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之有电气事业，创始于一九一六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泉州的电气事业，经历两个利害不同的时代条件，一蹶一振的。可以分为两个局面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前的兴衰变革，解放后的稳步发展。 这里仅叙述解放前泉州电气事业的概况。 解放前我国的电气事业，与自来水、汽车公路、海上航运等等的企事业一样，都称为“公用事业”。有公营的——国营公用事业和私营的——民营公用事业两个类型。前者规模较大，后者较小。 解放前泉州的电气事业，一开始就是私营的民营公用事业。设备规模小，只供居民和商业的照明，不供工业用电。而且只能每天从下午五时起，每夜供电十二个小时(有一段时期，每夜只能供电至午夜12时)，白昼则否。供电范围亦不广。在一九一六年“泉州电气公司”初创时代，曾因冒进，虽然将输电线路架设到距城各十余华里的清蒙、柴塔乡等地，实则都不曾给这两个地方供电。供电线路始终局促于市中心商贾和居民最集中的区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泉州解放以后，才有变化。 解放前泉州电气事业兴衰变革的历史时期，又可分为“泉州电气公司”时代和“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时代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改组前的泉州电气公司 (1916年至1930年) 辛亥革命以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发展的机会。各地的民族资本家、华侨商人、地方士绅等，在这个时期，纷起集资开办一些工厂和公用事业。认为实业可以厚利民生，提倡“实业救国”是救亡图强之路。受本省福州、厦门先后于1906年、1911年创办电灯公司的影响，本市也有这样的打开局面之议。先是在1913年间，由本市晚清贡生谢俊英发起，邀同当地人士李丹臣、黄福来、陈启伦、林樵庵、苏应南、黄中流、龚淑仪等集资一万余元，开始进行筹备。后因资金收集不足，以致机器的购置，输电架空杆线的架设工程等等，均无法圆满进行，乃再邀厦、鼓富商林叔臧投资八万余元，以竟全功。遂于1916年九月发电，开始营业，是近代工业在本市历史上最早创办的一个工厂。当时该厂取名为“泉州电气公司”，新建厂址于南门外菜洲乡，办事处设在市区的三朝铺。 1、组织情况 这一时期的创办人谢俊英，在筹备时成立的董事会里自封为“领袖董事”(即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有董监七人，股东三十九人。股东中除林叔臧在厦鼓及台湾经商外，大部份为本市及闽南各县的商人和华侨商人。 2、从业人员 在筹备期间由谢俊英兼任总经理。开始营业的一年后——1917年，改由前清举人、林叔臧的家庭教师，也是公司股东之一的龚显鹤担任经理。职工计二十八人，其中职员十二人，技术人员二人，生产工人十四人(包括学徒)。 3、资金 资本总额银圆壹拾万元，其中林叔臧个人分户化名的投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地方商人投资约占百分之十五。 4、经营管理情况及其变化 1916年开始营业时，由于资金不足，主要设备仅有向台湾购进来120匹马力旧煤气发动机一部，配75瓩发电机一台的机组一套。而供电范围除了泉州市区以外，盲目发展杆线到市郊南门外的清蒙、柴塔乡等地，线路漫长，用户分散，工程设备简陋，管理又不健全。时值反动政权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发出的电流且大部份被机关部队所强用和滥用。以致经营未及数年，一开始即感机力负荷过重，电压低落。营业不振，亏损日增月重，难以维持。1921年龚显鹤病故，由林叔臧的次子林刚义接任经理之职。林虽留学日本，专攻电学，但他从不来泉过问，把企业交给他的代理人原籍广东汕头的范桂棠执行经理职务，仍不能挽回企业的危机。至1927年十年中，负债已达五万余元，维持益感困难。 当时的发起人谢俊英等之所以创办泉州电气公司，实系受福、厦，尤其是福州电厂开办后有利可图的影响。其组织形式和办事机构，大部采取福州的办法，生搬硬套。公司设经理。在菜洲乡的发电所设厂长。除此以外，也设营业主任、工务主任、出纳主任、总账、总司机、副司机、技师、司库、事务等股室和人员。人事臃肿，职责混淆，似乎也是管理不善的一个重大原因。 当时的电气技工，大部为福州籍工人。在设备方面，由于林叔臧原为台湾殷商，受日本的影响颇深，所以连机器安装、厂房基建和线路的架设，均雇用日本技师来规划进行。供电系统亦采用单相3300——1100伏，这个供电规格，一直保留到泉州解放，企业公私合营后才改为3300——220伏。 1930年闽变前后，各地军阀连年混战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结果，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泉州地方不靖，工商业萧条。企业经营不善，资金亏空净尽，已到无力再维持下去的地步。加以林刚义继任经理以后，长期不曾召开股东大会和董监会报告经营情况，造成泉州方面股东人的不满，推举股东王池束前往厦鼓责问林刚义，因而又发生纠纷，终至诉诸法律，涉讼不决。在这内外交困的时期，企业当事人“卸包袱”的思想萌芽，乃有把这一堆“烂摊子”顶出去的意向。已故股东谢俊英之弟谢杰英乘时而起，以泉永方面股东代表的名义出而负分头接洽联系之责，通过长期的多方协商和反复斡旋，终于达成协议。“泉州电气公司”接受一笔颇为优惠的代价，把这一摊“烂摊子”顶出去，由“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集资承顶，进行改组。至此，“泉州电气公司”的历史阶段结束，而“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阶段开始。 二、改组后的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931年至1949年) 改组后的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其兴衰变革，亦可分为改组初期，衰落时期和维持时期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甲、改组初期——1931年至1937年 1931年淞沪之战结束后，十九路军以其抗日英雄的余威移师入闽，地方稍为安宁，海外爱国华侨纷纷有回国投资建设之举。当时泉州电气公司已至无力维持的地步，爱国归侨晋江安海人蔡子钦乃邀同国外华侨和归侨陈清机、万福来、周起抟、周起特、吴善卿、蔡顺意、蔡露亭、吕良以、余芳梅、蔡梨生以及地方人士李丹臣、蔡德远(蔡子钦的令尊)、罗贻谦、黄克绳等集资承顶，准备改组。在承顶过程中，由于旧社会的地域宗派关系，旧公司的一部份股东起而阻挠，迟迟不能统一意见。后由谢杰英再邀同泉州著名的绅士苏大山出为协助，多方斡旋，始取得协议。新公司以银圆四万元的代价，承顶旧公司的全部资产，另以银圆二千元，作为偿付谢杰英等的奔走费用。新公司于1932年四月改组成立，改称为“泉州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仍设在市郊的菜洲乡，办事处则先是租赁于中山南路400号的一座楼房，后迁移到中山南路507号。 1、组织情况 依照当时国民党政府“公司法”的规定，于公司的股东会之下设立董事会，由董事会选任经理一人，组成经理部，主持经营管理等业务。公司发起人于公历1934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选举陈清机、李丹臣、万福来、蔡子钦、吴善卿、周起抟和蔡露亭等七人为董事，罗贻谦为候补董事。黄克绳和蔡德远两人为监察，周起特为候补监察。随即再在已选出的董监中，互选陈清机为董事长，李丹臣为副董事长，成立董事会。至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侨居菲律滨的陈清机因病逝世，乃改选李丹臣为董事长，并扶正候补董事罗贻谦为董事，但不再设副董事长职位，一直持续到泉州解放。 2、从业人员 公司改组成立后，董事会即选任蔡子钦为经理。开始时职工三十二人，其中职员十三人，技术人员三人，生产工人十六人(包括学徒及勤杂人员)。以后由于业务开展，职工也不断有所增加。 3、资金 资本总额仍是银圆壹拾万元。股东三十九人。大部份为菲律滨及日本神户侨商和归侨投资，比例占百分之八十七。国内资本家占百分之十。官僚资本占百分之三。 4、经营管理情况及其变化 改组后的资金亦仅十万银圆，除付出四万二千元的代价承预旧企业的资产外，己无扩建新机的能力。为了吸收前公司经营失败的教训，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整顿。 首先把旧公司盲目向郊外发展的输电杆线撤回，以减轻机力负担，提高电压，改善供电质量。一面进行机器和厂房的大修，整顿线路，添置设备和补充附件。在企业管理上，健全了会计制度，制定营业章则。这样从工程上和业务上实行改进，经过短期的努力，企业的面貌终于有所转变。1933年以后，泉州工商业的景气颇有好转，电灯照明的用户日增，企业也开始有了盈余。1933年十一月，向英国纳兴纳尔厂购进的210匹马力柴油发动机一部，配175瓩发电机一台的机组一套运到，安装完成，即由新旧两套机组，分线送电。同时购进大批电度表，积极发展表灯户，营业蒸蒸日上，未及三年，新旧两个机组的负荷又告满载。乃筹措一部份资金，再向德国西门子厂购进280匹马力煤气发动机一部，配200瓩发电机一台的机组一套，于1937年八月间运到。安装完成，又投入生产。前后五年间，发电设备的能力，增加达五至六倍以上。 这一时期，从企业的内部组织和经营管理上说，是比较健全的。同时，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工商业好转，新公司营业有所发展，开始有盈余，已如上述。1935年间即将半年前董事会决定应付的股息(约达资本额的百分之十)，转作未缴足的股本。除此以外，公司章程虽有逐年决算有盈余应按比例分配给股东的规定，但多年来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先后添置了两部达490匹马力的发电设备，多方筹措，需款孔繁。除运用历年企业滚存的资金以外，还向股东告贷(例如一九五七年购进德国280匹马力机组一套时，就向股东侨商吕良以、万福来和周起抟等借来不少的钱)。尚欠德国西门子厂的一部份机款，则一直到解放仍未处理清还。对于公司章程规定应付给股东的股息和红利，一时更难兼顾。幸而改组后企业资金的来源，绝大部份是当时的经理蔡子钦以私人关系招集的，投资人多数是蔡子钦的戚友，股息和红利虽然长期未能分派，矛盾不大。 乙、衰落时期——1937年至1945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福州和厦门两市相继沦陷，泉州地处前线，亦岌岌可危。1938年间，敌机肆虐，狂轰滥炸闽南沿海，形势更形紧张，泉州已面临战争的威胁。国民党政府准备随时紧急炸毁发电设备，曾长期派遣部队携带炸药进驻菜洲乡的发电厂，以便行动。此时此际，海上交通控制在敌人手里，本市工商业萧条，新公司受此影响，业务亦一落千丈。复因柴油来源断绝，前此向英国购进的210匹马力配175瓩、用柴油发电的新机组，已无燃料以资供应，为保全企业资产，即将该机内迁永春收藏。从此企业的面貌完全改观，由繁荣滑向下坡，开始衰落。 1、组织情况 在抗战八年期间，由于股东的绝大部份都散居海外各地，不可能凑足“法定人数”召开会议，所以公司股东和董事会也大体保持改组初期的原班人马。股东中除极个别的为互相继承而更名换户外，没有什么变动。董事会则由于原董事长陈清机，在抗战初期即因病逝世于菲律滨，改选原副董事长李丹臣为董事长，原候补董事罗贻谦为董事以外，其他董监一概不变，不再设副董事长的职位，亦不再补选候补董事。 2、从业人员 抗战前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职工曾经一度由改组初期的三十二人，逐步增加到四十九人。抗战发生后，时局迅速恶化，物价腾跃，营业衰落，维持困难，1943年五月乃裁员七人，仅留职工四十二人。其中职员十八人，技术人员二人，生产工人二十二人(包括学徒和临时工)。当时经理仍为蔡子钦，但先在1940年，为协助经理应付当前复什混乱的地方环境，董事会聘任王一平为副经理，是这个企业设置一个副经理职位的开端。 3、经营管理情况及其变化 210匹马力配175瓩的柴油机组内迁永春后，抗战期间仅以280匹马力配200瓩和120匹马力配75瓩的两套新旧的煤气机组供电。由于海上交通被敌人封锁，煤炭和附件的来源亦告中断，乃改以本省安溪湖头出产的昂贵的木炭为燃料，滑油则改用性能较差的白豆油和植物油代替，影响供电成本和质量，自难或免，推原其故，原非得已。1939年三月以后，物价暴涨，伪币贬值，营业衰落，亏损日重。至1943年，企业维持已感困难。当时的副经理王一平采取一个“开源节流”的措施，望能勉渡难关。所谓“开源”，乃是向一般用电客户的身上找窍门。把公司营业章程所规定的用户用电底度(即起码度)，由原定的三至五度两级，提高为九至十五度，并按比例补收用电保证金。所谓“节流”，则是从公司职工的身上打主意。先是一度试行过全体职工普遍减薪(即将工资打一个折扣)的办法。后因物价腾跃，生活指数日增月高，而职工的工资不提反降，影响职工生活太大，实在不行。乃转而实行裁员，在全部四十九位的职工中，裁掉七分之一达七人之多。虽然采取了这些所谓“开源节流”的措施，仍不能扭转营业亏损日重的颓势，卒至把企业的流动资金消耗净尽，只能天天在面临不能维持的边缘挣扎。甚至要把新门外浮桥街和市区内东西街尾一带的输电架空杆线拆卸变卖，勉强支撑到抗战胜利。 这一阶段是企业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企业内外关系也有很大的变化，各方面的矛盾加深。概括的说，有如下的表现:其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机关强用电流，不付电费，成为风气，电费负担转嫁于普通用户身上。企业提出的所谓“开源”的措施，又增加了普通用户很多不合理的负担。加以柴油机内迁永春，煤气机改燃木炭后，机器故障，运转失常，停电和断电的事故经常发生。企业和用户的利益因而形成对立，群众不满，社会指责，乃与日俱增。其二，自1940年王一平担任副经理后，企业开始卷入泉州地方派系的斗争之中，作为王一平在社会活动的政治资本。本公司股东相互之间，除华侨股东通讯断绝，对企业的经营和盈亏如何从不过问以外，地方上的股东也因为派系有别，时常闹不团结了。其三，公元1939年以后，物价波动，资方藉口企业亏损，不关心职工的工资待遇，长期不能随物价的波动作相应的调整，使职工生活也长期处于维持困难的困境。当时每一职工每个月除可领到白米三十八至四十五斤的膳食代金外，其余逐月有限的固定工资，则由于伪币的日益贬值，到手时已是所值无几了。但企业的几个高级职员，在副经理王一平的主持下，却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营私舞弊，造成低级职工和高级职员生活悬殊的矛盾，因而劳资之间又常为待遇而发生纠纷。 丙、维持时期——1945年至1949年 1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企业以为喘息的机会盼到了，今后正待加紧努力，争取逐步恢复旧观。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劫收”和发动内战。国计民生，奚暇顾及!国库空虚，不够挥霍，乃乞灵印刷机，由“法币”而“关金”、而“金圆券”、而“银圆券、而“黄金券”，使纸币大量出笼，泛滥成灾。造成币值更大幅度的一日数贬，物价亦天文数字般的向上高涨。导致全国到处游资充斥，成为投机倒把、偷关漏税和囤积居奇的天下。因而产业全面破坏，国民经济崩溃。影响所及，泉州亦不例外。企业处于这种局势之下随时有可能倒闭。经过抗战八年的艰难挣扎，而终将要毁灭于国民党政府的自我摧残，维持甚感困难。 1、组织情况 在这个时期，由于股东和董监散居海内外各地，交通又不便，不可能凑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人数，董监会很少开成，股东会亦无法召集，组织没有什么改变。董事长仍为李丹臣，经理仍为蔡子钦，副经理仍为王一平。惟蔡子钦原籍安海，抗战期间，交通阻塞，较少到泉州，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工作，是由副经理王一平负责的。 2、从业人员 职工人数和抗战期间一样，只是间或由于个别职工的病逝或离职，才按照实际需要有所补充而已。 3、经营管理情况及其变化 抗战胜利结束后，海上航运畅通，柴油来源也恢复了，1946年一月间，才将抗战初期内迁永春收藏的柴油机搬回泉州供电，以满足当时用电又有稍增的需要。但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期间，泉州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物价暴涨，而企业的电价，受国民党政府中央直接统一的管制，不能跟天天猛涨的物价随时调整，营业亏损仍然严重。至1948年间，由于当时的“全国民营电气事业联合会”的出面交涉，南京国民党政府才颁布了一件“电价自动计算法”的条例，授权地方政府处理。依照这个条例每次调整的电价，其调整上升的幅度，相对于不断猛涨的物价，虽然还是不成比例，不合理的。但营业收入能够得到及时的补救，也比较安定，企业已有可能掌握时机，权衡缓急，在经营管理上从事一些有计划的安排，继续维持。1948年下半年，120匹马力旧发动机损坏严重，只能报废。同年十一月，乃向厦门闽通轮船公司承购100匹马力立式柴油发动机一部，代替使用。到1949年九月以前，国民党政府统治泉州的最后一段时间，随“法币”的崩溃之后，“金圆券”和“银圆券”亦相继贬值，抑且变本加厉。因此造成用户普遍故意拖欠电费的现象，收费困难，企业蒙受货币贬值的严重损失，再度陷入维持困难的危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省内外的公用事业先后实行各种实物计算电价的办法以后，此项蒙受货币贬值的损失才稍为缓和。同年的六月份以后，泉州一带人民，干脆自动拒用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纸币，实行用银元及美钞交易，企业亦改以银元为计算电价的标准之后，营业收入相对的稳定，而且能从长期亏损转为有所盈余。这样企业才有可能抽出一部份资金从事修理和补充供电设备，购进地皮建筑仓库，并添购了一部185匹马力的旧柴油发动机。此时此际企业的供电设备，已增加到动力775匹马力(即除去120匹马力的旧发动机一部报废以外，有100匹、210匹、280匹和185匹马力的发动机各一部)。发动机力则只能保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450瓩(除去185匹马力的发动机尚无发电机以供配套以外，有75瓩、175瓩和200瓩的发电机各一台)。在这个时候，企业的股东也能够领到每股银圆二元的现金股息。这一转变，虽然还不能达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希望恢复旧观的理想，但已使企业有可能维持到泉州解放了。 在这抗战胜利后到泉州解放前短短的四年中，企业经历了两种不同情况的变化。前三年中，在国民党政府不合理的管制和不合理电价的压力之下，企业亏损日增月重，天天在不能维持的边缘挣扎。临解放前的一年之中，这一种情况有所改变，营业收入稳定，有了盈余，企业才有可能执行一些有计划的措施，渡过难关，迎接解放。 泉州的电气事业，直到解放以后，才真正有可能逐步恢复，从而创造条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轨道，稳步发展起来。 (1981-12-22日整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