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黄中流，出生于一八六三年，一九四七年在菲律滨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我们兄弟四人，我排行第四，出生于一九○一年，及长学医，在追随我父亲左右时，不时听到讲述他结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泉州光复的片段历史。我很珍视父亲这段光荣的革命史，现在重新回忆，因年老脑差，难免挂漏，仅就追忆所及，述其梗概。 一、认识孙中山先生及参加同盟会 我父亲十七岁时考进泉州惠世医院学医，学业成绩优异，得院主持人颜大辟(英国人)器重，尽心培养，学程五年结业，留院服务一年后，自己开设辟生堂医馆，当开业医生。尽心为病患者施医，城内外民众相传医誉，南安、惠安、同安、永春亦有不少病患者来医，受医侨属则传到南洋各坡，各坡华侨不少人自动慷慨捐助辟生堂经费，我父亲医生名望也更加远播。此时医学博士孙逸仙(中山先生)正在海外对祖国进行革命准备，结识联系海内外爱国人士，于南洋闽侨中得知我父亲的医誉及其社会地位，不但在基督教会为长老，系上层的教友，同时与地方官吏、士绅、商界，海外华侨皆有关系。乃派一位广东人姓钱的及一位厦门人李少吾，先后携孙先生的信函来找我父亲，邀他到广州游历和研讨医学。我父亲应邀先赴广州再往香港进谒孙先生，蒙其盛情招待，特派人带领我父亲各处参观。我父亲称赞电灯对人民生活大有俾益，惜泉州尚无建设，孙先生表示于革命成功后，支持泉州筹建。以后本城建电灯公司，我父亲是发起人之一。我父亲在港约一个多月，在孙先生教导下，认识祖国必须革命的道理。就在一九○六年，在香港参加同盟会组织，接受孙先生的委托和指示，回到泉州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自此以后，不但姓钱的经常来泉和我父亲联系，又派香港胜家公司代办林华珍(福州仓前山人，精通英、法、日语)和日本领事馆孙先生的日本朋友久野和犬冢信太郎来泉州，帮助我父亲进行革命活动。 二、参加同盟会后进行的活动 其一、与革命党人开明士绅等秘密联络筹划。 我父亲由港回泉后，继续行医，未敢随便暴露身份，从一九○六年起，我们泉州在海外华侨参加同盟会党人如盛九昌、蒋以麟、蒋报策、蒋报料、庄汉民、吴文楚、郭治齐等陆续回来；在国内，如许卓然、叶青眼、施雨苍、陈仲瑾、傅维彬、吴堃、柳鸿鸣、贺祝尧、蔡乃康、杨则伟、许锡安等，我父亲联系他们，他们亦参加同盟会；对地方士绅如林翀鹤、林骚、吴桂生、龚云史、曾振仲、苏星南、谢俊英等，我父亲亦与其经常往来。以后又扩大到教会、医务各界。 教会中有:蔡天赏(南街礼拜堂长老)吴逢波(西街礼拜堂牧师)、刘维三(教会会友)，医务界中有:王承宗，以及商会长黄尔玉、华侨蔡粪扫(后城人)等，也有来往。当时主要活动地点即辟生堂医馆内。以后逐渐分别建立各联络点，在东街柳鸿鸣家中，在徐炳辉家中，在水漈乡苏炳阶家中，在承天巷苏天赐家中，在辟仁堂陈浴波家中，在永年保人寿吴逢元、王仲生的工作地点，在允康保人寿黄廷标、蔡乃康的工作地点。参加活动的还有泉州中学堂学生杨仲儒、赵祖建等，培元中学学生周骏烈等。在南安丰州金鸡黄汉中家中，参加活动者有黄天看、黄怡瓶等。各联络点一些活动经费，亦居多系我父亲筹应。而那位姓钱的不时自广东携来同盟会消息和孙先生指示交给我父亲转知各联络点。在泉州光复前，我父亲医馆中起了中心联络站之作用。及至临近光复，同盟会革命党人蒋以麟、杨光练、许卓然、蒋报企、王泉笙、蒋报策、蒋报料、叶青眼、张三愿、陈牧师(宣令)等，经常聚会策划，并在奎章巷专设机关，布置任务。那时我父亲主要任务是策动地方文武官吏反正及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准备革命行动。 其二，帮助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制备旗帜和臂章。 (一)设立武术馆，招收青年，传授武术为革命战斗队伍打好基础。我父亲体魄强健，素好练武。青壮年时，曾拜有名拳师林狗司、妙月师、杨金田等为师，得其传授，练得一手功夫，即在我家设立武术馆，先后有百多人与我父亲有师徒关系；不少人经常在我家练武。三朝徐炳辉、水漈苏炳阶、永年保人寿吴逢元均系我父亲比较亲信的得意门生，我父亲鼓励他们各自设馆授徒，扩大武术队伍，组成联系地点。当时我父亲对他是同盟会员及设馆招徒练功的用意，以及辟生堂是联络革命党人的中心，除徐炳辉、苏炳阶、吴逢元等知悉外，对学艺诸徒从未透露，惟有不时讲述些社会形势和新潮流，同时一再劝诫学徒练功学武主要在健身护身，如果恃武术行凶为非作恶者，应自作自受，当时我父亲在社会上颇有威信，讲话学徒是听从的。 (二)秘密接运武器:当时本城枪械弹药主要由广东海运或陆运来泉，曾由那位姓钱的率同几位广东人及福建人化装为孝男，护送棺材来泉。棺材内藏了左轮枪、曲七枪及子弹、炸弹等。泉城风俗，运棺材回籍者概不得入城。那时五堡尚属城外，在破城垣边有间无祀宫，给人家寄厝棺材，我父亲与姓钱的计议，将棺材暂放置在无祀宫，以后乘夜将武器陆续从破垣携入，分别贮存我家医馆内及各联络点。以后再运到毛瑟后膛枪、十三响枪、左轮枪等则从城郊东涂绕道乘夜运藏东门外少林寺交苏炳阶、吕琦保管。少林寺还贮存有牛腿枪、鸟枪等。东门外少林寺一带的武装力量是由水漈乡苏炳阶、苏邻图组织的。 所运进的长枪，我家当时亦暗存有十三响枪、毛瑟枪、牛腿枪、各一杆，鸟枪二杆，解放后均缴交和平街民兵。 (三)配制炸弹及子弹:主要是日人久野来传授的。当时我们辟生堂毗邻店屋住有日本人(据说是厦门日本领事馆的人)中有田中吉次郎，与我父亲亦有交往。另有日人久野及犬冢信太郎先后来泉，他们系孙先生朋友，来泉帮助我们活动，常驻我家。久野传授配制炸弹及子弹的方法，配制地点就是在我家库房后面。当时用陶罐及药盒配装炸药，分为大中小各型，久野还带来猎枪二杆赠送我父亲。至解放后我主动交给街道。 (四)缝制革命旗帜臂章。旗式是我父亲按照同盟会交下图样寸尺绘制，并由我母亲曾淑信用手摇针车缝纫。临光复时，我母亲常至夜深还在裁剪缝制。臂章上是写“革命军”三字，当时秘密分发各联络点，及基督教会会友。说挂臂章是拥护革命，可以保护自己身家，并约定如听到炮声，大家都把臂章挂起来。各联络点有武器的有炸弹的，应立即集中人马待命，准备向清军围攻战斗。 其三，策动地方文武官员反正，迅速光复。 策动地方驻军反正归顺，劝告他们不可妄图抵抗，这是同盟会给我父亲最艰巨的任务。当时驻泉协台唐万胜是清军驻泉的最高武官。地方士绅名人如杨山光、吴增等亦与唐有交往，曾劝唐看清潮流参加革命，但唐总是敷衍，虚与委蛇，犹豫疑虑。 由于我父亲的医誉和社会声望，又系基督教徒，平时又不显露革命党身份，所以他和泉州前后提台如孙提台、洪提台和唐协台都很接近。光复前，泉州协台唐万胜，泉州知府管元善、晋江知县黄逢年等文武官吏，与我父亲都建立友谊。他们家属亦皆聘请我父亲诊病，我父亲几成为他们的家庭医生，以是各级官吏对我父亲都很尊重，尤其唐万胜与我父亲来往更加密切。唐万胜辖下兵卒虽系羸弱，但为数亦有数百名，且皆配备有毛瑟枪。革命党人方面所拥有的武器，与比尚相悬殊。所以劝说唐在革命军到达时不可妄动兵力，归顺革命，是最迫切又最上策的任务。 临近光复，泉州形势日紧，及至福州、厦门光复，泉城民众议论沸腾，官吏惶惶不安，我父亲与诸革命党人共同计议，估计在此紧急关头，全城风声鹤唳，唐会约请我父亲会面，我们应该准备的:(1)集中城内外武装力量准备应付清军顽抗，那时提台衙附近的武庙是一个暗中集合的重要据点；(2)研究劝降条件，决定由我父亲与唐会面时提；(3)当我父亲与唐会谈时，外面采用虚张声势办法给唐慑服；(4)由杨光练负责总指挥；(5)由徐炳辉率领武装监视；(6)由苏炳阶率领义勇队埋伏在提台衙前及府县旁，与各路武装力量互相配合。 果然，唐万胜鉴于局势紧张，特派亲信持柬请我父亲赴提台衙商议。我父亲慨然准时往访。到提台衙时，唐已在大门前迎接。商议时，唐问外面风声，请我父亲献策援手，我父亲请他屏退左右，对他陈说泉州革命爆发已在眼前，唐协台是识时务的人，应急作良图。但唐仍忧虑身家性命难保。至此，我父亲乃将孙中山先生发交我父亲的信件示唐，其中有说向唐劝服的话，唐立时转忧为喜，表示愿意接受劝说。我父亲即提出，如决心归顺应做到:(一)清军不得抗拒，不可携枪逃跑；(二)应改易旗帜；(三)须缴交印信，另发新印；(四)须剪掉辫子；(五)火药局须交革命党人监管等等。唐初尚有犹豫，后知大势已去。对我父亲所提条件表示接受，托请转告革命党人，愿意反正。于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泉州城果然不动干戈，不响枪弹，清朝地方文武官宣布反正投降，泉州遂告胜利光复。 当唐表示愿意反正之后，我父亲与许卓然、苏天赐介绍唐万胜参加同盟会，并劝勉他要坚决履行革命党所提出的条件。 三、接受孙大总统颁发勋章及墨宝 光复后，我父亲并无做官志趣，仍操本行医业，并提倡办学校，建电灯厂等公益事业。本省军政府认为我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有贡献，乃报请孙大总统颁发二等勋章，勋章奖状中概述我父亲参加辛亥革命功绩，结语评定我父亲是辛亥革命泉州光复出力人员，应颁奖二等勋章。奖状最后书明:右给黄中流收执。时间是中华民国元年，签署人孙文。 对此勋章，我家视为珍宝，庄严悬挂，以垂永久纪念。不幸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抄走失落。 还有孙先生于一九一四及一九一五年，先后赐给我父亲两张亲题匾额，一为“医兼中外”；一为“泰西华扁”。我家均刊镌大木牌，精工髹漆镶金悬挂在辟生党医馆中，“破四旧”时亦被抄走。 孙先生颁发我父亲二等勋章时，并赐一帧穿着大总统礼服的绣像及佩刀一把，一九七五年本省博物馆派员来我家商量，将此绣像及佩刀和当时装炸药的陶罐一个，献给省博物馆保存陈列，并发奖状给予我家。 及泉州反袁运动失败，汤文河等五壮士牺牲，泉州革命党人，深受注意。我父亲顾虑他在泉州的处境不利，可能会遭受危险，同时看到地方枝头(指军民、及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派系林立，军阀官吏豪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完全失去孙先生领导同盟会进行民主革命宗旨，心情甚不愉快，乃与我们兄弟姐妹商议转移业医地点，以防不虞之患，并将辟生堂委托李庚辰、杨柏山、庄渭清等代理主持，我家就迁移厦门，在鼓浪屿开设福建药房，厦门设闽南药房和黄中流医馆。抗日战争发生，一九三八年厦门沦陷前，我父亲赴菲律滨行医，一九四七年在菲逝世。 我年已八十，脑力甚差，追述我父亲的事迹，难免挂漏和差错，统希老前辈同志们予以补充指正。 (原文载于1981年9月第九辑第56页～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