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我国被迫奋起抵抗，国共再度携手，海内外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展开八年的浴血斗争。 我国交通运输落后，抗战军兴，铁路仅余粤汉、湘桂、浙赣、滇越四线。粤汉、浙赣已经不能全线通车，内地运输主要依靠公路与内河，但汽车及轮船，油料均已随着战事的发展而难于进口，以至无法进口，配件器材亦绝大部份不能自制，运输工具严重缺乏，军事运输极端困难。 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自“七七”事变发生后，即发起组织“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号召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在新加坡的影响下，先是马来亚，继之各埠亦均成立筹赈会。因战局急转直下，各埠筹赈会叉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筹赈总会，公推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统一领导，加强救援祖国的行动。在进行大量捐献的同时，发动华侨捐献汽车，号召华侨青年组织“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捐献汽车与回国服务这两项义举，对祖国的抗日战争有极大的作用。 晋江地区华侨众多，对支援抗战尽了很大的力量。战事结束后返回家乡就业者有廿余人，其中大部份曾与笔者同事多年，在长期相处中得闻其忆述自身经历及有关之情况，虽有局限性，且历时已久，难免差误，但仍有参考价值，因为之记。 二、华侨捐献汽车支援抗战 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向全球华侨发出捐献汽车的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踊跃捐献。汽车由南洋各埠及南北美洲纷纷运来，初由广东深圳进口，船运广西梧州交付使用。广州失守后改由安南进口。日冠侵入安南，改由缅甸进口。后仰光沦陷后，改在印度装配，从中印公路进入国内(当时盟军从印度开筑一条公路到昆明，并顺公路铺设一条输油管道，抗战结束时，这条管道已越过昆明到达沾益)。这些捐献的美制汽车总数达3000余辆，除一小部份拔给设于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林可胜旅美华侨，厦门人“外”)，均交付军事委员会所属之西南运输处接收。陈嘉庚先生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并访问延安归来时，曾从中拨出200辆，开往延安交付八路军使用，但经过重庆时被国民党截留。 三、组织“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 国民党军事运输机构接到华侨捐献的大批汽车后，先在湖南长沙，后在云南昆明，设立汽车驾驶人员培训班，考取青年中学生进行培训，但每期需四至六个月，缓不济急，汽车运到无人驾驶，未能及时投入使用，停放积集又遭敌机轰炸。于是，宋庆龄女士组织“华侨抗日动员总会”，号召菲律宾华侨技工回国支援。西南运输处亦派人到新加坡请陈嘉庚先生协助解决，嘉庚先生即由新加坡各报社发出号召，并亲自到各埠演说，鼓励华侨青年组织“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献身抗日。这个号召得到热烈响应，南洋各埠及美洲华侨青年学生，纷纷踊跃报名参加，其中有不少是富裕华侨之子弟，也有甲必丹的子孙，还有个别印度的侨民子弟，因出于同情与正义感也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这些青年中不仅有司机、修理工，还有已执业的医师工程师飞行人员及机械师。有的自办工厂、商店，均毅然将事业出让或付托于人，辞别亲人回国抗日。尤其是华侨学生的大量参加，更表现了广大华侨对抗日救亡的强烈爱国热诚。各地筹赈会(或商会)从1938年初，陆续分批将这些技工送到新加坡总会报到集中，编成大中小队，理平发，领毛毯、蚊帐、制服、药品及其它生活用品，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光荣地出发，回国参加抗战。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南进之时，先后有十批分别从香港、西贡及海防、仰光等处转入国内，顺利到达的有九批，共3200余人。第十批因日寇已侵入缅甸，来不及登岸而原船折返。但在总会发出号召之前，及后来局势危急之时，尚有未到新加坡报到集中，即由各埠筹赈会(或商会)直接送回国者，亦有600余人，故其总数是3800余人。第一批由新加坡出发的总领队是新加坡华侨白清泉(安溪人)，第五批总领队是槟城华侨(厦门人)林木涵，第八批总领队是槟城华侨蔡元亨(龙溪人)，第九批总领队是新加坡华侨翁某(广东人)。据郑天赐云:第五批于1939年5月下旬由新加坡出发，分搭丰庆等二条轮船，原定由海防入境，因由仰光进口之汽车缺乏司机，乃分一轮到仰光，由仰光接新车进入昆明。 四、“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后的情况 由新加坡集中出发的九批青年华侨技工，回国后均在昆明西南运输处设立的培训班报到编队，接受汽车的驾驶与修理的技术理论及军事智识的训练，结业后大部份分配在西南运输处各运输大队，小部份分配到军委会后勤部，辎汽车团，国际红十字会等单位(日寇切断滇缅路时，西南运输处正在惠通桥以南行驶之汽车全部损失，司机逃回昆明归队，这批人员亦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西南运输处的汽车运输队共有27个大队，其中有三个大队纯由华侨组成，称为“华侨先锋队”。每大队有车200余辆，分为三个中队，有的大队还配备一个补充队。华侨技工与国内培训之驾驶员混合编组，先后到海防及仰光接车，抢运军用物资。华侨先锋队第一大队长刘培锦(永春人。这大队有一中队长名刘有齐，亦是永春人)，第二大队长是广东海南人，第三大队长是印度人，他的中国名字叫王亚龙，是马来亚怡保印度侨民之子，能通英印两国文字。因怡保华侨闽南人甚多，他自小与闽南人长期相处，故能讲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与华侨有感情，出于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寇侵华的义愤、毅然报名参加，与华侨青年一起到中国服务(此种印度人据说有三人)。西南运输处的汽车是负担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华侨先锋队的任务则以运输钞票为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钞票系由美国代印，用飞机运到仰光，再用汽车运昆明或重庆。缅甸沦陷后则由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入境。 华侨技工的特别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分兵占领整个东南亚后，驻中国盟军总部因军事上需要，从华侨技工中遴选一批从小生长于南洋，能通当地土语文字，熟识当地社会情况与生活习惯，而又机智勇敢者，进行特种训练，然后以各种途径送往东南亚各地，进行侦察担任情报工作。另外还送一批到印度进行潜艇驾驶及作战训练。从菲律宾及美洲回来的华侨青年，有些是飞行员与机械师，回国后即送空军部队受训，编入空军参加作战(有两个人在台儿庄空战牺牲，其遗像还悬挂于昆明侨联大厅上)。 五、西南运输处的概况 西南运输处直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是西南各省战时军事运输的主力。总处设在昆明市郊外八公里处之黑林铺，并在国内的重庆、贵阳、泸州，国外的香港、海防、仰光等地设立分处。主任是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副主任陈体诚福州人，他曾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西南运输处曾改称为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付局长陈体诚、抗战结束后又改为滇缅运输局，局长葛济)。运输路线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七省及中缅公路。先期抢运由安南进口之军用物资，香港沦陷后改由仰光进口，使用中缅公路运入。 中缅公路自昆明至云南边境之畹町，长900余公里。在昆明、楚雄、下关、宝山、芒市等地设总站，遮放及其它地点设立分站。总站设有修车厂、油库，以少将级军官任总站长，厂长、工程师、库长均校级军官，汽车大队大队长及大队副亦由中校级以上军官充任。当时管理相当严格，有一总站长因偷售汽油24大桶给云南省某贸易公司，被查明就地枪决；另一宝山总站长在日机轰炸宝山时不在宝山，有失职守，被撤职查办。 西南运输处所属各汽车大队大部份驻在昆明，另分出第11大队驻宝山，第14大队驻下关，第9、13两大队驻芒市，第10大队驻楚雄，第4、5两大队驻贵阳(这两队系负责湖南与广西运务)。所用汽车大部份是道奇车，部份是福特，雪佛及奇姆西，只有一个大队是法国三角牌柴油车。 华侨技工长期生活在南洋，语言及生活习惯与国内有所不同，而部份队长及管理人员、以外行管理内行，为华侨技工所难于接受，以致时常发生争吵甚至冲突。在中缅公路行驶之汽车，除西南运输处外，尚有我国进缅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的辎汽兵团，还有后勤部，空军部，海军部，兵工署运输处，资源委员会，中茶公司，国际红十字会，西南各省地方军政部门，以及走私商人之运货车(多数是上海及江浙转入内地的有势力大商家，如虞洽卿之三北公司，我区旅缅华侨(安溪人)刘梧桐亦有24部汽车在此线参加商货运输)因单位多，车辆多，交会次数多(每分钟都有迎面交会之车)，行车事故多，人员复杂，生活单调，心情浮躁，因之争吵斗殴之事频繁发生。如第十四大队的华侨司机与第五军辎汽兵团之间的摩擦最为严重，大板桥一案，竟将辎汽兵团的营长打死，以致事态不断扩大。西南运输处接受陈嘉庚先生意见，由陈体诚派秘书苏为奇(福州人)到福建招收一批闽南人去充当中校大队副及其他管理工作人员，但仅带去十余人，而闽南人仅陈健张元与李俊生三个人。陈是同安马巷人，原白马汽车公司经理，集美学校老教师陈延庭之长子。张元是诏安人，原在永安音专学校工作。李是泉州市人、旅菲华侨，原省汽车运输公司的油库管理人员。陈、张受任为中校大队付，陈驻下关，张驻楚雄，仅此数人实无济于事。 六、中缅公路概况 中缅公路自昆明至边境之畹町延伸入缅境九谷，与八莫至腊戍线公路相衔接，自昆明至腊成全线长1200余公里，腊戍有铁路至仰光。在抗战前，自昆明至下关一段，原有云南省所开筑尚未铺路面之公路，勉强可以通车。下关以下，则仅有芒市至畹町一小段简易公路。由于军事急需，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发动沿线民工数十万人，分多段同时进行开筑整修，以将近一年时间把全线修通(陈体诚原在福建，抗战后调西北，为开此线再调西南)匆促修成之军用公路，一遇暴雨，路面即被冲毁，加上边坡流塌，桥涵毁坏，因而车辆受阻，运输停滞，但战时运输刻不容缓，工程人员需日夜进行抢修。为了从速恢复通车，桥涵常用简易方式进行临时性架造有些小桥仅架设二条轨道钢板，如在急湾之处，视线不明，驾驶人员稍有疏忽不慎，时常造成连人带货随车掉入深谷中，车、货、人具毁。如发生在深山荒野地段，毒蛇猛兽出没，死伤者均为野兽饱腹。公路横跨横断山脉，沿途山岭溪流拦阻。自下关至畹盯须越高丽贡山等六、七座大山，怒江(有惠通桥)，澜沦江(有功果桥)等五，六条大河流。山高谷深，高处海拔二千余公尺，低处数百公尺，两峰相望，近在呎尺，而汽车迂回盘旋，常须大半天甚至一天方可到达。因坡陡且长，有的路段须用一号排档爬行一、二十公里，引擎热度过高，中间还需停下换水，再继续行驶，下坡则制动器经受不起剧烈磨擦，刹车盘发热烧红，刹车皮磨损，需用二号排档协助以策安全。沿途有悬崖削壁多处，是极惊险之路段。 由于车多路窄，车行速度缓慢，正常时一般须走七至八天，有时须走十余天。由于战时运输，任务繁重紧张，大家争着赶路，在上下坡时，或超车，或交会，驾驶人员时常发生争执，各不相让，由争吵而殴斗。辎汽兵团车上有枪，前车不能及时避让，曾发生开枪击其后胎，使其抛锚而造成事故。有的超车后进行报复，将车紧靠斜行拦阻，迫使后车紧急避让而驶入边沟，造成倾翻碰撞、甚至掉入深谷中，致人车均毁。而造成超车摩擦之起因，是任务的流向不同。如西南运输处的主要任务是由仰光或腊戍运进口军用物资入昆明，而辎汽兵团则由昆明运补给品往缅甸部队防地，因此造成交通事故频繁发生。 为了迅速解决公路阻塞问题，抛锚车辆一时无法修复者，常被连车带货推下山谷溪涧中，那时日寇飞机每天分批轮番轰炸站点、油库、修车厂，沿线扫射、轰炸运行中之车辆，如逃避不及，即车毁人亡。该线又系瘴疠蛮荒地带，驾驶人员虽身带奎宁等药物，染虐疾者仍多，死者时有所闻在此兵荒马乱之时，其工作确实艰辛险苦，饥寒疾病之事，自不待言。 七、陈嘉庚先生回国慰问 华侨技工在国内服务，薪水及服装是新加坡筹赈总会在国外统一筹办，然后交西南运输处分发供给，驾驶员每月36元，队长每月42元。国外提供之服装质量较优，西南运输处曾以国内较差之服装更换分发，毛毯蚊帐也有一部份被移用，生活用品药品亦有尅扣，致引起华侨技工之不满。华侨技工与辎汽兵团之间的摩擦，西南运输处亦无力处理，华侨技工之工作与生活条件亦甚艰苦。这些事迅速传出国外，引起广大华侨技工的父老兄弟的极大关注。陈嘉庚先生闻之更为不安，即先派人回国了解，回报属实。同时华侨捐献抗战经费，月月汇回巨额款项，祖国抗战情况如何亦须了解，乃于1940年初发动各埠筹赈分会派代表，组织“华侨回国慰问团“，一来代表海外华侨向抗日将士及华侨技工慰问，二来实地了解国内抗战情况。慰问团于1940年三月起程回国。该团秘书李铁民(永春人)，团员侯西反(南安码头人)，庄明理(泉州东街人)。陈嘉庚先生到达昆明时，华侨技工推出代表三个人、先后两次向嘉庚先生及代表团报告各项情况。代表团到各省慰问后，嘉庚先生曾返闽一行，然后仍由中缅路出国返回南洋。经云南边境之遮放时，嘉庚先生曾停下再向华侨技工进行一次演说，此时先生已公开发表反蒋言论，为避免发生意外，于当夜驱车出国。 八、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情况 华侨技工回国之初，西南运输处曾发给每人一条识别手链，背面镌刻姓名、籍贯、何埠回国，以及编号等，作万一为国牺牲时便于识别。复员时赠给每人一枚铜质圆形纪念章，正面上边是“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下面边沿是“保卫祖国”，中央是一个方向盘，有地图，一个技工一足站在国内，一足站在南洋。背面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赠”。抗战结束后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登记，发给每人奖金300美元，旅费200美元，分五批送回南洋各埠，其途径分由中缅公路及广州出国。已建立家庭而留在昆明者有200余人，他们都参加昆明侨联组织，并自成立一个技工组，泉州人李俊生被推为组长。解放后荣任云南省第一届政协特邀代表(李现已返回我市定居)。返回家乡就业未再出国者有廿余人、兹将了解所及列表如下: 此外尚有一马来亚归侨，惠安涂岭人，姓名不详，此人亦返回家乡，其情况不明。 据蔡汉良等人的共同回忆，在西南牺牲、留在云南工作，及返回南洋者列表如下: 南侨机工共3800余人，分几批回国，又分配到各不同单位工作，战时担负着紧张危难的前线运输，互相了解连系的机会不多，以上表列者是部分回乡人员的各自忆述的情况集纳起来的，故无法完整，仅存之以备稽考。 九、回乡定居人员述闻 1、蔡联壁(旅菲华侨) 在陈嘉庚先生号召组织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之前，宋庆龄女士先到菲律宾发动华侨组织“华侨抗日动员总会”支援祖国抗日战争，有华侨青年十二人首先响应号召，组成“菲律宾华侨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自费回国参加抗战。这十二人中有飞机驾驶员二人，石狮沙塘人王炮是其中之一，其余均系飞机与汽车的机修人员。他们经香港时，得到宋庆龄女士及“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的热烈欢迎与欢送，到广州先在“兴运”公司报到。兴运公司是西南运输处的代号，经过考试后，分别送到西南运输处及空军部队工作，在汽车技术工人中有一位叫庄国华的(晋江县青阳人)。 蔡联璧是居住本市厚诚的富侨蔡德燥的次子，原籍石狮，旅居菲律宾。蔡庄二人分配在西南运输处工作，西南运输处改组。蔡转入交通部直属运输总队，后又入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等单位任职，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场长、副厂长等职务，长期在萧国祥手下工作。抗战结束后随萧国祥之弟萧国安到南京，在萧创办之汽车修理厂工作，不久带眷回泉州省亲，应聘入泉安公司。石东公司恢业，又应该公司董事蔡天一之约转入石东公司。解放后随石东公司，并入公私合营泉州汽车公司，1956年又随该公司进入省汽车运输公司1976年退休，1983年5月间去世。爱人昆明人，名藤竹青。 2、汪延生(旅缅华侨) 汪延生是惠安洛阳沦口乡人，九岁出国，在缅甸仰光谋生。1938年初陈嘉庚先生亲到仰光演说，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当即有华侨青年64人报名。当时是用“华侨青年抗日救国义勇军”名义，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阻止，乃改为“缅甸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工程队”。这64人多数是修车技术较高的广东台山人，故推选台山人黄高球为队长。这些技工均将其修车工具随身携带回国使用。工程队乘船经过横城时，受到槟城华侨总会特地举行热烈的欢迎、欢送会，把工程队安置在华侨创办的“精武体育会”，招待参观二天。到新加坡报到时又受到盛大热烈的欢迎，会场设在“灵阳会馆”礼堂，爱国华侨热情洋溢，有的慷慨致词，有的当场赋诗朗颂，抗日救国的情绪极高，汪受推为代表上台致答谢词，是晚又在南天大酒家设宴招待。由新加坡经香港转入广州，住“华侨抗日动员总会”，宋庆龄女士亲自迎送并合影留念。到武汉报到后分配在“军政部武汉工程处”，住在汉口的黄鹤楼。在武汉接管一队1936年的道奇车，参加工程材料的运输任务。不久武汉失守，车队撤退到湖南平江，停在距车站一里许的地方，惨遭日机分四批连续轰炸，前头车辆被炸起火燃烧，发生阻塞，工程队死了不少人。这批华侨技工亦牺牲十余人，这是1938-10-22日之事。工程队被炸后，先退到长沙，再退到衡阳。这时，华侨捐献的汽车已改从安南入口，法国政府采取中立，汽车被扣留正在交涉中，故急需驾驶员前往抢运入境。奉派带领华侨技工赶往接车的是一位从美国回来华侨工程师，到达广西夷山时，汽车已放行驶到夷山，乃就地接到贵阳李家墳改编为后勤部汽车第五连，车队驻衡阳三塘，参加两次长沙大会战的运输任务。长沙失守后，车队转到西南驻在昆明。滇缅公路通车后即行驶仰光。陈嘉庚先生带慰问团回国慰问后，出国时道经贵阳，贵阳华侨技工甚多，特再停下慰问并发表演说，公开指出“将来领导中国的是延安”，以致国民党政府派吴铁城追到仰光，当地华侨掩护嘉庚先生离开缅甸回新加坡。不久仰光亦沦陷，滇缅公路断绝，汪延生护送由仰光逃出之姐姐及其岳父两家大小返回福建惠安老家，再往昆明，转入西北公路局工作。由昆明接开五吨大道奇经成都到兰州，行驶兰州至迪化路线。抗战胜利后返回福建，在第三机械总队工作。1949年4、5月间奉派开车来闽南接运该队人员回福州，回到惠安时路已破坏，汽车受阻留在洛阳。解放大军沿福厦公路南下时，即主动参加支前军粮运输，数月后因病向大队长陈木天、耿善祥请假回家治疗，病愈入石东公司服务。1956年随公司转入省汽车运输公司，分配在龙岩总站，文革后退休，现尚健在住惠安洛阳沦口乡老家。 3、蔡汉良(泰国华侨) 蔡汉良，南安东田后堀村人(该村基本上都是旅泰华侨)。蔡的父亲有兄弟九人，八个在泰国谋生，叔父蔡铁民是经营锡矿的大富侨，拥有乃佛及弄宣两地的吉兴、吉利、泉南、铁民等四家矿务公司，自筑铁路运输产品，此外尚有酒厂、碾米厂、戏院、百货公司等，列南安富侨第三位，死后悉为暹妻所有。蔡十岁随伯父蔡兴国出洋，在其叔之铁路学艺后任火车司机。因爱国心切，自“七七”事变起，即参加当地“抗日军”组织，将每月薪水提出一部份捐献祖国，1938年8月又响应号召，在泰国董里十呈报名参加“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同时报名者有卅余人，因泰国政府干预，经过一番周折，始由当地筹赈分会，亦即当地华侨商会的负责人亲自带出七人，送到新加坡报到。这七人是:蔡惠文(医师、梅县人，被推为带队)、陈朝海(福州人)、钟道清(梅县人)蔡高耿(梅县人)、邝天祥(台山人)、蔡汉良(南安人)、钟炎祥(梅县人)。1938年8月8日途经槟榔屿，受到在槟城留学的泰国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的成员也有四人参加，大家摄影留念，照片至今保存完好。8月12日由槟城出发，到新加坡参加第九批服务团，人数500余人。蔡编在吉打中队，该中队人数100余人，总领队是新加坡华侨，广东人翁某。8月14日由新加坡搭丰庆号轮船，8月17日到西贡，8月20日乘火车于26日到昆明西南运输处报到。受训后编在第十五中队，参加滇缅路运输任务。是年10月广西南宁战役紧张，与洪本仁(英都人)同被抽调编为特别大队。赶到南宁投入前线运输。南宁战役争夺剧烈，三进三退终于11月24日早晨失守，又投入昆仑战役，经过二个余月的前线紧张运输，昆仑关又失守，乃退入武鸣。武鸣城被包围，三日三夜不得食，幸援兵赶到解围。因车队在执行任务中被切断分开，蔡这部份车队解围后退到柳州，大队部及另一部份车辆则退入安南境内之高平，蔡等之车辆奉命交与第八大队接收，人员到安南大队部报到归队。此时日寇已进入安南，安南采取中立，不准车队继续停留，但公路已断，乃弃车，人员分三批经河内返回昆明。蔡系第二批撤退，改编入第二大队，仍行驶滇缅路。陈嘉庚先生带慰问团到昆明慰问时，华侨技工推代表三人晋见，报告在国内工作情况，蔡是三个代表之一，先后晋见两次。日寇入侵缅甸，蔡曾三次运送第三军补充兵员入缅。日机轰炸滇缅公路沿线城市，保山被分批轮番轰炸两天，死者逾万，由缅甸逃出之难侨亦死二千余人，当日是五月四日，故称为“五四惨案”。蔡与车适在该处，幸得安全，事后得一枚“五四惨案纪念章”。滇缅路切断后，盟军驻华总站昆明分部，从各大队中选调一批条件适合之华侨青年进行特种训练，蔡被调受训后，奉派从安南出境，经老挝进入泰国，到达与缅甸交界处之拉温，执行侦察任务。途经曼谷时，被日寇特务跟踪，幸得有一位被派暗中保护蔡的人的知会与掩护，始得脱险。到达距拉温尚有九十公里路程之春丰，又被日特发觉跟踪，幸用伪装并改变路线得以摆脱，后得侨生郑阿隆协助完成侦察任务。归国时途经海防，适值盟机轰炸滇越铁路九座铁桥，日寇进行大搜捕，蔡住于海南人所开之大同旅社亦被捕。蔡通海南语，入住时伪与店主认同乡，得店主多方营救，始得脱险安全回到国内。自1944年4月出国，到1945年5月回国，即将在泰国拉温对日寇军事基地侦察所得，向盟军总部详细汇报，经盟军派侦察机到该地上空侦察拍摄照片，与蔡所绘之图进行核对研究，然后从昆明及印度、调派大批轰炸机，将该基地的军火仓库、火车站、码头、电台、高炮阵地、停港战舰全部摧毁，大火燃烧达六、七之久，使其准备入侵四川所积备的军火化为乌有，计划无法实现。炸前炸后均拍照片进行核实。蔡立功后，盟军总部又派他去印度作空投部队训练，适因病未果。后在战时运输局任驾驶。抗战胜利后，复员返泰，分配从广州出国，适因母病回家侍亲，留在国内。 华侨技工复员时，云南省各界在昆明开盛大欢送会，每人赠送一枚园形铜质纪念章，章的外边沿有“南侨技工复员纪念”等字，中心圆圈有“捍卫祖国”四个字，背面有号码。蔡的纪念章是266号。蔡工作有功绩，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发给一份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蔡汉良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付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日”，侨务委员会亦发给他一张奖状，内容是“华侨技工蔡汉良，热爱祖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日，”。这些证件及西南运输处发给之荣誉纪念章，均保存完好。蔡回泉后入泉安汽车公司工作，解放后转入省运输公司，是先进生产者，1979年6月退休。 4、庄霖助(马来西亚华侨) 庄霖助惠安人，槟城侨生，懂英语，能通广东、海南、客家及潮州语言。乒乓球运动员，体格强壮。1939年7月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南侨技工回国服务团”。出发时乒乓球体育组织，抗敌会青年团体以及亲友同学均开会欢送；抗敌后援会青年锄奸团送一面“为民前锋”的三角旗，其它锦旗有:“杀敌光荣”，“为了祖国踏上征途”。七月十三日由槟城出发，船经过巴桑停二天。巴桑参加的青年有十余人同船到新加坡集中，这是第七批，由海防入口，到昆明报到受训，编入第十五大队，四十五中队，驻昆明，奉派广西凭祥市参加镇南关战役运输。因路线被日寇截断，车被炸毁，同队人员翻山越岭到凉山西南运输处驻凉山办事处报到，奉派到海防接车运军用品，经河内、高平进入岳墟、靖西、田东一线交付其他车队接运，然后再到海防接车抢运军用品回国。在该线工作到海防被占，即撤退昆明参加学习。学习班的教育长张炎元(广东人、华侨)，少将级军官，对华侨技工甚爱护，大队长詹中浩(海南人、吉隆坡华侨)上校军官。结业后改调遮放，编入华侨先锋队第二大队，派到仰光接新车，行驶九谷至昆明一线。宝山被炸时他在昆明，因病住院治疗。病愈时滇缅路已断，入昆明华侨中学读书一学期，后返福建，在龙岩省运输公司开客班车。抗战结束后返厦门，已退休，现年67步，住厦门水仙路。 5、叶天来(新加坡华侨) 叶天来、新加坡侨生，原籍晋江沟头人，第九批回国，编入第五大队，驻昆明市郊西站。这队多广西人，大队长陈平亦广西人，派到仰光接新车。先在昆明、贵阳、重庆等线行驶，亦曾接新车在腊戍至遮放一段行驶，后调中印大队，大队长王国明，亦华侨。部队驻腊戍，滇缅路断后即返回福建(同批回国的汕头人林正良，在执行任务中，于惠通桥附近悬崖削壁处连车带人掉入山谷深渊中牺牲。另一汕头人黄友蛟与云南人结婚，现仍在昆明工作)。叶解放后在泉州省运输公司工作，后调厦门，已退休，年67、家住厦门， 6、黄党生(马来西亚华侨) 黄党生亦名党成，惠安张坂下美村人，黄渊和学徒，先后随黄渊和在泉洛公司学艺，在泉溪公司开车。甘四岁出洋到槟城谋生，1939年第四批回国，编在西南运输处工作，行驶滇缅路，因虐疾久医不愈，于1943年回闽治疗。解放后在泉州市消防队开车，并协助创办消防器械厂，任车间主任，工作有成绩。1984年8月去世，年73岁。 7、陈武烈(印尼华侨) 陈武烈，广东惠州人，出生于印尼勿里洞，是当地华侨甲必丹的子孙。任翻沙工，能开车，兄弟二人，均响应参加服务团。其弟陈友松先出发，到新加坡参加第三批回国，武烈于1939年6月间发动同埠青年24人同行，到新加坡参加第五批回国。该批从海防入口，受训后编在第十四大队，派到庭放接新车行驶，运送由仰光入口之军用物资。因南宁战役，被调编入华侨特别大队，在镇南关附近担任前线运输任务，遭日机轰炸，车毁人伤，避入安南境内，被安南兵拘捕、送凉山关押，受苦役三个月。放出后路遇蔡汉良，坐其车回到贵阳，转入中国运输公司工作。在湖南庄江空军机场运工程材料，日机轰炸时又受伤。抗战结束后与一部分华侨驾驶员，同被编入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二运输处，派到长沙接收日本军用车，因日寇在部分汽车引擎中埋放炸药，故前往接收的驾驶员被炸死数人，陈幸得免。陈妻姓颜，永春上场人，望加锡侨生，参加国际红十字会救护工作。解放初陈妻回福建，经与南洋亲属联系，其母汇来款项，乃向同安基督教会购买一部1941年产福特卡车，来泉州参加泉州汽车联营处营业，并参加支前运输。1952年将车参加王尚玉所组织之南侨汽车公司，1953年底申请改造进入国营。现已退休，住泉州汽车分公司宿舍。 据陈云:其弟被盟军总部选调受训，用飞机送往马来亚空投潜伏作侦查情报工作，日寇投降后返回印尼。经与通讯，得知与陈同批回国者23人，仅有一广东华侨陈南发回到勿里洞，其余在西南运输处工作时，或遭日机袭击，或行车肇事，或染病死亡。是否尚有幸存者留在国内，至今不得而知。此均为抗日救国而献身之无名英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