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粮食产量，原是不足自给，一向多赖洋米和邻县米粮的输入，以资补充。抗日战争以后，洋米不至，邻县输入也逐年减少。由是粮价步步高涨，一般商人便囤积居奇，奸徒便偷运出口，小农又多留余额，民户则积谷防饥，再加军粮的必须储备，种种原因，使粮米的流通额，日见减少。流通减少，就造成米荒，这是必然的规律。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鉴于粮食供需的脱节，财政收支的失衡，为了挽救垂亡的局面，就由所谓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把田赋改征实物。本省于1940年开始实行，泉州也于1941年开始征实。规定赋额一元，征实三市斗，征借二市斗五升，随赋带征县级公学粮一市斗五升。这样一来，不但农民负担过重，也是造成米荒的一种因素。 泉州是个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抗战初时除商会曾去罗源采购一部分米谷来泉供应，地方人士叶青眼以及花桥善举公所为了救济民食，也先后向石码、德化、安溪等产粮地区采购粮米来泉，举行平粜，救济贫苦群众外，省方在1945年间也指由海澄就征实项下拨出济泉民食五仟担。其他由莆田、南安、安溪等县，也先后指拨六、七仟担。并命设立“粮食调节委员会”，以县长兼任主委，田粮处处长兼任副主委，党、团、参议会各首脑为当然委员，负责讨论调剂工作。当时调拨价格低廉，与市上黑价相差悬殊，调来粮食原是要举行平粜，救济一些贫苦的群众。可是贫苦群众多得不到实惠，大部都是落在所谓地方士绅及有权势的派头腹中。例如《泉州日报》以“业务亏损，维持困难”，申请拨付民食米壹佰担，县长林逸生就批给五十担。同样，县看守所以囚粮不足，县参议会、法院、县党部、《福建日报》等单位也均以粮食不足、公费不敷为藉口，申请拨售，林逸生均予一次批准佰担、几十担作为应付地方派系的礼品。其他为讨好地方士绅，批给好几个人，每人每月一十五担。所有济泉民米，除县长作为应酬礼品外，其他则落入运输行的手中。所谓运输行者，别的不说，仅“源通运输行”一家就吞没安溪拨的济泉米数佰担。该行前后承运二千多担，合法报销途耗二百余担，拒交的又有五百余担，公然吞没达七百担之多。此案当时曾移送地方法院追究，但法院碍于情面，终无结果。 又如1948年夏省政府曾经指由永春调拨济泉民米二仟担，永春原是由山区仓库拨付，运输困难。当时我任晋江县田粮处处长，行将离任正在办理结束，原想不问此事，可是继任县长丁维禧知道我与永春县长刘仇颇有交情，商请我去一为洽商，请其改拨城区仓库，俾利运输。我前去洽商后即承照办。然一部分地方士绅以及县参议会、泉州日报、福建日报、花桥善举公所闻悉之后，都藉口公费不够，人员缺米，纷纷请拨。甚至丁维禧也藉口应酬困难，以及建屋、工粮短缺，化名请拔二佰担。除善举公所还拨出一些平粜外，其他一拨到手，便派人在永春就地变售，把款饱入私囊，名曰调剂民食，实则充裕了权势腰包。 1948年春，省方也指由龙溪专区拨济泉州五仟担，龙溪不拔，当由我和林逸生会同县党部、县商会等负责人前去龙溪专区说明米荒严重情况，请求拨付，当承指由石码拨付。可是受领各单位，不以民食为重，除一部分运至泉州供应外，另有一部分则运到中途即以高价出售，平民只能望粮兴叹。 再者，1946年和1947年间，泉州党政机关及县商会、侨联公司、达通米行、华美米行、福建日报、大同商店等都取具证明前往闽东的福安、霞浦产粮县份采购米谷来泉供应。到了福安采购，当要运出的时候，就被当地群众拦住，不准出口，有的被其就地拍卖，有的被其抢去，全本无归。采购人员到了霞浦，同样也受当地群众的阻拦，不准采购，不准出口。当时我正担任霞浦县田粮处处长职务，知道泉州米荒严重。乃出面交涉，支持采购。说明霞浦是属余粮县份，谷贱伤农，泉州是属缺粮地区，民食艰难，理应互通有无，不该拦阻。又以霞浦食盐多数是闽南供应的，如果闽南也给抵制，不准运销，霞浦感觉如何为由，向该县参议会说明。结果除了三沙一镇不同意出口外，其他全部同意采购出口。泉州计向该县采运一万五千多担。可是1947年年底我调任晋江县处后，查明这批粮食实在运到泉州供应者为数极少，多数或在中途变卖，或则运往邻县以高价出售，牟取暴利，真是黑幕重重。 当时泉州规模较大的米商，东街有吴阿排，州顶有谢保罗，水门楼仔巷有吴冰清，新门街章某(名记不清)。这四家除经营粮食外，还设有碾米厂，承碾公家的赋谷。水门巷口有超记、维耕两家米店，南门有黄海涛、黄海阔兄弟所开的华美米行和王星辉所开的华通米行，水巷蔡韵邨所开的达通米行。他们资金雄厚，获利不少。其他北门、西街、涂门、聚宝街、桂坛巷也有零星小型的米店。这些小型米店系向南门米埔(乡下农民挑米入城售卖的地点)就地采购来店出售的。上列米行厂商曾多次向田粮处申请发给采购证，准向漳州、石码、莆田、仙游、安溪、南安、永春、德化、闽东各县以及省外的宁波、温州等地采购。他们申请都是说出泉州米荒，要去采购来泉供应，实则都是出于牟取暴利的目的，一采到米，或则半途转手，或则囤积居奇，抬高米价，平民不得实惠。抚今追昔，不禁慨然! 其次，在抗战期间，正因为米荒严重，当时蒋军八十师旅长钱东亮驻泉州，也知详情。当其调防漳州升任师长时，目睹石码一些粮商囤积居奇，不肯出售，即被标封，并通知泉州有关部门前去采购来泉供应，据说计采购五仟多担。不过所采配来的五仟多担，大部也是落在有权有势的派头的手中，平民受惠极少。 正因为米荒严重，粮价就逐年高涨，民不聊生。据个人调查及几位老商人提供的资料，解放前泉州粮价变动的情况，大抵如下: 抗日战争以前，粮米分为上中两类，上米每百市斤价为银圆六元，中米价为五元左右。抗战初期无大变动。1938年五月八日厦门沦陷，情势紧张，外米不进，粮价就逐步升涨，每百市斤涨至七元左右。部份商人为了维持米价的平稳，当即组织米联处，联合采购出售，其价格比之私商稍低一些，但却无济于事。一九三九年初每百市斤涨至八元以上。秋间，港轮德忌利士运到外米一批，其中小较米每百市斤银圆十元零八角，敏党米每百市斤银圆十一元二角，年底就涨至一十五元左右。一九四○年农村入城出售的，由一十五元涨至三十左右元。由于国民党纸币贬值，一九四一年间就由三十左右元涨至八九十元不等。国民党当局国库空虚，为了应付支出，以及抵制物价上涨，就将法币改用银圆券，继又发行金圆券，作为交易之用。结果银圆券、金圆券也相继贬值，因而粮价更是日益上涨。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每百市斤就由银圆券九十元涨至一百五十元，年底涨至四百元左右。一九四三年九月间以金圆券计算，涨至九百元，年底涨至一千二百元。一九四四年初涨至一千四百元，年底涨至五仟左右元。一九四五年春夏之间由五仟元涨至万元左右，人人叫苦，怨声载道。抗战胜利后，洋米及芜湖等处的米粮，陆续运到，粮价才逐步稳定下来。可是当时市场又以银圆及美钞作为交易，每百市斤粮米，出售银圆一十二元，或美钞六元。也有以黄金作交易，黄金一钱可买白米一百市斤。市场混乱，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访问调查。但见闻未周，错误遗漏在所不免，尚望知情者予以指正补充。 (一九八二年八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