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槟榔屿的地理位置 槟榔屿是马来亚西北部的一个大岛，也是马来亚除新加坡以外的一大个城市、大港口。岛上居民在当时约有二十多万人口，其中华人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商店也约占同等比例。泰国、缅甸和苏岛，很多华侨富豪都在这里建有住宅和别墅。岛上的商业繁盛，文化发达(有全马闻名的钟灵中学、福建女学等)，风景美丽，气候温和，游人众多，成为一个东南亚的游览胜地，有“东方瑞士”之称。 二、槟城华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槟城华侨同新、马各地华侨一样，都是热爱祖国的，他们长期以来都渴望着有一个强盛的祖国，所以他们在几十年前，即热心支持孙中山领导下的辛亥革命，自蒋介石匪帮公开背叛革命，实行了卖国媚外和反共反人民的暴政以来，许多爱国侨胞，愤慨万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和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被蒋介石出卖，又在“闽变”事件被蒋匪镇压以后，广大华侨懔于祖国的危亡，对蒋介石卖国亲日，更加深切痛恨。所以，“西安事变”一发生，槟城华侨的救国抗日情绪，更日益高涨，尤其在“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抗日救国的热潮冲激着广大侨胞的心坎。在马来亚共产党槟城市委的领导下，经过了一段筹备和发展，便即正式成立槟城华侨工界各业的抗敌后援分会和工界抗援总会，选举李义生任工抗总会总务兼工抗除奸团团长，张坤任工抗总会组织部兼除奸团副团长，郑阿春又名中惠任宴会部。接着，学生反帝大同盟也改组为槟华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组为槟华学生界抗敌后援会，选谢××(现名谢白秋)任学抗总务，陈焕(又名陈青山)任组织部，陈凌任宣教部，杨果、钟振康、江发源(又名江毅)、庄江福、江文英、陈锡清等为委员。文化界亦由左翼联盟改组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同样经过一个短期的筹备和发展，不久亦即改组为槟城华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选陈家光、王济弱、庄重、郑文光、沈星云、张××为负责人，开始进行各种宣传组织和抵制日货打击奸商等活动。同时，槟城华侨各界抗敌后援总会也开始筹备起来了，当时的筹备委员是吴绍林、李义生等人，并决定改变以前的组织和活动等方法方式，坚决反对已往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大力争取公开或半公开形式(当时的口号是争取公开路线)，以便更有效和大批地争取广大爱国群众。工作上和发展的主要方向，首先在组织方面是大量扩大工抗、学抗、文抗的组织，店抗、妇抗、青抗也相继建立，并向各行业团体、社团、会馆开展联系和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其次在行动方面，则主要是开展抵制日货、打击奸商等工作。当时，槟城华侨商界经营日货的很多，日货充斥着市场，所以我们的工作，便针对这一情况而以抵制日货打击汉奸为行动中心。那时候，我们对付经营日货的侨商的方法方式:首先是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劝告、警告；第二步是把奸商的招牌涂上黑油，丢臭鸭蛋或泼大便；第三步是选择奸商中最大最猖狂的刈掉他的耳朵，并当场发传单、贴标语、宣布他的罪状。那时在数十起刈耳朵中，最有名、最轰动的一次是刈大汉奸李义速的耳朵，并把他的耳朵和宣言一起用竹竿缚在街头示众。此后，槟城的奸商便告敛迹，不敢公开经营，市上的日货也日渐减少，而槟城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和除奸团的威信，便日益提高了。槟华的抗日救国运动，已逐步走向蓬勃发展的阶段了。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我们的抵货除奸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胜利时，汉奸和英殖民地政府的勾结加紧了，运动是在日益困难中进行的。每当我们的除奸团在进行工作时，汉奸便起动殖民地政府的暗排(即侦探)和马踏(即警察)出来干涉并抓我们的除奸队员。因此我们每次的行动，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周密布置，不但要考虑到对付奸商的方法方式，还要考虑如何对付殖民地政府的“暗排”、“马踏”的威胁等等方面。但是，自古以来是邪不胜正，经过历次的斗争，我们得出一个好经验斗争要依靠群众，不要单靠除奸队员，有了广大群众的掩护，任他“暗排”、“马踏”如何凶恶，结果都是以我们胜利、汉奸走狗们失败而告终。加上了我们坚持把打击点集中在汉奸和大奸商的身上，目标既鲜明又突出，打击面又集中，尽可能不牵涉到英殖民地政府。对他的走狗们，我们也避免给予太严重的伤害，尽量和他斗智斗理；在危急时，则动员群众排解、阻拦、硬拉、强抢，使走狗们无法施其技。因此，我们行动的爱国性和正义性，不但为我侨胞所拥护，也为当地人民所赞许。 特别使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除奸团中有二三十个十多岁的小英雄，他们都是工抗、学抗和店抗的优秀会员，他们不但勇敢，而且非常机智灵巧，他们的行动真是神出鬼没，快捷如飞，弄得走狗们也为之心惊胆战。 随着日寇兽军向祖国内地的大举侵入，随着我们抗日除奸工作的开展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的逐步深入，随着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宣布，对全国人民发出团结抗日的正义号召，槟城华侨的抗日救国思想更是日益发展和深入。特别是在广大侨工和侨生的积极行动的影响下，同时也受新加坡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在陈嘉庚老先生领导下的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等工作蓬勃发展的推动下，槟城华侨各社团的爱国人士和侨领，便召集以各帮侨团为单位，推选出代表人物，成立槟城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简称槟华筹赈会)，正主席刘玉水(福建帮)，副主席伍瑞琴(广东帮)、林连登(潮帮)、蓝渭桥(客帮)、王景成(福建帮，兼财政)，总务主任刘怡明(晋江人)，募捐股主任庄明理(泉州人)、张兆和等，宣传股主任黄亮(南安)、方君壮(潮州)等，妇女部主任李惠英，秘书主任卢斯(潮州)等组成，于是槟华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全面发展了。跟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北马妇女互助会也在祈月兴(客人)等的倡导下成立。北马文化俱乐部也以蓝渭桥任主席，曾圣提、李少岳、方君壮等任主席，以黄亮任总务，王济弱(泉州)、卢斯、陈家光(潮州)等人任委员而组织起来了。这时候，槟城的店员界、小商界等各界的抗敌后援会，也都先后正式成立。店员界以温学文(又名温平)等任主席，同时以地方、以职业性质为单位的各种公开的公馆、社团都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槟城华侨界的大团结的客观基础。这时候槟华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筹备工作，已告完成。槟抗筹委会便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召开槟华各界抗敌后援会选派代表出席自己的全槟代表大会，以便产生正式的领导机构。 一九三八年的五六月，在一个晴朗天气的早晨，二三十个男女代表们，齐集到槟城著名的风景区丹绒武雅十几英里的一家吃风楼上，他们以办喜事吃风的形式，在那边开了两三天的大会，这就是槟城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个大会上，讨论了槟抗筹备期间的工作总结，存在问题和经验教训。会议并对槟城的当前形势做个分析和估计，并当场以民主方式选出十五个代表，组织第一届槟华抗敌后援总会，再推选五人任槟抗总会常委，公推吴绍林(晋江)任总务，李义生任组织，陈家光任宣传，谢白秋任青年学生工作，×××任商业和社团工作部。会议还决定各部可以自己物色适当人材，经槟抗常委通过组成委员会，进行工作。会议并决定委派绍林通过王济弱、黄亮、庄明理进行与槟华筹赈会取得全面联系。而当时筹赈会的工作迫切需要全面开展，很需要我们对它的协助。但是他们很怕我们行动会过于激烈，担心会连累他们。经过多方协商，双方同意今后一切公开的宣传、募捐等工作，以筹赈会宣传股和募捐股出面；如属抵制日货、打击奸商或大汉奸，以抗敌后援会或除奸团出面。而双方的行动，必须事先联系、密切配合。经过这次的协商，各种工作基本上都达到协议，从此槟华抗日统一战线便形成了。槟华的抗日救国运动，便开始走上一个全面开展、全面活跃的新阶段。 三、震动全马的华侨爱国抵制日货斗争——槟城捷茂黄豆风潮 约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前后，一个晴朗的夜间，槟抗组织部李义生和张坤二人，匆忙地赶到北马文化俱乐部来找绍林和陈家光，报告工抗和除奸团所获得的消息:“段落申圭捷茂老板叶文畎于今晚下半夜将进口成千包的日本货大连黄豆，正在各处招集大批搬运工人，夤夜起货进仓。”当时经陈家光、绍林等共同分析，认为这是大奸商集团有计划的一次进攻，便一面布置召开留会常委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派出侦警人员深入了解情况；同时通知各分会进行动员准备，听候指挥。会议认为叶文畎是槟城头号的大奸商，平素与英殖民地政府有勾结，在全槟抵日货运动情绪高涨时期，叶胆敢进口大批仇货，必有反动势力作靠山，也必有其阴谋诡计，必须认真对付。当时估计，以叶文畎为代表的奸商集团可能认为:(一)抗敌后援会虽然一时威望很高，但未必有巩固的群众基础，可以冲垮；(二)叶为筹赈会常委之一，筹赈会不敢轻易发落他；(三)有王友仁的反动势力支撑，而且他本身也拉拢一部份群众，有实力对付我们；(四)有英殖民地政府作靠山。他们从这些错误估计出发，认为有得胜的把握，若此举成功，一则可以打击抗援会的政治威信；二则可破坏筹赈会和抗援会的关系；三则可以压制槟城华侨反日情绪的高涨，可以大发“国难财”，并取得日本洋行更大的信誉和英殖民地政府的重视。叶文畎的计划是:利用深夜突击起卸，船到就起货进仓，使我们措手不及；如遇阻力，就凭借王友仁、王永福的恶势力强迫工人起货；最后才摊出英殖民地政府这张“王牌”，以警棍胁迫工人起卸。我们对大奸商集团作了正确的分析后，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斗争，获得胜利，可以更沉重、更彻底地打击奸商和日寇的凶焰，激起槟城华侨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更好地推动筹赈和抗援的工作活动。我们总的要求是加强组织宣传力量，把“黄豆事件”变成全槟城的反奸运动，因此必须恰当地利用英帝与日寇的矛盾，积极开展华侨的爱国运动，团结华侨中倾向进步的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奸商和反动派。 天没亮，捷茂的货船靠岸了，捷茂的“出海”急忙在强迫码头工人起卸，工人指责:“仇货我们不起!”顿时嚷闹声冲破寂静的夜空，工人们不但不为权力所恫吓，而且是个个义愤填胸，揭开了“捷茂豆潮”的序幕。工人纷纷跃进船舱，有的把麻袋戮破，让黄豆遍地滚；有的把黄豆一包包丢到海里去。捷茂的“家长”(老板的代理人)见此情状无法制止，就急奔报告叶文畎。我们得悉“码头工人反奸的怒火升腾了!”正义的火焰将会迅速蔓延开来。于是抗总立即召开三人紧急会议，进行战斗部署，决定(1)设立前方指挥所，以李义生和张坤为前方指挥员；(2)通知各分会以干部和除奸团员为骨干，组织群众有领导地向码头集中；(3)在北马文化俱乐部设总指挥部，由绍林和陈家光负责总指挥；(4)由前方指挥所派出五个最忠实可靠的干部作为指挥所和指挥部的联络员，在一般情况下最少每半小时汇报一次，紧急时，十至十五分钟汇报一次。指示各指挥员应抱冷静沉着态度，避免酿成惨案，如遇英警抓人，就发动群众大包围与之说理，迫其释放，不得已时才实行强拉硬抢的办法。指示除奸团警惕和制止反动分子乘机破坏活动，维持群众斗争秩序。此外由学抗、工抗抽出干部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及时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指出斗争目标，防止严重错误事件的发生。 当叶文畎听到工人把黄豆抛进海里的消息后，就偕王鸿美老板王友仁坐小汽车，气势汹汹地直奔筹赈会，企图胁迫筹赈会出面干涉。筹赈会即严词加以拒绝。叶、王二奸，就直奔码头，妄想以威势压服工人为其起货，岂知有觉悟的工人不但不畏缩，反而挺身而出，严加痛斥。叶、王竟然扬言:“如敢抵抗，决以武力对付!”工人见奸商“不畏众议”，反而如此猖狂，个个摩拳擦掌，齐步迫前。叶、王见彼威胁无效，随拔出短枪企图以凶器逞威。工人见此情状，群情千万倍高涨，就以手中工具为武器，猛向汉奸们包围过来，王友仁妄图拚死命挣扎，竟然连发数枪，这时工人喊声如雷吼，竹杆、铁钩一齐挥动，奸商见工人势锐不可当，就遁入车内向市内的段落中街奔跑，数千工人群众，乘势直追。奸商潜入王鸿美店内，忙把铁门紧闭。群众跟着如潮水一般地涌到，把王鸿美店口和工厂，围得水泄不通。“打倒奸商叶文畎!”“打倒奸商王友仁!”的口号声震动了市空，怒吼着的数万群众终于把铁门打开了。叶文畎、王友仁及狗腿们见群众越来越多，有如排山倒海之势，早已吓得混身发抖，都跑上二楼，并把铁楼梯盖放下加锁。群众像蜂涌一般冲上楼梯，但铁盖紧固冲不开，同时汉奸狗腿们手里拿各种武器守在梯头，声言再冲即泼滚油。领导的同志为提防汉奸们最后下毒后，下令停止冲上楼，并将群众留下一部份守住楼梯，不让奸商们逃走；一面领导另一部份群众把王鸿美店中、厂里的货物搜出放火焚烧，同时领导群众冲进王鸿美肥皂工厂去，捣毁他的生产工具和机器。王鸿美的工友们被数万爱国群众的热情所激动，便也踊跃参加斗争队伍，带群众打开栈房油库，把所有苏打(制肥皂的烧碱)一包包搬上大罗里(大卡车)，一车车运去丢进海里，把满栈房的椰油也一桶一桶地打开，让椰油满栈满街像潮水一样地奔流，最后把王鸿美的汽车及大罗里驶到海边，泼上汽油放火烧掉，厂里的大肥皂鼎因太厚又牢固，铁锤打不破，铁厂工人用大钢钻一个个地钻通，然后用大铁锤逐个打成碎片。街道上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打倒奸商叶文畎!”“打倒奸商王友仁!”“彻底抵制仇货!”的呼声，震天动地。忽然间，有辆小包车和一辆大狗车驶到王鸿美店前停下，车中跑出一批“马踏”和“大狗”，高抬双手，呼群众让开一条路，群众以为是来捕捉叶、王二奸商的，也即让开，给“大狗”和“马踏”上楼去，霎时之间，“大狗”在前，“马踏”在后，带着王友仁、叶文畎下楼而来，群众大呼“打倒大奸商大汉奸叶文畎、王友仁!”“彻底抵制日货!”等口号。这时“大狗”、“马踏”把叶、王二奸推上汽车，向过港仔头条路一带驶去。当时群众大呼“严办亲日的奸商叶文畎、王友仁!”一面喊着口号，一面追着汽车从后面跟去。初时以为英殖民地政府是把汉奸解押到五盏灯马踏厝(即警察局)去，后来发现汽车向日落洞路直驶而去，群众中有人说，刚才的汽车车号是王永福的，群众才知是受骗，顿时怒气冲天，痛骂殖民地政府袒护奸商。码头运输工人遂即赶回码头，驾出大批罗里车，群众争相爬上汽车，追着向日落洞赶去，潮水似的人群，也跟着跑步从后追去。走狗们狡猾异常，知道群众一定很快赶来，一到王永福(英殖民地政府走狗，槟城洪门最反动一派的头子)的家，很快即转车向市内涠田仔中央警局去。另一方面在王永福家门口，布置大批“马踏”，装得很凶，要赶散群众。这时载群众的汽车已陆续赶到，跑路赶来的先头群众也陆续到来，开始在和那边的“马踏”嚷闹了。当时前方指挥部得总指挥部的指示，汉奸们已被接入中央警局了，即令领导群众转入市内，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暴露英殖民地政府庇护奸商的真面目。成千上万的群众，又相继地涌到市内。是时大批手里拿着木棍的“马踏”、“暗排”，已开始布置在市内的九条主要街道了，他们企图以巨大的压力来驱散群众，破坏我们的抵制日货爱国运动。我的宣传队为大力揭发奸商的丧心病狂、叛卖祖国、支持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号召广大爱国侨胞，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在街道两旁观看的群众，闻声响应，大批投入运动，游行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大狗”眼见游行队伍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已渐渐感到不能控制，便下令动手驱逐，企图及时以武力赶散游行的队伍。但是，反动派和走狗们的计划破产了。当狗腿们正挥动警棍槌打游行群众的时候，群众竟像排山倒海似地猛向着“马踏”们压过来，使“马踏”和狗腿们站立不住。好几个群众被警棍打伤了头、颈、手脚，弄得皮破血流，但群众毫不畏怯，毫不示弱地把那些最反动的“马踏”和走狗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哀声求饶，不得不消声敛迹地躲在人丛中，监视抗援会的领导干部和除奸团员，并在我们群众较少的地方，逮捕我们的群众。 斗争的目标转移到要求释放被捕群众，严惩汉奸王友仁、王永福、叶文畎，彻底肃清日货的口号声，震动了全市区。游行队伍集中向着沓田仔中央警局行进的霎时间，把中央警局的周围挤得水泄不通，四围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殖民地政府出动了全槟“马踏”，都无法维持秩序，最后便出动所有的水龙车，开水龙头，实行对广大群众冲击。可是群众的喊声、斥骂声、砖头石头、汽水瓶的回击声，笼罩了中央警局周围的上空。数不尽的群众，像扑打盗贼一样的奋不顾身，许多人被水龙冲倒了，爬起来还是向前冲。扑斗了一个多小时，“马踏”和水龙车终于在如火如荼的群众压力下低头了。他们看到无法以强硬的办法来对付群众，便改用柔软的办法，要群众派出代表和他们谈判。当时前线指挥部即派出三个代表提出(1)无条件释放被捕群众；(2)交出汉奸叶文畎、王友仁、王永福；(3)准许华侨爱国自由和抵制日货自由。英殖民地政府首先要求群众解散，答应接受第一、第三条，第二条怕把王永福、王友仁、叶文畎交给群众会有性命危险，还要让他们考虑。当时总指挥部认为我们这次斗争目标，不是针对英殖民地政府，而是打击奸商叶文畎和王友仁，打击日本的政治威信，利用这个斗争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抵制日货，掀起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高潮，同时附带暴露殖民地政府袒护奸商的反动面目，决定乘机把斗争转向检查日货方面。随即组织群众分头向“中街”、“段落申段”、“牛干冬”、“大门楼街”、“新街”、“汕头街”、“槟榔律”等商业中心区出动，进行大规模清查日货。不到半小时，各街道同时把各商店日货搬出在空地上放火烧毁。烧日货的火烟，笼罩了全槟市空。这时全槟十数万华侨的情绪都像沸腾一样，热烈地行动起来，把全城的大街小巷塞得交通断绝。这一行动给奸商和反动派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也大大地提高了全槟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抗敌后援会的威信。 但是，帝国主义的狡猾毒辣的手法是层出不穷的，在群众压力下答应给华侨爱国和抵制日货的自由权利，完全是谎言，他们乘我们斗争忙乱的时候，暗中拍摄我们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照片，在我们队伍分散回家的时候，布置了大批“暗排”走狗，在半路上逮捕除奸团员和活动分子。当天晚上，许多家庭发现他们的亲人没有回家。调查研究的结果，确定是被英殖民地政府所逮捕。于是总指挥部遂即召开秘密紧急会议，讨论明天的对策。 紧急会议根据当天的斗争情况和已有的材料，研究和分析了殖民地政府当天的阴谋，是企图利用群众的激昂情绪，造成群众的过激行为，以便用赤色分子企图暴动为词，来从中分化群众、孤立抗援，然后加以打击。如在和我们代表谈话时说:“你们爱国，政府并不反对，但切不要给共产党所利用，如受利用，那就要不客气地逮捕监禁。”这说明他们还在布置着第二次的阴谋，它要用抓人来削弱我们斗争力量。同时大肆造谣是共产党在乘机作乱，要使华侨中动摇的资产阶级骇怕斗争而离开我们。针对他们的这种阴谋，我们决定第二天不发动大规模请愿，而采用发动群众，分头组织全槟罢市、罢工、罢课，抗议这些袒护奸商的无理拘捕我爱国群众的敌对行动。并通过文抗关系，争取各华文报发表评论，声援华侨爱国抵制日货运动。 第二天大早，各华文报都给这次反奸抵货运动以公正的评论，同情群众的爱国义举，连英报(马来西报)对我们的有秩序的行动，也不得不表示公正的态度。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即布置各方面有组织的群众，列队假向总警局方面行进，使之误认为我们是要包围总警局，吸住主力，使其无法兼顾全局。而我们的队伍，却有计划地分头出发到各主要街道，宣传抗日救国，揭露英殖民地政府无理拘捕我爱国同胞的蛮行，号召各商店、工厂、学校、水陆交通部门等，立即举行罢市、罢课、罢工，表示对干涉我爱国自由的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群众，交出三个大汉奸，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我们新的斗争行动，使英殖民地政府措手不及，等到发现全市各华侨工厂、商店、学校和运输交通等部门都全部罢市的时候，才忙于出动“暗排”、“马踏”到各街道去强迫开店，甚至用恐吓手段。但群众激于爱国义愤，不为压力所屈，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坚持罢市。少数在“大狗”、“暗排”和“马踏”强迫下，勉强开了店门，但一等他们移步别家时，门户“砰!”的一声，又关起来了，结果是这家开了那家又关。他们老羞成怒，竟然下手抓人，但满街都是我们有组织的群众，他们抓一个，群众成千上万地包过来，有的拦、有的抢，这时全槟城的华侨群众都沸腾起来，整个市区又撼动了。罢市的第一天，全市的街道、菜市，都好像被洪水冲洗过一样的干净，满目荒凉。而群众的情绪却是紧张热烈，这一种不平常的气氛，使市区的整个天空都为之变色。 罢市的第一个晚上，殖民地政府在各主要街道，都密布着带有武器的暗岗，“暗排”三三两两到处窥伺，真是如临大敌。这一个夜里是在充满着紧张恐怖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渡过的。 罢市的第二天(即斗争的第三天)，我们估计他们必然再以狡猾的手段来强迫群众开市复业，因此，决定加强爱国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继续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坚持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直到殖民地政府无条件地履行上述三条件为止。果然，七点多钟之后，殖民地政府再派出大批走狗，并配合乎章会馆的所谓“十二商”(即英殖民地政府承认的华侨资产阶级代表)，挨街挨户地迫劝侨商开店，商店照例以店员或老板不在为词，加以拒绝，仍然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群众的爱国热情继续高涨。这时，殖民地政府转而向筹赈会施加压力，要筹赈会和平章会馆出面劝告各侨商复业。 针对当时他们的阴谋，我们即散发宣言，加以揭发，号召群众坚持斗争，并表白抗援会爱国除奸的纯正立场，绝无反对英殖民地政府的意图，只要他们实行上述三条件，即可全部复市、复工、复课。同时有组织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第三天早上他们企图再用欺骗强迫群众开市的手段又告失败。于是即一面散播谣言，说共产党准备暴动，公开把全槟“马踏”武装起来；另一方面以金钱收买刮猪廊和王永福派洪门，组织打手，寻机殴打我除奸队员和群众活动分子，制造各种事件，以便打击抗援会威信。但这一阴谋，却在我有组织的群众的团结斗争下打退了。他们准备实行血腥镇压，但又慑于群众爱国热潮的威力。考虑到用公开镇压，必将激成群众暴动，精神物质的损失，必然十分严重；如不压服，对他们的统治威信，也是极大“威胁”。狡猾的英殖民地政府，便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一面制造事件，以便作为借口而实行武装镇压；另一方面也表示妥协。通过筹赈会，要我们动员开市复业，答应无条件释放被捕群众。当时总指挥部对这问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认为不能接受开市的要求，要斗争到底，以揭露他们反动的真面目，同时认为群众斗争情绪如此高涨，我们也无法使斗争即时结束。另一种认为我们这次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奸商，掀起全槟、推动全马华侨的抗日救国热潮，尽可能利用英帝和日寇的矛盾，争取华侨爱国抵货运动的自由，建立华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从上述的政治任务出发这次斗争是可以结束了。而且在这次斗争运动中，我们已得到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持，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我们的意见是足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的。而且，槟城的群众还很少经过严重的斗争锻炼，组织基础还不巩固，还要尽可能避免力量被残酷摧残。同时，罢市三天，群众生活也带来了某些不便，我们在迫使他们履行上述三个基本条件，向群众提出胜利结束罢市斗争，是一定可以获得群众同情和支持的。并且也符合华侨资产阶级的要求(虽然比他们的要求高了一些)，还可以使今后的群众组织和抵制日货运动取得公开和更有利的形式，这样不但可以迅速地发展与巩固群众组织基础，同时还可以加强群众斗争的信心，使群众获得不断的斗争锻炼，更有利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更彻底暴露英殖民地政府的反动面目。这个辩论从下午七点多开始争论到晚上十二点多，最后是在三个条件(1)释放被捕群众；(2)叶文畎等三个汉奸交筹赈会处理，黄豆充作赈款；(3)不用“抗日”和“日货”二个词，改用“抗敌”和“仇货”名义，允许爱国自由，但不得妨碍社会治安，决定在第四天清早，英殖民地政府改造三条件后，我们同意号召开市复业。 在总指挥部“斗争是否结束”问题展开激辨中，英殖民地政府却在二条路一带集中了上述二派反动洪门党徒一千多人，手带各种武器，准备发动流血冲突，并秘密向北海调动军队，准备镇压。我们为粉碎他们的狠毒阴谋，也以充分警惕分头在过港仔、六条、七条路口、海口等地发动二三万群众，包括在我们影响下的爱国洪门，同样准备着木棍、砖头、石块、汽水瓶等武器，除奸团和学生抗敌后援会也发动学生组织宣传队，准备临时发动群众支援爱国斗争。双方严阵以待，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险恶万状的情况下，全槟城几乎完全陷于一种大战将发的气氛中。幸得我方组织性纪律性颇强，敌方自知力弱，不敢妄动，这种非常严重的局面，才逐渐消失。直到第四天早上，殖民地政府正式释放了被捕群众，并把汉奸交给筹赈会之后，总指挥部正式以槟华各界抗敌后援会名义，发表宣言，配合筹赈会，发动全市开店复工，这一历时五天的黄豆风潮，才基本上胜利结束。 反动派总是不甘心人民的胜利的。他们不但很狡猾，也很阴险。在这次释放被捕群众时，他们又耍花样，只把公开逮捕的群众放出，对十多个秘密逮捕的爱国青年积极分子，却诬加是捣乱分子，不是爱国群众，不在释放之列。后经我们明白指出这些爱国青年是在游行后秘密被捕的，并指出现被拘留地址，他们才推说要代为调查，如有人控告，那就要经过法律手续。他们企图以此来挑起我们对筹赈会的不满，从中制造矛盾，来孤立我们，寻机打击我们，这时我们再考虑事态的可能发展，决定不上他们的当，而采取一些退让；筹赈会的代表也答应请筹赈会以个别侨领出名向法院上诉请释。后得客帮侨领蓝渭桥先生独力聘请林清渊律师向法院申请保释，整个黄豆斗争才正式结束，但这事件却预告我们：新的斗争隐伏在后头。 由于这次斗争的获得巨大的胜利，抗敌后援会的威信更高了，各种抗日团体也更迅速地发展了。特别是各种爱国的群众组织，都相继以公开社团形式而出现，因而团结了更多、更广泛的爱国侨胞。从此，全槟城各种社会活动便出现了一种空前活跃的景象，歌咏队、戏剧团都如雨后春笋地到处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是“今日剧社”和“镜园剧社”，他们都取得华筹赈会宣传股和募捐股的名义，经常举行公开义演，向广大华侨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时期，可以说是槟城抗日统一战线取得全面发展和初步巩固的新阶段。 (本文由王济弱、林明南等共同回忆提供史料。) (原文载于1963年2月第八辑第4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