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泉州培元学校从小学到中学经历了八十周年的时间，其中从英国人独持校政到移权给中国人，从服从于传教的需要到宗教退出学校的一些经历，可以说早期的培元学校是经过了不少曲折的历程，直到解放后，这所学校才成为培养大量符合于人民所需要的人材。由于经历时间久，变化多，现在把学较分为三个时期，缕述如下: 第一时期 1904年——1940年 培元创办于1904年。先是1893年加拿大人英国长老公会文高能牧师来泉传教后，觉得设立学校以辅传教很有必要，于1903年乘回英述职之便，得英教会的同意聘请攻读伦敦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安礼逊来泉筹办，再过五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罗励仁也来协助。初设校于泉州平水庙，名叫养正，学生只有二十多人，还聘请黄远岫等几位协助管理学校，不久改名为培元。当时的课程圣经为必修科，还学英语、数学、国文等科。毕业后(所谓毕业，除主科圣经外，其他各科设有一定的标准)有的留在学校继续念中学。连同外地来学习的，一个班只有十多人而已，到了毕业，只有十个左右同学(第一届毕业生就是如此)。当时没有学制可遵，只以英国中小学的程度为参考，由安礼逊(A.S.M00RE ANDERS0N)、罗励仁(R.A.R0GERS)、殷德禧(L.K.UNDERHILL)他们酌量情况而决定毕业。记得有一次，由英国皇家数学会寄来年度数学难题，让全世界学会会员演算，安礼逊是学会会员，他把演算题让学生试算，结果只有念过三年中学的学生惠安人潘清白竟把难题一一演算出来，于是奖潘十五元，并提前毕业，被委派在惠安时化小学任教，后晋升为校长。这是培元学生对数学突起兴趣的原因。相当一个时间，数学、英语便成为学生最注目的学科。 1915年，许锡安毕业于燕京大学，被聘为培元中学舍监，专司管理学生之职，包括学习、生活、宗教活动等，因学生都是住宿，所以名为舍监。1916年许升为校长、这时中学部已迁至花棚下(培元最早校址在乎水庙，后移给培英女较——现泉州幼师校址)，这是英人移校权给中国人的一个转折时期。许任校长后，即于1917年邀请谢玉铭老校友来较服务，并由谢领衔成立校务执行委员会(简称“执行部”)为校务权力机构，校长只有执行决议而已，并订出较训:真理、自由、服务。含意是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许任校长以来，有锐意经营的设想，大量物色聘请培元校友在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吴保助、蔡保和、吴盛德、郑锡三，燕京大学毕业的吕振仲、吴仁杰、陈允敦、吴祝仁、刘富伦、许尧民等。其他先后来校任教的大学毕业生如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陈必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吴恩敏，国内大学毕业生黄鸿鸣、尤祖荫、潘葵邨、蔡咏春、吴恩惠、吴恩恕、吴伯萱、施惟善等。专职担任国文的教师有曾振仲、汪照陆、罗赓兰、洪禹川等，英国教师有牛津大学毕业的罗励仁，剑桥大学毕业的骆约翰、温德禧、穆华德兄弟等，各科齐全，人材济济。但在执行部的限制下，宗教活动仍然是很浓郁的，每星期日还是排队到礼拜堂参加礼拜，不能溜。1925年以后，鉴于所收学生大部分是侨属或教会外的同学，宗教活动不为学生所接受，便由学校提出由学生组织基督教青年会来进行，这样宗教活动便不为学校行政权力所约束。许锡安又是同盟会会员，早在1920年间就往沪拜见孙中山先生，得孙中山先生亲题“共进大同”匾词，这是学校获得最珍贵的墨宝，孙先生还在募捐册的扉页题“协兴教育”四字，以鼓励捐者。许回校后，结合校训，大肆宣扬，鼓舞学生以孙中山题词为动力而努力学习。1926年以后，宗教活动便退出学校，学生的学习风气更加开放了，同年许校长又前往英国、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大抓教学，对全校师生要求更高。当时学校规定奖学金标准，凡学科单科在95分以上的奖三元，85分以上的奖二元，各科平均成绩(包括音乐、体育在内)在85分以上的奖六元，这是奖优的，不是助学的，所以学习好的同学，几乎不必交学费，学生郑锡三就获得最高奖励的同学，有的连膳费也省掉。每天早上五时早操，早操后，就分散在操场四围的龙眼树上读书，琅琅读书声，不绝于耳。许锡安校长每天早上都到各处巡回，关心备至，晚上七时至九时为晚自修，几乎无一缺席。负责督导夜自修的，除许锡安校长外，还敦请各科都可以指导的教师轮值，夜夜如此，从不停止。学校规定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为化学、物理、生物的实验课，学生要自己动手，教师从旁辅导，实验后，要写实验报告，用英文、中文写都可以。教师批改订正并予评分，非常严格，一丝不苟，一字不差，按时完卷，按时发回，学生受益不少。二十年代的培元中学学生学科水平不错，全国有圣约翰、燕京、金陵、沪江、齐鲁、岭南、协和、厦门等八所大学承认，可以直接免试保送升入这些大学攻读。当时的学制没有统一，培元学校的英文名是“WESTMINSTER COLLEGE”，实是要求学生毕业程度要达到学院水平，所以有旧制中学四年、“四、二”制，即四年完成中学学科，二年念大学预科，以后改为“三、三”制，即中学学科在初中三年中念完，后三年分为高级文、理科，不管你念那一科，英语成为各科之冠，甚至连体育比赛，也用英语书写报告，所以进入大学，学习比较容易，质量也有保证。有的同学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教，有的保送留学，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十年代前后就有名扬国内外的学者、教授达三十多人，如比较知名的校友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有名的语言学家吕振仲，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蔡馏生，现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国立荷兰大学教授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张天泽，以懂六国文字而担任南洋糖业公司翻译的语言学家吴保助，以及在东南亚一带有名学者潘国渠、丘新民、张楚琨，在美的原子能科学家程炳耀，在英火箭研究专家林俊琛，国内著名历史学家庄为玑等，人才济济，不胜枚举。 培元中学，除培养学生的德智外，又以各种体育活动锻炼学生强壮体魄。早期培元学校也很注意体育活动，曾在1920年以前，就把学生分成为“耀、武、扬、威”四队，进行体育活动，特别是1921年获得全省足球冠军后，足球活动便作为首要的体育工作来抓，教练员先是高其峰，再是吴祝仁都是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吴祝仁还是名冠华北五省的网球锦标获得者)。每周一、五下午五时作四队球类比赛练习，星期三下午即与教师队比赛，情绪很高，足球活动风气盛极一时，每天下午课余，碰碰的踢球声，四面响起，至于其他球类活动，有体育委办专司其职，活动不停。如排球、网球活动，经常进行，网球队在基础练习到选拔为校队都经过比赛、选拔而得的，成为泉州成立网球队的倡始。学校规定，体育活动时，学生不准留在教室里，上课时，专心学习，下午课后，即必须活动，不能违越，晚十时睡眠，许锡安校长拿着手电筒巡房，不许开夜车(挑灯夜读)，可以说动静有节，制度有保证，学生精力充沛，学习有劲头，各种活动都能如期有计划地进行。 培元学校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学校的经费，除了经常费一部分及英籍教师薪给系由英国教会捐助外，其他建筑费等设备费大量支出，都由海外华侨捐助的。安礼逊不辞奔忙，走遍菲律宾、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等地方为培元进行募捐。华侨爱国心切，慷概解囊，踊跃输将，单就捐资建造的校舍，就有郑成快楼、菲律宾楼、泗水楼、黄仲涵楼、张远记楼、上海楼、吴记霍堂、许汉智堂、叶寿堂、蔡进益堂等。二十年代中是华侨捐资建校最多的一个时期。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培元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安礼逊曾宣布:他在近十年来得华侨及海外校友捐助的款额达二十万元左右(包括一些顺便为培英女中及惠安时化代捐的)，比较突出的如华侨吴记霍热爱家乡教育，捐资修建校舍，名为“吴记霍堂”；最难能可贵的是华侨郑成快，在他商务面临岌岌可危的时候，还独资捐建校舍一座二万元，为纪念他把这座校舍名为“郑成快楼”，如今还保留原样挺立在校内。菲律宾华侨合资捐建“菲律宾楼”。学生还在海外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美国等地区设立校友会，海内厦门区专设校友分会经常与母校联系，并常年为学校捐款资助。1926年间，由海内外培元校友捐资五万元建筑一座五层图书楼，现成为培元学校的主体建筑，它名为纪念安礼逊，实际是许锡安校长借此名堂而鸠资兴建校舍的，许锡安当时大量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达到学校规模日臻完备的目的。这个时期，学校扩展到六所，名为培元一(花棚下)、二(广平仓)、三(中营下)、四(石狮)、五、六校。许锡安总揽校政，坐镇花棚下一校，其他各分校即设主任，极一时之盛。可以说，倡办培元是英国教会，而发展充实到规模颇大，影响较深远的是华侨及海内外校友们，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1934年间，由于申请立案，组织校董会，由英公会派三人，中华基督教会派三人，培元校友会派三人共九人组成，校董会主席必须是中国人，第一任校董主席为教会代表吴炳耀，第二任主席为校友代表陈清源，第三任为教会代表吴祝三，每年开会两次，校董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会议主要是解决校长人选及听取学校工作情况汇报以及经费筹措等问题。 1938年间，在抗战中，学校内迁，初移永春蓬壶，1941年再迁到南安九都。当时有高初中学生四百多人，迁移内地后，生数逐渐减少，经费筹措也困难，华侨及海外校友的援助也暂时停止。在形式上还存有六校的框框，而只有高初中部(即花棚下与广平仓两校)有联系，其他四校各自独立，勉强继续维持而已。 第二时期 1941年——1952年 1940年，许锡安校长任职满25年，七月辞职，以校友会代表名义进入校董会，成为第四任校董主席。当时学校分散多处，校务暂由代理校长陈振福主持，陈自感难于应付这艰难局面，未几他就，即由校董会函请协和大学商借校友王庆元回校担任校长职务。当时高中部还设在南安九都，初中部仍留在泉州，其他分校各自独立，校务工作比较集中，但南安九都、泉州两校距离很远，校务处理诸多未便，幸两地教师，都能尽力工作，后得英国克利浦斯援华救济署拔赠50万作为经费，当时币值很低，虽属杯水车薪，也可稍补。这个时期教师中校友居多，能体谅母校的困难，不计一切而努力工作，学生也爱校心切，能自觉勤奋学习。 1943年培元总校迁回泉州市内花棚下，学校渐臻安定，各种秩序，次第恢复。王庆元校长前在培元中学担任多年的教务工作，就任后，就抓起保证教学质量这件大事，罗聘教师，充实力量，于是先后来校任教的各大学毕业生，如暨南大学黄乐德，协和大学邵庆冲、许扬三、刘凌冰、苏更新，陈彩云、柳淑霞、陈东森、戴云山、苏寿康、李芳洲、吕惠容、王庆成、康伯襄，福建学院曾育贤、福建师专陈兆奎，厦门大学沈翰奎、杨一山，以及全省有名的数学教师欧阳琦、陈绍德等，师资力量更加充实。这是培元从稳定中求发展的时期，学生学习质量更加重视。1945年，抗战胜利后，海外、华侨又输送大批子弟来校学习，学校呈现蓬勃气象，校务工作也得顺利前进，学校经费也从劳师米收入得以维持。教会的帮助，只是象征性而已，安礼逊又奔忙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为学校筹募资金。全体教师在王庆元校长认真治学的影响下，努力工作，克勤克俭，海内外校友对母校的继续前进，更有信心，也从各种渠道给予有力的帮助。 学校在革命斗争中前进 培元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五卅”运动、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元师生都站在斗争的前列，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辛亥革命，泉州形势也很紧张，以许卓然为首设同盟会机关于西隅学校，并增设东街柳鸿明医院、南街辟生堂、新门街蒋以麟住宅为活动地点，培元中学也是联络点之一，学生周骏烈、洪东茶、何大年、柳国烈等积极参加光复活动，还组织培元学生队，以周骏烈为队长，在城乡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维持地方秩序，以后与省立中学(现泉州五中)学生队联合出发到南安、安溪、永春等地，随军到各地宣传，在地方不靖，匪徒乘机骚扰时，即与武装队商讨维护治安工作，当会议还在进行时，闻歹徒偷运军火，培元学生同盟会会员洪东茶立即随同施雨苍、张赐福等前往制止，不久火药库爆炸，他们都牺牲了，后追赠为烈士。 1919年“五四”运动，培元学生二百多人参加示威游行，手执“不做亡国奴隶”的旗帜，高唱《五九雪耻歌》，分发传单，且行且讲，“路人莫不为之感动”(当时的报刊原话)。会后，吾校学生到英人住宅斥责他们阻挠学生参加，并要求收回被开除的学生，取得斗争胜利。 1922年，为反对培元小学校长抑制学生自由活动，学生举行罢课，并印发宣言，取得教师温德禧、郭泽良的支持获得胜利。 1926年底，军阀田宝琴余部进学校拉民夫，被学生陈养德举棍打出，当军阀派兵到学校里要抓学生时，又被学生许志清等叱走，学生反抗暴力的精神，至今还记忆犹新。 1929年“五卅”惨案，就在第二天学生发动反英行动，学生傅恩棋带领同学前往平水庙英人住宅，责问他们，还规定教师不能穿西装上课以示抗议。六月廿一日全校师生又参加泉州声势浩大的反英反日示威游行，并开展“非基运动”。培元学生当天下午在平水庙英人住宅外示威，高呼“×××滚出去”、“改变学校宗教生活”等口号，以后英国教师不得不离开泉州往鼓浪屿暂避。 1937年初，培元进步教师，结合课堂教学，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们布置给学生练习书法内容，“禾已死(禾、胡谐音，暗指胡汉民)，草将(暗指蒋介石)枯，天降泽(暗指毛泽东)，民得苏(暗指苏联)。”以隐晦曲折的手法，宣传蒋家王朝正处在垂死挣扎的末日，暗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有苏联的援助，斗争是必定取得胜利的。当时培英女中及惠世护士学校的进步学生，也仿此书法作革命的宣传。 1938年学校高中部迁往德化，美术教师地下党员王伯阳(化名王云萍)经常到程田寺格瓷场向职工传播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并壮大地下革命组织。 1939年，全校学生参加由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刘良模在泉举办的抗日歌曲大会唱，并与其他学校联合组成抗日歌曲合唱团，激励人民爱国情绪。 抗日战争时期，培元地下党团结进步同学，到农村组织了抗敌人民自卫团、少年儿童团，抗敌剧团、妇女夜校、文化站等；还组织放岗、放哨的队伍，监视汉奸活动；并与培英女中组织抗敌剧团和晨曦剧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城乡公演《通敌》、《放下你的鞭子》、《高梁下的儿童》、《北京人》等剧目，有反汉奸的，有揭露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有反映沦陷区人民过着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生活的。春节期间，又在泉州大光明戏院(现人民影剧院)公演《通敌》，场场满座，轰动鲤城。抗日卫国的情绪，气氛浓厚，抗日歌声响彻校园。 1941年校友李子芳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杀害于上饶集中营。李子芳烈士早年侨居菲律宾，1930年参加红四军，1933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随主力红军长征，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建立党组织，担任支部书记，率领被俘同志坚持与反动派斗争，1942年五月被杀害，年仅三十二岁。 1948年五月间，上海学生会同各界开展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泉州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代表三十多人开会讨论，培元代表胡滨水等人参加。六月三日上午全体师生参加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中山路各街道进发，歌声、口号声震撼古城。通过这次运动，加强了各校团结，互相联系，也激发了泉州人民反帝爱国的热潮。 这个时期，培元学生中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奔赴游击区、解放区，为祖国的光明前途而浴血奋战，培元地下党也输送一批革命青年到游击区如校友陈庚申于1949年四月在安溪参加游击战，不幸牺牲；陈庚申，又名林子敏，晋江安海人，1947年秋毕业于培元高中部，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辍学后，又在1948年得免费再考入厦门教育系，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生院支部委员，1949年参加游击队，不幸被捕牺牲，年仅十九岁；校友陈瑞元、廖仲秀也先后在解放战场上为国捐躯。 第三时期 一九五二年——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培元全校师生不因外界尚存对教会学校的偏见，样样运动都走在前头，当时老校友中共党员陈炳廉还继续在校负责，工作开展顺利，师生团结一致，学校呈现蓬勃气象。 1952年元月五日，泉州市政府接管学较，改名为“泉州第二中学”，傅维葵担任书记，吴秀琼任副书记，从此培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校遵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毛主席提出培养“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学生，办学方向明确，培养人材问题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学校工作蒸蒸日上，学风纯正，学习积极进取，这个时期的党团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1956年起，老校友陈炳廉、潘聪谋先后回校担任学校领导，他们对母校原有背景，以及师友关系，思想情况较为熟悉，在这十年期间，他们对学较的延续及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很好作用。文革期间，学校遭受空前浩劫，校园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图书仪器，损失殆尽，学较迁往泉州市西郊北峰公社。 1971年许碧茵、黄奕钧先后被派来校担任领导工作，由于考虑到这所学校历史久，校友多，享有盛名，在海外有一定影响，于是得政府同意，在1979年3月批准恢复培元中学原名，并于是年十一月间举行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会，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使中断三十年的海外校友重新恢复联系。海外原有的校友会相继成立，持续不断的菲律宾校友会派代表回较观光，并倡修菲律宾楼，以恢复旧观；健全而从不停顿的香港校友会也派代表陈碧枢等数次来较参观，资助学较设备，并由校友黄保欣、陈碧枢、吕振万等倡筹建筑“香港楼”壹座，作为母校八十周年纪念的献礼；老校友李印桐除捐助修建香港楼校舍外，又数次来校参观，并提出办好学校的建设性意见，对学校的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都起了一定作用；校友韦梓辉捐助先进的教学设备；新加坡校友会也派代表莅校团聚，并倡筹奖学金。学校复称以后，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是，1980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学校题词“为国树人”，对学校寄托了莫大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也使全校师生及海内外校友受到了很大的鞭策与鼓舞。 培元学校的校歌歌词有“我爱校如家”的句子，这是校友爱校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在今天更得到了发扬，如菲律宾校友会也有会歌，系老校友潘葵邨作词的，词曰:其一，唯我母校，卓立泉城；校风校誉，遐迩闻名；春风化雨，桃李芳馨；毕业校友，各奔前程。其二，唯我校友，菲国经营；工商文教，各业有成；思源饮水，怀念花棚；母校精神，心版永铭。其三，唯我校友，同学深情；组会联络，如弟如兄；花棚忆旧，菲京结盟；同谋福利，共励精诚。又如新加坡校友有名诗人，书法家潘受，原名潘国渠，题《忆母校泉州培元中学》的七绝诗:蹴辟场开讲肆前，古城双塔峻扶天，何时再过花棚下，觅我书声五十年。现任美国北爱我华州大学教授老校友吕荣辉博士数次回国讲学都到母校参观，并在他任教的大学，倡议其附中与吾校结为姐妹学校，以便加强联系，师生互相访问，交流教学经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代表了海外校友“爱校如家”的共同衷怀。 复称后的培元中学，由于政府拨款，海外校友支持，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新建、修建、校舍面积达7，282.54平方米，比1979年前增加1.48倍，教室、实验室不足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近几年来，学校除添置了一些实验仪器外，还陆续接到海外校友赠送的教学设备，新加坡校友还倡捐奖学金，这一切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附记: 本篇校史系根据学校八十周年纪念会周兴明校友所收集的史料及八十周年校庆简史而整编的，并得学校领导及许多老校友回忆所及加以充实的，限于篇幅，记述不能详尽，简陋地方难免，对学校前期记述较详，解放后记述较简要，希望新近的校友多多充实，以期校史不因时代的推移而疏漏。 一九八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