安溪县，时任玛琅中华总会副主席)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印尼梭罗会见陈嘉庚先生，以后又将陈嘉庚先生接往玛琅“巴蓝街四号”避居，并且自己搬来与他同住；在日军搜查时，黄丹季为保护陈嘉庚先生的安全而遭日军的殴打，但他从无半句怨叹之语。经过三年多时间与敌人周旋，多次巧妙躲过日军的搜捕，使得陈嘉庚先生安然无恙，直至日军战败投降后，安全护送他返回新加坡。印尼井里汶州的爱国侨领林寿山，原籍石狮蚶江人，在印尼沦陷之际，被迫先后匿避到西爪哇的日惹、梭罗，东爪哇的惹班、玛琅、泗水以及中爪哇的三宝垄等地，在这段匿避时间中曾和华侨领袖陈嘉庚、刘玉水等人在山区患难相处一年多，并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坚持抗日斗争。 在苏门答腊岛，南安籍华侨青年黄奕伟参加“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属下的青年联谊会组织，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中。在震惊全苏岛的“九·二○”事件(日军于1943年9月20日进行的大检举、大逮捕恐怖行动)，黄奕伟因资助逃亡的抗日秘密组织成员而遭逮捕，在狱中审讯时受到日寇的惨无人道的拷打、电刑、灌水、倒悬、火灼等种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抗日组织的消息。1945年2月26日，日军因查无实据，将黄奕伟释放，但他终因受刑伤势太重，而在医院中逝世，为抗日战争献出了他极其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0岁。 以上所述，仅仅是泉州籍华侨在侨居地印尼的抗日斗争的几个画面。然而，窥一斑可视全豹，泉州华侨的抗日斗争遍及印尼各地、各大、中、小城市，乃至穷乡僻壤的山区，面对艰苦、复杂、残酷的斗争，他们丝毫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所吓倒，不怕被逮捕入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侨居地印尼的反侵略斗争、为全世界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不朽功绩将与日月同辉，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