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反抗外族压迫的民族英雄和生产战线上的开荒英雄。他不但统率其部属在海上坚持抗清，同时又以“还我先人故土”、“台湾早为中国土地”的口号，号召全军抖擞精神，从荷兰殖民势力统治下，收复了我国领土台湾并一手制订和实行开发台湾经济和建设台湾地方的整套计划，为台湾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埋下极为牢固的基石，成为我国历史上开发台湾最有功绩的人物。他的丰功伟业，照耀青史，至今为全国人民所爱戴。 据清初福建地区的个别私人有关郑氏海上抗清的纪事说:郑成功在抗清战争中，曾向日本请求“借兵”。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学者又加以渲染和扩大，好象郑成功真地曾经向日本“乞师”的样子。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故意诬蔑和歪曲事实，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野心。值兹纪念郑成功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三百周年的前夕，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筹备建立郑成功纪念馆时，关于郑氏在其抗清及进攻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的整个战争进程中，有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问题，我认为有重新提出来探讨和澄清的必要。 明崇祯十七年，岁甲申三月十九日(公元1646年)，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军攻进北京，明朝皇帝朱由检自缢而死。同年四月，清兵入山海关，五月，占领北京，十月，清帝福临从沈阳迁都北京，明朝在实际上就已经复亡了。但此时中国南方的明室遗臣各据一方，纷纷起兵以图谋恢复明室者很多。可是多因兵力悬殊，武器缺乏，曾经数遣使臣渡海到日本请求借兵或求助武器。其时日本幕府专政，国王退处无权地位，所以由外国使臣呈送的国书，都直接送达大将军，允许与否，也由大将军主决。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唐王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崔芝，曾遣参将林高，以国书二通，至日本，请借兵三千，战甲二百领，林高船至长畸，日官为转达幕府，幕府认为中国百年来未与日本往来，且其时清兵已渡江而南，要恢复明室，不一定有希望，即咨长畸守海官员促林高早日归国。同年冬，唐王水军都督周鹤芝，曾数次往返日本及中国之间，和萨摩藩主结为父子，情感极为亲密。此时，他奉令驻防舟山，因清兵大举南下，他亲身到日本向萨摩藩主请求援兵，如春秋时，齐存卫、秦存楚的故事，劝说藩主出兵帮助。萨摩藩经考虑后答应周鹤芝的请求，约定明年(公元1646年)四月，由日本发兵三万，并预先准备，由东京至长畸三千是城的驰道、桥梁、驿站公馆等都重新修葺，以利行军及招待中国使臣。鹤芝大喜，积极准备金银币帛礼品，想迎候日本援兵。事为舟山守将、唐王水陆兵马招讨总兵官黄斌卿所知，认为这是吴三桂乞师的复辙，大加反对。鹤芝遂大怒返闽，借兵的事情就这样停顿了。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唐王因清兵已经迫近福建，形势危急，令平虏侯郑芝龙派使携国书五通，其中给日本天皇二通，给上将军三通并客进呈彩缎、京绫等礼物，以为赠，国书中援引周之彭濮，唐之回讫故事，向日本请求借兵五千。大将军德川家康曾因此召集廷议，慎重讨论此事。但时日迁延，清军已进入福建，郑芝龙且已降清，日本廷议，遂以“援而无功，匪惟辱国，且结怨邻邦”而罢议。此后，郑彩(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之子)也曾间接投书琉球国王，托其转达日本幕府，向其借助武器及硝药以为抗清之用，但多不得要领而回。因此，世人遂盛传郑成功曾向日本“乞师”了。日本帝国主义学者又从而加以扩大和渲染，好象郑成功在抗清时期中曾经数次派人向日本“借兵”的样子。例如中日交通史的作者木宫泰彦记郑成功向日本“乞师”的事说:“明桂王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六月，郑成功由台湾派船一艘，运载一百四十七人到日本，上方物及书信。此次使节，系专为向日本请兵而来。幕府拒之”。为弄清郑成功有无向日本“乞师”，我们特将上述永历十二年所谓郑氏上日本幕府请求“借兵”的信照录如下: “钦令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伏以州同瞻部，就一水以定东西，境接蓬莱，连三岛而橐天地；域占为雷之位，光拂若木之华。百篇古文，蚤得赢秦之仙使；历代列史，并分上国之车书；道不拾遗，风欲追乎三代；人重然诺，俗尤敦于四维。恭维上将军麾下，才擅擎天，勋高浴日，铸六十五州之刀剑，雌雄为精。服五百一郡之版图，砾砂皆宝。虽共临复载，独奠其山河。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且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帐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鉴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旁给‘慎余’两字图章)”。 据上书信，则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书不过只是对日本缔结邦交，敦睦旧好而已，全书未见有所谓“乞师”或“借兵”字句。但日本载籍及坊市小说，则讹传附会，多说郑成功此次使节是专为“请求借兵”而来，实无根据。特别是日本小说更绘影图形，说日本幕府曾因郑成功的“乞师”而开廷议，日将尾张、纪伊、水户三人互相争为大将，要统率军伍渡海到中国帮助郑成功抗清。但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查永历十二年是清顺治十五年，也即为公元1658年，这一年郑成功尚未进入台湾，他不可能由台湾派船往日本去“乞师”，此其一。其次，郑成功此年正在厦门港建筑演武亭，操练兵马，积极训练水陆军，准备与张煌言会师北伐。桂王由榔在缅甸遣使来厦门，册封郑成功为、“大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也在这一个年头。因此，郑成功也不可能在此时派船往日本“请兵”。况且从郑成功致日本的信看，也不见片言只语道及“借兵”的事，此其二。这样，所谓郑成功向日本“请兵”只是一种臆测，并无事实上的根据。 清初，《海上见闻录》作者另有如下这么一段记载:“永历十四年，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并以船载黄蘖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人，时倭人敦请隐元，故载以俱往。但因赐姓书与倭国王，而不及大将军，故倭兵不发”等语。(见鹭岛道人梦庵辑，海上见闻录卷二)。考隐元禅师籍福清，工书善画，尤精善建筑技术。于明末清初，住持福州黄蘖山之万福寺(日本人称为福建寺)，他在日本承应二年(明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应日本长崎兴福寺僧之聘请，并征得幕府之同意，于是年七月间，率其徒弟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等十余人由福州渡海往日本，并在日本山城之宇治地方创建黄蘖山万福寺，开日本黄蘖宗之基。事实很明显，隐元禅师并非伴随所谓往日本“借兵”的张光启同船去日本的。就时间上说，隐元到日本的时间在公元1654年，而张光启往日本是在公元1660年。此其一。还有，这次所谓郑氏向日本“借兵”，在日本方面看来，是一件大事，日本志书如华夷变态，海东逸史，外番通书及长畸志等，都未记载。即曾亲身往日本借兵的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其所著之海外恸哭记及日本乞师记里，也未见著录。可能是当时国内名医兼文学家朱舜水应日本人之邀请渡往日本之传说也说不定。因为朱舜水在这以前，也曾奉鲁王之命往日本借兵，最后长留日本不返。这样，所谓“郑成功命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之说是有问题的。但因海上见闻录有那么一段记载，所以往后，学者们在写郑成功传时多加以引用，例如解放后，朱杰勤著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第28页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原因是:“(一)郑成功于永历十四年，秋七月，派张光启到日本‘借兵’伐清，但日本当局拒不发兵，外援无望，同时永历帝由榔已经从广西走入缅甸，失了联络，使他不能不另寻一些据点来与厦门相援应”。又陈遵统等著，福建编年史第五辑第101页，于郑成功取台湾一节，他一开头便说:“永历十四年，庚子七月，成功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以图恢复，十一月光启回称，大将军以前次出兵损失，坚执不允”等都是。 郑成功为什么不似其他明朝遗臣那样热衷于向日本“借兵”呢?从我国历史上说，远者如石敬塘借契丹兵以灭后唐，建立后晋，而把燕云十六州断送了，他自身竟无耻地做了一个儿皇帝。近者如吴三桂请清兵入关以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使中华民族第二次全部沦于外族统治之下。以成功之聪明濬智，宁有不知?这是郑成功为什么不象其他明臣那么积极向外借兵的主要原因。其次，日本幕府，眼见明朝末叶政治败坏，其国内军阀多想乘中国人借兵的机会扩张日本势力于海外，例如上述隆武二年，郑芝龙派使往日本请求援兵时，当时日本幕府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更因郑芝龙本人与日本关系较密切。特召集各耆宿一再计议，日将德川濑宣曾当场建议说:“可乘明人借兵之机会，扩张日本声威于四海”，他主张在日本国内招集流氓十余万人，他自身可任大将，统兵乘时攻入明地，以表现日本人之手段。(见木宫泰彦著，中日交通史万有文库本第六册，第四节“明末之乞师及乞资”。)可见当时日本幕府军阀主张乘明人借兵机会攻入中国大陆以显示日本人所谓“手段”者，正不乏人。而且前此，在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率军假道朝鲜，打算攻入中国，因而引起一场中朝联合抗日的反侵略战争。殷鉴不远，郑成功岂能无知!?这便是郑成功为什么不象其他明朝遗臣那样热心于向日本借兵的基本原因了。 以上，系就手头上所有志书及传记参考后所得的一些不成大熟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尚望读者指正。 (原文载于1962年2月第五辑第5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