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抗战发生，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泉州处于国防前线，与台湾只隔一衣带水，是为日寇侵占的对象，其威胁甚大。然而，泉州人民在历史上，具有革命优良传统与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抗战开始，人民纷起响应，但无统一领导机构。如何防御?如何救灾?如何宣传?各种问题亟待解决。于是由社会人士秦望山、吴增、叶青眼、陈仲瑾、张赖愚、苏秋涛、赵祖建、陈泗荪、蔡鼎常等，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庄澄波，县长张斯麟，旅长钱东亮发起，召集各机关团体及各界人士，在县党部讨论战时有关地方事宜。会议由秦望山主持，讨论结果议决成立抗敌组织，但是机构名称颇费踌躇。一方面是亲日派陈仪主闽，媚外压内，不能直接用抗敌名义；一方面机构成立需要经费，必须向海外华侨筹募，明显地标榜抗日亦为殖民地政府所不许。于是酌情行事，乃成立“泉州防灾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抗日机构。各机关团体及各界人士都积极参加，选出委员五十三人，再推选秦望山、钱东亮、庄澄波、苏秋涛、张一粟、陈泗荪、蔡鼎常、吴增、张赖愚、黄克绳等为常务委员。秦望山、钱东亮、庄澄波分任正副主任，内设总务、自卫两组，总务组主任秦望山，下设征募、购置、宣传、救济、会计五股。自卫组主任钱东亮，下设防空、训练、情报、设置、救护五股。各股设正副主任及干事若干人。“防灾委员会”成立以后，经费无着，一时筹措困难，乃由会议决定向中国银行提出一九三五年泉州大水灾时向海外华侨募捐赈灾剩存赈款，充作经费。各部门开展工作，常委会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在于粮食、自卫、防空三端，因晋江为缺粮县份，丰年只够自给八个月，歉收则不堪设想，平时多仰给于洋米及漳码、芜湖米，战时交通阻塞，海运不通，粮源便成问题。未雨绸缪，乃由“防灾会”指令米商设立“粮食统制委员会”，由常务委员秦望山、钱东亮、蔡鼎常，向四家银行商借拨出七万元，交县商会购买外米储备，以米商存款为担保。统制委员会分为五个推销组，新旧轮换推销，由米商曾颖津经办。自卫方面抗战初期组织“闽南抗敌自卫团”，司令部设于泉州，总司令由旅长钱东亮兼，副司令为退伍军官黄克绳(原四十九师团长)、陈崑(原四十九师团长)、彭棠(原省保安团团长)等。总司令部内设秘书处、政训处、军需处、编练处。后来自卫团总司令部撤销，重新改组，各县设军事科及军事教官，县长任总队长，各乡镇设立民兵后备队，乡镇长任正队长，另委副队长和督练员。同时妇女军训亦由县军事教官负责训练，每保抽召民兵二名备步枪二枝分期训练。后由“防灾会”雇铁匠打制大刀乙百把，由会分发各镇成立大刀队。并令各乡镇都成立自卫队，进行“全民武装”。然因时间迫促，各保步枪一时不易购置，无法备齐，及钱东亮在中山公园检阅民兵武器，发觉各乡镇尚有枪枝缺额，一怒之下，手持大刀欲将明伦镇镇长何健魂先行砍杀，军事教官薛莹跪而乞求，何始免于死。南薰镇镇长刘惟椿未出席，由副队长领队，该镇也缺乏枪枝多杆，钱东亮大怒，遣护兵到刘家中将刘拉上人力车(时刘在病中)直趋中山公园，到时，钱东亮不由分诉，抽出短枪连发数响，刘立刻倒毙。当“防灾会”成立未久，泉州即受到战争威胁，敌舰时常在沿海骚扰，尤其是临近泉城的秀涂港形势益为严重，因此将汽轮沉塞港口，把秀涂港封锁起来。另方面为防敌机滥炸肆虐，加强空防，乃由征募股征用华平轮汽笛及管理工作人员，一并移设于北门顶埔，作为防空警报机。除此而外，自卫组有关军事机密是由驻泉二三九旅主办，内容活动如何，外人不得而知，无从记述。“防灾会”后来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乃扩展组织，为生产、徵募、慰劳、防护、宣传、仇货审查、侦查、救济八个委员会，下设工作团，这是无形中代替总务、自卫两组设立的各股，而规模更大。到九月底，全国抗敌情绪更为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号召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各省成立抗敌后援会，晋江县也奉省令组织抗敌后援会，因此县党部邀集军政各界和机关社团开会，决定将“泉州防灾委员会”改为“晋江县抗敌后援会”。至此才有“抗敌会”之名，当即改选钱东亮、庄澄波、张斯麟、王升籴、薛莹、吕尘心、苏秋涛、张一粟、蔡鼎常、陈泗荪、林葭蕃、张修爵、陈良材等为常务委员，选庄澄波为常务委员会正总干事，蔡鼎常、陈泗荪为副总干事。下设秘书处，袁延年任主任秘书，尤国伟、王岫松、蔡文潮任秘书，黄懋德任庶务，许冠英任出纳，黄倬云任会计。虽然此时抗敌会改组成立，但是“防灾委员会”作为“抗敌后援会”的一机构仍然存在，不过人事略为调整，选秦望山、蔡鼎常、吴增、徐承干、黄克绳、叶青眼、万年芳、吴警予、吴慕农、陈伯清等为委员，秦望山为正主任，叶青眼为副主任；“征募委员会”选蔡鼎常、吴增、曾振仲、赵祖建、陈仲瑾、蔡杰士、许书亮、杨孙岱、谢献章、林逸生、叶青眼为委员，蔡鼎常为正主任，陈仲瑾为副主任；“宣传委员会”选张赖愚、许锡安、王钟鸣、曾焕浚、林葭蕃，叶非英、王岫松、王鲁石、沈德生、吴文楚为委员，陈泗荪为正主任，王岫松为副主任；又推选各工作团正副团长，“侦查工作团”正团长李一良，副团长罗仁；“宣传工作团”正团长王钟鸣，副沈德生；交通工作团正团长张一粟，副王一平；“运输工作团”正团长张厚之，副蔡宗一；“纠察工作团”正团长王振坦，副高醒；“看护工作团”正团长张人任，副章绿汀；“消防工作团”正团长谢杰英，副陈文津；“募捐工作团”正团长蔡鼎常，副陈仲瑾；“慰劳工作团”正团长秦望山，副吴增。县城以外如青阳、安海、石狮、河市各区亦各设“抗敌会分会”，组织略同。此时各委员会展开工作，以“宣传委员会”最为活跃，主其事者是宣委会总干事陈盛明。一九三八年春宣委会曾举行一次大规模下乡宣传活动，发动城区各中学:晋中、泉中、民生、晦鸣、培元、培英等校师生宣传队，前往第三区(石狮区)进行抗敌宣传及社会调查。这次活动不但深入民间，做基层宣传，有助于鼓动群众抗敌情绪，激发救亡斗志，同时对同学本身也是一场现实教育。进一步了解农村实况，增进感性认识，回来后由陈盛明写了总结，发表于《晋江抗敌周刊》。抗敌会除了下乡宣传，尚有《抗敌周刊》由陈盛明主编，当时文化界人士，如王冬青、许宗烈、叶非英、黄金瑞、李展筹、白震、林任生等，都为该刊写稿，故内容丰富。其次组织各种座谈会，加强抗敌宣传，提高认识，如文化人座谈会，座谈国内外形势及救亡之策；绅耆座谈会，邀请地方绅耆吴增、曾振仲、林骚、叶青眼、苏大山、汪照陆等提供意见。“妇女抗敌后援队”亦由章绿汀、蔡秋霞、苏慈音等组织妇女座谈会，座谈抗战中妇女的任务，并在通政巷设立妇女补习学校，进行战时宣传教育，这些座谈会分别举行，颇起作用。当时美术界不甘落后，也起而创办《抗敌画报》，由黄紫霞、李硕卿、陈家楫主编，各学校美术教师庄五洲、张玳蛹等供稿。《木刻画报》则由许谷芬、史其敏主办。这些画报内容丰富多采，可以激发军民抗敌情绪，此外全县成立十五个巡回剧团，遍布各区乡，大多以中小学校为基础，我还记得第一巡回剧团为清蒙、紫亭、雁塔等小学组织的，负责人为沈一叶、黄金燧等；第三巡回剧团为晦鸣中学等校组织的，负责人黄菲君、张一朋；第十五巡回剧团为法江小学等校组织的，负责人蔡友敬、王寒笙，其他忘记。他们经常在街头，或下乡或到海防前线，作大小型的宣传和慰劳演出，或定期或节日与邻县抗敌剧团联合演出，扩大宣传，剧本除一部份取自国内流行的作品外，泉州剧人亦发挥其创造性积极性自行创作，如吴堃的《泰山鸿毛》、留章杰的《金门一家》、王冬青的《闸北孤军》、黄菲君的《东流》、林任生的《高梁下的儿童》、张一朋的《抗战三部曲》，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抗敌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其次是歌咏方面，领导这个运动者是音乐界盛约翰、盛保罗、王爱群、陈梅生、朱斐、林雪等。抗战前泉州原有白鸽音乐研究社，为爱好音乐的群众所组织，抗战发生，抗敌会即以白鸽音乐社为主，组织“晋江抗敌歌咏社”，以团结进步音乐力量，开展救亡歌咏活动，于是《打倒列强》、《救中国》、《大路歌》、《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抗敌歌》、《松花江上》、《牺牲到了最后关头》等歌相继传开。一九三八年为了把歌咏运动更普遍展开，鼓起群众更大的反帝高潮，他们又组织“晋江县抗敌歌咏教导团”，在社会上开展音乐辅导活动。团之下设大队，大队之下设三中队，每中队设三小队，每小队设队长一人，队员十五人至二十人。于是队伍更加壮大，工作开展更好，经常在他们大队所属的范围内举办各校联合会唱、歌咏比赛、街头宣传等活动，救亡歌声充满了文化古城泉州，激发人民爱国热情。由于宣传的队伍壮大，工作就更广泛展开，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地下党员领导下，由盛保罗、王爱群、陈梅生等发起晋江县抗敌歌咏大巡行，从市区到郊外巡行，队伍极其壮大，各学校也都参加，这样大巡行先后举行三次，在社会上震动颇大。以后还到石狮、青阳、安海等地展开抗敌歌咏活动。这是抗战时期泉州音乐界所作出的贡献。此外“宣传委员会”又配合“防灾会”征募慰劳工作团，举办防空防毒的宣传。又邀请文艺界在电影戏院或剧场公演话剧，义卖戏票、纸扇以及春联、字画，充作捐款慰劳前方将士。宣委会复发动各学校美术教师，如庄五洲等人，于十字街头及公共场所绘写抗敌标语、漫画，大有警醒力量。又刊发《抗敌宣传手册》、《防空防毒手册》、《战时须知》给各分会作宣传资料。以上所述是“宣委会”的工作概况。 至于慰劳征募方面，抗战之初，“防灾会”成立时，负实际工作者是赵祖建、林逸民二人，但他们不久即离泉赴菲，继之主持这项工作者是“征募组”总干事辜仲钊，曾几次举行献金运动。第一次献金是在市中心，设立献金台，人民踊跃捐献有金银、首饰、法币，具有成绩。继而征募慰劳品，征募的有医疗器具、药品，及新毛巾、棉被、棉背心、罐头食品，输送前方慰劳将士。有一部份发给安海、青阳、石狮、河市各分会应用。后又发动捐献废铜废铁运动，各地捐献的为数不少。然因征集后收藏不善，以致许多散失损坏。至于向南洋募捐药品却因当地殖民政府限制为数不多，这是征募工作的概况。 其次是慰劳方面，金厦相继沦陷后，不愿作顺民的金厦难胞相率逃入内地，扶老携幼妻啼子哭，状极凄惨，慰劳团得此信息，即调各汽车公司车辆，由该团总干事富恩潭往同安马巷接运，并以现金慰劳难胞，车辆陆续接运来泉，设难民救济所于开元寺内，为避免飞机轰炸，又在距城十里外的上苍宫，设立收容所。难胞大部份由同安登陆，也有由水路湖窟来的，亦分批接运来泉。当难胞来泉时，各中学学生纠察队，纷纷出动到车站，为难胞运行李、背包袱、扶老携幼，帮忙送达救济所，救济所即供应膳食宿舍、茶水油火，纠察队日夜轮流在救济所护卫。同时慰劳团亦请抗敌会派歌咏队、剧团，不时分别到地表演或歌咏，予难胞以精神上的慰问，这个工作经过三四个月之久，接来难胞约有五万多人，遂后分批送往各县原籍，或亲戚处，只有小部份无家可归，安插在山区垦荒，由救济会拨给赠款，以资生产费用。 至于防护方面是由防护工作团陈伯清、徐承干主办，工作开始即注意各种设备，购置防毒面具、手电筒、医疗器材、药品药棉纱布，并自配制一批普通应用药品供应各分会。防护团还附设警报机，初时是烧柴作燃料，每日消耗很大，为求节省经费，改用米绞发动机，结果减省不多，乃改用打风箱，又不适用，最后改用手摇机。有关军事机密的是由驻军及县政府派员管理。防护团主要工作是在防空、防毒、防火方面。 “防灾委员会”后来是配合第四行政专区成立的“救济会”及晋江县政府所组织的“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进行救济工作。救济会主任为第四区党务督导专员李爱黄，总干事是黄永强，他们救济事宜是通过花桥善举公所办理，如施药、施赈、施棺材等。间亦平粜、赈米、赈款，分别对象如鳏寡孤独无依赖的人，都由救济会派员协同善举公所办理，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优待金，亦由“抗敌会慰劳团”派员帮同分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敌机在泉滥炸破坏，死伤惨重。原有消防队已不适应当前要求，非加强组织充实设备不可，于是重新整编，并添置电话机、灭火器、消毒器，曾举行数次防空救火演习，还附设救护队，以医院医师护理人员组织之；担架队则由各中学学生及一部分乡镇队兵组织之；并成立掩埋队，由东门外仁风东禅土工组织之。防空警报时，则由各中学学生纠察队到大街小巷执行纠察，经过整顿，防护工作比前周备。 至于“生产委员会”，是应着时代环境的要求，于后来设立的，正主任是苏秋涛，副的是王谦逊并兼总干事。当时着重宣传垦荒、冬耕、养鱼、畜牧以及各种手工业的生产，以发展农村的经济。尤以粮食生产最为重要，因为泉州是缺粮县份，不能自给，曾由第一区区长王升籴，召开保民大会于大光明戏院，开会时首由苏秋涛报告开会意义，历述抗战时农业生产的重要，继由民生农校教师盛子治、陈鸿生讲解种子改良、育种以及防除病虫害等方法，同时分发垦荒冬耕宣传品，经过两次宣传，各处竞起垦荒，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又推行南特号优良品种。普遍增产百分之二三十，鼓起生产热潮。为了鼓励农业生产，该会又与晋江县建设科、晋江县农会、民生农校联合举办农产展览会，征选各处优良产品陈列展出，丰富多采，起了示范与鼓舞作用。为了促进手工业生产，亦曾举行一次手工业生产座谈会，邀集本市手工业者与中小学劳作科教师，讨论手工业的改进与增产的问题，颇收效果。并在该会附设农产品陈列室，陈列各种标本、苗木、种子以及病虫害药品，仿制新式钢犁、钢锄、轧棉机、收蜜机等以供参观，并在沿江围垦沙地，试种蕃薯、大麦、甘蔗，获得丰收。于是沿海农民渔民竞相围垦海埭沙滩，种植蕃薯青芒等耐旱耐碱耐涝的作物，粮食生产增加。且由于粮荒，粮价高涨，亦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各处荒山旷地都尽量开垦，农村起了一个新变化。该会也曾配合救济会协同办理，送来泉的金厦难胞到择定地区青阳室、新美、太封、草邦各地垦荒。 至于“仇货审查委员会”、“侦查委员会”有关保密，为党政军机关所掌握，内部活动情况如何，局外人不得而知，无从记述。总上所述，从一九三七年八月“泉州防灾会”成立，以至后来改组为“抗敌后援会”，当时人民抗敌情绪高涨，参与抗敌会工作的人士多数是热情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说是本省各县抗敌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心存疑忌，并未真诚合作共赴国难，而且抗敌会成立时，份子就极其复杂，有开明士绅、爱国华侨、国民党左派、进步青年，亦有国民党右派、奸商、特务混在其中，思想行动并不一致。事实上泉州领导抗敌活动的主力是中国共产党。如当时抗敌宣工团歌咏队搞得轰轰烈烈，是闽南特委李刚同志领导的。安海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与共产党在运动中所起作用分不开，主要领导人是郑家玄烈士。还有组织妇女抗敌后援队、妇女补习学校的领导者是章绿汀、蔡秋霞；参予抗敌会征募工作者是中共老党员辜仲钊。当时地下党是利用“抗敌后援会”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开组织，领导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活动的。到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党准备再掀起反共高潮，便釜底抽薪，把“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活动加以收缩，使其名存实亡。晋江县党部奉福建省党部的命令，把“抗敌会”这个群众性的组织，改为县党部直属的机构，把“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晋江县分会”的招牌，从镇抚司会所拿走，挂在县党部那里。“抗敌会”等于无形撤销，会内工作人员也因此而星散。 一九四○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抗敌会”中较为积极活跃的人物，均被注意。于是文艺界洪瑞星、许谷芬、盛保罗、朱斐、王爱群、郑有福、林雪等先后被反动派逮捕下狱，蔡秋霞、章绿汀、庄五洲、杨方朱、陈湘等不得不避往乡村，以后由秀涂乘轮到上海或转赴新四军工作。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迫害地下党及进步青年的情况。我从“防灾会”开始成立以至改组为“抗敌会”始终参予工作，因就当时的经历见闻，加以叙述，以备修地方史志者的采择。本文初稿写于一九六三年，因《泉州文史资料》的停刊而搁置至今将近二十年，现在重新修订，但遗漏错误在所不免，尚望当年参加“抗敌会”工作诸同志多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