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在我国志书上最古被称为“夷洲”(见后汉书倭国传)，后又称为“流求”(见隋书卷八十一流求国传)，及宋代，又被称为“琉求”(见郑樵通志)或“流球”(见赵汝适诸蕃志)。元代，又被称为“瑠求”，到明初，则又改为“琉球”。名称与传写虽各不同，但都是指今天的台湾，则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名称及传写的不统一，所以在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间文献上常将冲绳岛上的琉球国，误用于今日的台湾，以致两者一时混淆不清，明代有些学者也曾把台湾叫做“东蕃”的，延至明末，才叫“大湾”(见沈铁上巡抚南居益书)，后又将“大湾”演变为“台湾”。一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合并台湾后，才开始一律采用“台湾”这个名称。至今沿用。 台湾从古即和我国大陆发生过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大约在距今二千年前的后汉时代，“台湾”(夷洲)的名称就已经出现在我国的文献上。三国时，吴主孙权，曾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遣将军卫温及诸葛直航海远征夷洲的事实(见陈寿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这是大陆人民和台湾接触，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杨文据海师何蛮的报告，派朱宽阶、何蛮往台湾。六年(公元610年)，又派陈棱率军万余人，渡海往台湾。“流求人初见军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见陈棱传)，这是大陆人民和台湾接触有文字记载的第二次，已证明台湾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和我国发生过经济上的关系了。宋代，任泉州提举市舶司使的赵汝适，著诸蕃志说:“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见同书昆舍耶条)。元代，忽必烈至元二十八二十九年(公元1291 1292年)也曾派使到台湾招谕。至元末年，并在澎湖设巡检司。这是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设置政治机构的第一次。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自然地也加强了。元代汪大渊曾亲身到过台湾，记台湾事比前此文献上记台湾情况者为详，他说:“琉球，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大崎山极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观海潮之消长，……土阔田活，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澎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煮海水为盐……”(见岛夷志略)。上述孙权及杨广前后两次派军前往台湾，只是我国封建帝王对台湾海岛的一种为时甚暂的经略而已。在不久之后，他们就把武装部队扫数撤离台湾了。我们从宋、元时代志书上有关台湾的记录看，至今尚未发现过我国大陆的汉族移民，有组织、有规模的渡海到台湾去进行开荒的记录。 自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颜思齐(籍漳州海澄)郑芝龙(泉州南安)杨天生(泉州晋江)等，一行二十八人由日本长崎进入台湾北港，打开了汉族人民在台湾较具规模的开荒事业的场面以后，一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合并台湾时为止的六十年间，中国大陆人民，有组织、有规模地移民渡台去进行开荒的，计有二大次。第一次实行移民到台湾去开荒的计划和组织者，就是当时“专阃闽粤、威振海上”的郑芝龙。关于这次移民开荒的事，是历史上重要事件，可是明史竟未加以记载，仅在明末清初黄宗羲所作的一篇“赐姓始末”，有如下的翔实而具体的记载: “台湾者……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候为之’。文灿曰:‘诺’。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后为红夷所夺……”。 (见明季裨史初编，万有文库本第四册卷二十一) 考熊文灿做福建巡抚的时间是明思宗崇祯元年至四年(公元1628--1631年)的事。而郑芝龙投降明朝的时间是在崇祯元年五月至九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及夏元斌闽海纪要和泉州开元寺“南安伯飞虹郑公生祠碑记”)。如此，则这一次移民渡台湾垦荒的事是在郑芝龙投降明朝之初就开始的。据近人吴壮达的意见，认为这次由郑芝龙所招致，而运载到台湾进行开垦的大陆移民，其中可能有一大部分是会被当时迫切需要大陆劳动力的荷兰殖民者所吸收以去，安排在他们所能够控制的地区去从事开荒工作，以遂其掠夺和剥削的野心。(见吴壮达著，台湾的开发第37页)。我们根据台湾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事情的发生是有其可能性的。因为在十七世纪初叶，当荷兰殖民势力侵入台湾的时候，就千方百计，阴谋利用郑芝龙的海上力量，想方设法去勾诱他来阻挡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通商关系，以达到其垄断东洋海上贸易的专利目的。当时荷兰殖民者对郑芝龙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要郑芝龙自己的船艘不要直接驶往日本贸易，同时还要尽力拦阻中国的船舶驶往日本；第二，要郑芝龙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对日本贸易的丝绸和其他商品，资本由公司贷给，每年百万荷兰佛罗林金币，月息二分半，期限三个月。若郑芝龙许诺这样的条件，则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替郑芝龙代运价值五万元西班牙银币的货物和价值五万元的金银到日本贸易，一切风险由公司负担，郑芝龙可以获得这椿生意百分四十的巨额利润(见田汝康著，17 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第12页，转引加伦与斯宙廷日暹帝国真象)。荷兰殖民者和郑芝龙的互相勾结，就决定当时拥有海上庞大势力的郑芝龙，对侵占和盘踞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竟不加以驱逐，有如熟视无睹。其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从郑芝龙由大陆的东南沿海，特别是由福建的泉州、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惠州等地，运送大批破产难民渡台开荒的事情发生以后，我国沿海人民，不通过官方的运载，而自己驾驶船艘，继续前往台湾开荒的，便一天多似一天。因此，郑芝龙是揭开了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台湾土地的序幕。第二次移民到台湾开荒的策划和组织者，则为尽人皆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及其继承者郑经和陈永华等优秀人物。这次移民渡台湾开荒的规模，远较第一次来得大，也可以说是掀起了一次开发台湾的新高潮。这个高潮是随着郑成功的大军进入台湾而开始的。所以:“开发台湾的主要劳动力，既不是当时还处在落后状态的高山族居民，更不是以掠夺为目的的荷兰殖民者，而是继续来自中国大陆的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汉族移民。由于他们的到来，台湾的开发事业，才展开了新的伟大前景”(见吴壮达著，台湾的开发，第24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永历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661年4月29日)，明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强大的舰队，运载战士二万五千人，从金门的寮罗湾(杨英从征实录作料罗湾)出发向台湾航行，抵澎湖。在澎湖举行了一次很庄严的誓师典礼，以“还我先人故土”为口号，围攻窃据我国领土台湾的荷兰侵略军。经过郑成功全军英勇奋战及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援，将盘据在台湾的荷兰侵略军彻底击败，为了表现一个大国风度，于停战后，允许荷兰人的请示，于翌年十二月三日(公元1662年2月1日)，接受荷兰驻台湾总督兼热兰遮城守将科爱脱(FREDE COYETT)投降，与签订投降条件十五条，迫使荷兰侵略军扫数出境，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从此，沦为荷兰殖民地垂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遂重归我国的版图(明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荷兰人占我台湾)。 郑成功于收复台湾后，大会诸提镇、官兵，举行一次类似庆功会性质的大会。在会中，郑氏当地赋诗以为纪念，诗云:“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他的一片爱家乡爱国家的情感，全洋溢在这简短的诗中。 中国人民永远以崇高的敬意和胜利的信心来怀念这位长期在海上坚持抗敌并光复我国领土台湾的英雄及其光辉史迹。 郑成功是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石井乡人，泉州人民更以本地区能诞生这样一位杰出的英雄而感到骄傲。 郑成功及其全体将士，在对荷兰殖民者开展斗争，收复我国领土台湾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重重的艰难和困苦，首先就遭到粮食缺乏的威胁。当他统率军舰到达澎湖时，就已遭受缺乏粮食的困苦[注]①，及全军登陆台湾开始攻击赤嵌和热兰遮两城时，军中也曾屡次乏粮，及进入台湾之后，其时台湾土地正在开垦，且又未届收获之期，故大部粮食尚须仰给于大陆的接济。但当时沿海地区，已经实行迁界，粮饷来源顿告断绝。情形至为窘困，“官兵至食木子充饥，多有病疫，兵心傲嗷”(见从征实录)。其次，郑军初进台湾，在和荷兰殖民者搏斗时，将士因“初至水土不服，疫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见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据此，可见当时艰苦的严重程度。但无论困难若何严重，都不能阻止郑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的决心。他终于排除万难，克服重重难关，彻底打垮荷兰侵略军，实现其“还我先人故土”的愿望。又次，以武器说，当日荷兰殖民者所持有的，也比郑军为优。但战争胜败的因素，常决定在战争本身的性质及人心的向背，就因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是正义的，因此能得到台湾汉人及高山族人民以至大陆全体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终于击败侵略者，把他们赶出台湾去，立下了不世的大功。朱祖希先生在评论郑成功摆除困难，光复台湾时说:“非常之功，不世之业，非有卓著之英雄，不能排除万难而力行之。郑成功之战胜荷兰与开辟台湾之功，于是乎不朽矣”。(见朱祖希、杨英从征实录序)。史学家魏源则谓:“明有郑和骋兵舶于西洋，郑成功夺红夷之岛国，彼二郑者固中国之奇杰也”。(见魏源圣武纪卷八)。即如与郑成功做死敌的清统治者康熙帝，也在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郑氏父子两墓由台湾迁葬泉州时，下诏说:“郑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官护送成功及其子经两柩，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置守塚，建祠礼之”(见福建通志总卷34，郑成功传)。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南洋大臣沈葆祯巡抚台湾时，奏请追谥郑成功并在台郡敕建专祠，报可，予谥“忠节”。(见沈文肃奏稿)。上述清统治者的“诏”和“敕”固然是一种对汉人的笼络政策，但也足见公道是在人心。是非终不可泯灭。又如诬蔑郑成功为“海贼”的日本帝国主义学者，在其著清代历史对郑成功的评价时也不得不说:“他(郑成功)有伟大之希望，有统御之威力。是组织奇能之大英雄……能于明清鼎革之际，放一异彩。试观其为台湾王时之经营，有经纶，有威仪，有希望。实不愧为创业之英才”。(见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册第31章，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今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史工作者，正在为纪念郑成功光复我国领土台湾三百周年而积极准备着，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纪念和庆祝。我认为除了纪念郑成功在海上坚持抗清及击败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台湾以外，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这位卓越的英雄，在他一进入台湾后，立即计划和发动开发台湾土地以发展台湾的社会经济的伟大工作，从而根本改变了台湾社会面貌，为此后继续进一步开发台湾奠下极为牢固的基石。因此，我们说，成功不但是一位天才的军略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在生产战线上的开荒英雄。这一点是纪念郑成功收复我国领土台湾时所不应忘记的。 由于郑成功在海上长期抗清以至在收复台湾的整个战争过程中，经常受到缺粮的严重威胁[注]②，给郑成功本人和他的将士们以一个极其尖锐的刺激和教训，使他们深知粮食缺乏，舍自力更生，竭力开荒，以谋生产自救以外，另无良法。所以郑成功在未进入台湾以前，对台湾土地的开辟方法和步骤，早已胸有成竹了。在他一进入台湾的第二天后，他便席不暇暖地，立即策动开发台湾土地的工作。为了要了解台湾土地和人民生活情况，他带领其部属并携带一定日数的口粮和自卫的武器，从台的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番社”(高山族人民住居和生活的地区)，亲自深入各“番社”中开始实地履勘和视察。他看到在台湾各高山族人民所居住生活的地区，大多是土地平旷，膏腴异常。可是当时高山族人民的农耕技术还相当落后。他们多是“斩茅为屋，插竹为社，计口而种，不贪盈余”，简直象三代以前的人民生活情况一样。甚至有个别地区人民的耕种技术，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他们用石器耕地，用手采摘稻穗。就是当时号称台湾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如萧垅、麻豆等社的住民，他们“既不知犁耙锄斧之快，也不识钩镰刈获之便”(见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15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为了提高在台湾的高山族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团结他们建立新的友好关系，郑成功在视察履勘的进程中，用高山族人民最喜爱的“烟”和“布”以至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赠送给他们，并用热情而亲切语言去慰问他们。因此，各社的人民都非常喜欢，他们都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凡郑成功所到的地方，人民都“男妇壶浆，迎者塞途”来欢迎这位解放了他们自己的国姓爷并结队成群地聚集在国姓爷的面前，欢欣鼓舞着。热烈表示他们拥护国姓爷，愿意接受他的治理。郑成功又谕令所属有关部门，发给各高山族人民耕牛及铁器，如犁、锄、耙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恐高山族人民不知使用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特派出许多具有熟练技术的汉族农民，深入高山族各社指导他们，掌握并使用这些生产工具，叫他们“聚教群习”，达到“用力少而取效速，耕种易，而收获多”(见从征实录第156页)。此外，郑成功又特派专员去管理高山族人民住居的地区的行政事务，并和他们订立各项制度，使他们共同遵守，建立新的良好秩序。这些措施，对台湾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无疑地，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 当台湾人民尚处在荷兰殖民者统治的漫长岁月里，虽也曾经有过吸收大陆汉人前往台湾开荒的事实，但殖民者所以这样做，全是为了要扩大和加强他们对台湾地方经济的掠夺与榨取。所以在郑成功进入台湾以前，那些经过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汗所开发出来的土地，竟全被荷兰殖民者所设立的所谓“东印度公司”攫夺以去，作为他们的“王田”的一部分。因此，不论是高山族人民或汉族人民所耕种的土地，每年总要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缴纳苛重的田税和人头税。就是因为忍受不住荷兰殖民者的掠夺和剥削，台湾人民曾于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八月间，在他们的领袖郭怀一统率下，曾经举行一次相当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但起义不幸失败了。此役结果，除在战争中阵亡的不计外，单在台南地区被荷兰殖民强盗杀戮的农民，为数就达四千多人，妇女和儿童之被牵累而遭逮捕或诛连的，数也在五千人左右(见连横台湾通史上册)。这是荷兰殖民强盗在我国领土台湾所干下的一笔大血债。郑成功无疑是深知台湾这次悲惨事变的。他于充分了解台湾人民前此被荷兰殖民者种种虐待的痛苦情况以后，除立即取消，或减轻台湾人民负担的税额外，又为保障台湾人民的土地所有权，于永历十五年五月初五日，正式下一道戒谕，剀切告诫他所有部属，应该要用自己的劳动力去开荒经营，严厉禁止官员有混占“土民”(高山族农民)及“百姓”(汉族农民)的现耕田业并订立条例八大条，令户官刻板公布施行。“倘有违越，法在必究”(见从征实录第153页)。又为整饬纪纲，严惩贪污，这位国姓爷于确实了解其亲信部属有克扣粮饷及私匿公粮的事情发生经查有实据后，下令捕斩承天府尹杨朝楝及宣毅后镇吴豪等人，以儆效尤。 上述保护民田戒谕的颁布以至防止官员圈占民田条例的公布并严格执行，对台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 当郑成功视察台湾各地区并履勘各“番社”归来的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各提镇参军议事。在会议中，郑成功以很兴奋和激动的语调对文武部属阐述开发台湾土地，使军粮无虞匮乏的重要意义。他说:大凡治家治国，以食为先，果家如无食，虽亲如父子、夫妇，也难以和睦。国而无食，虽有忠爱国家的心，也难以治平，今天得诸位的努力，抚有本岛，然而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设一旦粮饷告匮，师不饱食，想要兴邦立国，实有戛乎其难之势。所以我亲自视察，履勘各地，所过之处，尽是膏腴土地。我以为应当效法古代“寓兵于农”的好方法，军粮才可望无虞。兵多粮足，然后静观机会，以图进取。部属有以古代寓兵于农的办法是怎样见问的。郑成功当众说:“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赋。到了商代，井田制兴，也是九一法则，兵民无分。周代办法，更为严密。及秦废井田，兵民才分。民任转输，兵任征战。历汉、唐、宋、元各代，战争不绝，兵甲繁兴，带兵者每有缺粮之苦。所以善将兵的，不得不实行屯田，以求足食足兵。昔诸葛屯田斜谷；司马屯田淮南；姜维屯田汉中；杜预屯田襄阳。都是生怕转输困难，士有菜色。故寓兵于农，以备敌人。至于元的分地立法，明太祖的设卫安军，因其时天下已平，为预防困乏，所以为农七而为兵三，寓农以散兵。今台湾是新开辟的土地，虽然僻处海隅，敌人岂能忘我?现在应散兵留勇，用侍卫两旅，镇守安平和承天两城。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每日以十中之一司对敌了望的事，相连接应，轮流更迭，务使无闲丁，无逸民。插竹为社，斩茅为屋。生牛教之以犁。达到‘野无旷土，军有余粮’。至于乡的名称，可仍旧用‘社’，亩仍用‘甲’以便耕种。一甲三十一戈五寸，一戈东西南北四至长一丈二尺五寸。以此为准。开荒三年，然后核定上、中、下三种，以立赋税。三年中所收获的，借十之三以供正用。农隙训以武艺。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来以耕。这就是古代寓兵于农的好办法而为我们今天所要仿行的”。部属听后，无不悦服，并当场表示拥护郑成功的屯垦政策。即日开始，实行散兵屯田(见台湾外纪，福建通志第68，明列传十五，郑成功传，小腆经年附考卷十七，福建编年史第五辑第102-103页)。 其时郑氏亲信部属认为郑成功入台以后，用法过于严峻，常向成功进劝。成功正式说:“昔子产治郑、孔明治蜀，皆以严从事，况立国之初，不加一番整顿，则流弊不可胜言矣!”众官皆拜服(见夏元斌闽海纪要)。 与郑成功在台湾开展散兵屯田，从事生产斗争的同时，清统治者为了要隔断大陆沿海人民对郑成功义师的支援和接济，下了一道极为残酷的“迁界”禁令。根据这道禁令，大陆沿海北起辽东，南抵广东的滨海居民，一律须向内地三十里迁移(据萧一山清代通史说是“内迁五十里”)。严禁商船和渔舟出海，并立垣为界，发兵戍守，犯者一律斩首，地方官吏一律革职，从严治罪，家产赏给告发人(见泉州府志卷二十五，海防)。令下后，立即实行迫迁。又因福建特别是闽南，是当时郑成功故乡及郑军活动中心，所以清统治者特令其刽子手苏纳海到福建，严厉监督和执行这道至为野蛮的禁令。苏纳海不但是迁界禁令的执行者，同时也是迁界的首介者。(据夏元斌闽海纪要说:“明前冲镇黄梧，以海澄叛来降，封海澄公。后梧献平海策，请发郑氏祖坟，诛求亲党，没五大商，及迁界等。祸及五省，人罹其害。”)禁令主要是“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一时沿海的商舶和渔舟大多遭受焚毁，人民房屋横遭夷平，或燔烧，田园悉被破坏，滨海居民顿失所业，死亡转徙，情状至为悲惨。为拯救因迁界而破家荡产的沿海难民，郑成功特派专员到闽粤两省的泉、漳、潮、惠各州，进行广泛的招收、容纳，把他们移植到他自己所开创的东土台湾去垦荒。经过郑成功努力抢救，闽粤沿海难民，因受到郑成功在海上坚持抗清及驱逐荷兰人的感召都纷纷驾船，前往台湾，投奔他们平日所向往的“国姓爷”去了。这么一来就使台湾的人口，也就是说，开发台湾的劳动力，急剧地增加起来。开荒的范围，也在日益拓大着。随着大陆大批难民的源源进入台湾，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至文化创造，就跟着被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到台湾去了。台湾社会的生产力，也跟着普遍地提高和发展起来了。虽然这位卓越的开荒英雄，不幸于进入台湾的第二个年头，便与世长辞，可是，“郑成功”或“国姓爷”的名字，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心灵上，成为一种对敌斗争的鼓舞力量。 郑成功的突然逝世，对当时正在开展中的台湾开荒事业，确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但是在郑成功生前躬自计划和布置起来的整一套开荒规模，已为其子郑经和参军陈永华等人所继承着(见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九)。 经过郑成功及其子郑经整整二十三年时间的努力倡导和惨淡经营，台湾的社会经济，一直在迅速发展之中。据台湾通史及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九陈永华传说:“土田初闻，一岁三熟，戍守士兵，衣食丰足。”这种记载，反映出台湾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一斑。 郑成功经营台湾的初期，所开垦的范围只限于岛屿的南部。但直到郑经逝世的前夜，台湾土地的开辟，已逐渐向西部平原区域拓大。到了这里，不但稻田谷米的生产在急速增长着，即蔗糖的产量也在与日俱增，整个台湾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超越过荷兰殖民者盘踞的时代。台湾的人口，很自然的，跟着经济的发展而激增了。并且，随着大陆人民的源源进入台湾，不但农业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普遍地传入台湾，即手工业如冶铁业，日光曝盐法、渔捞法和造船法，以至樟脑的炼制技术等也先后传入台湾，并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造船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台湾地区和南洋各国与日本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合并台湾使台湾和大陆成为一个统一体，这里，台湾的人口已经发展至二十多万人。台湾在经济上的进一步开发，便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 台湾在古代、在近代、在将来，永远是中国的土地。今日，台湾是中国一个拥有八百多万人口的省份。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和大陆的土地与人民，有着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六十六年来，这个为我们的祖先，胼手胝足去进行艰苦的开荒，才得成为今日美丽繁盛的台湾，竟被美帝国主义者看成为侵略者实行分割中国、向大陆进攻的“不沉航空母舰”，而把它占领。从中国古代若干史著的记载，强力地证明台湾从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帝国主义者怎样处心积虑，花言巧语，也无法改变这个铁的事实。十余年来，台湾全地，在美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下，已成为血腥的人间地狱了。当我们正在缅怀我们的先烈，艰苦斗争，光复台湾并披荆斩棘，开发台湾的时候，我们也怀念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八百万同胞，他们至今还不能和我们一块儿呼吸到解放了以后的自由空气。我们迫切期望着台湾的早日解放。 (原文载于1962年2月第五辑第23～34页) 【注】 ①永历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大师开驾玉柑桔屿、阻风，又收回澎湖时内屿。时官兵多不带行粮，因何廷斌称:“数日到台湾，粮米不竭”。至是阻风乏粮。藩令户部事同洪游击就澎湖三十六屿征行粮，时召集各澳长追取接洽。各澳长搜索二日，回称各屿并无田园可种禾粟，惟番诸、大麦、黍稷，升斗凑解，有百余石，不足大师一餐之用。藩惊乏粮，又恐北风无期，随于三十晚传令开驾(即开船)时风报未息，风雨阴雾，不然，官兵岂堪坐困断岛受困也。 ②七月，藩驾驻承天府，户官运粮船不至，官兵乏食，每乡斗价至四、五钱不等。令民间输纳什子、番诸，发发给兵粮。 八月，藩驾驻承天府，户官运粮船犹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饥，且忧脱巾之变，遣杨府尹同户部事杨英往鹿耳门，守候粮船，并官私船有东来者，尽行买粮给兵。时粮不给，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没，兵心嗷嗷。(见杨英从征实录第149～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