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儿，是无官不贪的，只是花样有所不同而已。大官儿不特可以卖官鬻爵，而且可以照顾手下们获得好差事，通过他们剥削群众来坐地分赃。自然，小官儿是既借金钱的力量或被所谓照顾而得官，因此一到任，就见财眼红，贪得无厌，无孔不钻。还有一种贪官，口头上说是“清官”，其实是利用“清官”作骗局，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苦难。抗战胜利前夕，晋江县长徐季元便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贪官。他来到晋江不上两年，便搜括了晋江大量的民脂民膏，同时还迷惑了一些人，他们受了徐季元的欺骗，曾对他的所谓建设“新晋江”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如有些华侨曾从南洋寄信来给徐季元，对他努力建设桑梓，表示支持。石狮归侨张德地曾准备为徐季元竖立德政碑。到了他倒台，还有人认为他的建设“新晋江”不能成功，是因为他不会赚钱孝敬上司所致。凡此种种，都是受了他的大吹大擂所迷惑。我当时也因反动阶级本能的驱使，做了许多助纣为虐，欺骗人民的罪恶活动。及后，徐季元的骗局被揭穿了，我才认识徐季元原来是个政治骗子，不胜懊悔之至!现已事隔近廿年了，且当时所知有限，兹就记忆所及追记如下: 一、徐季元的来历及其开场锣鼓 徐季元浙江东阳人，早与反动蒋太子经国为留苏同班同学。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借其父蒋介石之势，得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而徐充赣南财政局长。一九四三年，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因公往重庆，道过赣南，为欲讨好蒋经国起见，面请介绍晋江县长人选，在反动政府时代，上面认为晋江是肥缺，是闽南最富庶的大县，当时若无相当政治背景，绝无来长斯邑之望。小蒋遂将徐介绍于刘，一面公然越俎代庖，下条派徐为晋江县长。到刘返闽后，才再由省府发表徐任晋江县长。徐将离赣南时，向小蒋请予派员佐理县政，蒋许派其少校参谋缪爱群，共同来晋协助。徐到任后，即发表缪爱群为主任秘书。至徐、缪同为小蒋门下，徐遂不得不对缪的尊重，以示敷衍，其实徐则另带有原赣南财政局科长郑楠，作其亲信秘书，策划一切。 徐季元走马上任后，即以改革新晋江为口号，一面即将反动蒋太子给他到任的贺电，由县府分别抄送泉州各报登载，徐之企图，要使泉州各党派知其与蒋有特殊关系，夸他与过去的县长政治背景，有天渊之别。因此，徐到泉后，对于本地所有党派，概不往来，也无请酒拜客之事，以示其一尘不染，唯我独清情状，其实想借此来压服当时泉州党派。 历来晋江县长到任之日，必设盛宴招待县府各科室主管人员，以联络感情，唯独徐季元打破常规，仅举行一个简单茶会。徐季元在茶会上便提出建设“新晋江”的口号:“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作法是要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不贪污，不搞派别。并在会上痛斥警察周长贺某的贪污枉法，声色俱厉。他说:“过去的算了，我不追究；今后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他说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而听者也颇为动容。徐季元初时也似乎做到“廉洁”奉公和不搞派别的诺言，他身上穿的是一套陈旧变色的“安安色”中山装，经常不戴帽子，出门不坐车。他不接见当时晋江任何派系的头子，甚至对泉州各派系的特务头子，亦不卖帐。记得当时泉州有个医生叫陈国珍的去求见，竟被徐季元大骂一场，时人传为笑柄。 不久，徐季元发给县府人员每人一套“安安色”制服，大家穿着新制服上办公，县府顿呈一片青蓝色，“青天”降临，又好看又很有意思，而且好像是已经初步实现了“人人有衣穿”了。其次，他命令组织乡政督导团，派主任秘书缪爱群任团长，到各乡镇督导。当时的乡政一团糟，每日必扣办好多人，雷厉风行，吓得乡政人员屁滚屎流，叫苦连天。凡此种种，只不过是徐季元的开场锣鼓而已，好的把戏还在后头哩。 二、徐季元的几套把戏 在旧社会，凡是靠卖假药为生的走江湖者，都必须学会几套把戏。他们在卖药以前，必先变变把戏，借以招徕顾客，而利骗取钱财。徐季元也学会了这一套。他为了尽量搜括晋江的民膏民脂，在上台后，也耍了好几套把戏，颇有声色。现略述如次: (一)严禁赌博 徐季元的禁赌是有他的政治作用的。夫赌博之为害，尽人皆知也。但是过去国民党的官儿绝大多数也是大赌客，所以他们不特不禁赌，而且为民表率，日以继夜，大赌特赌，群众对他们的狂赌，极其痛恨。徐季元知道得很清楚，他便从中做出文章来。他知道禁赌必抓赌，抓赌必抓比较“知名”的赌徒，才能引起群众的重视和拥护；也知道不能向那些“有枪阶级”的实力派的头上动土，否则，会贻患无穷。结果，徐季元便择定了那个平素好赌又颇“知名”且非实力派的南门盐商李双志，作为他禁赌首先开刀的对象。李双志被捕后，曾托人向徐季元说项，表示愿罚巨款，充当地方公益金，要求免予处分。但是徐心中有数，不仅不答应，还授意他的手下大肆宣传，最后，李双志被罚充苦役三天由警察押着打扫南门一段最热闹的马路。当时观者如堵，途为之塞。这件事，当时曾轰动了全城，不少人受到了一定的迷惑。当时那些不知内幕的市民竟然对他歌颂德政，以为从此任何有势力的坏蛋，谁也不敢触犯禁赌令。其实，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头目们还是狂赌如故，而徐季元的禁赌令，以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二)设立大同食堂 徐季元到任后的第二套把戏是设立“大同食堂”。他认为建设“新晋江”的另一个口号是“人人有饭吃”也必须有初步交代才好。经过细思之后，他便在承天寺内办起“大同食堂”，派张开溥主持。大同食堂免费招致那些无饭吃之鳏、寡、孤、独和侨汇断绝后无饭吃之侨眷前往就食，每月经费六十担米，从屠宰附加税项下拨充。他规定就食的人数为四百人，每日供两顿稀饭，副食品自备。但是当时的晋江人民长期受了三大敌人压迫和剥削，无家可归、无饭可吃者，比比皆是，徐季元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粮食给大家吃呢?因此，他另一方面便对一般鳏、寡、孤、独的人订了许许多多清规戒律，让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就食，而对无饭吃的侨眷，则限制比较松。这是对华侨的一种政治攻势。同时他对食堂的事，极少过问，给食堂的办事员，尤其是炊事员大肆贪污，偷米减柴之便。稀饭之稀，比囚粮更甚，当时人家叫这种稀饭曰“人头饭”，因为食者可以从饭碗中照见自己的头脸。加以食堂的办事员官架子十足，动不动就对食客们破口大骂，故名额订有四百，但不久之后，就食人数就逐渐减少，最后便变成没有食客的食堂了。好在徐季元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欺骗的手段，并不是真的关心人民的痛苦，食客之有无，他可以不管，而经费报销，则是照旧，既获得“好”名声，又可任意报销，真是名利双收!所以当时有人说:“不是徐季元在办大同食堂，而是大众在办徐季元食堂”，当时的情形，确实是这样的。 (三)呼吁大学生下乡 在乡政督导团回来后，徐季元明白了当时晋江的乡政是什么一回事。乡镇长都有他们自己的主子，而这些主子就是当时泉州各派系的头目，他们只知有主子，不知有县长，势力雄厚，基础稳固，不容易驾驭。他认为是心腹之患，因此想换一批人去干，以便对自己有利。徐季元几经考虑之后，认为青年学者初出茅庐，社会经验差，易于掌握，可以任意左右，便提出要提高官员质量为借口，说他自己是留学生，他的科长，尤其是第三科长(教育科长)应该是个大学教授，而乡镇长至少必须是大学生，才能提高行政效率。他探听出有本市人庄为玑，海疆学校的讲师，一向教书，没有参加泉州任何派系，颇可利用。讲师虽非大学教授，但仅差一级，无甚关系，认为合格，乃二顾庄家，力劝其出校相助。庄为玑受徐季元知遇之恩，不胜感激之至，遂接受教育科长之职，并把“呼吁大学生下乡”的责任担负起来。 庄为玑所认识的学生极多，他自以为物色不难，乃几经劝驾，大学生不愿下乡者居多，遂不得已降低标准，不论学何院系，修业时间长短，凡有大学生之头衔者，皆可为入幕之选。经过两个多月的奔走，只有八个人答应愿往一试。徐季元决定先从第一区八个乡镇着手整理，以后才来个全县的大调整。不幸得很，在临发表以前，其中又有四人打了退堂鼓，声明不干，初步计划因而搁浅。本来庄为玑想再行物色，因为首次八个乡镇的调整，声势已甚单薄，那可更少?但是徐季元已迫不及待，遂决定先调整四个乡镇，即温陵镇(庄为琉)、青阳乡(叶在甲)、东北乡(颜子平)和法石乡(陈钟英)。这四个人过去都是中教，没有乡政经验。他们在下乡以前，给徐季元灌了迷魂汤，认为此番下去，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对抗战、对人民都有利；下乡后，他们受了地方恶势力的围攻，弄得满头大汗，乡政还是一塌胡涂，未及一年，便相继辞职。徐季元原意是只换掉旧乡镇长，减少地方上的恶势力对他的掣肘，目的达到，已经感觉很满意了，至于乡政改革成果如何，对他没有多大关系，故此后全县乡镇长还是联二接三的撤换，就没有坚持要大学生下乡了。 (四)“大”办工厂，营私舞弊 徐季元的另一套把戏是在他的任内开办了一些工厂，美其名曰是要繁荣晋江的经济，实际上是开辟安插私人营私舞弊的门路。先后开办了征属加工厂、侨眷纺纱工厂、晋江机器厂、晋江军公粮加工厂和新晋江碾米厂等。这些工厂除军公粮加工厂和碾米厂外，其余规模均甚小，是手工业的作坊，集中一批征属和侨眷在里面工作，从中剥削其劳动力而已。至于那两个粮食加工厂，就获得极大的利益。晋江军公粮加工厂设在花巷内，由他从赣南带来的县府主任秘书缪爱群主其事，厂长洪承基。他带来的另一个秘书郑楠看见眼红，徐季元便在西街再开办一个新晋江碾米厂，分给郑楠，并派徐的哥哥当经理。 当时军公粮加工的弊端极多，兹举其大者如下:①操纵粮价，作黑市买卖:加工厂时常借口公粮加工不及，拖延供米日期，使市上粮价暴涨，待粮价达到最高峰时，他们才暗中把公粮抛出。泉州原是个小城市，在县府大量抛售公粮后，粮价便马上回跌了，在粮价跌落后，他们才暗中购进，分发公粮。这样他们可获得巨额的利润。②提高碾米率，从中贪污:按照省府规定每百斤稻谷只须碾糙七十四斤，但加工厂却暗中改为七十六斤以上，从中贪污2%以上，如以全县的军公粮计算起来，则他们贪污数字之大，也至堪惊人!③用臭米发公粮:加工厂把好的粮食在黑市上卖出，而买进臭米来发公粮。同样是米，好坏的价格相差甚大，大有厚利所在。 在抗战期间，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向人民施行残酷掠夺，一般公务人员朝不保夕，赖以活命者仅每月一百多斤的公粮，但他们领到支付书后，向加工厂跑了三五遍，尚领不到粮食；最后领到了，又是不能下咽的臭米，真是怨声载道。所谓大办工厂是为着繁荣晋江的经济，事实上仅是繁荣徐季元他们当时一小撮人的经济而已，至广大的晋江劳动人民当时已奄奄一息了! (五)设立亲民室 徐季元经常对他的手下谈及，“过去晋江县政之差，差在下情未能上达，上下隔绝，故虽有‘好’县长，也不知民情，故无从下手改革县政……”等话，于是他便来了另一套把戏设立亲民室。他指定一个秘书，负责接见市民和办理回复人民来信。但是来请接见的市民除少数是请求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受了特务的迫害(当时晋江是匪特横行，无恶不作的世界)，前来向县长诉苦，要求惩办匪特，以安良善的事情，这些都是难以应付的。那个负责的秘书因为晓得徐季元的故弄玄虚，也办得恰到好处只开空头支票，不给兑现。前往求见的市民只获得口头上或书面上的答复，没有下文，无济于事，所以从开始时的每日几十位求接见的市民和上百封的人民来信，不久之后，便逐渐减少了。最后，那个亲民室内只剩下秘书一人在打瞌睡而已，至那个亲民室到什么时候才撤销，那就没有人去注意它了。 三、徐季元贪污的方法、方式 徐季元耍的贪污方法、方式是通过集中屠宰场、国民兵团和田粮处等机构来盗窃了晋江大量的财富。 屠宰税是反动政府剥削人民的苛捐杂税之一，是所谓最大宗的地方税收。过去晋江的屠宰场是分散在全县的各个角落，所以容易造成偷漏税。单以城区一地而言，每日屠宰的牲畜数达百头以上，而实收的税款仅一二十头，其中大部分落在税收人员和地方上的封建把头的手中。如以全县计算，偷漏税收的数目之大，至堪惊人。历届晋江县长对此笔偷漏税，莫不垂涎三尺，都想集中管理，以便掠得此笔税款，归入私囊，但都受了地方上恶势力所阻挠，未能做到。独有徐季元既有极棒的后台老板，又会耍政治把戏，在他出死力以争之后，竟然被他做到了。全县屠宰牲畜数最多的城区先被他集中管理起来。因为这笔款是属于地方税收，可由县长自由支配报销，他通过他的第二科(财政科)长连良玉和会计主任张征骧之手(晋江县府会计主任事先得到省会计处通知，谓徐季元的来头大，会计方面要迁就他，不可为难)，大量贪污这笔税款。如以百分六十归私，则全年所盗窃的税款的数目字可达到六位数(现币值)。当然，徐季元是无法单独吞没此笔款项，必须提出一部份分给他的手下，不过他个人可获得其中的绝大部份，这是可以断言的。 抗战后期，反动政府抽丁急如星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徐季元和国民兵团副团长刘维驾相勾结，贪污壮丁代役金。代役金规定凡一次缴纳三万元的(法币，当时可买稻谷将近二十担)，可以免服兵役。当时抽丁数字，各级主办机关，都有任意增加，由县到乡所增加的数字最厉害，有时竟达一倍以上。这增加的壮丁名额，就可以从中舞弊代役金。记得我在东北乡长任内，曾向国民兵团先后缴交壮丁代役金二十三人计六十九万元，都执有收据，后来被我发觉该收据国民兵团没有存根，显然，国民兵团发的是假收据，是有计划的贪污，好在当时经手送款和收款的人俱在，不容许刘维驾不承认有收到这笔款项。东北乡是晋江最穷苦的乡镇，尚交出壮丁代役金数达六十九万元之多，全县二十四乡镇，财力都比东北乡好得多，那么，所交的数目，及所被贪污的款项，都是相当可观的。 徐季元还勾结晋江田粮处副处长郑国书，对军公粮进行大贪污。在他离职时，竟卷逃公粮三千多担，没有办清移交。这件事是后一任的晋江县府财政科长杨寿恩告诉我的。 总之，徐季元是小利不食，至大宗款项，则千方百计以求之。来时两袖清风，去时腰缠万贯，还自己标榜是个“清官”，真是可恨! 四、徐季元的内部矛盾和缪爱群的恶劣作风 徐季元的主任秘书缪爱群(江西人，军校毕业)，他以为亦系反动蒋太子所派来的人物，由此趾高气扬，独揽县政大权，一面勾结青年派刘维驾、郑国书、王吉昌等人，为徐进行搜刮民财，而缪亦可藉此自肥，并取得徐更进一步的信任。可是引起与郑楠权利冲突，两人发生严重矛盾，如缪爱群办康乐碾米厂，郑则继办新晋江碾米厂，形成对立，旗鼓相当。但郑年龄较大，人甚奸滑，大有排起老成持重态度，缪则行为浪漫，花天酒地，终日沉醉于嫖赌之中，经常与刘维驾、王吉昌、余复生(前交通银行经理)等人豪赌，一掷千金。千金何来，民膏民脂也。至缪在桃色方面，如有夫之妇的石狮皇后(姓名不知)抗日时由石迁住泉州西街，其夫远出，不冀在途为缪所睹，一见之余，认为天人，由此千方百计，向皇后进行奸诱，以后影响皇后夫妇发生恶感，几乎离婚。由于缪的作风恶劣，地方上对缪印象反映极坏，加以郑楠从中向徐离间，因此徐对缪发生严重不满，缪见大势已去，自动辞职离泉。缪离泉后，徐将自己在泉劣迹，完全加罪于缪之身，所谓“水对下拨”，以为借此可掩饰其在泉的一切一切。 徐季元初到晋江时，曾一再标榜不贪污，不搞派别，一切从晋江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但为时不久，他的原形就毕露了。所谓不贪污，而他自己已经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所谓不搞派别，但后来也搞起派别来了，他跟泉州的商会派的头目蔡鼎常、蔡光华等人往返密切，只要他们有所要求，一切都是唯命是从。由于贪污和搞派别(搞派别也是为了贪污，徐季元后来变成了商会派的代理人，很明显是钱在做媒介。是否如斯?有待补充)，促成了徐季元的下台。 徐季元跟商会派的特殊关系，是人所周知的事情。当时商会派有了徐季元的支持，势力陡增，几乎压倒其他各派，这些派系遂大起恐慌，乃发起倒徐运动。晋江县党部通过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联芬，县参议会通过省参议会秘书长黄哲真及军风纪视察团团长张贞等人，先后列举徐季元的祸晋劣迹，向省府主席刘建绪控告，要求将徐季元扣押查办。蔡光华等知道消息后，也向省府歌颂徐季元的“德政”，为徐季元声援。遂使刘建绪认为是地方派别的关系，徐季元人地不宜，乃派吴德露接充晋江县长，而把徐季元调省另候任用了事。 徐季元的贪污是事实，被控告的那些劣迹也是事实，应受法纪惩办，但是在反动时代是无所谓法纪的，只要有后台老板，就可以为所欲为，逍遥法外。徐季元不特下台后安然无事，还在蔡光华家中作了几天上宾，然后才离开晋江。离晋时，商会派还为他沿途鸣放鞭炮，送出东门。凡事没有是非，只要有实力，他便有道理，这是反动时代的定律，不足为怪。但是现在晋江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人了，徐季元过去所欠下晋江人民的债款，总有一日会被清算的。 (原文载于1962年5月第六辑第3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