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放前在泉州流传着一本吴增所著的《蕃薯杂咏》诗集，俗称“善薯诗”。 吴增(1868-1945)，字桂生，自号养和居士。原籍南安，其父移居泉州，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他在泉州出生。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境贫寒，十二、三岁就停学，进商店为学徒。刻苦奋发，工余每就灯下夜读。南安名进士傅国英，偶见其所作诗文，大加赏识，即招往其家塾悉心教诲，学益长进。十八岁即当垫师。光绪甘八年壬寅(一九○二年)考中举人，被聘为泉州府中学国文经史教师。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年)，赴京应试，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因见清廷政治腐败，不入仕途，回泉州以教书卖文为生。民国成立后，专志地方教育事业，历任各中学教员、校长。时以诗文会友，与诗友组织“社”。一九三六年社课期以蕃薯命题，吴增认为此物有关民食，而作诗者少，感触联翩，遂作蕃薯诗，“即物寄意，不计工拙，凡数十日，得诗一百九十七首”。一九三七年由泉山书社出版，集名为《蕃薯杂咏》。 蕃薯是块根植物，是沿海地区仅次于水稻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不少农村的主要口粮。其功不在稻梁麦菽之下。但自古以来却很少有以蕃薯为题入诗的。吴增用诗的形式抒发了对蕃薯的赞美之情，应是古来第一人了。 《蕃薯杂咏》一百九十七首，每首都是七言绝句，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涉及到的内容范围很广，大体说来，有对蕃薯的生长发展进行穷本究源的，有关于蕃薯的物性、功效、品种、栽培、收藏、保管、食用、加工等等方面生动描写的，尤其诗中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态，民间习俗以及作者爱国忧民、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 二 《蕃薯杂咏》起结部分的三十余首诗，都是有关蕃薯本源的探讨。历来认为蕃薯原产中美洲的墨西哥或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蕃薯才被携来西班牙。其后西班牙人又把蕃薯传到摩洛哥和吕宋，葡萄牙人再传到马来群岛。到明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才有长乐人陈振龙将蕃薯从吕宋带回中国。但《蕃薯杂咏》却对此提出疑问，它认为早在我国《神农百草经》中就有记载山药这种东西是属于薯类，不过都把它当作药材，不当作粮食。又引晋人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中说:“珠崖(海南岛)人皆不耕稼，惟种甘薯”。这些都是很早的记载，因而《善薯杂咏》怀疑美洲的善薯应是从我国传出去的，其佐证就是考古学家在美洲地下掘到汉家的钱币和文物，从而推测华人到美洲大陆远在哥伦布之前，美洲的蕃薯应是山药的变种。再证就是西班牙占领菲律滨时在一五六五年，善薯从菲律滨传入中国时在一五九四年，相距仅二十八年，这个期间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1564-1661)还把它当作药材看待呢。那么在二十余年中菲律滨就能把善薯培植成为普遍的粮食而把它传入中国吗？(“哥伦布得美洲栽，欧士尚疑是药材，二十七年时未久，菲滨何得递传来？”) 至于将蕃薯传入中国的，是否除长乐人陈振龙而无别人呢？《蕃薯杂咏》举引二例:一、广东地方的蕃薯是吴川人林怀兰从交趾(越南)带回来的。因此物不患凶旱，有益民生，在电白县(故址在今广东省茂名县境)筑有林公祠，题曰“蕃薯林公庙”(“移根交趾路漫漫，从此粤中食不难，饮水有源香火久，至今人尚祀怀兰”)。二、明万历年间侍御苏公作《朱薯疏》，记载“甲申，乙酉年间，漳州、潮州之间有岛名曰南澳，温陵(泉州)洋舶道之”，从南澳岛带回蕃薯种，最先栽种的是晋江五都灵水乡，稍后遍及旁乡。(“传闻灵水最先栽，泛海携从南澳来。”)这二例说明把蕃薯引进中国的除长乐的陈振龙外，至少还有吴川林怀兰等人。而且南澳本属广东，交趾在古代也归中国辖领，就是“温陵洋舶”把蕃薯引进泉州也要比陈振龙早二十年。所以《善薯杂咏》根据所知资料，把蕃薯的传人中国比喻为文姬归汉，其诗叹道:“故园桃李谁相识，错认葡萄入汉家”，并主张蕃薯“头衔仍署大中华”，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至今蕃薯已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根、安家落户，也只好承认“如今瀛海皆蕃衍，欧美亚非共一家”，这也算是有见地的。 三 蕃薯作为一种重要的杂粮，在我国栽培至少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长期以来，由于地区的差别，气候的不同，土壤的条件，栽培方法的进步，善薯的品种也是众繁多样的。就泉州地区来说，《善薯杂咏》向我们介绍，产于安溪湖头的文来藤为上品(“湖头新买文来本，载下尖头乍到溪”)，林墩本与爪哇本也是薯中有名的(“家山自有林敦本，我不随人插爪哇”)，唯南安虎啸桥薯为最佳(“城居我却知乡味，绝爱来从虎啸桥”)。台湾有一种薯叫桃园香子，色香味俱佳。泉州菜洲所产的“寄菜薯”，是将薯藤寄插在菜园里(“种菜成畦又种薯”)，菜收成后，藤已结薯，炊熟后肉松而味香，为其他种薯所莫及(“名种虽多转不如”)，另有一种蕃薯生长时薯藤从这畦沟穿过那畦沟，产量很高，叫“过沟挖”。吕宋薯冷则坚凝不耐食。马来薯叫“占必流连”，不松不甜，不是佳品。最下乘的要算海夹薯了。 《蕃薯杂咏》所说的蕃薯品类，乃是五、六十年前的情形，解放后由于大力推广农业技术，讲求科学种田，蕃薯的品种得到不断改良，又出现了许多优质高产的新品种，这里就无须多说了，蕃薯品种的优劣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对蕃薯本身的选择、保管也是有一定讲究的。《蕃薯杂咏》说:“削蒂钻肤细细看，食薯容易识薯难。”好吃的善薯“肉要坚实水要消”，“外观徒取庞然大，味淡如匏不可餐”，蕃薯分量过大者，其肉多不结实，味淡如匏。有一种红皮薯，“十分红色转无味”，肉虽白但不甜。保藏蕃薯不要伤皮，伤皮的善薯放久了味臭难食等等，这些都是有益的经验之谈。 四 当时泉州慈儿院院长叶青眼在为《蕃薯杂咏》所作的序中说:“此物世人食之者多，知其德者少。”是的，人们见惯了蕃薯，吃惯了蕃薯，但要说出蕃薯的好处来，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近年来，不少科学家研究认为，善薯是营养最平衡的保健食品，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赖氨酸，维生素A、B₁、B₂、C，糖类、粗蛋白和钙质的含量，比米面高。四十多年前出版的《蕃薯杂咏》也说到善薯性平和，质润，味甘无毒，有补脾益气之功，“滋味比于山药好，补脾应不让怀山”，“消渴无须七月瓜，黄心一片烂朝霞”。老年人无齿吃煮熟的蕃薯软烂可口，病后饮蕃薯汤精神顿爽。贴壁烂薯加粘萝香可治乳痈。《蕃薯杂咏》还引晋朝人稽含《南方草木状》中所记:珠崖(海南岛)有活百余岁的长寿者，是常年吃甘薯的缘故。(“琼中一岛海中天，拍岸惊涛乏稻田，终岁食薯少食米，有人寿至百多年”)这种说法或有言过其实。但《蕃薯杂咏》又举一例:数十年前有一西方女教士到沿海去传教，见村人磨薯浆、煮薯渣当餐，大为惊骇，说吃这种东西怎能活命？村人笑答，我乡久吃这种东西，也未见谁有什么病苦(“薯糊我自食多时，未见病来弱不支，淡泊肥甘殊嗜好，人家各别有心脾”)。由此看来，蕃薯的滋补营养不减牛乳、鸡蛋(直到现在闽南许多农村还是常吃薯渣糊)。总之，吴增在《蕃薯杂咏》中赞颂蕃薯最大的功德是:“滋味虽微可救贫”，“活人可作稻粮看”。然而他对于富豪之家却给以蔑视和讽刺:“贵人嗜好本无常，戏买新薯一试尝，到底肥肠少清福，请君仍食大官羊。 蕃薯不仅有当食活命之功，而且在耕作栽培上也比稻谷来得容易。在水田甚少的丘陵地区“如梯岸筑几多层……此物最宜半沙土”。栽种的方法是堆畦挖沟，剪藤插枝:“新藤剪自旧藤本，一到清明便插枝”，“微雨过后好插藤”，“浅深长短一般齐”。蕃薯藤插下以后的花工也不多，“计一日之功，可饱半月之粮”，“田家乐处无人识，半月粮才一日耕”，“百结千缠绿满沟，一年可饱百无忧”。所以旧社会穷苦人家多以种植蕃薯为活命之计。吴增有感于此，在《善薯杂咏》中进一步写道:“劝汝栽薯莫栽花，饥时尚有买地瓜”，“勿使薯田变草莱”，“王孙虽饿不须哀”。旧社会有种罂粟为业者，吴增劝曰:“何如改种蕃薯好，儋石无时可作粮。”这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劝善，但也可见善薯之于民生之重要。 五 人们历来把蕃薯看作粗粮，身价不高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可是在食用方面它比稻米可以翻作更多的花样。《蕃薯杂咏》把泉州民间对蕃薯的食用，加工等等方法作了生动的描绘:“可蒸可煮可煎汤，生食如瓜也无妨”，还可煨食、切片切条晒干煮食。切片的叫蕃薯科，“日曝成乾片片甜，粮可裹不须嫌”；切条的叫蕃薯签，“两头尖尖新月形……予齿也能嚼竹钉”。如果吃炊、煨蕃薯时，“兼买武夷茶小嚼，一样风味让螺洋”。酒醉后，“煮得薯汤解宿酲，一瓯擎出紫露清，色香味可称三绝，奚减东坡玉糁羹”。把蕃薯加工成点心小吃的有一种是“蒸熟研磨烂似糜，美人蕉叶裹为皮，中包多少绿豆馅，不让冰糖术米龟”；将生蕃薯削心作椭圆形，用油烹炸，名曰“凤凰蛋”；“冰盘捧出凤凰蛋，虾子鱼丸逊一筹”。把蕃薯磨研漉粉，即蕃薯粉，其质“细于玉屑白如霜”，比之“豪家粉雪西湖藕，有此清凉无此甜”，是菜肴经常使用的辅料。闽南一带爱用蕃薯粉煮蛎羹、蛏羹，滑溜可口；做鱼丸、酥糕，是席上佳品。“搓条剪出纤纤手，十字街头丸子汤”，这是指用蕃薯粉调水做成丸子汤的。“饮过屠苏尚有情，冰糖调粉味清新，上元丸子未搓出，元日先尝七宝羹”，这是泉州风俗，在正月初七日，用冰糖调薯粉，放入金桔、红枣、瓜子仁、柿果等同煮，名“七宝羹”。加葱珠、花生，“薯粉调浓搅冷糜(粥)，油中烹出日初时，甘心鼎镬知无恨，炸见怕逢秦桧之”，此物叫蕃薯粉“”。用葱菜佐料同薯蕃粉搅拌，煮得“粘于薯果浓于糊，著可轻挑手莫摸，搅熟锅中团一气，却疑鱼脑冻冰壶”，此物叫蕃蕃粉“牵”。“谁把薯干作干，一钱卖与儿童欢”，这是把生黄薯刨成丝或切成片，经日晒蜜渍，如蜜饯香檨，味美价廉。市上有将薯干粉调糖，捏成狗子形，用油煎熟，叫“煎狗仔”，儿童很喜爱。旧时有人将生蕃薯刻作小猕猴挑水状，卖与儿童为玩具，等等，不能一一评述。蕃薯还有最妙一着，就是酿酒，“任是花雕新出瓮，不如薄薄地瓜烧”，真不虚传。 六 吴增自幼家境贫寒，深知稼穑艰难，他在《蕃薯杂咏》中自云:“不知先世原微薄，一日薯干只两餐”，故他一生俭朴，生活淡泊。在当时社会动乱、世事不安的情况下，他响往避世隐居的生活，在《蕃薯杂咏》中反映了这种思想:“尚存薯地好归耕，于世无忧担负轻，不忆秋莼名士菜，骄人敢说五侯鲭。”他甘愿“结茅当与野人居，尺半薯沟好荷锄”，因为“终岁自耕还自食，腹中有味胜诗书”，“饥便可餐渴可饮，不知世上有繁华”。但是他能放下文人学士的架子吗？他本来就是农家出生，当过学徒，“生涯虽苦心无事，粪也可担何况薯”，“我自灌园须抱瓮，敢将运砖比陶公”，心胸坦然，怡然自得。 但是吴增也并非向往归隐生活而不问世事，他能通过蕃薯这样一种普通粮食而关心到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蕃薯杂咏》有诗说:“一从外府失台澎，米舶千艘不得行，急备食粮薯最易，防他锁海有飞鲸。”指的是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一事。历来泉州每年所产稻米只够数月之需，大部分依靠台湾供应，号台湾为泉州粟仓。当时沿海各乡造船往台湾载米者不下六、七百艘。台湾既失，海运中断，各船户都失业，泉州米荒势必发生，人民枵腹饥苦。吴增在诗中慨然叹道:“桃园香子最知名，有客亲尝赤嵌城，今日河山风景异，樽前白发共谈瀛。”但他也以为:“教战从来必课耕，屯田充国久知名，种薯亦一御戎策，足食便成子弟兵。”忧愤之中，流露出一片爱国赤诚。 腐朽反动的清政府，对外屈膝，对内压榨，苛捐杂税，重租高息，把老百姓弄得苦不堪言。《蕃薯杂咏》在这方面也有所揭露:“一锄掘得几多金，租息重翻太刻深”，“剥运重重痛及肤，大难来日更堪虞”。不仅如此，还有那些官府差役，借口搜检鸦片，骚扰乡里，勒索百姓，“惊人侦队每经过，倒箧倾囊苦若何!”在这种官逼民反的情况下，有的穷苦人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但吴增却对他们表示同情之心:“荏苻剧盗聚多时，半逐风尘半苦饥，多垦薯田轻劫运，此中消息少人知。” 在《蕃薯杂咏》的一百九十七首诗中，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虽然不多，但也可以窥见当时的时局不安和吴增的爱国忧民思想的一斑，是诗中较有价值的部分，亦属难能可贵。 七 《蕃薯杂咏》在诗的艺术风格上也有它的独到之处:语言质朴，通俗晓畅，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和乡情味，读后令人感到平易亲切，轻松活泼。且读这几首诗:“一样花开小锦葵，农家藤本较人肥，剪藤邻女未曾到，但见花间蝴蝶飞”；“到处藤花开满畦，踏来浑不辨东西，归途细觅牛蹄迹，挖一篮薯日已西”；“绿荫满地梦蘧蘧，枕石眠云乐有余，半甑黄薯炊未熟，老农身已到华胥。”真是一片田园风光，气息清新，令人陶醉。此外，《蕃薯杂咏》的很多诗中，引典用事、俚语方言时有点缀，作者能巧妙运用，左右逢源，信手拈来，自然而成，也令人叹服。 八 今年二月八日，国务院批准泉州为全国二十四个文化名城之一，因此深感不仅是建设新的泉州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对过去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认真地收集、整理、研究，发扬光大，为“四化”服务。《善薯杂咏》内容专写善薯，难得吴增有心把散处在一些史料上的、流传在民间的有关蕃薯方面的常识和经验，搜集采撷，赋诗叙唱，“逐层分咏，意亦多有寄托”，“而属辞比事，触类旁通”，确有可取之处。除了诗歌欣赏以外，是否可以供给农业学家、蕃薯研究专家、文史学家、民俗学家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呢？ “谁为细心咨野老，齐民要术补遗书。”这应是吴增作《蕃薯杂咏》的寄望吧!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