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民间的封建械斗，在解放以前的几百年中间，是相当猖獗的，特别是形成两大派系的斗争更为突出。以后，例如泉州的“东西佛”、惠安的“乌白旗”、同安一带的“大小姓”、晋江石狮的“强弱房”等，其械斗范围、死伤人命、财产损失、生产破坏，都是骇人听闻的，其中尤以泉州的“东西佛”的械斗，最为残酷，最为严重。 泉州的“东西佛”械斗，蔓延地区除泉州的市区、市郊外，就晋江及南安邻近泉州市的各个乡村，几乎都在“东西佛”范围之内，有的互相间世世代代仇隙深远，如遇一小小纠纷，亦有一触即发之势，进而酿成“东(佛)护东(佛)、西(佛)护西(佛)”，一联数乡、数十乡，相继列械参入格斗。其生命财产的损失甚为惨重。这一根深蒂固的“东西佛”械斗的陋俗，直至解放后，在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各种措施，经过了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的宣传教育之后，才得到了根本的消弭。但由于“东西佛”这一械斗的历史悠久，地区广阔，事件繁杂，虽经熟识这方面的社会人士加以追忆，尚难完臻，因此本文仅能就所知的一些情况加以整理为一概略，提供研究参考。 (甲)起源 泉州“东西佛”械斗，究竟开始于何时，如何形成?在地方文献上还找不到有关的记载，但据民间传说，却纷纷不一，今仅将主要的有关传说，摘录于下: (一)出于“反清复明”运动，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大致有三种传说: 1、闽南为明末清初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当时闽南一带，英豪志士，群举义旗，有的直接参加郑国姓军队进行抗清；有的在各个地方举义，而与郑成功互相呼应。后因郑成功进入台湾以及康熙时，清廷施加压力，迫令闽南百姓迁界，致使“反清复明”运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摧残，久而久之，这一些组织逐渐分化、变质，有的被地方封建势力所利用，清廷亦即因势而用，从中制造封建矛盾，以便于压制民族斗争运动，巩固其统治地位。 2、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许多“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如“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等盟、帮，久而久之，有的星散，有的变质，终为地方封建势力所利用，作为封建斗争的工具，故在“东西佛”的同盟村落间，仍常有“老兄弟”、“会兄弟”、“盟兄弟”等一类称呼。 3、清廷在康熙间，为镇压“反清复明”运动，借名治安，实为瓦解抗清的群众力量，将泉州地方划分为东西两段，而以当时告老回乡的施琅及富鸿基二人，分掌东西两帮，并各有六十名兵丁为“治安”武力，发给旗帜，东为四角红旗，西为三角红旗，继而利用民间迎神赛会之习俗，抬出“境主公”，四处巡行，如东段常抬出通源宫的“赵天君”、行春宫的“广平王”；西段是抬出三朝的“上帝公”、古榕的“赵天君”。在迎神赛会中，东西两派常常发生纠纷，酿成械斗，以此相沿，而形成为“东西佛”之械斗。(此说“东西”之分，似乎是以南北大街为中准，界分东西，这与后来错综分立的“东西佛”不同。) (二)另有由于施将军(琅)富翰林(鸿基)因嫁娶事件的纠纷而引起的传说，相信的人似乎较多。据说清初施琅有一女许配富鸿基之子，两家结成姻亲，迨完婚三日后，女家的亲属必须到男家会亲(俗叫探房)。当时施琅官为靖海侯，恃其势焰，事先令人询问富鸿基，嫁娶之仪要行“官礼”还是“民礼”?而富鸿基觉察施意，是欲丢他的脸子，迫不得已，乃约施琅行“官礼”。至是日，施即穿武官功服，气势赫人，并以“七十二队”壮大行列，迳往富家而来。不意富家则如常态，仅于厅中张起“尉曲龙伞”陈列权君信物“铁鼻”(民间有富翰林七日权君之说，有的说系陈出奉令主祭黄梧之子黄香度之诏旨)。富居中独坐，施抵富家时，一见此状，便匍匐入厅，先行“君臣礼”，然后相见。施自恃烜赫，而意外受此奇耻大辱，即与富家执怨如仇。自此以后，施就蓄意纠集所居凤池境及势力所及的境铺，寻隙向富家报复。而富家亦有预谋，同样地纠集所居奉圣等境辖民，列械与斗，因施家居凤池在东，富居奉圣在西，故“东西佛”之分由此而起。 (三)起于迎神赛会之纠纷，而逐渐形成的说法，主要是以:清初泉州城西湖尾巷朱道尹(名不详)，因恶病求白礁吴真人而得痊愈，乃建妙恩宫于己屋祀吴真人。后被移建于曾井巷口，改名妙恩；另有一林尚书(名未详)因谋占奉圣宫地建私宅，亦将奉圣宫迁往谈乾巷口斜对，祀田都元帅。因此奉圣与妙恩两宫，相距仅数百步而已。当奉圣宫移建落成之庆，抬出田相公欲往坑口“乞火”，并由林尚书主其事，因林与施琅有亲戚关系，欲壮“乞火”行列，而向施琅借出仪仗七十二队。讵料施琅许借后，又再反悔，乃煽动东门凤池壮汉数十人，预伏于中途，企图劫抢仪仗。林尚书侦悉后，也选数十壮汉以对抗，此事即演成一场恶斗。凤池人因此次劫抢仪仗落空，心怀不甘，乃于事后，再纠集数十人，潜往西门阴谋拆毁奉圣宫，以示报复；奉圣事前得悉，亦纠集人马以待，终因寡不敌众，凤池人乃退入妙恩宫，适有一奉圣人“跛脚庆”(姓名未详)途经于此，而凤池打手将跛脚庆误为奉圣人前来包围，一齐冲出，因用力过猛，冲倒妙恩宫一墙，刚好压死了“跛脚庆”。自此双方结下深仇，四出纠集铺境，建立盟帮，列械格斗。因凤池在东，故名“东佛”，奉圣在西，故曰“西佛”，至今民间尚有“东凤池，西奉圣，冲倒妙恩宫，压死跛脚庆”的谚谣。 根据以上传说，虽不完全可靠，但如果以“东西佛”这一名称来看，顾名思义，是与封建迷信有密切关系的。早在清嘉庆年间，南安的桃源乡(西佛)因修筑桃源宫及丰乐乡(东佛)进城拈香，而引起的“东西佛”械斗(详附录二)，距结案前后有一百四十七年，其起因出于迎神赛会。不过民间原有的械斗陋俗，应该早于“东西佛”、“黑白旗”等封建械斗的形成而存在的，当时可能以宗族与宗族，或村与村的局部械斗居多，嗣后发展为“东西佛”、“乌白旗”这一类大规模的封建械斗，其严重性自然就更大了。(当然在“东西佛”械斗当中，有时也夹杂着宗族与宗族的械斗，如光绪年间泉州、南安交界的刘、蔡两姓的大械斗，便是一例。)至于传说中所说的施琅与富鸿基两人的矛盾而引起的“东西佛”械斗，是有其可能性的，因为施琅与富鸿基两人，各仗其官势，互相倾轧，利用民间封建矛盾，来扩张私人势力，进行明争暗斗。这正是统治阶级本身内部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相应地也可来压制当时残余“反清复明”的运动。至于所传施、富的姻娶纠纷，恐是传闻附会，奉圣与凤池的械斗，应该是“东西佛”形成之后所发生的一个械斗事件，恐非“东西佛”械斗形成的主要原因。 (乙)事端 自“东西佛”形成以后，民间的封建械斗，就更为猖獗，“东佛”与“西佛”两大封建派系的斗争，日益尖锐，世世代代沿袭下来，其械斗蔓延地区，越来越大，双方仇隙越来越深，在各地的封建把头、恶霸、流氓……等等的操纵下，引起械斗的事端，就越来越复杂，常常是旧案未结，而新案又来，即使是小小的纠纷，也能引起大规模斗杀，但是最常引起械斗的事端，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起于迎神赛会:泉州一带的迎神赛会特别多，村村里里，一年到头都有大小不同的天香、设醮、普度、佛生日以及大规模的乞火、进香、装佛……等迷信活动，这些又最容易引进纠纷、发生械斗的。例如: 1、每一境或村都有一个“境主公”或其他菩萨，每年必须向它祈求平安，收放神兵、做天香、谢天、设醮、酬神等。特别所谓“天香”，常要抬出菩萨，进行巡境，贴“镇佛符”、“钉”来勘定境界或乡界。但常因越界“钉”、抬佛或放鞭炮过界，对方就认为奇耻大辱，而引起殴打、抢佛，以至列械战斗。例如民国廿七年(1938年)本市中和与生韩二境交界，中和境因镇符越过生韩境界，立即发生争执，继而以汽水瓶作为武器，互击互殴，结果中和境青年叶捌被殴受伤，生韩境保长林天恩并欲将叶捌送开元联保处，罪以流氓骚扰地方，加以究办。而叶捌原籍为小泉涧人，小泉涧境闻知，随即纠众三十余人，突入生韩境抢回叶捌。同时妙华境的石安郎、郭九、张炳熏等封建头子，亦乘机出而声援中和，欲向生韩进攻。后得东帮及中立邻境出而调解，始告息事。如此情况，村村经常发生，不胜枚举。 2、每年各地常有普度、酬神、宴佛、佛生日等民俗迷信节日，每逢这些节日必须大开筵席，四处演戏，常因看戏“打戏厢”、赌博、调戏妇女等，因而引起纠纷、互殴，后发展到大规模械斗。例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本市奏魁(西佛)普度，而当时有水仙境(东佛)数人，在胭脂巷口，因买卖殴打奏魁一菜贩。至农历八月初五日适值水仙普度，奏魁封建头子葛笃庆即纠集无赖流氓郭坎、许虾等二十多人，各怀刺刀、手枪，伏于水仙境井巷口，谋杀水仙人以示报复，误杀执节(东佛)王清桂(事详附录三)。在农村中，因“普度”而发生的械斗事端更为普遍。 3、乞火、进香、迎神这一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在闽南民间是非常普遍的，仅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例如泉州五堡的“康王府”、富美的“萧太傅”、树兜楼下的“大人公”、晋江许坑“王爷”等等的迎神、乞火，其规模之大，都是响动闽南的，其各色彩旗、廿四班头“马队”、“马阁”等队伍达万人以上，每次环游地区也甚广阔，但不论大小规模的乞火、迎神队伍，每次“东佛”要经过“西佛”界，或“西佛”要经过“东佛”界，如无事前通好(如投刺、拜访以借路)，势必引起留佛、抢佛之事发生，自然进而双方列械格斗，甚至数年、数十年、百多年难得和解的。例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有五伦(即龙会、凤池、桂香、水仙、小泉涧等五境，均属东佛，祀田都元帅)抬田都元帅前往南安坑口乞火，途经奉圣(西佛)境界，事前没有通好借路，而奉圣即纠众将五伦的田都元帅抢走，当场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打死凤池(东佛)人命十三条。据说凤池过去还将此被害者的血衣保存起来，于每年端午节拿出晒太阳，以作纪念。自此双方结下仇怨。至光绪廿 四年(1898年)有南安某乡(西佛)王爷，欲往泉州东岳庙“乞火”，而奉圣境　(西佛)抬出田都元帅及接香队，参加盟帮迎神，途经东街的东佛地界，此时龙会(东佛)为报前奉圣抢五伦“田都元帅”之仇，乃纠众持械伏于东街第三巷口(即东佛圣公境界)，抢走奉圣的田都元帅，将其关闭在涂门街三义庙内，当时虽经公亲调解，无法息事。至民国廿九年农历五月初九日，龙会在三义庙内，张灯结彩，大宴境主田都元帅。而奉圣在当时封建把头陈庚等的操纵下，企图报复“前仇”，曾暗中串通其盟帮后城，特别是与大特务黄克绳勾结起来，派出流氓，向龙会主持人林存实(俗呼西姑猫)打探情况，然后潜入三义庙，乘夜深及守坛人酒醉时，将龙会田都元帅抢走。后由公亲黄金炎等人出面调解，由公亲团代将田都元帅迎回龙会归庙，此案至此方算平息。另如亭店三凤乡(西佛)田都元帅乞火，也造成黄甲街(西佛)与南安丰乐铺(东佛)发生械斗等等事例，还是甚多的。 (二)为农田水利、码头地权、坟墓、风水这一类利益与地界之争执，致而引起械斗也是很常发生的。如在农村中，村与村的农田毗邻，自然在农民当中常有争灌田水或家畜毁坏五谷而引起纠纷；在近海近江地区也常有码头界或搬运权的争夺而引起纠纷之事发生；破坏“风水”或坟墓更是容易引起械斗的。例如:泉州的富美(东佛)后山(西佛)两地码头毗邻，其争执码头权利而引起的事端甚多，如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富美的董天庆(当时泉州有名大讼棍)、林水、邱青牛(封建把头)与后山的陈泽山(前清举人)、杨深、杨贡、吴德(封建把头)等人，就利用当地码头权纠纷，煽动及主持双方械斗，结果后山死人命一条，富美因此也耗费不少钱财，才算了事。霞州(东佛)塔内(西佛)也经常为争夺渡头，发生械斗。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晋江的砌田(东佛)与张林(西佛)也因水利纠纷发生大械斗。这种争夺与纠纷，都成为长期性、经常性的滋生“东西佛”械斗的导火线。 (三)另外如春节的“装人”、端午节的“迎龙王”、债务纠纷、买卖纠纷都有引起“东西佛”械斗的发生，例如春节“装人”(即化装游行)，民间是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泉州城内，许多“装人”的铺、境或村落，常有以“联络感情”为名，在盟帮间互相游行(如东佛到东佛、西佛到西佛)，而“东西佛”的铺境、村落是交错的，因要游行必须事前投刺以借路，才能通过，否则便会引起纠纷，以至械斗，甚至在“东西佛”交界处，由于导引队伍的“头枝火把”或迎“装人”的爆竹，逾越界址(俗叫洗铺尾)，往往发生械斗。至于债务和买卖上的纠纷本是小事，但如双方系属不同盟帮，其争执事端常因而扩大，以至于械斗。如民国三年(1914年)晋江余店(东佛)与福坡“西佛”，因贩卖鸦片，亦曾酿成大规模的械斗。民国四年(1915年)，泉州东郊外，江(东佛)万国庆因与邻村钱头(西佛)蔡蚶因年终讨债务，终于引起两村械斗，双方均有死伤人命，并波及市内的圣公、凤池、龙会、水仙等境(均东佛)，亦列械前往助战，酿成局部“东西佛”械斗。据说过去在晋江青阳附近有名的“大五乡”(东佛)与“小五乡”(西佛)的械斗，弄到死伤人命，许厝废乡，究其起因说也可笑，只不过因为当时小五乡有一人，路过大五乡地界，在路上因打自己身上的苍蝇而口角，结果也引起械斗。 引起“东西佛”械斗的起因，虽然错综复杂，但总而言之，有时某些事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协商解决的，过去封建械斗会如此猖獗，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铺铺境境、乡乡里里，都有一些封建头子、把头(或所谓铺董、乡里老大)、恶霸、无赖、流氓，在从中滋事、操纵，扩大械斗规模，以便从中渔利；加上封建的反动的政府和地方派系、特务、讼棍以及一部分“职业”和事老(即所谓公亲)与各地方的封建头子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不是化小事为无事，而是乘机制造矛盾，扩大事端，使械斗双方互相仇杀，酿成人命，然后从中勒索、敲诈，使许多本来安分守纪的老百姓，长期的无辜的遭受着“械斗祸”，弄到家破人亡，难以为生。 (丙)后果 泉州“东西佛”的械斗，假如从康熙年间开始算起，迄解放前为止，前后有三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敌对的械斗中，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这里仅从所知的几条事例等说明其严重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一)在“东西佛”械斗中，其最严重的后果，便是死伤人命，死的又都是安分安纪、无辜的老百姓居多，例如: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说为光绪末)泉州与南安交邻的刘、蔡两大姓，因蔡姓盖大厦，刘姓挡伤，引起两姓长期的械斗，据说双方死伤达数百人，屡次虽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双方总因为人命死伤的太多，无法解决人命赔偿费，而拖延下来，最后才由地方士绅、慈善机关、商会等出面向华侨及各方面募捐，代双方赔偿人命，方告了结。又如民国十二年晋江霞浯村(东佛)与浯垵、塘头村(西佛)因田水纠纷，列械格斗，牵连到东西佛各盟帮数十乡卷入大规模械斗，结果双方伤亡达数十人，械斗仇隙达数年，方告平息。如果从数百年来为“东西佛”械斗而作无谓牺牲的人命加以统计，其数目一定非常怕人，至少达数万人。 (二)由于长期的械斗，其仇恨是越积越深，械斗事件是越拖越长。例如泉州奉圣(西佛)与南安的丰乐(东佛)两铺，因桃源宫奠基，奉圣人前往庆贺，路经丰乐铺，被丰乐人侮辱，后丰乐到泉州元妙观拈香，路过奉圣，因口角而互殴，以至发生械斗(事详附录二)。其事发生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直至1945年才调解息事，先后计一百四十七年。另如晋江莲塘(东佛)与莲埭(西佛)双方发生械斗，前后延长十三年，死伤人命达数百条；厝宅被毁几乎成为废墟。还有如晋江的洋埭林(东佛)洋埭李(西佛)两村毗邻，居住民屋双方仅隔一巷而已，然两村因械斗成为世仇，平时很少来往。泉州的富美(东佛)与后山(西佛)为争码头权，经常发生械斗，形成为“不可调和”的仇隙。同时有许多地方由于械斗，而世世代代成为仇敌，断绝交往，不通婚娶。许多长期积怨下来的械斗案，在过去不得解决，直到解放后才和解的。如泉州的下洲村(东佛)与塔内、黄甲街(西佛)，于1947年杀死人命一案，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帮助解决，双方和好。 (三)由于“东西佛”械斗的产生，不但给军阀、土匪、地方派系所利用，甚至为他们制造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机会，使老百姓遭到更大灾难。例如清宣统二年(1910年)有民军头目赖乾(原为安溪土匪头，经当时驻泉提督军门洪永安招抚来泉)，驻于泉州南较场头大楼(属龙会境)，当时龙会封建头子虎母沙(不详真姓名)，即利用他来壮大东佛势力，百般奉承，而赖乾亦想勾结地方势力来巩固其地位，狼狈为奸。时义全(西佛)与龙会(东佛)有“东西佛”仇隙，龙会虎母沙即怂恿赖乾杀害义全封建头子陈恭。时赖乾探知陈恭在乌暗巷内开妓馆，有一妓女月娇，已为陈恭收为小妾，而赖乾偏要召月娇出馆卖唱，陈恭拒之。赖乾即以其开妓馆，窝藏匪徒，报请提督军门，将陈恭逮捕处决。这一事件虽为统治阶级与流氓的矛盾，但与“东西佛”关系也很密切。另如民国卅三年(1944年)水仙境奉田都元帅，欲往南安坑口谒祖，而路必经奉圣境，侦知奉圣境人准备抢佛，而当时该境董事吴玉、柳开明、王振坦等，即四出“募捐”巨款，请泉州军警护送出城，谁知当时特务汪波(时任第四专员公署谍报秘书)，以其所开“杏花村”酒店，被摊派一款，心有不甘，即将柳开明拘传究办，后由医师陈振辰(中统特务)出面说情，方以柳等所募捐的巨款转充建国商校(汪波所办)为经费而了事。再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晋江砌田(东佛)与张林(西佛)因田水纠纷发生械斗，酿成命案，而当时晋江县长吴德露即派军警驻在两村十多天，军警在村里即是“遇鸡捉、遇菜摘”，老百姓每天要杀猪宰牛宴请军警，据说当时每村每天要花费伪币二千多元。名为“镇压”械斗，实是老百姓遭殃。再如民国卅四年(1945年)奏魁葛笃庆谋刺王清桂一案，黄克绳、陈怀吾、王庆和各得黄金五十两，而王清桂作无辜牺牲(详附录三)。其他如“职业”公亲的假调解，讼棍的制造矛盾事情，多如牛毛，这里不多赘述，以待今后熟识此中内幕者，撰述此类专稿。 (附注:本文系根据阮道汀先生、何健魂先生撰写的“东西佛”原稿以及尤国伟先生整理初稿和政协文史会两次有关座谈会记录等材料，而由本会编委会连昭同志整理出来的。) 附录一: 泉州的“东西佛”地域分布很广，除目前泉州市区与市郊外，东至桥南，南至晋江青阳、张林，还包括今南安邻近泉州地界各村落，紫帽山下属于泉、晋、南三县市的村落，都在“东西佛”范围之内。在泉州市区与市郊，过去地方编制一般叫铺、境或铺、村，每一境或村，各都有一座或大或小的神庙(又叫“宫”)，各宫中祀有如田都元帅、保生大帝……等类的“佛”，这些佛有的叫“境主公”。每一铺、境、村都有三五豪强之徒，自称铺董，专门主办每年的定时节序的祭神、祈天、佛诞、谒祖进香、乞火、出巡……等等迷信活动，境与境，村与村，如属同盟者，还互相庆贺、应酬，故常因此而挑起械斗，械斗一开始，东帮东，西帮西，以相对抗，酿成大规模的东西佛械斗。然“东西佛”中的各境村，当时如何划分?怎样形成?现尚查不出其究竟。同时“东西佛”地区大，那些村落是属“东”抑属“西”尚未完全调查清楚，这里仅将泉州原有铺境属于“东西佛”者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东佛——城中有:凤池、宜春、百源、玉霄、五魁、应魁、圣惠、威惠、圣黄、通源、通天、忠义、圣公、桂香、和衷、中和、行春、崎头庙、灵慈、双忠庙、凤春、大泉涧、县后、执节、广平仓、生韩、南岳、妙因、惠存、妙华、小泉涧、龙会、水仙。 附郭有:仁风、东禅、草坡、水漈、湖心、后茂、势挚、花园头、普明、魏厝、府地、石笋、蔡洲、浦南、通津、永湖、鳌旋、青龙、二堡、三堡、四堡、津头坡等五十五铺境。 西佛——城中有:后城、文兴、龙宫、篮桥、约所、上乘、孝悌、义泉、都督第、大希夷、北门通天、河岭、孝友、彩华、平水庙、广灵、崇正、文胜、佑圣、奏魁、凤阁、桂坛、瑞应、奇仕、华仕、清军驿、白考、联魁、进贤、奉圣、联墀、紫云、五显、宏博、三朝、甲第、定应、古榕、高桂、义全、会通、真济、熙春、小希夷。 附郭有:坡任、潭美、紫仙、坑美、马加坡、田庵、塔前、塔后、洪林、段湖、霞美、普云、仁寿、帅亭、白水营、黄甲、溪后、沙尾下、金山、浦东、紫江、后山、后田、一堡、五堡等六十九铺境。 中立——二郎、崇阳、聚宝、水仙王、浯江、松里等六铺境。 不知何属——浯渡。以上三十六铺列出:东有五十五铺境，西有六十九铺境，东佛仍沿袭着凤池为首，西佛也沿袭着奉圣为首，各铺境是有大小之差，力量就有悬殊。那些中立的铺境，有时因依恃势力，倚东靠西，恒有变动，有时也会叛东就西或叛西就东，如东门附郭的仁风，原属东佛，却以种种关系，必要依附西佛，无如仁风境的人出入都要从东门经过，遂有俗语:“入城东，出城西”的存在。 附录二: 清嘉庆五年(1800年)，南安北门外西佛桃源乡修筑桃源佛宫完工，择二月初十日行“上梁”庆典，当时凡是西佛兄弟的铺境都备有礼品派人往贺。西佛奉圣有两人带大灯红彩等物欲往桃源乡祝贺，路过东佛丰乐乡时，那里有人鄙为妻舅辈冷笑说:“要去‘换花’。”奉圣只有两人不敢与较，当为无所闻，急步过境。 至五月初一，东佛丰乐乡乡董为求人畜平安，抬出铺主“玄天上帝”来泉州玄妙观拈香，当时凡是东佛兄弟铺境也以彩旗、鼓乐等等参与行列，以壮威风。这一浩浩荡荡的人群，入西门至玄妙观，一路无事，因丰乐的人要来泉城必从西门出入，西门内外属奉圣，在西门外一带有不少瓦窑，汤有信所经营的一个瓦窑正在修筑，地上散有沙石泥土，“玄天上帝”拈香诸事既毕，仍出西门，有的人于无意中步踏了泥土，汤就破口大骂:“奉圣婊子……。”瓦窑附近的工人立刻围来对骂，且以砖石相掷，丰乐人苏香额角被石子打中出血，一时群情汹涌，双方打闹一场，丰乐人不敌，退入东佛潘山街，佛轿、鼓乐、彩旗……破的破，丢的丢，颇为狼狈。在这当儿，西佛段湖乡的人，看势成骑虎，乃集了十多人，为缓和一时紧张局面，以息事通好为辞，将佛轿、彩旗、鼓乐等，为之搜齐整好，送至潘山街交丰乐人，请先迎还，以后理会，暂压乱局。 初二日，苏香向南安县呈告:“晋江奉圣人王君、汤有信、蔡义福等，纠集百余猛截途抢打拈香人，苏香被殴重伤，请验备案，并缉凶惩治”等语。奉圣人王君也现晋江县呈诉:“丰乐人苏文、苏元、苏香，靠伊财势，串通衙门，欺压良善”等语。那时西佛武荣、长寿两乡乡绅邀同附近十余乡长相议，以事件不宜扩大，因同往丰乐，拟请有关人等商讨息事，虽被丰乐人拒绝，后也没有任何动静，事遂于无形中平息。越年三月间，苏香因病身亡，于是苏文藉此向南安县呈诉:以“苏香重伤病发，乃告身亡，乞缉凶赔命”为辞。如此，事涉命案了。南安县的批辞:“苏香伤发身亡，一时未请本知事相验尸体，事属难凭，容候查实。”奉圣王君也呈诉晋江县“苏香非伤致，系染病身亡，请严办苏文诬告等罪。”晋江县的批语:“候会同南安县查明事实办理。”由此，双方互相控告很久，终归徒然。因上控府、道至按司，仍无结果。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行大赦令，原被告的命案也予以撤销，该案至此，已有16年之久，银钱所费殊多，各也无心是事，后又有东佛富春乡绅士请同西佛武荣、长寿两乡绅董，再出调解，仍被拒绝。延至1945年，桃源乡傅维杰偕乡长及糖房乡黄清风偕乡长，洪濑镇树德境乡长陈清培也请社坛、金溪、后田、楼下、顶堡、琉塘诸乡长，一齐向双方一再提出调解，这时双方以事经百多年，诸调解人为了息事且很诚意而来，以此，从诸调解人的意见，由奉圣赔丰乐佛轿、旗鼓、富春彩旗、鼓乐等件，另由诸调解人筹募款项若干(数目不明)送苏家亲属为前苏香丧葬费。这一调解，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并呈晋江南安两县备案息事，总看这一斗案从开端至结束计147年。 附录三: 民国卅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八日，为本市奏魁境(西佛)“普度”。有水仙境(东佛)数个青年在涂门街胭脂巷口(属奏魁境界)围殴奏魁一个菜贩，当时暂告无事。到八月初五日，适水仙境正在普度，奏魁境的封建头子葛笃庆(时为安盛兴牛灶老板，又名宰牛庆)纠集一些流氓无赖，乘机欲报复前水仙境人殴打菜贩之仇，即于是夜指使流氓郭坎、黄绳武、许虾、黄钱、蔡实基等二十多人，各怀刺刀、手枪，一面在各交界处的巷口街边放哨；一面派许虾、蔡实基二人潜伏在水仙境井巷口(在新门街)鼎丰药行店口，伺机发作，刺死水仙人。讵料当夜适有执节(东帮)人王清桂(系当时正平印字馆经理王庆和从弟，该印刷馆工友)途经该处，而当时奏魁蔡、许二人，误为水仙境负责人，遂抽出刺刀向王清桂的右颈部刺入，深寸余，王一时鲜血淋漓，大喊“救命”，幸其身体较为魁梧，尚能勉强拖命奔逃入井巷口转由金鱼巷、直至镇抚巷口“祝三医院”求诊，但因伤势较重，敷药后尚是鲜血直流不止，再又拖命回正平印字馆，抵门口因血流过多，不支昏倒而毙命。 谁知“曾参杀人，曾子受谗”，当王清桂被刺后逃向井巷尾转入金鱼巷时，突遇一个惠安籍的木匠和他碰头，而将血水溅上木匠衣上。当此案发生后，晋江县警察局(在庄府巷口)局长林健康、刑警队长陈怀吾，亲自出马前往出事地点检验“侦查”，而当时刑警队长陈怀吾、刑警组长陈庚(两人系叔侄)，属西佛奉圣境人，事前已知奏魁欲杀水仙人之事，因而暗中庇护凶手，忽闻有一个木匠，是夜混身染血，即不分皂白，将这木匠抓来吊打滥刑，而木匠始终不予供认。而二陈又暗中通知蔡、许二凶手逃避他处(当时逃往台湾，待案结后方回泉州)。 此案发生后，水仙与执节二境，亦侦知原为奏魁欲杀水仙人而误杀王清桂，遂将此阴谋向死者之兄王庆和说明，王庆和立即将这冤情，向其义父黄克绳哭诉(黄时任晋江县参议会议长)。黄即通知警察局长林健康、刑警队长陈怀吾二人，应该主持公道，缉拿凶手，可是杀人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仅能从当时主谋者葛笃庆下手，而这时黄克绳、陈怀吾与王庆和均认为这是“发财”大好机会，但葛笃庆的老婆马燕燕又与黄克绳的姨太太绢舍又是结拜姐妹，算来也有亲戚的瓜葛，因此主谋杀人犯与死者家属均提出由黄克绳主意处置，黄克绳乃与王庆和、陈怀吾相议，以追索赔偿人命款而假公济私的平分秋色办法:①由葛笃庆独付赤金三十两。②由陈怀吾对奏魁等西佛施加压力，令其统筹赤金一百二十两，合计一百五十两。结果葛笃庆西佛各境，惧怕恶势力，均如数交款。然此等款项，虽名为欲作为赔偿死者人命案，实为黄、陈、王三人分赃款，其中王庆和得五十两，黄克绳、陈怀吾各得五十两。一场人命官司，到此草草了结，吃亏者还是无辜牺牲的王清桂。 (曾连昭整理) (原文载于1962年9月第七辑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