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开业行医，于今近六十年，平日业务经历、同行往来、病家接触，以及参加一些中医界的活动，所见所闻，时萦脑中。今年逾八旬，记力日衰，念向所闻见，虽无甚高论异事；然摭而记之，似亦多少可供留心吾泉医史者作参考。今而不书，恐时不我与，终将与贱躯同归湮没，因不揣浅薄，就记忆所及，随笔记录，想到就写，不计前后工拙，不求系统顺序。但个人之见，回忆之事，自有局限，难免差误，切望同行前辈，知情读者，加以补充指正! 世医与儒医:中国医术，源远流长，泉州为文化古城，历史悠久，医术方面也从来昌盛。学医的人主要有世医与儒医。世医即先世就从事医术，世代相传，以所掌握的传统医术及验方，视为传家之宝，子孙衣食所资，只能传授嫡亲儿孙，即女儿也不肯传，相延下来，成为世医。旧时代以科举取士，中举人中进士就可进入仕途，飞黄腾达，名落孙山的失意读书人，只好当塾师，或进商场当账房文书，有些较有学识的人，以所学儒家经典，与中国医理有其相通之处，所谓“医者理也”，转而学医，既可济世活人，也是谋生之一要途，总比做“猢狲王”或受老板的气为好，因之弃儒学医的人也不少，科举废后，就更多了。还有一些是从药店学徒出身，熟悉药性之后，再拜师读点医书，也出来行医了，早先泉州的中医出身，大抵如此。以后有了正规的医科院校，才有一些从中医学院毕业出来的中医师。 泉州有不少名医出于世传，尤以专科特为著名。如:痘疹科的叶益朝、叶垂武、叶源珍、叶宝印等都是大田县世传痘科，来泉州开业的；小儿科的留桂先等；妇产科的新门街洪春山一家；喉科的济东扶安堂陈佑先等；眼科的庄府巷济美居李建观及其后人李少禄；痨伤科的金鱼巷仿道堂谢求生等。儒医如杨巽南、王冠群(志超)则都是举人出身。药店学徒出身的，如南门的许马先，也颇时行。但近现代泉州的著名中医，则多从自学成功，先向一老医师执经问学，再自己深入钻研，然后出而问世，积累经验。其后，出身正式中医大专院校的，则有蔡友敬、留章杰、丁逸致、朱琼珍等人。 中医学的研究:辛亥革命，气象一新。民国初年有泉州中医界杨巽南、苏叔景、翁培年、傅维彬、郑燕汀，吴淑仲、颜启图、林云舟、蔡树森、许国恩、吴清选等人，发起组织“中医学会”，后又改称“中医学研究会”，会址初设在花桥善举公所，研究内经经典及各家杂说。因当时疫疾流行，更重视温病的研究，每周由会员有擅长者轮流主讲，交流经验，颇有获益。医师加入渐多，达到六七十人，并附设施疹所。会长先由杨巽南担任，后改推傅维彬；苏叔景为副会长。 杨巽南系前清举人，后改业医，为颇负盛名的儒医，对陈修园四十八种，造诣颇深。因对傅维彬的活动，心有未服，乃退出医学研究会，率一部分人另组“谦社”，也以研究中医学术为号召，与医学研究会形成对立。“谦社”成员也有定期学术讨论会，中医界一时研究成风。“谦社”社员林杏春且自设医学讲习所，编有讲义，传授门徒。 晋江中医公会成立后，它的会员也有自发的医学研究组织，如“仲景兄弟会”为李炳堃等所发起，有会员三十多人，经常聚集切磋医学。又郑燕汀医师的儿子郑俊哲(却疾)，家学渊源，又肯钻研，著有《本草简释》、《霍乱通论》、《瘟病便谈》、《阴阳五行论》、《疾病自然疗法》、《四言诊断纲要》诸书，他还在井亭巷设立“却疾医学研究社”，吸收中医爱好者参加研究。又有魏昭闻与杨渊源合编《温病条辨歌诀》，陈琴甫编《汤头歌诀》等书问世。 中医公会还出版《医学月刊》，先由郑却疾主编，第六期以后由蔡友敬主编。 公立中医院:医学研究会成立后，附设施诊所于花桥亭，与花桥善举公所施药局配合工作。后因就医者多，地点不够应用，迁移于考棚口，仍由研究会会员负责，轮流施诊。民国八年(1919年)该会为适应社会要求，扩大事业，遂筹办“公立中医院”。聘请黄尔玉、褚嵩田、陈尔穆、苏谷南、伍乔年、翁振文、刘景勋、柳清涟、曾颖津等多人为董事，推林应祥为第一任董事长。院长初为傅维彬，后由郑燕汀(水先)继任，常任医师有魏鸿辉、林桂彬、李炳堃、邓允辉、苏叔眉、王锡畴、陈世秩、郑俊哲等，院址设在玉犀巷十八弯巷内，院中设门诊部、药房。临床各科有内、外、妇、儿、眼、喉、骨、伤科等。患者就诊，只要交挂号费一角，出诊的只给车费，医资药费一概不收，贫苦病家深受其惠。经费初由地方筹募，及由县政府在屠宰税项下拨充一部分。后董事会扩大组织，向南洋华侨募集一笔基金，作为资本，开设普济人力车公司，购置一批人力车出租，以收入充作医院经费。还在承天巷购地筹建新院舍，华侨陈尔穆曾捐款二万元充扩建费。办理近二十年，具有成绩。及抗战军兴，交通破坏，人力车致少出租，获利无多，加以太平洋战事发生，侨汇中断，地方经济枯竭，医院经费陷入困境，终于停办。 排斥中医的逆流: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采纳上海西医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指中医为旧医，是非科学的，要加以排斥。经行政院长汪精卫批准，施行消灭中医的六项办法，如:限期登记旧医师；旧医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医药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旧医开业要考核等。在泉州，晋江县当局也根据卫生部的通令，下达考核条例，有意以怪题、偏题刁难中医，考核及格的才给予开业执照，大部份中医师被取缔。那时有西医王元培，联络中医王志超、学界傅维霁等，乘机向当局建议，成立“晋江卫生委员会”，谋垄断泉州医界权力。他们加强对中医的歧视，宣传中医如何不科学，对中医药界进行攻击，企图取缔。然亦引起泉州中医界的强力反抗，平时处于涣散状态的中医、中药界人士，乃进一步联合起来，为保存中国传统医术的中医，保护中医界的利益而斗争。 成立中医公会:为抗议当局取缔中医药的决议，反对“晋江卫生委员会”排斥中医的行为，乃由公立中医院出面邀集全县中医界协商对策，到会的人都认为对于此事必须力争，而要抗争首先要中医界团结起来，组成坚强有力的团体，才能谋求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于是由黄润堂、郑燕汀、叶应梦、陈琴甫、黄锡福、傅维云、翁培年、邓允辉、李炳堃、李法文等人，联名倡议组织“晋江中医学会筹备会”。筹备会推举黄润堂为主任，郑燕汀、林桂彬、李炳堃、王锡畴、吴淑仲、方榕树、李耀宗、徐云时、陶宗尧、邓允辉为筹委，登记会员108人，呈报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备案。并获得泉州《民众报》社长庄汉民的支持，详细报导该筹备会成立的消息，还撰文抨击王元培的作为。一九二九年冬，全国反对取消中医的斗争达到高潮，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作出姿态以缓和局势。因此晋江县党部亦不得不批准晋江中医界成立组织，惟改正会名为“晋江县中医公会”，会址即设在公立中医院内，除在泉州成立总会外，还在青阳、石狮、安海设有分会。而“晋江卫生委员会”至此也随之消声匿迹，其存在不过四个多月。 “晋江县中医公会”于一九三○年正式成立，第一届执行委员为黄润堂、郑燕汀、李耀宗、方榕树、陈琴甫、李炳堃、王锡畴、徐云时、林寿抟、傅维云等，候补执委王志超、李法文、洪丕焕，监察委员董福祥、林桂彬、陶宗尧、吴淑仲、吴汉洲等。并互选黄润堂、郑燕汀、傅维云三人为常委，黄润堂为主席。任王台晖为干事，郭冠杰、李泽国为副干事。这一届会员初有108人，最后阶段达二百五十多人。会员每月交会费二角，会员证书四元。 第二届(1932年)改选黄润堂、陈琴甫、李耀宗、郑燕汀、方榕树、李炳堃、徐云时、叶应梦、洪丕焕、李法文、王志超十一人为执行委员，推黄润堂、陈琴甫、李耀宗为常务委员，黄润堂蝉联主席。选林荣寿、黄锡福、吴汉洲、谢秀荣、陶宗尧等五人为监察要员，林荣寿为常务监事。这一届会员在晋江南门外发展最多。到本届结束，城内外会员总数达四百左右人。还在石狮设“晋江中医公会石狮办事处”，由徐泽厚为主任；青阳设立分会，主任徐垂贤；安海设立支会，主任倪尔登。 中医公会虽然是中医药界自身的组织，它的会章宗旨是:保存祖国医学，甄别医师，保障行医开业。但在反动统治年代，搞宗派，争权夺利，贪污作弊，相习成风，中医公会也不能免。自筹备期间起，就发生一些问题。第一届选举时，黄润堂与郑燕汀就各自拉拢会员，竞选主席。第二届选举时，不仅黄郑继续相争，在第一届为黄所利用的傅维云，也起而与黄相争。又黄润堂为保持实力，巩固地盘，排斥新生力量。如对郑却疾(郑燕汀之子，医学颇有钻研)、留章杰(无锡中国针炙学讲习所毕业)的申请入会，都不予批准。至于利用发给会员证书及代办申请执照等进行舞弊的事，则历届都有发生。 一九三七年改选成立第三届执监理事会，结果黄润堂、李耀宗、林荣寿、黄锡福、陈琴甫、李炳堃、陶宗尧、李法文、郭国昌、吴金陵、吴淑仲十一人当选为理事。本来黄润堂得票最多，但他自知声誉已差，不敢恋栈，乃向理事会提议改选黄锡福为理事会主席。李耀宗、林荣寿为常务理事。吴淑仲、吴汉洲、黄仲民、谢秀荣、洪景星为监事。聘王文再为干事。第三届新吸收会员有七十五人，惟因多年来人事变迁，本届会员实际人数仅有二百八十七人。 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四○年为第四届理监事会组成期间。选举林荣寿、李炳堃、吴金陵、黄锡福、黄润堂、李耀宗、叶应梦、郭国昌、李法文等九人为理事。李法文、李炳堃、吴金陵为常务理事，林荣寿为主席。陶宗尧、洪景星、谢秀荣、翁培年、林桂彬为监事。王文再仍为干事，直到公会停止活动。 一九四二年转入第五届，理事为吴金陵、郭国昌、林荣寿、洪丕焕、李法文、李炳堃、李耀宗、黄锡福、叶应梦九人。郭国昌、林荣寿为常务理事，吴金陵、为主席。一九四六年后名为第六届，实则理事仍为第五届那九人。只是常务挂洪丕焕、李法文的名义，主席改为郭国昌。会务全操在吴金陵、郭国昌及干事王文再手里，其他理监事徒有空名，不过问会务。 公会监理事原订每两年改选一次，到五、六两届由于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利用吴金陵、郭国昌、王文再等把持中医公会，到期改选与否反正是换汤不换药，故公会长期为这三人控制。但也有一事，使吴金陵得以运用他的权力。即吴金陵任上，正是国民党大肆征兵时期，按国民党政府规定，律师可免服兵役，而医师无此权利。吴乃利用这个机会，以律师为保障人权得以免役，而医师乃是保护人身的，如无人身何来人权?医师理应与律师同样免役等为由，以中医公会名义，向主管兵役机关申请医师与律师同样待遇，结果得省民政厅批示，以执有中医证明书取得合格资格者，可以免、缓役。因此吴金陵获得一些青年医师的欢迎，得以巩固他的地位。在第六届，吴金陵虽不挂主席之名，实际仍操公会实权。 晋江中医公会到五、六两届，流为少数人争权夺利搞政治活动的工具，会务江河日下，名存实亡。解放后该会停止活动，中西医师都归泉州市卫生工作者协会这个组织。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九年，“晋江县中医公会”计有二十年的历史。 中医公会的活动:(1)成立施诊所，创设于第二届会议期间，至第五届吴金陵时而停办。初设在本市庄府巷，后移设西街帽巷口，施诊不施药。由李炳堃、李法文任常务医生，魏俊甫、杨子介、谢秀荣任义务医生。(2)协助花桥善举公所施医。花桥善举公所原办有施药局，免费施赠药物，贫病之家深受其惠，然无施诊，病家须另外求医。中医公会成立后，乃协助其兼办施诊，由会员蔡德修、陈琴甫、李耀宗、伍德贤、洪丕焕等，先后任施药局医生，让病家可同时解决医药问题。(3)印发通俗医书。为使群众具有医药常识，临时得病知道如何处理，曾针对当时疫病流行，印发惠安名医涂去病编的治疫验方《解毒活血汤歌诀》，广为宣传。还帮助花桥善举公所印赠《验方类钞》等书。(4)开办“国难兴中医院”。一九三八年金厦被日寇侵占，难民纷纷逃泉，需要医疗救助，中医公会应“抗敌后援会”要求，在开元慈儿院内设立“国难兴中医院”，具体事宜由“抗敌后援会救济委员会”主任叶青眼(慈儿院院长)主持。翁培年任医院董事，负责筹集经费药品，李炳堃、李法文、邵丕烈任医师，恒美药行派员协助办理中药房。医院施医施药的主要对象为四院一所，即安置在难民救济院和开元慈儿院的难民，温陵养老院和泉州妇人养老院的老人，以及着守所的在押犯人。到抗战胜利难民遣回后才停办。(5)为泉州青年服务社设施诊所。抗日战争期间，中医公会应青年服务社要求，为该社建立施诊所，免费施诊，并可凭处方往花桥施药局领药，开办时间有二年多，义务医师由会员丁逸智、蔡友敬、朱琼珍担任。(6)组织中医救护队。“晋江县抗敌后援会”组织有防护工作团，由徐承干(卫生院长)、陈伯清(西医)分任正副团长，辖有中西医的各救护队，中医救护队由中医公会负责组织，主席黄锡福自任大队长，会员除老弱者外都参加，按城区五个角落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分队，每分队设有担架队和医疗组。并接受军事训练，举行战地救护演习。遇日机空袭时，队员随带急救包奔赴出事地点抢救伤员。其救护药品和器材由共和药行、昌隆药行负责添补。 申请行医执照问题多:自国民党政府颁布医师条例以后，凡中西医开业行医，都得申请医师执照。申请时还要由所加入的医师公会负责办理，把申请人的申请书、履历表及证明书代为呈送民政厅卫生处审查，认为合格的才能给照行医。因此，代会员办理申请行医执照便成为中医公会一项重要业务。想开业行医的人，都申请加入公会为会员，有些一知半解，在业余私行为人看病的人，为取得正式医师资格，也千方百计要入中医公会，极盛时会员数曾膨涨到二百八十多人。中医公会的负责人，也视此为利之所在，从中上上其手。在初期几届办理申请时，就发现有浮收会员应交手续费的事，为会员所不满。至第五、六届更串通县政府，称原领省民政厅执照为临时性质；要各医师再问县政府申请县发给行医证明书，后又以中医公会名义向南京内政部呈请为中医申请换领中医证书。每次代会员申请，要收填表费、证书运动费，每人一二十元不等，领证时又要交邮汇费、印花税费，每人数元，会员很反感。另一方面滥收会员，不问入会人医术如何，只求会员多、会费多，代办申请手续多，经办人得利也多，于是公会声誉扫地，临解放时，就无形瓦解了。 中药材行业:随着中医业务的发展，中药材行业跟着兴盛。泉州药材行业的经营，大抵有三种:(一)药材郊:主要经营省外贸易，以行销一地一省为主。如恒生号、义顺号主要行销本省各府县；茂源号主要行销台湾；协裕号主要行销香港、南洋。(二)药材行:是从全国各地采办药材，如向上海、宁波、天津、北京、汉口、四川等处采购，或从香港进口外国药材，如人参、高丽、真珠、琥珀、羚羊、犀角、龙涎、肉桂、冰片以及木香、沙仁、胡椒之类，主要经营批发，兼售药帖，销路除泉属各地，还远及台湾南洋。有名的有昌隆、捷隆、义和、镒泉、善德、荣美各家。(三)药店:规模较小，以门市零售为主，有鼎丰、丰美、永寿春、恒美等，城厢内外不下数十家。 中医学西法有罪:中医西医各有其长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提倡中西医结合，而在旧时代，中医学西法，兼采西医方法治病，却构成罪名。如本人在行医时，鉴于西医用温度计试热较准确，打针退热较快。曾学习采用。在第六届中医公会期间，因公会负责人在办理会员申请执照时舞弊牟利，受到本人的批评指责，心有不甘，竟暗中勾结县卫生院，以本人中医兼西医手法不合，搜查我家西医器材药品，全部没收，甚至要没收本人一切医师证件，饬令停业。后因社会人士群抱不平，向卫生院抗议，才仅将我的器材药品没收，“以示薄儆”。由于发生此事，中医同业中有意学习西医的都裹足不前了。 新旧社会的中医际遇:中医在旧社会受到歧视和排斥，没有政治地位，卫生行政皆由西医操纵，中医无法过问。中医私立学校不得列入教育系统，旧政府无中医学院校的设立，只能藉发给执照乘机敲诈。土匪假请出诊看病，进行绑票勒索。而土劣地痞、保甲长之类，亦视医师为肥肉，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虽有一些名医诊费收入颇丰，然不堪意外敲剥，终不免陷入困境。本市中医界如杨巽南、叶宝印、李耀宗、陶宗尧、方榕村等，在时诊务繁忙，身后家庭却均甚萧条。更有甚者，有些医生受到病家凌辱，如叶永栽在西门被病家涂抹黑脸，陈国焕被关押，李文彬被起诉于法院等等，令人痛心。 解放后党的中医政策，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创办中医学院校，培养新的一代，发动老中医带徒弟，传授经验，在原有中医学基础上加以扶植提高。中医人员参加防疫卫生保健事业，参加医院领导工作，帮助西医学习中医，工作有保障，生活有照顾，今昔对比，遭遇悬殊，这都是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才有中医光辉灿烂的前途。本人从事中医几十年，现虽老迈，而抚今追昔，兴奋不已，深愿以有生之年，继续为中医事业努力。因追述数十年来的见闻，既以自励，亦以供文史资料的采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