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古称刺桐城，在中世纪时是个中外有名的贸易港，商业盛极一时。至明、清期间，特别是清代后期，逐步给新开辟的福、厦商埠所代替，走向中落略为衰退。但由于泉州是闽南重镇，水陆交通比较方便，仍然是闽南沿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光是泉州府辖的晋、南、惠、同、溪五县而且连兴化府的莆、仙，永春州的永、德等府州县都集中贸易于泉州。加上泉州又是侨区的消费中心，在清末时期，虽不像中古时代那么兴盛，却也保持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泉州商会的萌芽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的泉州，资本主义势力占有一定地位。由于经商可图厚利，士绅、商贾相继开行设郊，由厦门郊、福州郊发展申、福、厦郊，再行发展至申、宁、金、福、厦五大郊，经营上海、宁波等地工业产品和南北地货。新生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正值封建清政府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官吏除广设关卡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外，还对商家进行敲剥。流氓、地痞亦乘机进行敲诈勒索，商民遭其迫害的不计其数，哭诉无门。当时一部分商家曾经为抗缴厘金(关税的附加税)发动罢市。但这不过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抗议而言，软弱的资产阶级，结果还是委曲求全，所以一般商民为了他们的生存起见，不得不延请“出官”(跑官厅的人)向官吏疏通、说情。继后各个行郊都设会所，私人三、五结合起来也设一个会所，聘请有钱有势的绅士或讼棍为“郊师”、“出官”等，专门应付官府。虽是这样，商民仍是负担名目极其繁多的苛例和陋规。不久，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颁布护商命令和商会组织规程，并通令各县允许筹组商会。大商家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极力响应，于是吴维纯(吴芳藻之父)、何光恺、蔡生平(蔡光华之父)、蔡锵(蔡鼎常之父)等大商家发起筹组晋江县商会，章程规定会长和会董必须有资产三万元以上的方能担任，结果聘请乡绅林翀鹤任会长，会址设在打锡巷考棚内，宣告商会成立。但因为一般中、小商家对商会的组织不大清楚，参加的寥寥无几，会所经费有了问题，林提请辞职，即另聘请乡绅龚显鹤担任，会所迁移西街旧馆驿杨厝祠堂，继续代理各行郊、各商家的利益，斡旋于官府的关卡衙门中。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这个商会跟着封建的清朝寿终正寝而宣告结束。但商会的组织，可说在这时期已萌芽了。 二、泉州光复，首届商会正式成立 光复后的泉州，各业俱兴，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民国新政府颁布新商会法规，依法进行选举会董及总协理(即正副会长)，规定选出19 21人组成董事会，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每届期满改选董事三分之一，会章规定会员权利标准为每千元为一权，资产越大权利越多，小户不上一千元的以途商联合参加，权利的大小，视资产多寡决定。首届董事会选举结果:银庄商家苏星南当选为总理，绅士商家黄尔玉为协理；会董19人组成董事会，并通过聘任讼棍林邦从为坐办，杨景光为文牍，陈荣华为庶务。新商会成立以后，代表商家的利益，除向政府请准撤销一些苛例和陋规以及一切非法设立从中敲诈的报关行和商民报税行外，还根据需要创办商立小学、市民阅书报室、国语传习所等文化福利事业。另外，为保障商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协助地方治安，报请政府允许组织商民巡查队，人数20人，正队长聘请有警卫常识的人担任，副队长由会派员充任，队员则由商民轮流充当。又请准组织商民救火队，聘请有消防经验的人员充任队长，队员由市民自动参加，组织训练演习。以上这些社会福利事业的经常费都由商会负责筹充。同时为根本着想，决议通过购置市南糖房旧屋，进行修建后，作为会所及小学校舍。第一届董事会为商民谋求许多利益，做出不少成绩，深为商民拥护。在任期将届之时，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省按察使许世英南巡，颁下商会改制法案，取消总协理改为会长制，期满后进行第二届改选，苏星南、黄尔玉连选连任正副会长，董事会略为更换，职员不更动，继续开展会务活动。 三、军阀变乱时期的晋江商会 民国四年，泉州社会随着时局的变迁，进入复杂地步。加上袁世凯窃国称帝，各省讨袁军兴，倒袁以后，又来了军阀混战局面，泉州秩序大乱，地方治安骚动，官方接办兵差接踵而至，都令商会负责。商会的主要业务由代表商家利益转为应付兵差兵费，向商家派款的机构。由于形势的变化，会务难于开展，干不出什么成绩，接着在民国七年依法改选第三届董事会，银庄商家苏谷南、傅维彬(前清秀才，曾任商会坐办，靠苏谷南权数获选)分别选为正副会长，会董改选三分之一。从此开始，商会已陷入派系相互斗争的局面。 四、派系斗争，地方变乱，数易会长 第三届董事会就任后，会长苏谷南为庇护商家王洽裕负责人王清波占府学庙产而遭文庙董事代表前清举人陈育才(陈泽山)的控告，并检举这届董事会的选举有舞弊情事。双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从地方诉讼至省督军公署，相持两年多。由此为导火线，形成学界和商界两派系，明显地对立起来，各不让步。先是民国初年教育会会长陈昌候，筹办通俗教育讲演所，呈请征收香楮捐充经费，“商会派”傅维彬为香楮途商争请取消，陈、傅双方，各存意见。民国四年，晋江县知事董荣光据傅的呈控，将陈所扶植的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杨廷经撤职，而延聘前清进士林翀鹤接充，然后报请省方备案，当时陈为该校教务长，杨的撤职陈自亦包括在内，虽则林仅接任一学期，杨复由省教育厅委其回任，然商学两界已因此形成对立了。当陈等失去省立十一中学的位置时，除将其在该校的班底人员为基本创办泉州私立中学外，为着对付对方，遂拉拢部分商民组织“晋江县工商研究会”，推举美孚行朱晓江为会长，会址设在承天巷内，企图和商会对抗。但由于工商研究会不是法定的组织，商民参加者很少，不久自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陈育才和王清波的诉讼案移至司法处理，而涉及商会违法选举案件，省当局才令晋江县知事胡子明进行重选，并指定商家代表黄式甫、颜启涛等十一人为筹备干事掌握选举工作，选后仍是苏、傅二人为正副会长，商会派的斗争又获胜利。当时驻泉军队是北洋军阀第四旅旅长王永彝兼泉州警备司令和受编的民军陆军第五旅旅长高义协防泉城。商会除重新开展活动外还要应付军队的派差借款。 教育派陈昌侯虽屡次失利，但时刻准备报复，这时他钻进高义部为参谋长，令他的党羽黄鍾骏(即黄阿马，新桥头益友银庄经理)，收买暴徒圣公九(又名黄金九，东街圣公境人，当过民军陈清棋卫士)于民国十一年正月初六日中午在市南大隘门口截途把傅维彬杀害。虽经警备司令王永彝通令缉凶，但案情颇为复杂不能立即破案，即发起开追悼会，特请有主谋嫌疑陈昌侯之上司第五旅旅长高义前往主祭，追悼傅生前对地方公益的热心，并倡议建造铜像等等来安顿众董事们的恐惧心情。但自傅被暗杀后，会长苏谷南难以支持驻军的不断派差借款，加上地方匪盗猖撅，抢劫、绑票相继发生，举家迁往厦鼓避难，苏躲鼓时，亦遭陈清棋指派卫兵二人往刺，幸苏妻搂住刺客，被杀不遂，后苏在泉之大厝被其焚毁。翌年，县商会竟无人主持，各会董召开紧急会议，推举北郊经理庄振基，谦吉绸缎店东庄笃明为正副会长。二庄对驻军高义素有交情，对差、款问题得以变通或商缓，暂时解决一下困难。除此以外，还解决合并以申宁郊派蔡鼎常为首创办的振兴小学和厦门郊派以吴惟纯为首创办的商立小学，定名为商立振兴小学，聘王鲁石为校长。其次又应付了泉州海关长吴逢源的强派款项五万元，加在商民负担额内。这个时候，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为扩大其派系势力，亦分别筹组商会，如万年芳会址设在南岳后街；蔡鼎常筹组“晋江县各途商联合会”(集合各郊商)推举乡绅曾振仲为会长，会址设在玉犀巷内镇雅宫，进行派系活动。 至民国十四年，北洋军阀周荫人入主闽政，派其部属陆军第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孔昭同接防泉州，并将高义部调入南安诗山，接受傅维彬家属的控告，逮捕串通暗杀傅维彬的帮凶黄钟骏，斩决于南较场。孔接任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向省报告高部在内地扰乱地方、私设果树捐、剿匪不力等情事，经省督军密令新编民军吴威和陈国辉联合解除高部武装。另一方面清查与高部素有来往的社会人士，探知商会二庄与高是故交，开始对二庄的注意。会长庄振基看出孔的阴谋，事先躲回青阳故乡。副会长庄笃明自以为是单纯商民，没有远离，即被孔扣留起来，后经其家属急托劣绅施韵珊为其斡旋，被孔敲诈六千元始开释。不久，庄笃明携眷避往厦鼓，然后远渡南洋谋生。在孔的威迫下，正、副会长都远走高飞了，商会又乏人主持，旋即公举清秀才、杉行头家叶修篁出任代会长。叶曾极力维持会务，但因地方不安宁困难重重，曾一度请假养病，暂由前任会长黄尔玉之子黄鍾俊代理。不久病体恢复后仍回会继任。 五、北伐军兴，军阀撤逃，市卫队蹂躏地方 民国十五年冬，北伐军何应钦入闽，驻泉军阀孔昭同惶惶不安，治安十分紊乱。孔在准备撤逃前夕对商会施加压力，强令商会速筹二万元接济军需，不容稍缓。当时泉州的富商巨贾迫于时局的紧张，纷纷逃往外地，造成金融吃紧、市场萧条，代会长叶修篁束手无策亦远避于厦鼓。这样，会务又乏人主持。各会董认为地方这么多事，商会不能无人负责，即召开紧急会议，公举与商家有联系，曾任瓦窑公会“出官”的陈仲瑾出任代会长，勉强维持会务。第三届年未满，已四换会长，足见当时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陈代会长后，正是孔昭同急于逃走的时候，孔借口军需，孔急限三天内筹给二万元。但由于时局紧张，孔部急分水、陆两路撤退，敲诈未遂。继而军阀张毅从漳州防地败退过泉，在东街旧府署设司令部，并出榜安民和召开各界会议讨论治安事宜，亦通知设立各种苛捐招人承包等等，装成久驻状态，无非是为了大量敲诈勒索而已，结果从中攫取承包捐税的押柜金数万元和强派商会交给军需两万元以及大派挑夫，于第五天后早晨全部撤走了。继后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何应钦率师抵泉，派政治部高级官员何玉书到商会商借款项五万元，又派副师长协商雇用挑夫500名。商会为了支持北伐战争都一一照办。北伐军队另有任务，不久就离开泉州，无意派兵驻防，经商会请求始留下宪兵一连，驻东街新府口维持治安。但因兵力有限且地方盗匪四出骚动，商会为商民安全计，召开董事会商讨加强治安办法。于是有由流氓组织的市卫队的成立，而经费还是由商会负担。为维持治安反而扰乱治安的市卫队，造成泉州城厢内外变成十分恐怖的局面。至民国十六年，才由许卓然商请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陈铭枢部副师长张世德率队清剿。经过市卫队的蹂躏，泉州市场受了很大创伤，会务活动亦受莫大打击。这也说明商会某些人不明是非，用人不当，也可以说某些人为匪张目，在市卫队头目未伏法之前竟为市卫总队长陈桂林竖一方“闽南保障”的金字匾额，队长陈桂林为其母做生日时，商会为其张罗，动员各商家送贺仪数达万元之巨。 六、派系剧烈斗争，兵祸匪患 民国十六年，依法改选第四届董事会，陈仲瑾当选继任会长。这个时候治安问题虽较安定，但地方情况更为复杂，社会派系应时而生。党人秦望山奉令成立晋江县临时党部，指派国民党万年芳、吴飞凤、叶燕春、吴祝民等筹组晋江县商民协会，万为筹备主任，会址设于泮宫蔡厝祠，可是商家认为党部办商会不无企图，商人和新成立的党部素无关联，都拒不参加，这个不受商人欢迎的党部商会便于无形中停顿了。民国十七年间，又指派与商空有接触或本身是商民的蔡鼎常、王爱禄、黄叔梓、陈伯清、万年芳、林植兰等为整理委员。陈伯清为主任，恢复商会制，整理原来的商会组织。这时县党部开始渗透商会工作。 民国十八年，商会组织商民巡查队，秦望山派的巡查队长黄金炎和民军陈铁卿派的大盐贩李双志竞争巡查队的领导权，演成械斗。枪声一响，泉州百姓十分惊恐。驻泉州的刘和鼎师的部属二十四旅旅长陈万泰派兵弹压，拘捕双方主事人，案移晋江县政府交与县长陈廷衡送军法室审理，后经商会和地方人士调处并向陈县长疏通，结果处罚李双志一万元，黄金炎五千元，作为修建从标准钟楼至南门新街头一带的水泥路面。这个案件虽暂告一段落，可是接下来土匪军驻泉，商民遭受着严重的洗劫。 民国十九年，陆军第二十四旅陈万泰部及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先后调防，泉州治安由省派海军陆战队第一游击大队高为国来泉接防。高入城后，一些殷商富户闻风避于沪、厦。高以为驻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东街旧府署的大队部为其母大庆寿辰，利用它的狗腿四出活动从中收取寿仪为数甚巨，还派其副官韦乔仙和走狗王治来(新桥头共和印务馆负责人)向商会勒派铺捐，甚至随带武装士兵强行督收，拘捕商民任意处罚，释放后，须缴“放绳费”每名六元，商民在其迫害下，曾进行罢市抗议。此外还向侨区树兜村勒派乌单，由秘密到公开，迫使该村民团蒋铁光部联合邻村民团围攻城区，高部原系乌合之众，无力抵抗，从北门、东门撤退，越日，民团撤回，高部再度入市区，竟老羞成怒，到处乱拘无辜良民，凡与树兜有关系的人都被抓走，有钱赎身的幸免，否则予以杀害，并没收其财产。市南眼科医院医生陈祯嘉，以家里架设电话通往树兜，不容分诉押在标准钟楼斩首示众。估计这次被公开杀害或暗杀的人数达百人以上，弄得全城人民恐慌万分，天色未晚都关门闭户不敢外出。外走避难的人日益增多，商会长怕受其害亦离泉他往。会务在乏人负责之际，适有投机分子傅维云(又名傅仔添，后城人，在南鼓楼边开设芸香堂香铺，是个交官结吏的讼棍)自荐愿代理会长维持会务，亦为高部扣留，在傅的婉转下，得以释放，遂与副官韦乔仙和狗腿王治来互相勾结，向商家摊派款项从中渔利以饱私囊。不久，高的横行霸道为非作恶的勾当，经海外华侨、旅外商人相继向省方呈控，才调离泉州。泉州治安由陆军四九师张贞部杨逢年旅负责。商会董事认为傅维云原为一市侩，在任内和高部妥协、勾结，责其交出印信，傅抗不移交，遂为杨逢年扣留，限期交卸。民国十九年冬，省方令杨逢年部移防同安马巷，泉州城区交由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负责(陈是南安九都人，著匪出身，经省主席方声涛收编)，陈驻泉后，人心又惶惶不安，认为去了高为国，来了陈国辉，真是“换汤没换药”。陈虽为著匪出身，但有一套高明手腕，其部下的许多官佐和泉州一部分商、学界人士有情感；且地方一班土豪劣绅为陈的挚友。通过其团长陈佩玉和财政处长刘超然勾结社会人士王岫松、刘国伟、谢杰英等四出活动。高义旧部陈昌侯组织泉永义务教育促进委员会，创办双江日报，李幼岩创办昭昧国学。陈实行设赌抽捐，在城乡各处提倡迷信，乘机抽取苛例，并发动抬通淮庙关帝出游等，为泉州私立中学教务长张炳铭反对(时张任反日会干事、反日会附设在县党部)，陈遂密令流氓无赖捣毁党部和拆毁张的私人住宅，使党部失却威信，而加强陈的势焰，然而党部和陈已结下不两立的仇恨。继后陈以修建新桥为名，设立办事处，派王仲生为主任，除征收来往的渡船费约二年之久外，还向商会勒派新桥捐十一万元。当时商会内部出现具有野心的文书谢杰英，对商会长的大权垂涎已久，即利用这机会勾结陈国辉部的泉永财政整理处处长刘超然，以新桥捐为威胁，迫走会长陈仲瑾，会长一职由谢取而代之，谢利用地位向刘大加吹嘘、奉承，开列巨商富户名单报刘开刀，强勒巨款，这样除达到刘的目的外，谢亦从中名利双收。至民国廿二年，十九路军入闽，泉州治安交由陆军六十一师，而陈国辉奉调南安诗山区驻防。陈的罪恶勾当亦为海外华侨控诉于省，直至陈为绥靖主任蒋光鼐扣押后，并令六十一师围剿陈部时，谢杰英闻讯溜到上海。会务由县党部支持北郊头家庄梓材代理。不久陈被省方枪决，原任会长陈仲瑾才敢回泉。四年来，地方十分紊乱，会长被迫远离一换再换，致使会务半筹莫展。 七、军统控制会务，利用时机，大发国难财 在第四届几无宁日的四年中已告届满，民国二十四年夏间，改选第五届，这届奉令改制为理监事制。经县党部派员监选，选出申、宁、厦郊的大商家代表蔡鼎常为理事长。蔡本身开设和成行及珍裕源行郊，各郊商对其很信任，这些郊商拥有资产最多，会权最大，占竞选的绝对优势，因此，理事中大部亦是蔡的派系。原会址由振兴小学内迁移南门城楼。这个时候社会派系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对商会理事的争夺更激烈。蔡原系党部军统(复兴派)的骨干，获选理事长后，引起中统派(CC派)万年芳、林庶应等的不服，指出选举非法，即联络永春帮的部分郊商及部分什途商联名呈控于省党部，省党部系中统派陈肇英控制，支持万年芳等人，责令县党部派员重选，筹备成熟后在县政府大礼堂进行选举。这时，双方都积极准备竞选，各显神通拉拢会权代表，大肆活动。当时，蔡设招待所于玄妙观，万设招待所于大观楼，持有枪械各不退让，大有一触即发之概。“当局”为防止发生冲突还派军警宪兵到场弹压，由于蔡派的资产多、会权大、占绝对优势，结果蔡获得胜利，选为理事长，理事也照旧。 怀有政治野心的蔡鼎常继续登上理事长这个宝座后，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为摆脱县党部的领导，即通过蔡继琨(福建音专学校校长，省主席陈仪的谊子，省参议兼省保安谘议，蓝衣社福建主干)的关系介绍给陈仪和省保安司令黄珍吾，委为省临参会的议员，加入蓝衣社并派为负责领导泉州一带。争得这么大的背景后，即大肆活动发展其政治、经济集团，如成立名义上是敬亲联谊会，实际上是政治活动集团的“千秋社”、“事亲社”、“荣亲社”，吸收的对象是属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社会有地位的人约卅人参加；联系一般工商分子备为将来竞选的骨干和作为基层活动等，人数约廿多人。并扩大消防队组织，成立消防大队部，派其骨干谢杰英充任大队长，陈珍为大队副。全市扩大为12个分队，队员人数达五百人，大多数是适龄壮丁，既增加蔡的可靠力量，又是壮丁避难所。又以苏泗宝、李映樵为首组织挺进队，吸收敢于滋事的人，用于争权夺利时作打手。创办福建日报，派谢杰英、刘国伟、王鲁石(均千秋社友)分别担任社长、经理、总编辑，作为其宣传喉舌。又举办社会大报(三日刊)，派陈沙仑、黄廉君、洪斌等分任总编辑、编辑、记者。这家报纸专门无中生有地污蔑、攻击、诬蔑人家，从中进行敲诈，如果敲诈不遂，则予以体无完肤的攻击。有以上的政治势力后，相应大肆组织经济集团，大干投机倒把、走私套汇勾当。在抗战期间，组织泉州大通船务公司，以永宁港口为吐纳处，设立办事处，建造货仓。勾结上海福建帮的奸商，进行大量走私和偷运土特产资敌。日寇侵犯永宁时，乘机趁火打劫。另以抢运漳米接济泉州为名义，组织泉州粮食采购联合办事处，派黄叔梓、陈荣灿为正副经理，进行投机倒把，贪污舞弊等活动。蔡曾因贪污案发被第四督察专员公署扣留，后经其靠山省保安司令黄珍吾及省主席的谊子蔡继琨设法疏通始了事。此外，在蔡任内还利用其地位勾结驻军第九师参谋长黄识芳，包庇石狮蔡培庆的大走私案，行贿驻军团长袁劲和营长单达等大贪污案。亦与杀人魔王驻军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一起，组织所谓轮运公司，实际上就是走私扩大机构，利用驻军的交通工具和证明文件与特殊势力，仅在同安白兔港就获利几十万元之巨。 由于蔡的不可一世的政治、经济势力，十分狂妄自大，引起党部和中统派的汪波、万年芳等的不服和眼红，联合复兴派的党部一部分执委和中统派的万年芳、汪波、林庶应、林中民等以及一些不满蔡鼎常的商民，在任期届满时，组织竞选办事处于泉州电灯公司二楼，准备竞选，以冀夺取蔡的宝座。 八、CC派掌握实权，官僚、买办大搞走私 双方正在积极竞选之际，县党部复兴派庄澄波与中统派万年芳、林庶应、汪波、林中民等人联合永春帮，以及资产最大的泉州电灯公司(达廿余万，有二百多会权)，相互协议，解决以理监事平分秋色，理事长则内定中立的电灯公司董事长李丹臣担任，于民国廿九年改组理事会。李名目上是个理事长，实际上只管监印工作，实权都操在复兴派、中统派及丁子意等常理会手中。这时候，是抗日中期，沿海受日寇的封锁，物资缺乏，市场十分萧条，一些大商户均化整为零，到处搞走私活动，会务停滞，连会费也收不上。但李亦不甘示弱，一方面和新桥头联荣行李克砌合营，利用李克砌的财力经营上海走私生理；另方面与关税务部门的负责人王绍兴、黄克立、杨庚生等合作，经营违禁进口的货物，不上二年，李克砌成为新桥头数一数二的大商家，而李丹臣亦属豪富之列。至于万年芳、汪波、林庶应、丁子意等常务理事则视为“大好良机”，大展其鸿图，汪波经营杏花村酒厂继而创办联友疋头行；林庶应扩大源美行的业务，由经营文具小批发进而发展到疋头、面粉、什货的大批发；丁子意扩大捷益行的投机生意；林中民创办鸿大行并利用常理地位勾结税务机关经营人口批发和杉木批发；万年芳亦经营西药买卖。至于县党部书记长庄澄波等党棍亦创办一家人口行号“晋大行”，庄为经理，丁子库为副经理，和郑健魂等人经营疋头、粮食、什货等大宗走私进口业务；执委王孝重、张子忠利用“中委”戴愧生，菲律宾国民党书记长柯俊智的官僚资本创办侨联行经营金钞、什货、疋头、粮食等走私活动，进而创设厦门、上海、香港等分行。周公甫开设新桥头永通电料行，王一平开立大疋头行，丁文塔扩大顺益行并开设维生织布厂等等。这批利用商会常理地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先生们，都“皆大欢喜”，随心所欲地大发国难财。 民国卅三年，改选第七届理监事会，这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末期，竞选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各派系都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对竞选之事不大注意，仍以协商办法，协定由蔡鼎常派的温和人物蔡光华出任理事长，理事亦平均分配，秘书陈廷湖。蔡光华虽为会长，但实权操在丁子意手中，内外事务的联系工作都由丁一手包办。这阶段的市场亦极没落，沿海被敌人封锁更紧，城市遭日寇飞机轰炸，居民纷纷逃难，市场极其萧条，会务几乎停顿，可是非法经营的走私活动仍然活跃。 至于野心家蔡鼎常虽被扔在商会外面，可是他的社会地位还是步步提高，还有省参议员、国民大会临时代表、省政府参议、福建日报董事长等职，在他的积极运动下，居然获得国大代表候选人资格，与林梦飞进行剧烈竞选。竞选失利后，为了扩大他的经济势力，往菲律宾活动创办修建石东、石永蚶汽车路，组织汽车有限公司。在旅菲汉奸蔡孝忍的鼓吹和支持下，蔡姓族人认股菲币二十万元。回国时购置商船一艘运载大批零售、汽油走私出口，获得巨利。果在短期内，不但辟通了石东和石永蚶等线公路，还利用磁灶吴家柏和大宅陈孔熊的恶势力收买泉官水汽车路路权，实现其从石东连贯通到泉州的计划。 掌握商会实权的常务理事丁子意，他跑官厅、广交官吏和善于奉承拍马，被中统的上级省党部书记陈联芬看中，认为丁大可培养，即指派丁为出席民国卅七年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泉州代表。丁回泉后即大肆施其拍马伎俩和开展其政治活动，勾结汪波、林庶应等人，被聘为汪波所办的适龄壮丁避难所建国商校董事长，积极为该校向商家募筹款项，充作其政治活动经费。并创办“工商三日刊”小型报纸，派黄克庸为社长。在县党部和CC派等的操纵下，民国卅七年第八届的理事长，果为丁子意出任。 自从丁子意担任商会长之后，官运十分亨通，除其为全国商联会的理事和省商联会的常理外，并受聘为省府参议。即以这些高官显爵的地位大肆勾结官吏，与一些县参议员及商会常委等，假丁文塔(常委，特务头子)的顺益行三楼设俱乐部作交际应酬场所，聘请舞女举办交际舞会，大办筵席宴请国民党军政官僚、特务、社会上的著名人士等，过着醉生梦死的下流卑鄙生活。同时还在商会里头和大商户家里，设局豪赌，搞女人，甚至恬不知耻地把姘妇藏在县商会长期居住。 丁任期内的一年中，洋货充斥市场，在大批舶来品不断涌进的情况下，泉州商业表面上好象日益繁荣，商会的业务亦较活跃，除了和税务机关相互勾结，阳奉阴违地多征捐款从中得利，抽一定成数的款项给税务机关的经办人外，其他部分则由商会一些人饱私囊，并在伪币贬值的时候利用公款放头寸，兑换硬币、金钞等，结合收取一些会费，亦为大商户跑跑官厅，行贿送礼，从中渔利。 临解放前夕，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丁子意，虽然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他还积极投入所谓“晋江县各界戡乱委员会”，名为维持社会治安，实际是“反共活动”。向商家大派粮款支持驻军交警团。当在徐蚌会战败退的刘汝明军的部队到泉后，大量派款和征集物资作为劳军，并借顺益行为刘汝明设立行辕，以各界的名义三日小宴，五日大宴，表示其对“党军”的无限忠诚。解放后，丁仍被安排为县工商联合会筹委会的执委，但由于他的敌视人民、敌视无产阶级政权，参加林德、李幼岩等的匪特活动，遭我政府镇压。 (原文载于1962年1月第四辑第4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