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1900年(清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我国人民的义和团运动和庚子战役，使帝国主义者认识到我国人民反侵略力量的巨大和坚强。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无法实现。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他们除用军事和经济直接向我国劫夺外，更以宗教为工具来和军事与经济配合，加紧侵略我国。 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者感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中国“传教”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英国外相曾公开向“英美传教会”提出要求，要“传教会”今后(1900年后)派遣“教士”要慎重选择，“传教”的形式要更加隐蔽和伪装，就是说，要选择能十足伪善，能施行假仁假义，能更忠实地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服务的“传教士”来我国。这样，从1901 1910年的十年间，这个侵略中国的大本营“英美传教会”所派遣来我国的“传教士”为数约一千数百人。他们都被认为是“合格”的，其中有一批被遣送入闽地区来的“传教士”依例须先在厦门鼓浪屿英美领事馆住了一年或半载，以便学习各地的方言并熟悉闽南各州县的地理、历史以至物产风俗及人民生活情况，然后开始从厦门进入内地去从事他们的“传教”活动。这批负有特殊任务的“传教士”中，就有安礼逊及罗励仁二人。他们是被派到泉州地区来“传教”的。他们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泉州地区利用宗教做幌子，实行对我国侵略的“先驱”。以后陆续被派来泉州协助安、罗二人“兴办学校”、“设立医院”和“建筑礼拜堂”的“传教士”、“医生”和“教员”的有:林有理、竺罗绮、郭仁爱、陈安理、白瑜纯、满约翰、苏为霖、温得喜、乐仁智、锡鸿恩、黎德渊、兰大辟、丁乃明等数十人。其中在泉州时间较长久，所起对泉州地方的危害作用较大的就是安礼逊和罗励仁两个人。二人之中，尤以罗励仁在泉州的时间最长，活动的范围也最广泛，所起对泉州地区的危害作用也最烈。泉州人民莫不恨之刺骨。 罗励仁是英国南部威尔士人，是保守党人。十足“尖头鳗”派头(绅士)，极轻视中国，于1902年，由英美传教会，内地会以“传教士”兼培元中学和养正小学“教员”为名义派来泉州的，他长期居留泉州，先后和清末泉州封建官僚泉州府知府李增蔚，北洋军阀泉州驻军头目马步云、台永升、王永彝、孔昭同以至国民党反动派驻泉州的伪师长，旅长等都有过勾结。甚至连泉州著名土匪如高为国、陈国辉和他也有往来，当他任惠世医院院长时，医院董事会所聘请的董事是泉州国民党反动派、流氓头子郑健魂，封建把头刘国伟，商会会长蔡鼎常，特务丁子意等，另外再物色一些地方老宿如曾振仲等人来做穿插。1943年，伪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伪保安司令黄珍吾来泉州时都是住在罗励仁家中，罗曾大宴他们。1944年，华安“中美合作所”美方要员二人来泉州，也是在罗励仁的楼房上住居的，通过和这些反动人物的勾结往来，他就一直取得在泉州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的许多便利。 他又借口以到内地山区去“传道”和“调查教会状况”为名，到内地去大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他所走的路线通常有两条:一条是坐轿子或骑马，由泉州出西门到丰州，再到南安的洪濑、诗山、永春、蓬壶、德化、赤水，一直至大田县，另一条路线是出泉州新门到南安的溪尾，入大宇至英都，抵安溪县城。再由此进至湖头或长坑(长庚)。据他自己说，这些地区都是属于他的“传教”范围，也是罗励仁最熟悉的地方。他所过内地山区，经常是寄宿在各当地的礼拜堂(山区礼拜堂每空出一间较清洁的房间以使外国“传教士”居留)或住居于教徒中的地主、富农家中。他每到一个地方，自然照例须在各该地礼拜堂主持礼拜天的演讲，但主要的是在沿途所经各地，详细采访各处的地势，山脉和河流，以至气候、物产，特别是矿产，他最感兴趣。甚至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和驻军情况，都详细调查记录。所以他经过的地方通常逗留三天或五天不等。1921年以后，这只蒙着羔羊皮的豺狼，多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负责调查闽南各地的共产党活动情况，随时向英美驻厦门领事汇报。他的间谍活动恰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他沿途所经各地，每兼为培元、培英两个学校作宣传，并邀山区各地教徒的子女来泉州接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当他在培元中学做英语“教员”时，在课堂中常以“我的家乡”“我的生活”和“我们山区的风景”等来作为学生英语作文的命题。有一次，一个安溪籍的学生在作文中说:“我乡铁矿埋藏甚富，我家世代以冶铁为业。”罗于下课后，就叫这位学生去和他作个别谈话，实际上就是要了解安溪内地铁矿分布及生产情况，以补充和了解他足迹所不能达到的偏远山区的矿产实况。在这以后，他就在上英语课时，竟无耻地对学生们说:“福建省虽有铁矿，但铁的含量不多，并且混杂有许多硫磺在铁矿中，所以铁质很脆弱，容易破碎，不能炼成钢材，工业上不需要这种铁。”他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欺骗少年学生，使学生们对本国、本省所产的铁矿失去信心，我当时就是被他欺骗过的一个小学生。 公元1919年，我国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风声所播，全国响应。泉州青少年，以省立第十一中学为首曾发起一次空前规模的示威大游行，培元中学和养正小学学生也激于义愤，参加示威。可是罗励仁和安礼逊两个帝国主义者对此竟大为恼怒，认为是“触犯校规，不听命令”。将学生代表开除学籍，并禁止学生外出。但愤怒的学生，不顾一切，终于冲出校门，手执“不作亡国奴隶”的旗子，口唱“五月九日……呜呼我国耻……”的救亡歌曲，参加游行的队伍中去了。返校后，大队学生冲到安、罗两帝国主义者的住宅，质问他开除学生代表的理由，安、罗两人初仍坚持，继见学生来势汹汹，才答应收回“成命”。 罗励仁除在泉州地区干下了许多罪恶活动外，还经常和另一只披着羊皮的恶狼“英国公会”派驻厦门的直接负责人、鼓浪屿英华书院“教员”兼“传教士”洪显理接触联系。他们两人至少每隔三、五个月，便有一次会晤，彼此交换对我国侵略的情报。洪显理和罗励仁一样，是身材短小两肩尖削，目光炯炯的矮怪物。英华书院学生绰号他做“矮仔洪”。这只豺狼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帝军队登陆并占领鼓浪屿时，被日帝宪兵逮捕，其住宅也被搜查。日宪兵司令部宣布他是“米(美国)英间谍”。至此，这只披着宗教及教员外衣的豺狼的真面目才被揭露出来。洪案发生后，罗一直缩在鳖洞里，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前夜，罗不敢再渡厦门任何一次。虽然如此，但他的特务活动并不因洪案发生而有所敛迹，反因太平洋战事的发生，借口中(蒋记中国)英同盟，公开钻进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机构去大肆活动，经常出入于伪指挥部、伪县政府、伪县党部、伪法院航政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处，通过和这些伪机关的串连，也使他获得一定数量的材料和情报。这个时候，他在泉州创立一个所谓“国语崇拜会”，于每星期三、五晚上在他自己的家中会客室举行“礼拜”仪式。经常被邀参加的有伪指挥官、三青团特务头子陈重，伪县长陈石和吴德露，伪航政局长裘某，伪电报局长孙慷，伪邮政局长黄延辉(解放前夜逃往台湾)，此外，常去罗家参加“崇拜会”的还有泉州军统特务头目黄石茨、庄华、叶燕文、黄世隆和三青团特务大头子吴春晴、陈国基等。上述这些人，每于“崇拜会”后，大家散了，而他们还留在罗励仁家中密谈，其间陈重和吴春晴最常留于罗励仁家中，和罗作长谈。据罗向人解释，他们两人所以常碰头，就是陈吴两人很喜欢罗教他“学习”英语的缘故。有一次，当陈重驻军洪濑时，罗励仁也不惜数十里的长途跋涉，到洪濑去找他，并留洪濑一个晚上才返泉州，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远途走访陈，他说专为去教陈“学习英语”。这真是天晓得的事! 1944年，罗励仁由英国驻福州领事赋予如领事一样的职权，使他在闽南一带便宜行事，并赠他小包车一辆，以便罗往返于沿海及内地各处。从那时起，他对外交涉事情就直接用“英国公会闽南办事处”的名堂了。这时因尚在战争中，教会的所谓“闽南辖区”，实际上已经由泉、漳、厦各地扩大至闽西的长汀去，甚至伸展势力到广东所属的汕头区会了。当然，他的特务活动范围也跟着教会辖区的扩大而大为拓展了。罗励仁在这一时期竟公开在泉州设置一架收听及发报的无线电台，安置在市北门外的赐恩山佛殿里。他常于星期三早晨及星期五下午去赐恩山收听和发出“消息”。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经常到赐恩山去?他说:山上风景清幽，在那里准备讲道的题材比在城中安静得多。实际上他所收听的都是蒋记政权在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消息。 有一次，他在南街礼拜堂主持礼拜，在“讲道”时，公开说:“现在(1941年年底)中国有许多人在攻击我们英国。(其实是反对当时英国首相邱吉尔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应日帝要求，封锁中国西南国际路线——滇缅和滇越公路，以迫使中国在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条件下，去向日本屈膝投降)须知，中国目前的真正危险在共产党的破坏抗战。”又说:中国人用土炮和大刀去抵抗日本的飞机坦克，要想获得胜利是很难想像的。俄国面受德国的强烈攻击，也无力帮助中国。只有英美，是中国“忠诚”的朋友，所以只有:①“依靠上帝”。②“依靠美国和英国”。才会获得最后胜利。另一只披着“医生”外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锡鸿恩，早在我国抗日战争的翌年，德国公使陶德大“调停”蒋记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时，在泉州惠世医院用极讽刺的口气说:“中国如不乘此次日本和议条件这么‘宽大’时，向日本求和，则一旦日本‘大震怒’了，到那时，日本条件严酷了，战又无力，和又不可，则悔之晚了。”说完，嘴脸作鹭鹚笑。 帝国主义者，在当日本全面侵华时都想牺牲中国，来保持他们自己在中国已经劫夺到的利益，他们反苏，反共，反人民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要是没有咱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作长期的坚强抗敌并坚持团结抗日，随时揭露蒋介石屡次和敌人勾结，准备向敌投降的阴谋，则蒋介石早已把全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了。根据蒋介石的“哲学”是:“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见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158页，引1931年8月，蒋介石在南昌军官训练团演讲)据此，他宁愿出卖祖国，甘心和帝国主义勾结，并集中一切力量来屠杀真正抗敌的共产党人。而帝国主义也必须通过蒋政权才有可能来扩大和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劫夺。罗励仁在泉州地区的特务活动，不过是这一出戏剧中的一个丑角而已。 罗照例是每隔三年或五年，返国一次，名义上是回国“探亲”，实际上是去向他的主子汇报他在华的工作“成绩”。 在他每次返国时，常把平日在泉州地区所盗买，或通过教会中的上层分子所“赠送”的我国古文物，如瓷器、字画或铜镜等，混在他的行李中盗运往英国。不但如此，据我个人所知，1917 1918年，有一个美帝的走狗，日本流氓名叫三田仁井的，在南安洪濑汉忠医院长期假为人“镶牙”和“照像”为业，在南安、永春、德化进行活动，盗劫去不少明代德化名窑瓷器，其中包括名手何朝宗塑造的乳白瓷观音像。这个日本流氓所以会长期隐藏在内地以“治牙”及“照像”为掩护，就是通过当时罗励仁向南安著名地主兼恶霸黄汉忠介绍，所以才可能在黄医店中大干其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一直至1919年我国“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在内地人民注目下，这个为罗励仁所介绍的帝国主义爪牙，日本流氓，才不得不夹着尾巴溜之大吉。 国际特务罗励仁在中国前后45年，在泉州和闽南各地所干的罪恶活动，其范围是异常广泛的，泉州人民多半认识他。也很恨恶他，把他起个绰号叫“猕猴猡”。1945年夏天，他穿着白衣裤到南安九都乡去活动时，九都农民鸣锣集众向罗围攻，说是捉获一只“白猴精”。(见1946年6月份泉州日报)1947年，他在返国途中死于香港。 (原文载于1961年6月第二辑第1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