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训原籍厦门禾山，父名秀荣，慕泉州文风，为求子孙获良师，跻身士林，于清光绪年间，由厦迁居泉州新门街。 秀荣年青的时候，就往法属安南(现在的越南)经商，由店伙发迹以至巨富，拥资数十万，用以经营典当业。这是一种高利贷的金融业，剥削对象主要为贫人，或一时经济陷于困难的人。有个法国商人，一时周转不灵，濒临破产，向秀荣商借数万元济急，秀荣知道这个人可靠，如数借给，使该法商因此得度过难关，非常感激。这个法国人年老归国以后，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被派到安南建设新商埠。他父亲告诉他，在安南得到黄秀荣很大帮助，到了安南，如有机会，要设法报答。这工程师到了安南，为殖民政府觅得一适合开辟新商埠的地方，名叫“厚芳兰”，将来通铁路，设车站，建商埠，必然大发展。计划既定，便私下告诉秀荣，可在此地广购地皮，秀荣遂投资尽量收买，这里原是荒芜之地，无人注目，地皮既便宜，又好买，秀荣买到手后不久，殖民政府宣布在此开辟新商业区，地价遂提高数倍，到开始建筑，价又再涨，一跃千丈。秀荣除留一部分自己建屋外，其余的地皮转手卖出，至是资财由数十万而增到数百万以至千万。所建出租房屋达数百座，成为越中华侨的首富。 秀荣有四个儿子:长伯图，在南洋早卒；次仲训，三仲讚，四仲评。秀荣死后，资产概由仲训、仲讚掌握。除拥有大宗房地产外，还开设典当十三间，每间资本有数十万元。此外还存入银行百数十万元或数百万元。有一次存款银行的行员开罪仲讚，遭到仲讚报复，要立将存款悉数提出，银行一时无法应付，仲讚声言要提诉讼，后经托人恳求，仲讚才允许宽缓。两三日后，银行备足现款，催仲讚领取，仲讚却仍欲再存，被银行拒绝，并称不但无利息，还须缴交保管费，一时传为笑柄。 伯图既早死，所遗两子，长名庆初，次名庆祥，都受诸叔歧视，因财产在安南，仲训、仲讚、仲评皆入法籍，而庆初、庆祥都不入籍，怕日后分产发生纠纷，就叫庆初回国管理厦门家务，拿廿万元给他作零用费。庆初回国后心怀不满，时发牢骚，日以酒浇愁，与朋辈玩乐吃喝，胡乱花费，终以饮酒过度，一时心停而死。 仲训在前清时，曾考中秀才，旧学与书法，都有造诣。只是重视资产，不惜屈身入法国籍，虽好读“圣贤书”而乏宗国观念和民族气节，重家轻国，为识者所讥。仲训在泉州新门街建造洋楼两座，且有收买街中房屋，将新门街改建为“仲训街”的计划，因而力主拆旧街，建马路，方拟大兴土木，无如民初以后，军阀统治，土匪横行，绑票勒赎日有所闻，惧而迁居厦门鼓浪屿。在岩仔脚建“瞰青别墅”，又于田尾风景区建筑洋楼十数座，当时鼓浪屿还是公共租界，所建楼屋专供洋人租用。同时又于鼓浪屿面对厦门的海滩地段，筑堤填基，准备大规模建设，称其地为“黄家渡”，闻填筑费用近百万元。 仲训虽避居鼓浪屿，而泉属匪徒仍想法勒索，侦知他的母亲葬在西门外石坑村，遂乘夜发掘，将其母头颅取去，索价数千元取赎，但头骨真假殊难辨认，因其母生时曾请牙医盛九昌补齿，拔起后牙还留在家中，乃将赎回头颅托医生与所存后牙对合，结果数次交来都系假冒，然已花费不少，而真赃终未找到。后有人劝告仲训，以土匪绑票累及枯骨，如果以金钱取赎，此风一长，必贻祸泉壤，后患不堪设想。仲训领悟，才不再言赎。 仲训为巨富，又“读书识理”，但思想陈旧，封建观念甚重。当时学校制度日新月异，与从前私塾自迥然不同，仲训深恐子侄入学校，会放荡堕入歧途，对家业财产不能久保，其后辈只延中西文教员在家教读，不许入学校肄业。为求子侄深造，将来可出人头地，也只是送河内或巴黎受法国教育，不敢送子侄到祖国求学，怕受到新思潮影响。当年仲训之父慕泉州为邹鲁之邦，遣子居泉求学；及仲训兄弟，则认为巴黎为世界名都，为培养其后代理想之地。 仲训虽富甲一方，并卜居繁华都市，然仍默守古训，勤俭持家，居处简陋，自奉甚薄。以一个“地产大王”，对本人住宅，也吝啬不事修缮。某年间，其家有一个小孩，在楼上走廊行走，手攀木栏杆，因木质年久腐朽，栏杆突然折断，致小孩堕落楼下，出大事故。仲训才亡羊补牢，以数十万元建造一精美新居，为当地有名华屋。 黄仲训与黄奕住同为鼓浪屿华侨首富，首富侨者必推二黄。仲训的“瞰青别墅”与奕住的“观海别墅”，同为鼓屿胜地，游鼓浪屿者都认为可互相媲美，但二人的经历见识行为却不相同。一为承袭父业而加以发展；一乃出身贫农白手起家。一入外籍以保私财，对祖国建设漠不关心；一拒绝外人引诱，坚不入籍，晚年尽其资力，回国参加建设，可视为华侨社会中的两种典型人物。 (原文载于1982年3月第十辑第56～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