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写了一篇题为《晋江西医史话》的文章，脱稿后，即拜读蔡序恩和陈朝卿二位老先生的《西医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一文(《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蔡老先生长期在惠世医院工作；而陈老先生曾任惠世医院院董，又历任培英女子中学教师及培英小学校长多年，与基督教会泉州西医界的接触密切。因而二位的见闻广博，内容丰富。对于有关清末民初的惠世医院以及泉州西医界老前辈的情况，我是知而不详。现因编辑同志选为补充材料，我不揣浅陋，将雷同部份删去，补上“应运而生的西药业”一节，并改了篇名，作为附骥，以供地方文史资料之参考，遗漏自必难免，希同道老前辈，及关心西医药史同志，给予补充指正。 一、清末西医的传入与辛亥革命后西医的发展 西医何时传入泉州，过去未见有较准确的材料。清代泉州只有中医，都是私人开业医生，没有公立的卫生医疗机构。在《晋江县志》中，医生被列入艺术门。有名的中医，明代有余廷瑞、郭钟、蔡际酉、李赐、连希谷、林钟，清代有何天伯、朱天贤、黄秉衡等。他们的生平事迹，曾记入县志，但未有西医的记载。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大举入侵。英法等国为了实现其利用宗教来进行侵略的野心，纷纷来我国传教。英国据南方沿海岸向内陆发展，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派传教士来泉州设立礼拜堂，宣传基督教。为了扩大影响，树立势力，他们创办医院、学校，先后设立培元中、小学，培英女子中学等。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英国长老会在连理巷创立惠世医院，诊治患者，并附设医生班，招收教会青年入院学习。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留院工作，有的到社会上开业行医，首先有黄中流等人，接着有叶启元、吴祝三等。由于西医疗法，服药打针，较中医简便，药片、药水量少，容易入口，不像中药要熬煎，每次服药要一大碗，手续又麻烦。而打针对急性病疗效较快，外科手术疗效亦好。因此，西医逐渐取得群众信仰，就医的人日多。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侵略者又带来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使有些群众产生了盲目崇洋思想。加以群众大都不懂英文，对西药名称及其价格亦不了解，在药费上听任西医随意收取。例如接种牛痘，规定每人种四颗，收费大洋二元。按当时物价，一元银元可买大米三十斤。所以清末民初，开业西医，大都能赚钱致富，过着优裕的生活，在社会上也就有一定的地位，不少西医住的是高楼大厦，出门有自备的华丽黄包车，如陈伯清、陈振辰、陈国珍、黄廷辉等。因而西医是一种使人羡慕的职业，所以学西医的也日多。上述情况说明西医传入泉州与基督教及惠世医院，是有密切关系的。 辛亥革命以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风气日开，英国长老会又相继在惠安、永春设立医院。这一阶段的西医，除《西医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所举的诸人外。市区知名的，尚有陈国珍、刘永福、陈凤仪、叶燕臣、王元培。浮桥有杨柏山、黄垂裕。其他在今晋江县属的石狮有许元凯、陈元生，安海郑时雨，中山街吴永贵，青阳黄廷芳、张鸣谦，磁灶陈养谦，永宁周美锦等，都为群众所信仰。此外邻县永春的庄志烈等，亦颇有声望。至抗战前后，西医已遍布城乡各角落，特别是晋南侨乡，更如雨后春笋，诊所林立。这阶段知名的，有石狮杨洛育、伍远儒、林俊德，衙口张聪惠，蚶江龚锡钦，深沪骆碧，檀林杜安仁，张林张镇西、张承章，磁灶吴秀锦等。值得注意的是晋北山区的罗溪、马甲、河市竞无一西医开业。这些西医，除陈凤仪系山东齐鲁医学院毕业外，绝大部份与惠世医院及基督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多系基督教徒，不少人且兼为传道、长老、执事等职。如黄中流系长老，柳凤鸣系传道，吴祝三、苏天赐系执事。有的既是培元、培英学生，也是惠世学生，或在惠世工作过的。也有的是惠世医生班毕业生所带的学徒。在三、四十年代，还有一批从大专院校毕业的西医师，这些人除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外，在社会上开业的有市区林丕钰，芸洲黄永和以及永宁王庆祥，石狮蔡友全，安海吕俊烈等。至解放前夕，仅市区就有个体开业诊所三十多家。这些医生，除上述诸人外，尚有何碧江、柳懋烈、柳开明、黄美玉、柯乔木、王淑慎、万永泉、张天赐、郑约拿、杨振昌，牙医黄逢元，眼科杨宝忠等。并有医师公会的组织。在这些西医中，由于时代影响，家庭陶冶，性格有所不同，技术有差异，而且社会地位也不同。因此，也各有千秋。如黄中流、柳凤鸣等，曾参加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作出贡献。有的则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如陈振辰被聘为县监狱医生，还任过福建省咨议；陈国珍被选为温陵镇民代表会主席，周美锦任永宁镇长。但大多数人都是专心治病，不问政治，如吴祝三、李九遗、黄廷辉、陈凤仪等。因此，能药到病除，名噪一时，为群众所称赞。在诊病上，也各显神通。如陈振辰几乎囊括全市初生儿的接种牛痘业务，每当春秋季节，诊所门外，坐满接种的婴儿和母亲。而永惠是专门接生，并设立产院让孕妇留产。吴祝三内科较有名，黄廷辉精于小儿科。这些西医中，医德可嘉，医术高明，能方便群众，且收费低廉，对贫苦患者能给予免费治疗的，有柳凤鸣、黄廷辉等，至今还有人怀念不忘。 二、抗战前后的公私立卫生医疗机构 以西医组成的晋江公私立医疗卫生机构，除惠世男、女医院外，尚有永惠产科医院，系何大年、苏德安于二十年代末所创办。公立方面，有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61师毛维寿部驻泉时在城区和石狮创办的二所医院，城区平民医院设于镇抚司巷原高义住宅，院长由军医王丹庵担任。石狮民众医院设于新华路，院长林建华，亦系军医。平民医院曾因护士黄彬彬被县长吴石仙迫婚不遂自杀，而闹得满城风雨。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平民医院停办。石狮民众医院则名存实亡，如同私人诊所。一九三六年底，晋江县政府设立晋江卫生院，首任院长陈介文，这是一所揉合医疗、防疫、保健为一体的机构。一九三八年闽南防疫所迁泉，所长柯主光兼晋江卫生院长，并附设县立医院于院内，有病床50张，但不久即停办。翌年，闽南防疫所因避日机空袭，内迁永春。抗战胜利后，省立医院由龙岩迁来东街县学(现地区一院一部份)，首任院长庄静宗，继任院长王文琴。省防疫大队第十六巡回医疗队(队长陈雪峰)，东南鼠疫防治处闽南办事处(主任陆建华)，亦迁来泉州，在体育场内合署办公。省立医院、晋江卫生院等四单位，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 惠世医院当时设备较好，有检验室等设备，能做中型外科手术，病房较整洁，有一套严格的护理制度，因此在晋江及邻县颇为有名。从设立到一九五○年的七十年中，先后任院长的有颜大辟、叶启元、兰大辟、吴秀珍等九人，内七个为英国人。其中有罗励仁，系厦门英国领事馆派驻泉州的头目，他并非医务人员，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励仁十分活跃，以“盟友”身份，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泉州社会上各界均有往来，经常在其住宅举办“星期日国语礼拜”，邀请国民党地方军政头目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并常常以英国长老会名义，到晋江、南安、惠安、永春各地活动。据说兰大辟出生在台湾，能说闽南话，他大学毕业后，即来惠世医院当院长。一九四三年泉州城内霍乱流行时，他适在福州避暑，闻讯后即专程赶回泉州，他向人说，他在读书和实习时，未曾见过霍乱病例，这次特地回来观察实例。有一年鼠疫流行时，他忘了穿防疫衣及戴口罩，就到一肺鼠疫患者家中去诊病，返院后自己着急，自我注射鼠疫血清作预防。从这二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水平不高，临床经验并不丰富。英国医生每以中国患者作为实习对象，并不是抱治病救人的医生品德。在抗战胜利后，兰大辟曾以惠世医院的名义，到南洋群岛向华侨募捐了一大笔钱来扩建病房，这也说明英国人并不都是自己掏腰包来办医院的。 三、应运而生的西药业 泉州的西药业，是随着西医的开业应运而生的。开始时是有些西医诊所兼零售药品，卖的是补药和成药，医生直接售给病人，也供应其他开业医生一些治疗药品。这种形式较早的有陈浴波的辟仁堂。以后由于开业的西医日多，西药需要量日增，因而促使西药业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就有些医生，既开诊所治病，又兼营药房售药。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战前，资金较雄厚有名的，为苏年福的流生药房，地址在新桥头，他有三间店面，左右为中药房和西药房，中间为医院(实系诊所，因仿惠世而称医院，下同)，生意兴隆。稍后有陈振辰的南生药房，址在马坂巷口；陈国珍的泰明药房，址在水门巷口；叶燕臣的启元药房，址在洲顶。这几家也都是医院兼药房，治病兼售药。由于苏年福、陈振辰、陈国珍都善于交际，故能诊所与药房齐名。这阶段有一些起初也是诊所兼药房的，后来由于营业兴旺，而放弃医生业务专营药房的。如泉州药房的陈清源，址在打锡巷口；泉永药房的张骥崖，址在南街头；大众药房的杨逢图，址在指挥巷口；纯仁药房的苏天赐，址在承天巷口。以上几家西药房，要供应泉属五县，及永春、德化的顾客，故生意都很发达，获利甚厚，那时候可以说是西药业的黄金时代。及至抗战前夕，用西药者日多，，生意亦略有竞争，因此获利就稍逊于初期了。 西药的来源，资金较雄厚的药房，针剂、酊剂丸类、原药等都直接向上海采购，其他欧美药品，则购自厦门或香港。而资金较薄的，多向厦门采购。在八年抗战中(1937-1945年)，海外交通阻塞，国内公路破坏，西药来源几乎断绝，泉州西药业处于低潮阶段。抗战中期，沿海的莆田、涵江，晋江的塘东、永宁等地，偶而有几艘半公开的走私船出入，东石至厦门有华侨交通船的往来，以及内陆公路的逐渐通车，药品的来源，就靠此维持。故抗战期间，西药房仅增设一家，店号东南，址在庄府巷内，由黄锡福等人合资经营，经理为连恩义。在日机疯狂轰炸泉州时，泉永药房疏散在公园边张宅营业，以避空袭。而泉州药房主人陈清源，则被第三战区闽南行动组特工张振仪、周凯，以私藏黄金罪，拘禁在在旧馆驿水陆寺敲诈勒索，后由泉州基督教会出面，向南京政府控告，张振仪、周凯被处死刑，而陈清源于获释后，因怕周凯的爪牙报复，避往厦门，泉州药房也因此停业。 抗战胜利后，交通逐渐恢复，美国药品洪水般地涌入倾销，加以泉州是侨乡，许多由海外回国的华侨，都带来西药馈赠亲友，因为当时一般群众，对于“索把太素”(外文读音，即磺胺噻唑，下同)、“地呵净”(磺胺嘧啶)、“巧甚”(礼来葡萄糖钙)、“盘尼西林”(青霉素)、“肺痨针”(链霉素)，以及肝膏、维他命丸(针)、D.D.T等西药的应用，都很普遍。所以抗战后泉州的西药业，为适应群众的需要，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开设。从抗战胜利到泉州解放(1945-1949年)，由于教育的逐渐普及，以及西医西药常识的普及，一般人对于西药已有相当知识。例如染上疟疾，他们懂得服奎宁丸，生了梅毒，买了一支606针，自己到公立卫生医疗单位去要求注射。此时市上药房林立，群众既懂得西药，当然可以到处查价，不像以往凡看到外文字，便茫然无所知地听任药商漫天要价了。因此这阶段的西药业，便渐入于竞争时期，经营利润亦渐逊往昔。 西药业至解放后重估财产时(1950年)，共有药房17家，并成立新药公会，主任委员为洪明哲。这些药房，从新桥头向北的顺序是:仁祝、利民、新生、仁术、德信、泰安、天赐、大华、健生、天记、寿人、裕华、东南、新亚、惠民、神农、泉永。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资本较大，无设医生，有职工六、七人，属于批发性质的，如大华药房，店东是菲律宾华侨纪扶西，苏添火为经理，资金达数万元，对私改造时，资金转为建造浮桥大华戏院，纪扶西的妻子吴秀安被安排任戏院经理。有医生但以经营西药为主的，如大众药房杨逢图，泉永药房张骥崖。(2)资本一般或合资经营，聘一医生兼任经理，给予空股份以分红的。如新生药房叶文添聘黄道生为经理，惠民药房聘刘振兴为经理。合资经营但无医生的如泰安药房郭景然、谢金凤。(3)有医生的兄弟店，如东南药房洪明哲，神农药房黄翠竹、黄柏华，裕华药房陈修新，新亚药房黄逢年。(4)医生夫妻店，如利民、仁术、健生、寿人、天赐、仁祝等药房。(5)独资经营无医生，如德信，天记药房。总的看来，这几十家药房绝大部份是西医诊所兼零售药品，除大华、大众、泉永外，资金多是千元至五千元的，一般是雇用一两个职工或学徒。一九七○年，市政府在原工商业者中，进行区分“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时，不少药房的负责人都划入“三小”范畴，属于独立生产劳动者，如新生、寿人、仁术药房等。诊所兼药房的医生，解放后，有的被吸收在公立卫生医疗单位任医师；有的参加联合诊所，大跃进中又转入公社卫生院。其药房部份，有的按政策分别转业。我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参加到公私合营的市医药公司。 泉州的西医，在解放前的近一世纪中，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水平到高水平。解放以后，泉州的西医队伍，已有较快的发展。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泉州就有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所，驻军医院一所，地区医院一所，地区卫生防疫站、精神病院、麻风病防治站、疗养院各一所。市属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所。各公社都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室，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网，拥有卫生人员数千人，及一支人数数众多的赤脚医生。展望未来，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内，泉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务工作者的队伍，将会有进一步发展。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