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重男轻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读书识字的必要。就是极少数缙绅之家，设有家垫，让家中女孩随着男孩读书的，也只令粗识文字，会写信记账就成，年纪稍大便停了学，难得深造。至于一般家庭中的女孩，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读书的绝无仅有。清季废科举设学校后，泉州的小学、中学陆续创办，但都是为男孩子而设，把女孩子摒在校门之外，不收女生。倒是外国教会为了深入传教，扩大教会影响，设医院、办学校，吸引和培养大量教徒。而所办学校，如养正、培元等校，也都是男校，没有女生。这样，对于教会的发展，不无限制，教会目的在使中国家庭基督教化，仅仅培养男的信徒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女的信徒，有了女信徒才可能使全家都归依上帝，也才有力量便于向广大妇女传播教义。本着这个需要，于是在清季，泉州人自己还没有设女校的时候，在泉州的英国长老会就办起培英女校来了。其后天主教不甘落后，也由西班牙籍神父任道远办起启明女校，这都是光绪年间的事。基督教不但有收女青年的培英女校，还设有收中年妇女的“妇学”。当然，这都是为灌输宗教思想而创办的，它不是为中国妇女的教育着想，而在为教会事业服务。 辛亥革命以后，泉州才有中国人自己办的，纯为发展女子教育，提高妇女地位而创立的女学，较为著名，而影响也较大的为泉州华侨女子公学。还有南华女校，但为时不久。此外有以扫盲为主，兼学文化及手工艺的女校，如妇女民众学校之类。到了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开来，打破了男女的界限，男学校都兼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专设的女校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唯有培英女中仍然持续办到泉州解放以后。 现把泉州一些女子学校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培英女校 培英女校为英国长老会所创办，设于一八九○年，校址设在驿内埕。初办时，人们不习惯于送女儿离家进学校，招生十分困难，因通过教会的关系，向各处教徒宣传，凡学生入学不收学膳费，远途来的还可赠送旅费，入学学生是上帝最疼爱的女儿，会得到教会良好的照顾。才从晋江、南安、安溪、永春等处的虔诚教徒中，吸收二、三十名女孩来学。以后陆续增加，到了辛亥(1911年)前后，生数近八、九十人。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小的才十岁，一般是十多岁，最大的有二十多岁。 开办时由英国基督教女宣道会派来一女传道士礼河莲来校主持，包办一切。她在校里没有什么职称，因她没有结婚，教会和校内师生都叫她礼姑娘。先后来了三个主持校务的姑娘，最早一个是礼姑娘，礼姑娘去后是林汝智姑娘，接林姑娘之后为陈安理姑娘，其中以陈安理在校时间最久，由一八九五年起，达一十多年。这些姑娘以家长式地统治着学校，一切听从她的指挥。因学生多在校寄宿，就雇用一个老妇人来管理全校食宿，教师只有一位老先生，另外选任几个年纪大有点文化的学生当助教，帮同管理同学。人民国后，才办作完全小学(当时称为高初两等小学)，增聘几位兼任教员，都是六七十岁的男先生，教的汉文；这些老先生都不懂国语，又聘不到女的国语教师，只好聘一位中年的男教师来兼任。学校除了那位管家的老妈妈外，没有另雇校工，一切炊事、洗涤、打扫环境等劳动，都由学生轮值。 学校设备简陋，除桌椅、眠床及厨房用具外，只有自修室四盏油灯，学生宿舍及其他场所都没有灯，年纪小的学生宿舍，分住楼上和楼下的统房，年纪大的学生住小宿舍，每间有两架床，每床睡两人。允许学生在临睡时，自己买肭灼点亮，住在楼上宿舍的学生，每晚自修课毕要摸黑上楼，一不小心，常从楼梯跌下。大小便所不是开粪坑，而是放置十来个小缸在室内，室内黑漆漆，找尿缸很困难，年小的学生常就地小便，很不卫生。 学校课程，以学习教义为主，要念《圣经》、《信教问答》、《祈祷文》、《上帝十条诫》以及圣诗，这些课本都是用白话(用罗马字拼闽南话，教会对启蒙的人都是用这种文字，称为“白话”，有专用词典)，算术课本也是白话，只有一本《三字经》是汉字。到三、四年级，才读本《国文教科书》。后来办高年级，学科增加，除国文外有历史、地理、修身、尺牍、图画、手工(缝纫、刺绣)、音乐(专吟圣诗)等科。教员也就相应增加，有女的也有男的。 学校强迫学生信教，每天晨起，临睡、三餐都要祈祷上帝；每天上午第一课是集中在礼堂做礼拜；每星期五晚上7——9时开祈祷会，这个会，因时间长，又须轮流念祈祷文，给大家讲她信仰的心意，学生都讨厌这个会，大多数人打瞌睡，有的在会前逃避去梳头室里，受搜查到，必受处分；星期日下午要整队到礼拜堂听牧师讲道，高年级学生要笔记，回校时要给教师审阅，初年级学生则用口述，有的学生不注意听，或记忆差讲不出来，要受处分。星期天叫做“圣日”，严禁看课内书，只能看圣经、圣诗。学生十六岁起，被迫背诵《信仰经》、《旧约诗篇》甘三篇、《上帝十条诫》等书，接受洗礼为教徒。被迫去背念宗教经书的学生，是离开学校到姑娘楼(外国教会派来的女传道士，多系独身的，称姑娘，另住一楼屋，在镇抚司巷，叫姑娘楼)，必须背诵熟透，经姑娘考试及格，才准回校上课，如背不熟，就留在姑娘楼补习，有的学生常因此而缺课至十天半个月，学校根本不重视什么课程，缺课不缺课无关系，只重视宗教，把学生培养为精通教义的虔诚的、有传道能力的教徒。因此培英女校毕业的学生，以后不少做女牧师、女传道士的。陈安理说，为了专心做上帝的工，所以不结婚，因此也影响了不少师生，抱独身主义，献身为上帝服务。 学生没有活动自由，严格遵守礼教，不论远近，学生一律寄宿校中，深闭闺阁，不许擅越雷池一步。每学期一入学，即不许随便步出校门，只有星期日到礼拜堂做礼拜，出校到礼拜堂，要整队出发，教师督队甚严，不许东瞻西看，要俯首疾行。走的路径全是僻路小巷，从驿内巷，入究史巷，穿进帽巷，转奎章巷，直进南街礼拜堂(奎章巷口对面，就是礼拜堂)。当时社会上有童谣说:“培英所读A、B、C，学习无半丝，穿行小巷边。”学校里对男女界限区别很严，除牧师到学校礼堂讲道外，三几位男教师(多老年人)一进校门，便到教室上课，下了课就回去，未敢到其他场所逗留。其他男性概不许随便进入。学生的家人亲戚要探访，不论男女，都要在门房等候，然后由守门房的女工人(六十左右岁的老妇)去报告姑娘，要不要让学生到门房去会见，权在姑娘。学生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严密检查，发现有“谈爱”信件，定受责罚。有一次学生陈××收到其未婚夫苏××来信，被检查着，即被陈安理叫去姑娘楼，禁闭数天，视为犯着上帝第七条诫，罪恶不轻，须向上帝忏悔认罪，然后才准回校上课，后不准给毕业证书，说品行分数不及格。来校兼课教国语的，是位中年男教师，每次上课，学校都派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坐在教室里监视。 学生奖罚，分品行学业两项:凡是勤读宗教书，准时做礼拜及祈祷会，未曾违反校规的，得品行优良奖；各学科中，对宗教课成绩优良，其他学科成绩及格的，得学业成绩优良奖。逃避做礼拜及祈祷会者，罚跪认罪，或禁闭反省；说谎话，用墨汁涂口唇罚立礼堂前半天；偷东西的，把所偷东西串一起挂在胸前，罚跪礼堂台前一天，还要向上帝忏悔认罪，向陈安理认罪求赦；学生之间发生口角或打架的，双方被罚跪向上帝认罪。凡犯这些罪过的，都扣品行分数。至于体罚学生，更是常事。 陈安理在培英女校任期最长，对待学生很严，稍不顺其意，便给以重罚。对教师待遇刻薄，助理教员每月工资不过四、五元，正式教员每月也只有十二元。她总揽校务，以学校主人自居，她不仅要学生在校内做体力劳动，每逢她假期回国之前，还叫学生做刺绣品、针织品，让她带回国去送礼，不惜让学生荒废学业来为她个人服务。但有的家境贫寒的家长，因学校可以减免学膳费而送女儿去入学；有的封建思想浓厚的家长，以学校管束学生严格，才能培养出循规蹈矩，“贤妻良母”型的女儿，而送她们去进培英。因而学生数还是有增无减，原校址狭小，遂于一九二二年夏天，迁校舍于平水庙，原养正小学旧址。 以上说的是培英女校前期的情况，也是陈安理那个时期的情况，是当时的教会学校的做法。一九二五年，培英聘南京金陵女大毕业生王淑信任教务主任，不久提升为校长，这是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该校领导，掌管校务，以较开明的态度来办学，学校风气不再那么闭塞，学校对学生行动也不那么限制了。同时改革校务逐步冲淡宗教气氛，增办初中、高中，学生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各个年级都有，惟高中学生较少，每班不过十多人，最少的一班只有五人。大革命后，学生思想也活跃起来，打破了“禁宫”之称，开始参加地方上的学生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进步的歌声代替了圣诗的吟唱，除了星期天在校师生自愿往西街礼拜堂聚会外，宗教生活已非强制而是自由参加的了。所聘教师也多大学毕业的，质量较高。如教务主任吴秀英，为金陵女大毕业生，后继任校长，改以吴瑞霞为教务主任兼培英小学校长，增聘燕京大学早期毕业生许尧民及其他多位大学毕业生为教员，充实教师阵容。并于一九三六年办理立案，宗教活动即因立案而停止。有的教徒愿做礼拜，那是个人的自由行动。 后来高中学生，越来越多，毕业后升入大学的也不少。她们中从事医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较多。医务方面如吴秀珍(前晋江地区第二医院院长，已退休)，黄永豪(前第二医院妇科主任，退休)，黄静怡、许天真(也系第二医院主治医师)，杨素英(前龙岩医院妇科医师)，柳慎尔(北京协和医院主治医师)等，都是医界有名的。原泉州著名的妇产科医师苏德安、吕采玑、谢清爱、黄惠生等，也都是培英早期的毕业生。投身教育事业而始终不懈的，如许恰德、柳淑霞、颜金瑶、吴瑞仁、柯纯珍、吴瑞、丁淑玲等，都是泉州有名的老教师；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的，如许纯鎏、吴瑞敏、陈碧玉、吴瑞雪等，也都有所贡献。由于培英学生不少是侨属，毕业后在南洋各埠的医务、教育、工商各界服务的也不少，菲律滨、新加坡、香港都有培英校友会的组织。菲律滨校友林彬梅、黄明月等，新马的校友杨细玉、吴瑞霞、王含笑、陈秀英、张婷婷等，都很关心母校，时与国内校友联系。在香港的校友更多，大概有一百多人，与培元校友会联合活动，关心家乡教育，帮助母校的发展。 解放后，培英女中改为女子师范，后改为泉州幼儿师范. 二、基督教的妇学 泉州的妇学是一八九一年由英国基督教女宣道会礼河莲创办的，初无定名，只因所招的学生都是中年以上的妇女，所以称为“妇学”。这是基督教会为进行传道，配合男女学校和医院而设的，旨在吸收中国的家庭妇女，把宗教宣传深入到各个家庭里面，使家庭主妇成为信徒，这个家庭就完全基督教化了，用意是很深的。开始设于泉州桂坛巷基督徒蔡天赏的家里，蔡天赏的长女蔡金銮被聘为教师。一八九五年，在州顶驿内埕巷租到民屋一列，乃迁校舍于该处，先后主持该校的有礼河莲、林汝智、高宝珠、郭仁爱这些英国“姑娘”(女传道士)，中国人被聘为教师的先后有蔡金銮、蔡保娣、张清耀、林洁瑛、杨美妙等人。 妇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基督教的家庭妇女，她们来自晋江、南安、安溪等县。招生办法或委托各地教会负责人代招，或由女传道士亲自到各地教会联系，先举办短期妇学班，学习罗马字(白话)的圣诗等，然后选拔来泉州妇学，学生人数少时有二十多人，多时达七八十人。入学后一切学杂费免交，还由校免费供应膳食，家庭困难的并由女宣道会津贴其生活费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该校才略收些学杂费及一部份膳费。据曾进入该校的一位老太太说，每学期只交二元，有饭吃，有病可到惠世医院免费治疗。初期来校学习的妇女，多数年龄已四五十岁，个别有六十以上的。多数是缠足的，教会为扩大影响，还特地用轿子抬她们来校。 妇学课程是学习拼切白话字(罗马字拼闽南音的文字)，读《圣经》、《真道问答》、《圣诗》、《圣经记录》等，但也尽可能学点汉文。每天早上有早会，由女传道士主持。学习年限无硬性规定，由一年到三年，只要能读完规定的罗马字各课程，就可以回去。学生在学期间，每礼拜天必须到市区各教会，向不识字的女教徒教罗马字圣诗圣经等，参加教会的一些宣传活动，例如礼拜三下午的妇女祈祷会，或到教徒家中进行“巡家布道”。或到惠世医院探问病人，进行布道活动。 一九三二年，妇学正式称为妇女习道院，聘漳浦县人林洁英为院长，解放后该院向中华基督教会泉州区会请求选派院董，协助办理，乃由该院董决定作为初级神学校，定名为圣经学校，招收青年妇女和初中毕业女青年入学。 按照妇学性质，原系教会设立的传道机构，不属正规学校系统，但它的存在，也使当年的妇女，尤其是纯属文盲的中年妇女，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即使学的是罗马文拼音字，汉字学得不多，但这些妇女后来多能用罗马字(白话)写信，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至会看一些用罗马字拼写的书刊，并进而懂点汉文，对于那个时代的妇女教育，多少起点作用。 三、启明女校 清末光绪年间，天主教从菲律滨派西班牙籍神父任道远来泉州传教，设立天主教堂。时基督教已办有培英女校，天主教便也于一八九五年办起启明女校。旋菲华侨陈光纯为天主教虔诚信徒，富有资财，在菲时与任道远熟悉，其长女陈玛琍且为修女，任道远为办女校与陈光纯磋商，陈慨然负担全部经费，并献出南大街花巷内私人楼房作校舍，并由其女陈玛琍主持校务，由任道远兼任校长，陈玛琍的两个妹妹，也在校协助校务。因经费充足，所延聘的教师一般不错。国文教师有伍乔年、吴藻汀、张仰薇、黄礼贞，算术教师龚念平，美术教师王怡，音乐教师陈干锵，都是男的。女教师有担任刺绣、手工、编织科的丁秀珍、任文体课的刘爱玉、李玉真等等。专兼任教师共二十多人。初办时为完全小学，由于各科师资比较齐全，随加办补习班、师范速成班，又增设初中部，论班级是不少，但生数并不多，一个班只有三数人到十余人。总生数最多时不上百人。因教会学校的学生，主要为教徒子女，泉州天主教徒远远不及基督徒之多，而且启明女校收费较高，除富侨殷商的女儿外，一般多望而却步。它的增设初中部，目的也在留住小学部毕业生，以保留学校生数。既然是教会的学校，圣经自然是学生的必修课，凡是宗教仪式都要参加，并在学生中吸收教徒。该校也有一部分毕业生继续升入高级学校或往海外就业，但为数不多。 启明女校这所以传播天主教教义为目的，立场保守的学校，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新潮流滚滚向前的时候，藩篱也被冲破了。当泉州学校剧运相当发展之时，启明一部分女生受到影响，在某些教师的指导下，投进剧运，排练过《月明之夜》的歌剧，公开演出。 及陈光纯商业中落，他的女儿相继离开学校，启明渐呈萎靡不振之象。及大革命时期，福州发生天主教育婴堂虐待婴儿事件，影响所及，启明女校也于一九三○年左右停办了。 四、泉州华侨女子公学 自清末到民初，泉州虽有女学，都是教会办的，主要在灌输宗教思想，一般人不愿送女孩就学，而国人自办的中小学，又都不收女生，及后社会思想渐见开明，士绅富商及归国华侨都希望有女学的设立，以便送女孩入学。民国七八年(1918-1919)间有南安人王辟尘和其夫人李灵芬(福州人)，原都在福州师范任数，得华侨亲友的帮助，乃决定相偕来泉州，创办女学。校址设在承天巷青砖祠，定校名为泉州女子公学，以李灵芬任校长，王辟尘负责校董会工作，兼任一些课程，聘前清进士吴桂生等为董事。初办完全小学，学生多士绅殷户及华侨女儿。聘福州女教师王用宾任教务，兼教数理各科；陈维岳老秀才教国文，循循善诱，深得学生欢迎；陈家篯、陈家楫兄弟及程衍庆、龚诗熊等也先后在该校任教。学校办理颇见起色，得南门外旅菲侨商蔡联芳的赞赏，独力负担常年经费，遂改名为“泉州华侨女子公学”。为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复从福州聘来刺绣、织布的女技工，购置织机数架，教学生习艺。连续两年开过学生成绩展览会，以刺绣成绩优异，获得参观者的好评，并续得其他华侨的捐助，乃充实设备，增聘教师，增设师范科，以培养小学女教师。全校学生计一百多人，师范科第一届毕业生有二十多人，并择品学兼优的留校任教。在全省举行刺绣工艺比赛时，华侨女学学生的作品，曾被评为第一。在织物方面，也有毛巾等成品出产。 学校学生骨干，多为名家女儿，有的入学年龄已达二十多岁，因在家已有一定基础，就学后汉文针绣等都不错，她们为多学些新知识，一般能努力学习，接受时代新思潮，成为泉州新一代的女性，为社会注目。当时泉州学校颇提倡戏剧活动，华侨女学的同学，也排练《葡萄仙子》歌剧，与启明女学的《月明之夜》歌剧对垒演出，轰动社会。 其后，由于南洋捐款未能持续，经费发生困难，教师有的离校，队伍较差；早期学生或毕业而去，或因有助学金而转学于集美学校。同时佩实小学为招收女生，用减免费及升级办法，吸引一部分华侨女学的学生；还以加薪办法，拉出该校教师，以致师生俱减，卒难维持。约在一九三○年间，遂告停办。 五、妇女民众学校及其他 早年泉州妇女求学不易，男校不收女生，女校为数极少，广大妇女不得受教育，故女文盲比男文盲不知多若干倍。一九三四年间，泉州妇女界刘瑜璧、陈家蘩、黄宗和三人，为开展妇女运动，扫除女文盲，因倡议创办妇女民众学校，专收失学妇女，免费入学，由创办人担任义务教师。但草创伊始，校舍、设备、经费都有困难，后得当时民众教育馆馆长陈家楫的赞助，决定将该校作为民教馆附设机构，每月由馆拨助办公费十元，开办费则向社会热心家募捐，计得一百多元，用以购办设备，借承天巷陈氏宗祠为校舍，复得本市女教师萧舜英、陈玉贞、陈默芬、黄应姜等人的协助，推刘瑜璧兼任校长。因学校设在明伦镇，就称为“晋江县民众教育馆附设明伦妇女民众学校”。第一期招生五十名，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上课时间为适应有家务的妇女上学方便，定在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课本用平民千字课1——4册(共四千字)，以及珠算、笔算。每期四个月，连续举办多期。学生毕业后，粗通文字，能看报纸、记账。部分人要求上进，再通过自学及来校向老师补习，考上中等学校，如郑碧玉考入昭昧国学讲习所，苏志英考入晋中，其后充任小学教师。 一九三八年，厦门沦陷，泉州受敌威胁，学校内迁，妇孺疏散，该校教师多为各校教员兼任，随校离泉，学生亦多无法安心上学。至一九三八年七月，遂告停办。 时泉州有妇女抗敌会的组织，主持人章绿汀、蔡秋霞、苏慈音等，为向妇女界宣传抗敌救亡，乃办妇女补习学校于通政巷蒋氏祠堂，夜间上课，以防敌机，教学内容主要为政治形势教育，引导妇女姐妹们认识抗敌救亡道理，也兼授一些文化课，对组织妇女参加救亡运动，起了一定作用。后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章蔡苏等均被迫离泉，妇女补校亦解散。 此外，基督教牧师高兰庭，清季在南街礼拜堂旁边，办有求实小学，到一九二○年前后，改为华英女校，增设女子师范科，只办两年难以发展，乃停办女子师范，专作小学，后又改为华英幼儿园。 又一九二七年前后，有汪照陆、王庆冲等，在新门街黄仲训故宅，创办南华女校，设有小学及初中班，首任校长汪照陆，继任王庆冲。也因规模小，设备差，办不多久便改为小学。 到了各校普遍实行男女同校以后，除培英办到解放时期外，泉州就没有专设的女校了。 本文据黄德秀、许子逸、萧舜英、刘瑜璧各位写的书面材料，和倪文娥、陈端励、庄育洁、蔡序恩诸位口述的材料，综合整理。 (一九八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