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闽南倒袁运动是闽南人民反封建、反帝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闽南人民爱国传统，不甘受奴役和屈辱的表现。 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革命，推倒清王朝后，袁世凯挟其优越的封建势力，迫使孙让出临时大总统，蓄谋实现其皇帝梦，迅速施展其高压手段，逼唐绍仪辞内阁总理，蔡元培、宋教仁等去位。接着，擅杀革命派张振武、方维、暗杀宋教仁和徐宝山。安徽、广东、江西督军柏文蔚、胡汉民、李烈钧等举行二次革命失败，袁更肆无忌惮，集大权于一手，解散孙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撤消国民党在国会的议员390人，悍然假所谓“筹安全”的劝进，筹备称帝。为达到“家中国”的目的，须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不惜卖国求荣，接受吞并中国的廿一条件。全中国人民掀起猛烈反袁怒潮，在厦门地下的中华革命党人与全国人民一道，以种种方式，发动群众，反对廿一条件，同时进行倒袁，组织闽南讨逆军，准备以革命武装推翻窃国大盗袁世凯。后由于基本力量单薄，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同时组织性、纪律性不够强，警惕性不高，致泉州机关被破坏，党人被捕，进攻同安城失败，厦门起义流产，卒告瓦解。 事后，许卓然、林为侯、陈金方三同志与我提及这运动，认为应该把这一切事实，写成史料，以光先烈，而传后人。1944年，我在十一个多月的卧病中，回忆往事，历历如绘，回顾躬与共事的同志们，或因革命牺牲，或年老去世，生存的寥寥无几，觉得自己有责任写下这些史料。到病体稍能支持，便陆续、点滴地笔记起来。经过归纳整理，认为颇多阙遗，置之箱筐，有待充实。抗战胜利后，与陈金方、周骏烈二同志(均已作古)回忆长谈略有补充，仍嫌不足。本年五月初旬，叶青眼老同志(87高龄)来厦门，相与回忆核对，认为大体无甚出入，残缺实所难免，鼓励我以之问世；适我正担任厦门市政协地方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组负责人，乃锐意整理，得此篇，以偿夙愿。希望海内外的老同志和了解这段历史的先生们，惠赐指正。 一、中华革命党在厦门酝酿组织和成立概况 1914年，厦门人民反袁空气，日见浓厚。当时，同志中如叶青眼、许卓然、陈金方等早与菲律宾中华革命党人戴金华、陈贵成等有联系，由戴金华和廖仲凯先生的推荐，孙中山先生委任叶青眼在厦门筹备中华革命党。叶、许、陈即秘密活动起来，分头吸收党员，酝酿成立组织，以策动反袁运动。一日夜间，丘仁心、郑昭文过访，邀我参加，我告以须先征集同盟会中的忠实同志为核心力量。庄育才现在英厝(吴贯社附近)经营农业，他的革命意志坚强，群众关系好，且有一部分实力，最好鼓励其参加。于是说庄，庄表示要反袁，不仅要有组织、有领导机构，更需要有革命武装来实干。这一点如能做到，便可参加。同志们赞同其主张。他即与庄文泉、杨浩然一起加入。傅振箕在寻源中学、陈金方英华书院、周骏烈在迥澜书院，各发展一些对象，组织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不久，菲律宾华侨陈贵成同志受上级指派，把入党志愿书夹装在一对水银镜框里，携带来厦，凡入党的人，须有两人介绍和缴纳五元入会金。参加的同志，都补办手续。同年秋初，中华革命党总部派朱震(又名仁济)来厦视察党务，传达总部的意图，并筹备成立组织。 厦门溪岸礼拜堂牧师施仁德和长执王国宝等参加组织，而且其地非市区中心，即借该堂为中华革命党厦门支部成立的开会场所，出席的有叶青眼、陈金方、许卓然、丘廑兢、丘仁心、傅振箕、庄育才、郑昭文、黄萍秋、施仁德、王国宝、胡*成、张学习、周骏烈、郑石头、朱震和许某等二十来人。临开会时，陈金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几行歌谱，有人询其干什么?他说，假使外人一进来，我们即以练习唱歌为掩护。同志们都赞其警惕周到。会议由叶青眼主持，朱震任监选。选举结果，叶青眼当选为中华革命党厦门支部部长，陈金方为财政组组长，许某为党务组组长，丘廑兢为总务组组长(后来，朱震带来孙中山先生的委任令，分给上列四个人，现在只许某一张尚存留)。并议决:(1)继续发展党员；(2)另期召集会议讨论进行问题。中华革命党厦门支部就在这样情况下庄严地宣告成立。 二、福、泉两地设立分支机构 由于同志们的努力联系，新加入的同志逐渐增加，安海侯舜音、建阳潘雨峰、福州王劼功、高而屏等先后来厦门联系。许卓然、傅振箕、陈迪光即在福州秘密运动，借惠安人开的打石店为通讯处。许苦心筹划，与余羽笙、萧闇然联系，找线索运动军队，并力向学生界争取。但因缺乏当地骨干，发展很有限。而到福州工作的个别同志，生活浪漫，更增加许的负担。但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与经济压迫的情况下，许仍然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一日，陈迪光特带许的密信来厦，我即燃起煤油灯，把信在灯筒上一烤，字行里出现:“误招一侦探，将对我方不利，速请泉笙向中流(黄中流，在厦门港仔口街开西药房)取毒药，除此坏蛋。”原来许在厦门时，与我约定密写信的方法，用毛笔沾五倍子水夹写在平常的问候信的字行间，接信的人以上述方法处理，便能看出本文，通讯姓名，许化名李玉树，我化名曾子恕。时王泉笙适在鼓浪屿他的岳母处，很快取到所要的药交迪光带回。不久，许来信报告目的已达，厦门的同志才安心下来。 泉州方面，许卓然到福州工作，由王泉笙主持，汤文河、庄汉民、陈春木…等共同负责，陈在泉州开药房业医，并以其台湾籍作掩护，一段时间，来往密函，多由他转递。当时泉州的中心骨干，大多是本地人，凡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大都参加，而且人地熟悉，工作比较活跃，但是革命路线，仍然是着重联系有力量的民军(实即绿林)和运动驻军反正。可是由于路线错误，与厦门遭受同样失败，而且更惨痛。 漳州方面，叶青眼接陈亮(智君)的信，说有一批人要参加组织，约叶前往主持。叶到漳州找不到陈，投宿旅舍，时漳州风传有革命党人活动，当局派探到处侦察，叶提高警惕，把随身文件，收藏起来，过了一会儿，巡查队果然入内盘诘搜查，叶有准备，得以过关。因此，漳州革命机构没有成立。 三、组织闽南讨逆军的经过 庄育才、庄文泉、杨浩然、丘仁心、林幸福等负责组织“闽南讨逆军”(初时，人们称为民军)以庄为领导，选定寨仔湖(俗称猪哥寨，距灌口将近三十华里)为根据地，斩荆棘、搭草棚，集结各方同志。开始时，只有二十几人，以英厝农场的场员为基本队伍，杨浩然管理粮食。(时他在灌口经营碾米厂，用畜力碾米)林幸福任总务，丘仁心任军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征集，只得到十多杆不完整的后膛枪，庄等非常焦急，即通过许卓然、宋渊源(子靖)等关系分向永春民军首领王荣光(又名王温、润中)晋江庄武、安溪杨汉烈、林本柳、林敬根、林有义、陈友福、陈岳等联络，请他们率部属参加，共同讨袁。这样计划，目的有三:(1)可通过组织，对他们加强教育，成为有主义的革命武装:(2)可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化莠为良，泯除地方民害；(3)可利用他们的人力和武器，易于壮大革命队伍。庄武(时有两个庄武，来这里的是小庄武，较有革命性)、林有义、林敬根、林本柳、陈友福、(王荣光到厦不来出席)应约到厦门鸿茂行(在岛美街、丘仁心与青阳市庄金煌等合资经营的)与庄育才、丘仁心及厦门领导同志商谈大计。他们大体上一致同意，但有的答应本人分期带队参加；有的答应先拨一些人加入，本人仍留原地。这队中，庄武以孔武有力著称；陈岳年纪已五十多岁，能同时用左右手发枪命中，他迷信重，外衣夹佩着累累的香灰袋；林敬根诚实有机智；林本柳富有责任感。不多日，他们先后到寨仔湖，(陈岳本人没有来)但所带的枪杆不多，部属也有限。从这一点看出他们参加革命只是三心两意，而不是全心全意的。时陈金方介绍从台湾新来厦门的曾青皮(绰号牛皮，曾参加日俄战争)、林洛之上山。这样，山上的人马日见增加起来，而粮食和必要的费用即成了问题。育才除以农场所有物资维持外，并千方百计尽量筹划。厦门的同志，也极力设法应付。 四、夺取武器与邀请六十万上山 闽南讨逆军经济越来越困难，总部和菲律宾的同志，虽然寄款接济，但为数不多，还无法储备粮食和购置枪枝。丘仁心和林幸福尤为焦急，仆仆于灌口厦门间，通消息，筹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庄育才和山上的同志更加动脑筋，大家为了急于求成，而采取“零敲碎打”的策略。据探报，长泰属的林墩和严溪各驻有几名保安队兵，(名称记不清楚)并有几杆枪，不难突击夺取，便组织一支十多人有胆力的突击队，前后到以上两地袭击，不费一弹，不伤一卒，夺取了七杆枪，胜利归来。大家认为这种办法，能使武器积少成多，实为得策。当即有人建议，角美与林墩、严溪同样驻有保安队，我们要乘胜把它(指角美)消灭掉，以快人心，庄育才以角美与厦门交通较便利，驻军驰援较快，主张慎重从事，即派林本柳、林敬根、陈友福、庄武到地打探驻军实力和勘察地势。经过一番部署，由林本柳带队，林敬根为副，有的伪装小贩，有的伪装农民上市，有的担任看风，有的担任掩护，按照布局，各尽职守。暗号一发，立将蹲在渠边洗衣服的北兵枪杀，同时枪杀一岗兵，十几人冲入室内，三个士兵夺门奔走，一兵受伤，眼看敌人没有抵抗，夺获敌人挂在壁上的五支枪(五响快枪)带子弹和放在铺板上的四床棉被，搜索一下，没有其他军用品，即吹哨集队凯旋。当枪声起时，角美街各商店纷纷关闭，集市众人，争先逃走，后来看到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秩序立即恢复。队伍回到山上，大家皆大欢喜。是夜，特备酒菜庆功。庄育才把五杆快枪交给精通枪术的同志使用，郑重地说:“连严溪、林墩夺来的和今天所得的枪，可说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军备，已逐渐充实起来，这是众同志的努力，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充实，还需大家动脑筋、献计策，来壮大我们的队伍。”丘仁心拍着胸膛说:三都(即现在的海沧区)有不少有钱的人，是可以为助的，但如向他们公开劝捐，不但环境不许可，事实上他们也一毛不拔，我想只能以“绑”代“请”，请来就会有办法了。庄育才认为这种建议很突出，值得研究。林幸福、林敬根高喊赞成，讨论结果，提出两个可以“邀请”的对象，那就是新垵丘炯夫和霞阳“六十万”(即杨章训，他的祖父以章训出生不久，父亲即去世，而且是长孙，爱如掌珠，即把缅甸仰光坡六十万缅币价值财产分给他，所以里人称他“六十万”)这两人。林幸福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丘炯夫的岳母富有财产，甚疼爱她的女儿，如“请”丘，她“爱屋及乌”，一定会出巨金赎回其女婿。其他同志以事关党的信誉，须慎重考虑，即派专人与厦门领导层的同志研讨，当即决定杨为“邀请”对象，林洛之与杨素有交情，指定林到杨处作客，从中了解情况，密报山上作必要的准备。 根据洛之的报告和经过一番踏勘部署，某夜十二点多钟，突有五、六个不速之客闯进杨家的书轩里，称声请“六十万”去商量要事。杨愕然问:“要商何事?”林本柳说:“不要害怕，去了便知。”陈友福即警惕地以长皮袄加在杨的身上，并拿起一盒鸦片膏说，这也需要带去，就迅速地把杨拥到“渡船仔头”(霞阳靠舶的码头)登上预备的帆船疾驶。船甫离岸，霞阳码头附近更楼里的守卫人员(旧社会，霞阳筑更楼以防盗匪)开枪向船射击，船中人喊“六十万”在船中，你们不要打死他，枪声立止。即张帆鼓浆，向对海西边社(马銮附近)疾驶，瞬息即达。上岸后，林敬根向杨声称:对不起，即以手帕蒙住杨的两眼，用竹篓(俗称米箩)代轿异行，到达山上，庄育才等向杨打招呼，告以实情，杨如梦初醒，说声“哦!原来如此。”隔天，杨写一封信寄给他的祖母，说他身体不安，准备两万块大洋赎回。哪知他的祖母视财如命，拒绝要求。为了照顾杨的生活和他的嗜好，供应不少盒仔烟(上等鸦片膏，用铜盒装，从台湾人口的)和罐头食品。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讨价还价，结果，由陈端麟秘密接洽，不得已大减价，可以用1，600大洋赎回。我方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时间和金钱，除偿还花费外，实得无几。 事后，杨章训和他的家属对这件事也未声扬，因杨在山上，备受优待，杨的家属从来未接到要杀要刑的恐吓信，也正因为这样，凑成这戏剧性的“邀请六十万上山”。 检查山上的枪杆共有四十多杆，除敬根、本柳、友福带来数支五响快枪外，其余都是毛瑟枪和土后膛枪以及少数十三响枪，兵少械又不精。当前的任务，还是着重充实武器。适有厦门禾山寨上社陈喷，由吴坤元介绍入党，陈任该社保卫团团长，有枪数杆，用于夜间巡逻，商请其来献或借用，他以枪系团丁私人所有，而且每天都要使用，献与借都难办到。再三研讨，非“硬取”不能获致。当即由我和吴坤元负责进行。我与吴在厦门雇一条舢舨，开到寨上海边，嘱舟子等候，两人直趋保卫团，一看，门户上锁，即出所携带钥匙，一一试开，均不相称，门扃如故，急用带来的小铁锤扣钥，不料扣钥的声音给邻居听到，一妇人走来问道:你们是那里人?白昼在这里撞门踏户，干吗?我们说:“没有什么，我们是来探访喷兄的，找不到他，天气又热，这里我们已来过，打算进去一歇”。妇人说:“喷兄须到晚上才来，白天是不会来的”。我们不好意思地，托词沿原路而返，结果空跑一趟，徒呼负负。 五、厦门人民反侵略、反独裁的一系列革命行动。 袁世凯企图实现其“皇帝梦”，除了把各省军政要职部署其心腹加强统治外，又讨好日本帝国主义，接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厦门人民早就受日本利用不平等条约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侵略；此外，日又嗾使一班浪人在厦门开设赌窟、烟厕、妓馆，并诱惑一些民族意志薄弱的奸商挂日本籍牌，偷漏关税等，干了种种不法的勾当，厦门人民早已忍无可忍，一看到“二十一条件”的提出，更激起无比愤怒，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反日怒潮。厦门革命党人眼看袁贼丧心卖国，日本的狰狞面目也更暴露，认为舍身救国，此正其时!即紧急召集会议，决定运用人事关系，分向各人民团体，策动组织反日机构，并用宣传方法方式打击日本在厦门的经济，藉以提高人民的爱国心。当即由傅振箕拟草“干味有毒”和“台湾银行滚支”两种宣传品，向市区和内地广泛分发。因为当时市面的干果店(晒干的海味，又称干味)所出售的都是日本海产；台湾银行的钞票，不但充斥厦门市面，就是内地也触目皆是，闽南人民的脂膏，几乎被日本垄断资本吸取无遗。没有几天，“干味有毒”成为市民交谈的资料。由于人民素有爱国思想，一受了宣传的影响，就相约不买日本货，加上各人民团体组织的“厦门市各界抵制日本货委员会”的宣传、检查、取缔和焚烧(把触犯禁约所没收的日货当众焚烧)等有力措施，昔日每星期开到厦门满载日货的开城丸、大仁丸等日本货轮，也已空载来往了；伴随着“干味有毒”的浪潮，台湾银行早晨还没有开门办公，门口滚支的群众，就已挤得水泄不通。该行应付不了，群众更加愤怒，而汉奸黄世金(绰号鬼仔榜，他独资经营的建源钱庄挂日本籍牌)利用自己厦门商会会长的势力，竟然乘机向日本献媚，除搜集现款支持台湾银行外，并以自己的钱和被威胁的其他钱庄协助该行兑会付，使该行得以转危为安。尽管这样，不久台湾银行钞票，便从而绝迹了。 抵制日货和抵制台湾银行钞票的反日工作，成绩是斐然可观的。可是袁贼世凯进行帝制活动越来越猖狂。在这情况下，对内要反独裁，对外要反侵略，厦门人民和我们党人任务便更加繁重。正因为这样，人民利用反侵略的同时进行反独裁是会适逢其时的。另者厦门革命党人响应各省热烈劝募救国储金运动，即组织演话剧，既可宣传唤醒观众，又可利用所收票资作为救国储金，演剧、储金救国，义正而号召力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当即推定傅振箕写剧本，故事取诸罗马灭犹太的素材，剧名“亡国镜”，以罗马的强暴喻日本，以犹太王的自私反动暗射袁贼世凯，党人充演员的有傅振箕、林幸福、陈世哲和我四人，以外还延致了党外人士李维修(通俗教育社负责人)、梁家欣(牙医)、凌九才、陈缘、陈添丁(鼓浪屿添成面包店老板)……等参加，又得到林荣华任事务员，他是后台的支柱，大家很尊敬他。排演完毕，即于一个晚上，借鼓浪屿青年会的广场演出。不料日本领事得到消息，匆匆忙忙地亲到工部局(鼓浪屿行政机构)交涉，要求工部局不要准许表演。工部局的秘书蔡某告以该局制度有规定:凡居民或社团如要演戏，向该局申请并缴纳五块钱，给领许可证后便可演出。该团已依照手续办理，本局不能无缘无故把许可证吊销，日领扑了一鼻子灰而归。先是林幸福向蔡某(蔡是林的妻弟)提起演剧事，蔡告林须防止日领干涉，并嘱须先领得许可证，预为之防，所以日领的企图不能得逞。幕未开，日领同一个懂厦门话的日探购票入座。开幕后，那个密探边看边听，记录演员的台词给日领看，一幕、二幕、三、四幕，终于无隙可乘，日领无可奈何地回去。各观众感到犹太亡国的惨痛，不少人频用手帕拭泪。黄廷元、杨子晖、陈天恩、朱兆莘(会审公堂堂长)以及一般观众看了，都交口称赞说:演得有意思，演得好!隔晚，在厦门寮仔后天仙茶园(戏院)演出。是晚虽然下雨，但由于昨晚演出有吸引力，而且群众都认为爱国宣传剧应先睹为快。上演时间还没到，全场即满座，甚至有不少站在旁边看。观众中看到犹太王签投降书时，多开口说:罗马简直是现在的日本，中国无异当时的犹太，我们不要做亡国奴，当凌九才扮演犹太乞丐跪求群众，解囊储金救国时，前座观众，纷纷掏口袋，把钞票、大洋、洋毫投到台上去。剧团人员看到观众情绪热烈激昂，即到台下协助接收献金，顷刻间，收到五百多元。日本探员眼巴巴地看见厦门人民爱国的表现，但驻厦日领对此更加红眼，力图破坏，即谒厦门道尹，要求解散这个剧团，道尹鉴于厦门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众怒难犯，拒绝日领的要求。 “亡国镜”在鼓浪屿、厦门演出的成绩传到泉州，泉州的商会和进步人士电请到泉州演出，当即应邀前往。演出地点在玄妙观。第一晚，由厦门剧团演出“亡国镜”，第二晚由泉州同志和进步青年演出“白茶花”(庄汉民扮演茶花女)，观众同样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感召，竞相献款储金，所得结果不下于厦鼓二地。厦、鼓、泉三处共收献金和票资三千多元，悉数存入中国银行为救国储金。 六、制造炸弹痛惩奸贼 袁世凯的鹰犬遍布肆虐，厦门市的汉奸为虎作伥，更激起厦门人民和革命党人的愤怒，革命党人除积极充实武装力量外，认为炸弹这东西是革命重要武器之一，可用以惩奸，也可用于作战，即着手筹备制造。旋派陈迪光到香港接洽，得复:香港杨光涌(党员，泉州杨光练的弟弟)、黄顺昌(党员龙溪锦宅人)允负责办理。便派杨子熙(湖南籍)到香港学习制造技术，学成回厦。由光涌、顺昌陆续寄来制造炸弹的原料，又寄制大大小小的炸弹铁壳，公开作为机器的附属品，交托英商德忌利士的轮船运厦，雇仔(厂仔即驳船，即行驶驳船的人)粪扫(人名)起运，收藏在斗美路鸿记洋行的仓库(我的住所)，杨子熙初到新垵丘仁心家中制造，后来为要加速全部完成，就把技术传给苏行三(英华书院学生)陈兆麟(迥澜书院学生)。苏等为避免耳目，雇定小舟，每天到大屿架起布棚，分工赶制，朝往暮归，傍舟以待。一天，停泊在鼓浪屿后的巡洋舰人员，看到大屿后的情况可疑，驾甲板径向大屿疾驰而来。苏等见来势不妙，忙把一部份制成的炸弹，放入靠近嵩屿的海里(越年嵩屿小学生苏进祥下海敲，拣到一个锈污的小铁罐，为要知道究竟内藏什么东西，即用敲的铁板猛打，轰然一声，一脚被炸重伤，后成残废。)再携各工具下小船而返，没有露出破绽，另把成品密藏在“深田里”的古墓中。时袁贼世凯知道厦门革命党人的活动，立派黄培松(字菊三，南安人，清武状元)为护军使，驻厦门镇压党人，厦门商会总理黄世金，如前面所说的，是日本籍民，具有“双料”恶势力。两黄同恶相济，对党人的活动更加不利，因此党人决定除此二恶，杨子熙担任解决黄世金，庄汉民任狙击黄培松。世金家住旧路头，每日上午到大史巷建源钱庄抽大烟，做坏事，入夜才归，出入均乘轿子。杨子熙三个晚上到普佑殿附近伺伏，都没碰到，第四晚，在伺伏处侯到，平地里轰的一声；黄所乘的轿子从空坠地，惜炸力不强，一轿夫伤势较重，黄仅伤一脚。 厦门同志，侦知黄培松将赴泉州，即把密约的密号电庄汉民，“菊花××日寄去”(菊花指菊三，寄去指赴泉)，庄得电后，按照日期，携弹到泉州南门等待。果然有一顶三名轿夫抬的轿子，后面跟着几个匪兵，朝南而来，不料庄勇气不够，让黄舒适地坐在轿中逍遥而过。 时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出巡到厦，同志中有人认为是袁政府大员之一，充当袁的耳目，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建议乘机炸许，以振人心，选定地点在镇邦街。叶青眼以许平时为政，没有什么重大罪恶，如果杀他，人们将谓我善恶不分，而且镇邦街经常行人很多，弹发必伤及无辜，力持异议，遂作罢。 清明节将届，同志们以小炸弹已试过，大炸弹还没使用，即设计轰炸思明县政府，由丘仁心、吴坤元、林洛之负责，带锄头、粪箕、香烛，纸箔到县政府后面的坟地，伪为修扫坟墓而埋下炸弹。布置定当，炸弹的引心一发，仅炸倒县政府的后围墙一片。经此一举，厦门军政当局更加戒备，党人的活动也倍加困难，各中心人物都集中鼓浪屿，不敢贸然渡厦。 一日早晨，我因事路经鼓浪屿龙坑井，突然见宋渊源、苏眇公(海澄人)迎面而来，正要与他们打招呼，宋急使手势，我向他背后细瞧，有一个穿短装的人紧紧地尾随着，我判定这个人是侦探，即转身前导到陈金方的门口(现安海路，门牌26号)。引宋、苏入门，转身把门掩起，出而侦查尾随者的下落，转弯处便看到那个坏人在杨家园门前的三叉路口，前后张望，状殊懊丧。 七、灌口机关被破获与山口庙之战 潘节文(永春人，时24岁)工诗能文，是个优秀的革命青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应庄育才的延聘，毅然到寨仔湖参加组织，担任军事训练。他待人诚恳，对革命热情，甚得同志器重。队伍经他生动的宣传和严格训练，革命气氛蓬勃高潮。不久，张贞(干之)、林芍侯、汤铭磐(葳久)相率自保定军官学校来厦门。张驻鼓浪屿协助主持机关事务，林与汤则上山协助军事。 由于山上的同志逐渐增加，所有粮食和日用必需品都经灌口输送，来来往往的人都是生客，有医生、有商人、农民、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因此，灌口及近村人民传出寨仔湖组织民军的风声，遍及省内外；民军将发动起义，风声也传播远近。厦门军事当局(时唐国谟任厦门要塞司令，郑玉书任厦门道尹)得报，即派辛桂芳营的一连驻扎灌口凤山寺，当夜包围庄文泉的染坊，捕去许涌和两位外来同志及几位店员(先是周骏烈函金门丘卫才参加革命，丘带许涌、陈震元两学生到鼓浪屿，因鼓浪屿没有适合的工作，丘与陈先到寨仔湖接洽，庄育才表示欢迎，并立即函约许涌上山，许经灌口宿庄文泉店中故遭逮捕。)越日，军队把外来的两同志枪决，令许同赴刑场(时许才十五、六岁)，许操普通话向连长说，我是学生来这里访友，请不要枉杀。该连长原没有奉上峰杀他，即解其缚。后经数晚，将近午夜，凤山寺的驻军拔队出发，挟许同往进攻山口庙，半途，连长脱去大衣，令许代携，经过一小山丘，许见有机可乘，即连翻代滚而下，拔腿跑到乡村潜匿。 山口庙闽南讨逆军前哨的警犬，匆匆狺狺大吠起来，哨兵发现是敌人夜袭，急退第二岗由第二岗哨兵向山口庙同志告警(山口庙距灌口八华里)，居高临下，地势险恶，系寨仔湖出入口要道之一，庙为天然石洞，一巨石构成屋盖，庙里只容30人左右，闽南讨逆军开始组织时，即以该庙为转接站，派十多人在这里防守)同志们听到警报，仓猝急起应敌。曾青皮拿起一挺十三响枪，用手巾包数十发子弹与二同志守一据点，频频向敌人射击，一敌受轻伤，敌伏不敢动，曾遂轻敌，站起来喊:“狗奴才来吧!”喊声甫毕，对方枪声一响，曾腰中弹倒地。旁边二同志隐伏射击，眼看敌人不敢冲来，乃把尸体拖走。守在别的据点的林蓁(陈岳的部下，后来讨逆军瓦解，拐带杨浩然的两个小孩售给人家，没办法赎回)和另个受轻伤，山上的援军还没有到，驻防山口庙的负责人估计寡不敌众，下令全部退入寨仔湖。这一战役，遗弃的物资不多，但牺牲了一位忠实勇敢的曾青皮同志，损失实大。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悼惜! 为了提防北军大规模进犯寨仔湖大本营，把大本营迁移到天柱山的天柱岩(寺庙)，军需及粮食的运输，改从角美附近的宁江运送上山。同志们经过山口庙的经验教训，更加提高警惕，积极充实武器，准备与袁军来一次大决战。 北军在灌口捕杀党人和山口庙的战役，厦门各报纷纷登载，许涌被杀的名字也登在报上。他的祖母和叔父赶到鼓浪屿向周骏烈大发牢骚，周嗫嚅难以解答，正苦恼间，许涌含笑而入，室中人皆惊愕，喜出望外。许侃侃而谈脱险经过，并拿起大衣说，“这是北军连长的大衣，是我的战利品。”众人都说许勇敢有机智，并向道贺。 八、泉州五同志殉难 钱竹轩，安徽籍，字凤鸣，退伍军人，从上海来到厦门，投宿寮仔后鸿发客栈，行装甫卸即找我，说:他此行系要运动厦门和泉州的驻军。驻军的军官都是哥老会中人，他过去任过哥老会头目，利用此种关系进行运动，当可收效。言谈中，顾盼自若，毫无顾虑，时许某也在座，我和许某均请他小心从事，切不可麻痹大意，并请他到鼓浪屿住宿较为妥当。他即强调投宿厦门旅馆无妨，要与各方面联系也较便利。 过几天，向几方面接洽无效，而且身份也已暴露，他认为泉州阎广威(时阎任盐务团营长，所部装备多新式武器，分驻泉州、惠安等地区)与他旧时系部属关系，向其策反，自信颇有把握，即往泉州与汤文河等共策进行。是时，汤正与泉州的同志计划发难，因自己没有基本队伍，乃集中力量于军队和民军联系合作。无如北军大都甘心为袁贼走狗，只望升官发财，谈不到革命与正义。通过某同志的关系，运动南安朱德才营长，朱虽表示拥护独立，但终为敷衍。陈孙授、陈彦侯运动惠安某营长，某营长只答应严守中立，视大局情况而定。驻泉州城内的黎部，口头上也表示合作，但却与惠安山腰民军首领林武昌同样不能发挥作用。经过一番详细分析觉得困难重重。阎广威又是阴险狡猾，钱竹轩与之联系，初则假惺惺地说愿意帮忙，但实际上笑里藏刀。反而探取党人的秘密，伺机而动。钱、汤等同志虽发觉阎不可靠，但没有引起高度警惕，采取严密紧急措施，以致引起五人被害的惨祸。 先是泉州的同志，眼看当地侦探四出，形势日急，认为非从速发难不可，即于1916年农历三月廿四日晚，在汤文河住宅开会，到会的有汤文河、潘节文(潘在寨仔湖应约到泉州协助)、王燕石、陈彦侯、陈孙授等，时陈春木和桂华山两人，因一星期前赴厦门接洽军火事赶回泉州。陈在自己开设的爱生医院稍息后即赴汤宅，桂以潘节文等潜居树兜蒋世艺处，前往邀潘等赴会，但潘已先赴汤宅出席。陈、桂两人故无参加。翌日早晨，陈春木、桂华山上街，见大群军队如狼似虎，汹汹地押着汤等五人，直奔县署，陈即急往日本教堂(党人秘密机关之一)通知潘节文、陈彦侯他避，桂则混入人群中到县署探视究竟。一会儿，县署便开堂会审，董荣光中座为主审，阎广威、马步云左右为陪审。首先提审汤文河，汤正色历数袁世凯种种罪恶，董等虽多方威迫汤供党人姓名，缴出党员名册。汤声色俱厉，表示不屈，继提钱竹轩，钱怒斥阎不仁不义，卖友求荣、冯、于、周同样勇敢，不受威迫利诱! 1916年，农历三月廿六日晌午时分，泉州城内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从县署前沿南大街布置着密密的步哨，长号一鸣，县署押出五位插斩条的革命党人，拥向南校场。汤等五位神色不变，沿途高喊“打倒袁世凯，驱逐李厚基”等口号，临刑时，慷慨激昂，从容就义。 九、攻打同安城 泉州五位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同志们对死难者深表痛悼，对袁政府倍加仇恨，誓除袁贼而后已。庄育才即召集临时会议，讨论进行讨袁军事行动。丘仁心激动地说，我们局处天柱岩，不但运输困难，而且费用浩大，久守高山，实非得策，应从速打条出路，以谋发展。林本柳握紧拳头说，我们吃了许许多多的苦头，大家心甘意愿，而今我未犯人，人已犯我，我们有了一定的准备，来打一次硬仗，让他们北军领教领教。林幸福说，我们的军备虽然不多，不能人手一枪，可是有了炸弹，威力比枪杆大，而且最近张源德同志(曾经营厦门新填地体仁堂西药房)向厦门海军造船厂买到二十支广州军械厂出品的短枪，另购三十支土制后膛枪。大肥鼠(陈国辉年青时的绰号)插咀说，土制后膛枪放不上五发子弹，枪筒便受热难用。杨汉烈抢着说，使用这种枪的人，要携带湿面巾，枪筒热了，用湿面巾抹一抹，便可续用，否则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五响快枪呢?陈友福说，不难，向北军夺取。庄武说，讲得对，我也这样想。林敬根说，算一算，我们同志已有十多人被杀害，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我们决定为汤文河等烈士报仇。庄育才见同志一致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即说，诸同志革命意志坚决，我非常钦佩和同情，但事关军事，问题重大，我们一面作积极准备，一面向厦门机关汇报并请示。 时间过得很快，1916年五月廿五日，天柱岩的革命气氛充沛、紧张、严肃!庄育才宣称，我们进攻同安县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即举起一面红旗高喊:这是闽南讨逆军的旗帜!我们一定要旗开得胜!话才说完，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又拿起一束纸说，这是潘节文同志写的安民布告。同安方面，我们得到阳翟村陈仲赫和陈某以及启悟学校教员陈春服等的热情支持，登城的云梯，出发前队伍的饭食茶水等等都已安排停当。我们分为两支人马，一支由林本柳指挥，林敬根、杨汉烈、陈友福副之；一支由我(庄自指)和潘节文率领。全军七十多人，枪支长短六十多杆，两支人马各配携带炸弹的大刀队，我们的力量虽然单薄，但士气旺盛，因为我们站在正义这一边，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兵在精不在多，孙中山先生对我们期望殷切，南洋的同志也盼望我们能够起义，兴师讨袁，此正其时!袁贼不倒，我们决不罢休!接着潘节文以沉痛的语调说，我们倒袁的时机已成熟了，袁世凯的罪恶已达到天怒人怨的境地。我现在数数袁世凯的罪状:袁自夺取临时大总统后，尽力排斥革命党人，蓄意称帝，密谕赵秉钧暗杀宋教仁，擅与五国银行团缔结善后借缴条约，将款添购军械，收买议员，布置军队，扩展其势力，并且以为总统的权限受到参政两院的限制，即下令停止两院职务和停办各省自治会，自创“政治会议”为行政、立法的总机关，修改临时约法为所谓“新约法”，变内阁制为总统制，订立治安警察法，以控制人民言论、集会的自由，这是袁酝酿帝制的初步措施。袁看到民党势力已被压倒，国会已被解散，便循美国顾问古德诺的建议，和杨度等组织的“筹安会”的促进，假手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改变国体和推戴，厚颜无耻地下令改元(即改民国四年为洪宪元年)，这是袁窃国殃民的罪恶，更可耻可恨的是出卖民族利益。日本看穿袁要做皇帝，认为必须取得日本的支持，即利用这个弱点，以遂其蚕食鲸吞中国的野心，提出二十一条件，挟袁答应。我们必须举起义旗讨伐万恶的袁世凯，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这时，群众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闽南讨逆军万岁! 1916年5月27日晚，约在凌晨三点钟时，同安城的北门和小西门，猛然吹起怒吼的洋号，顿时喊杀声和枪声震动全城，两路讨逆军分头挺进，潘节文领先走不上百步，街道边的短墙中，冷不防地敌军暗枪齐发，潘中弹身殉。庄育才睹状，冒猛烈的炮火继续前进，瞬息间也饮弹牺牲，另有数人也同时伤亡；北门方面也受阻，处于颓势。林本柳等见大势已去，与小西门取得联系后，即令全队退出，并把负伤人员和尸体带走。 午后，林为侯、钱伧体仓皇到鼓浪屿机关里报告，他们没有跟部队进攻同安城，当整队出发时，他们二人以装备太差，一再坚持缓举而无效。大队出动后，他们即下山归来，行至半途即听到庄、潘二同志牺牲的消息，不久，林幸福和几位同志从同安城回来，细述失败的经过，原因由于北军事先得到密报，有周密的布置，埋伏伺击，所以庄、潘等一入城即中伏阵亡。撤出后，大部分如杨汉烈、庄武、陈友福和大肥鼠(即国辉)等均退到安溪，小部分返天柱岩，这次战役，损兵折将，损失实大，厦鼓同志对庄、潘等为国壮烈牺牲，深为悲悼! 天柱岩余下的部队，由庄文泉主持。撤退安溪的余众，各还原地过着本来绿林生活。他们在寨仔湖时，学到一些军事常识本领，就在地方发展势力成为强有力的土匪，为害阎里，后来虽多数受编为靖国军，最终仍不免受时代的淘汰。 丘仁心不因同安城失败而馁志，反而强烈主张重整旗鼓，履行庄育才烈士的遗志“袁贼不倒决不罢休”，因此奔走于天柱岩厦门间，曾两过家门而不入。时宁江一带鼠疫猖獗，丘受传染，住天柱岩同志将其抬往山下就医，但刚抵宁江，即与同志永诀。 十、厦门起义流产 袁政府对付党人越残暴疯狂，越激起党人的仇恨，闽南革命运动虽一败于山口庙，再败于泉州和同安城，但是党人革命斗志越发蓬勃澎湃，前仆后继，再接再厉。 进攻同安城失败后，紧接着即计划在厦门起义。中华革命党部赞同这个主张，除派朱震来厦协助外，又派熟谙军事的江北同志赵刚(字翊三)带十三个敢死队队员来厦，寓鼓浪屿林桂园的寓所，林系汕头人，崇记洋行的经理，同情革命，除拨楼屋给革命同志住宿外，并由曾碧沧(灌口人)、周爱卿(基督教牧师)向之接洽，借出大洋七千多元，为起义经费。初要许某和我出具借条，我与许某对此有考虑，后因款系陆续支用，数目未定，遂拖延作罢。时财政收入始终由陈金方一手经管，陈则任命郑友福(台籍同志，在厦开诊疗所)、蔡启祥(陈的姐夫)为采办员，两人均认真负责。有一次蔡到厦门公干，路经太史巷，突有侦探上前扭蔡，将予逮捕，蔡用力摆脱，急走附近某洋行内以避，得免。鼓浪屿为革命党人集结的中心，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凡骨干出门，都有“义务随员”(侦探)尾随，彼此相视，心照不宣。这现状，是因鼓浪屿系万国公地，中国官厅不得在此地逮捕或引渡党人，所以更造成党人麻痹大意，受到多少波折和损失。有二位外省同志，乘小舟要往厦门，驶离鼓浪屿码头不远，竟有另一小舟追至，跳出两个侦探，持短枪胁迫驶赴盘石炮台，关了几天，即遭杀害。 时鼓浪屿有三个机关，一为郑子爱的洋楼范围内后面一幢小屋(洋楼现编门牌复兴路59号)，郑系陈金方的母舅。一为林桂园的寓所，此外是陈金方的住宅(现安海路门牌26号)，秘密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一晚，在陈宅讨论制造军服(周明辉捐一百套爱国布军服料)和购备军用品。真是恶作剧，隔两天的早晨，对面迥澜斋的围墙两边石柱上，挂着细致纸工，用色纸糊成的海陆军高级长官戴的帽子。我们看了，认定这是侦探对我们作讽刺性的嘲戏，而且暗示他们已洞悉我们的秘密了，就在这个时候，各方面来的人日多，学生方面参加革命的更形踊跃。记得当时寻源中学参加的有邵庆元、周坤元、朱鸿漠、邵仁敏、郑享绶、王保元等；迥澜书院学生参加的除周骏烈、陈兆麟外，还有郑炳辉、×××等；英华书院学生参加的也不少，因为陈金方系该院教师，苏行三是该院学生中的骨干，所以联系的条件比较有利。 筹备起义的工作，一天天紧张起来，而领导起义的总司令人选，酝酿时竟引起严重的纠纷，朱震自以为是总部的代表，又得到许某等少数人的拥护，坚持要挂帅；可是他没有军事常识，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态度主观，多数同志不同意他挂帅。赵刚是军人，计划性强，各方面关系较好，总司令一职多数人认为非他莫属。经过多方斡旋、协商结果，决定用缓冲办法，推叶青眼为总司令，朱震指挥学生军兼任联络；赵刚指挥敢死队和民军；周骏烈带领学生军兼任联络，学生军的任务是，占领电话公司和中国银行，时庄筱梅任电话公司经理，该公司隔邻驻有北军，不能力攻，应以智取。周骏烈与庄丕可友好，利用丕可向其叔父筱梅探知，如要停止电话，把某处两个电流拿走即可，当由丕可负责；届时寄宿该公司执行任务，并计划以十五个学生占领中国银行。为要减少流血，能够达到占领目的，仍须采取巧夺。因知周明辉常到该行打麻将，即与周约定，事先带几位参加起义的学生到该行同玩麻将，藉与行中人结识，杜人嫌疑，届时开门引学生军入内占领。至于电灯公司同样是需要控制的，即利用王三畏在该公司供职的便利(王系该公司股东王敬祥的侄儿)，必要时负责剪断电线。上举三方面，周骏烈已布置就绪，并征得朱震同意。至于湖里山炮台刘管带(兴化人)则由许某联系，答应届时响应；马巷关山陈玉饼，允许率子弟兵四十名加入；张学习跟同安属板桥张姓接洽，答应有二十多人参加；厦门的驻军，由江北同志疏通个别下级军官，允许内应。各方面准备停当，即于1916年1月21日假郑子爱的底楼(现复兴路门牌59号)召开军事会议，叶青眼、赵刚、朱震、陈金方、许卓然、丘廑兢、傅振箕、王泉笙、陈世哲、林幸福、苏眇公、宋渊源、张贞、林芍侯、汤铭磐、周骏烈、钱伦体、周爱卿、许某和江北十几个同志以及道尹公署一个人员(先时伪装进步，混入党内)计三十多人出席，当即按照事先商议好的人事安排提出通过后，并决定起义时间为一九一六年十月二日夜一时。进攻路线，以陈玉饼的子弟兵从厦门港鱼仔路登陆，直扑思明县政府；以天柱岩讨逆军配合板桥队伍，从双上岸，进攻道尹公署，由外省军人合组一队的中路军(包括敢死队)由鼓浪屿渡海，以资策应。并推苏眇公起草讨袁檄文。散会后，各部门负责人积极行动起来，准备轰轰烈烈地在厦门举起闽南讨逆军的旗帜。 想不到那个道尹公署的人员就是间谍，是李厚基派进来的。他于散会后，即密电李厚基，李转电袁世凯，袁立电滞留上海的海军总长刘冠雄率两艘军舰，载满海军陆战队，于二月一日侵晨登陆，遍布厦门各山头，严阵以待。党人看到这个情况，知大势已无可为，即紧急宣布解散，内地的同志，速返内地，外省来的同志遄还上海，善后事宜，陈金方、张贞和我三人负责处理。而闽南讨逆军倒袁失败，流产的事迹，从此成为厦门地方的史料。 这里需要附记的是，槟城和吉隆坡华侨知道厦门将起义，即派丘怡颜、陈允洛二同志带款来厦支持。二人来到香港，接到失败的消息，丘只提三千元交陈带至厦门，自己折回居留地。陈抵厦后，与我和张贞租一小楼，处理善后工作，将近三个月才结束。 附记: 庄烈士育才的故里系同安属灌口徐厝后，距灌口约七华里。庄烈士的哲嗣荣，住居故乡。北伐成功后，庄、潘二烈士的遗骸合葬在距同安城一里多的茂林下。墓以塔形筑成，计分三层:上层镌“庄育才、潘节文二烈士之墓”。中层正面镌“洪宪存，则生不如死；共和废，则死胜于生。鸣呼鲁连遗范，烈烈轰轰!民国十六年建”。下层碑文:“庄尊贤字育才，灌口安人里，徐厝后人，早岁营米商。时清政不纲，外交屡败，尊贤缅怀时局，念切改革政府，冀以图存。遂入同盟会，与同志庄佑南办农分会，天然公司，集工二百余人，密聘有军事常识者训练兵法，鼓吹革命，辛亥武昌起义，带领武装，光复漳泉两郡，功成归里。迨袁氏叛国，僭称洪宪，尊贤义愤填胸，后集旧部于灌口寨仔湖等处，聘保定军校毕业潘节文教练，与士卒同甘苦，朝夕劝导，继以痛哭，皆感激用命。先后进迫严溪、林墩，所战皆捷。五年五月，攻城，身先士卒，与潘节文俱殁于阵。” 丘廑兢厦门新垵人，老同盟会员。解放后任厦门市政协常委，民革厦门市委副主席，已故。文中所写“许某”，据了解系指许春草，亦老同盟会员。丘写此文时，以某种原因，未直书其名。 (原文载于1981年9月第九辑第162页～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