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以一介书生，凛于民族大义，南澳招兵，烈屿定盟，振臂一呼，群雄听约，海内风从。前后十七年，转战闽粤，清军疲命；挥戈北上，江南震动；誓师东渡，荷兰请降:沦于异族三十七年之台湾故土重归版图。英雄史迹，彪炳日月，久而弥新，可以称述者甚多，值兹复台三百周年，缀述二事，以作纪念。 一、郑成功与张名振、李定国的关系① 郑成功南澳起义之后，虽然僻处东南海隅，但与全国各地义士，精神上是互相联系的，并且常常互通消息，互致鼓舞，互相支援。对那些忠贞爱国坚决抗清的人物，他是十分敬重而又勇于提出尖锐批评的。在厦门时，他一面用招讨大将军的名义，在将军府下设储贤馆、储才馆、宾客司三个机构，接待从四面八方来的明朝旧臣、爱国义士；一面通过信使往还，联络各地抗清将领。这里介绍他与张名振、李定国的关系，以见一斑。 张名振，明朝旧臣，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时(1645)，名振自石浦来归。封定西侯。永历五年(1651)，舟山失陷，他带着残部保护鲁王航海到厦门。郑成功接见他的时候，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做定西侯多年，所作何事?”名振说:“中兴。”成功说:“成绩呢?”名振说:“事成，就会有成绩；不成，就在此一片赤心了。”成功说:“有何凭据?”名振不再言说，脱衣袒背相示，上刺“赤心报国”四字，字大小约一寸，深入肌肤。成功愕然，谢曰:“久仰老将军大名，无奈说您坏话的人太多了。”遂出历来所收书信，厚一尺余，说:“您看，写这些信的人，没有一个人赞成您啊!”名振接过，看也不看，随手扔入火中，叹道:“凡是说我坏话的人，都是希望我好的。”成功深受感动，待为上宾，行交拜礼。拜振为总制，带兵攻打漳州、泉州。永历七年春(1653)，名振请兵北上，成功即拨给他水师二万、粮船三艘。名振号召旧部，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永历八年，复入长江，取京口，泊金山，遥祭孝陵。九年回厦，成功接见，谈至夜分。拜振为元帅，以陈辉等为副帅，带领廿四镇水师，再次北上，三进长江，驻防舟山。可惜这年冬天，名振病，不起。成功闻耗痛哭，对诸将说:“此大不幸事也，我为宗国哭斯人!”语动三军。 李定国，张献忠旧部，是起义农民队伍中锻炼出来的将领。永历六年(1652)与刘文秀等自黔滇分兵出征，先后攻取湘桂全部、川赣大部及粤西一部，封西宁王。前此二年(永历四年)，曾倡议“联明抗清”，却未为明廷所接受。就当时的情况说，李定国是一个所谓“拔身群盗之中”的“流寇余孽”；而郑成功则是堂堂的“国姓爷”，社会地位是悬殊的。但在抗击清军、收复故土的同一目标下，双方信使间道往返，东南西南互相呼应，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这种精神，对东西两大战场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内地各省的抗清武装，也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起初在谋取双方联络的过程中，定国是一直居于主动地位的，成功则显得有些被动。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定国孤军远征，前有强敌，后无救兵，亟待友军援助；而成功则因清兵主力既陷在西南，一时尚无力兼顾海上，正想藉此机会攻取漳、泉、兴各郡邑，以巩固海上基地的外围，所以对西南友军的联系就稍失主动了。但是在新会战役(永历九年1655年五月)之后，成功的态度便改变了。他能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深知抗清战场虽分东西，实则整个战局还是一盘。新会战役失利，东西两大战场隔绝，今后双方都有陷于孤军作战的可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是不能不严重考虑的。所以一闻新会失利之后，立即主动致书定国，一方面分析战役失败之因，自己作了检讨，他说接到定国相约会师的信之后，“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契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敞船逗留，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使丑虏长驱，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夏琳《闽海纪略》，下同)。信中对定国“骄兵致挫”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敞船逗留”援师失期，也作了严肃的谴责，公开承罪。另一方面又分析当前局势，鼓舞定国卷土重来，对双方合作抗清提出新的要求。信中接着说:“尔时腥气，在在而然，所恃血性男子，坚乃心肠。……今援广之精税，已悉来闽，则粤东势必空虚，乘机袭取，正其时也。殿下迅师入粤，或取羊城，或取高雷廉，定有摧枯拉朽之势。从此长驱破竹，共抵金陵，固所愿也。” 虽然从此以后，会师合兵的机会是很少了，但双方书信往来之间，仍然互致鼓励之意。成功对于定国尽瘁国事的精神，尤其备致倾慕，对定国的期望之情亦甚殷切。永历十一年(1657年)二月，成功复书定国时，说“薰风盛发，指日北上”，约定国出兵，“扫清宫阙，会盟畿辅。”(杨英《从征实录》)情见乎词。虽然后来二人都是壮志未酬，一死台湾，一死滇南(二人同于1662年病逝，成功五月，定国六月)，但他们这种一心为国，互相关怀，互相鼓舞，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的精神，是极为感人的。 二、“通洋裕国”与“屯田养兵”② 郑成功在抗清复台的斗争中，很重视开辟经济来源的工作，“通洋裕国”和“屯田养兵”等，就是其中的几项具体措施。 通洋裕国，就是对外实行平等互利的贸易以充裕国库。早在隆武二年(1646)，他条陈恢复江山大计时，就有一条是“通洋裕国”；到了南澳起义驻军金厦之后，就坚决执行这条政策，特派其兄郑泰负责此事。当时海上的军费兵粮，除部分取给于郑家原有在北京等处的五大商业与在闽粤两省的田产(有时也向地方劝募一小部分)外，其余就都仰给于“通洋之利”了。 明初，官府对商船出海运航是禁止的。嘉靖间，倭寇猖獗，海禁更严，商船外航及国人出洋都在严禁之列。清初，也禁止海民通海。郑成功却很重视“通洋”。 当时从厦门出口的商船，称为“国姓爷船”。这些商船向藩府纳税，取得牌照以后，就可以从厦门出口到东西洋各地进行贸易，并可以得到抗清军在海上的保护。这些商船，航行日本各岛以及安南、暹罗、吕宋、爪哇、马来亚等地，并与荷英诸国在经济上进行一定的争衡。荷英诸国曾先后与郑成功订立商约，得到允许，来厦进行和平贸易。他们把商品在厦门起卸，然后转运内地销售。内地的货物也集中到厦门输运出国。当时我国主要出口商品有丝绸、布匹、瓷器、铁器等等。这样，厦门就成为中外通商的要港，而郑成功数十万海上抗清大军与藩府的军政费用，也就有了来源。郑成功这个贤明的政策，对促进华侨在海外的发展，对我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也起了很大作用。 再说屯田养兵。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就招集诸将商议屯田养兵事宜。他说，我们来到台湾，是为了收复中原，不是来避难，也不是来享福，所以一定要拿出吃苦耐劳的精神，想个富国强兵的办法。目前我们部队不下四万人，而台湾老百姓却不上十万，这就是说，吃饭的人多，种田的人少，我们的粮食一定不够吃。这将怎么办呢?诸将一时回答不来。于是成功就提出“寓兵于农”、“屯田养兵”的办法。他说这个办法早在汉武帝时赵充国就实行了，后来三国时代，诸葛亮在斜谷、姜维在汉中、杜预在襄阳，也都实行了。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用向老百姓筹军饷，军队自己生产粮食，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把余粮供给国家。诸将听了一致赞成。于是成功就把勇卫和侍卫两个旅留在承天府和安平城作为警卫队，其余各镇，都各在自己的防地开荒种田。战士们一面种田，一面练兵，“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而耕，野无旷土，军有余粮。”(《小腆纪年》)。 这叫军垦。此外还有一种民垦，附述如次。当成功进军台湾的时候，清朝为了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采用汉奸黄梧的毒策迫令“迁海”，离海三十里，不许有人居住。这就造成沿海人民的空前灾难。郑成功闻讯之后，立即命令留守厦门的世子郑经，速速招致漳、泉、惠、潮等地失所流民，运送台湾。这些难民到了台湾，先在承天府住下来，每人领取一分口粮生活。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成功为他们安排了一条出路:在军垦区附近，选择一些土地肥美、环境安静的荒地，把难民送去，盖了房子，开荒种植。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新的村社，开辟了许多新的田园，难民重建了家庭，安定了生活，地方便也日就繁荣富庶。 除此而外，郑成功对于保护人民(包括汉族和高山族)的土地，发展经济贸易，也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这一方面繁荣了地方经济，安定了人民生活，一方面也就巩固了政权。 (原文载于1962年2月第五辑第63～67页) 【注】 ①此节主要取材于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十八；郭影秋《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1961.12《新建设》)等。 ②此节主要取材于某氏《思明州》(笔记)，徐鼐《小腆纪年卷》卷第二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