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地区（泉州市）农业学校是晋江地区（泉州市）创办最早的一所中等专科技术学校（简称中专），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而且规模不小。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到严重破坏，学校停办，教职员工解散，校舍、实验农场等校产被瓜分一空。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晋江地委和地区革委会派我去复办这所学校，并任命我为该校校长。我因此在该校工作了四年多，现将这段历史回顾如下： 悠久的校史 泉州市农业学校的前身是平民中学，由苏秋涛（丰泽区东湖水漈村人）任校长。1932年春在石狮文昌祠办分校。同年在石狮分校增设农村教育科一个班。1934年秋，平民中学分设农事科、园艺科和农村教育科。1935年，平民中学正式改名为私立民生农业学校。1936年7月，福建省政府教育厅正式批准民生农校立案，招收农作科新生18人。抗日战争时期，民生农校内迁至南安县小罗溪埔头心，借用黄氏“良庵祠堂”为校舍，后迁南安四都“金山祠堂”继续办学，并在上杭茶地、南安四都、晋江河市等地设立分校。1945年，苏秋涛离任，由叶非英（广东省东莞县人）继任校长。该校的校歌由陈范予作词、马思聪作曲，歌词唱道： 青年、青年，我们是青年，农人的先锋。到农村去，共同生产，丰富社会享用；到农村去，帮助成人教育儿童；到农村去，努力合作，铲除一切苦痛；到农村去，创造万人福利。用我们的全力，击起农村改造的洪钟。 1947年，农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8年，由中共党员、教师黄安成（文卿）担任支部书记，后由学生黄发展（索茹）继任。他们团结学校的进步师生，从事党的工作和其他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6月，根据中共泉州地下党组织的决定，我从晋江县农村调至泉州市区工作。刚进城那一天，正碰见泉州市区的大、中学学生正在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文革”前，我曾保存一套由当时泉州“都丽照相馆”史其敏同志（中共党员）用手相机拍摄的泉州市区大、中学学生“反美扶日”示威游行的照片（这套照片是当时海疆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运动领导人张增甫同志送我的），其中有一张是游行队伍在中山路上行走的照片；一张是民生农校学生高举“民生农校”校名的横幅大布条要从学校出发去参加游行的照片，可惜现在都已佚失。1992年，晋江地区农校要举行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知道我有收藏这么一套照片，要向我借去作校史展览之用，而我却到处找不到。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地区专员公署派庄炳章同志去接办民生农校，除将私立改为公办外，还把莆田夹漈农校、德化尚养农校、仙游枫江职业学校高等农科合并进来，更名为“泉州农业技术学校”，由陈启舟同志任校长，吴序阳同志任副校长。原民生初中民办为泉州市第三中学（简称三中）。同年11月，首次由人民政府招生180人，教职工38人，其中教师23人。1953年2月，福建省政府农林厅决定将泉州农业技术学校更名为“晋江农业学校”。陈启舟同志离任后，由吴序阳同志继任校长。1954年7月，福建省农业厅决定停办莆田农校，将该校的170名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并入晋江农业学校。根据省农业厅的意见，晋江农业学校于1955年增设植物保护专业（简称“植保”专业），1958年4月，由林金榜同志任校长。1959年8月，南安县办的农校学生130人并入晋江农业学校。1960年3月，学校更名为“晋江农业专科学校”，增设畜牧兽医（简称“牧医”）和农业机械（简称“农机”）两个专业。1961年，学校又再恢复“晋江农业学校”的原校名。1965年，举办公社社长训练班。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办，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教职员工被下放，校舍、实验农场、实验养猪场被许多单位和个人所占用。可以说，晋江地区（泉州市）是全（市）创办历史最早的一所中专学校，也是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所中专学校。 难办的复办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晋江地委和晋江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决定复办晋江地区农校，因此成立晋江地区农校筹备组，由霍胤光同志主持筹备工作。但农校已没有校舍，霍胤光同志只好在晋江地区交际处（即现在的泉州酒店）租一间房子来住宿和办公，要去租用旅社来办公和住宿，听了令人难于置信，但这是事实，这是对“文革”后果的极大讽刺。 1977年1月，中共晋江地委发了红头文件，任命我为晋江地区农校党委副书记兼校长（同年12月再任命为书记、校长），然后由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李明星同志找我谈话。李副书记拿地委已发出的红头文件给我看，并没有征求我关于任职的意见，只说晋江地区农校是我区颇有影响的一所中专学校，对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很重要，因受‘文革’影响，已停办将近10年，要我迅速去把它复办起来。此时，我已没有退路了，不想去也得去。再加上当时我对晋江地区农校的情况不了解，更不了解“文革”时受破坏的情况。所以李副书记找我谈话时，我无话可说，只好受命。 李副书记找我谈话后的第二天上午，我自己一个人去农校，想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考虑如何“走马上任”，复办开学，组织教学。可是，当我走进农校了解情况后，立即被当时农校的情况惊呆了，心冷了半截，眼泪差点流出来。 “文革”前夕，晋江地区农校校内的面积有70多亩，其中有办公楼1座，教学楼4座、科学实验楼1座、图书馆1座，教工宿舍、学生宿舍等硬件较为齐全，在校外也有70多亩，主要是实验农场、实验畜牧场，还有一些教职工宿舍等。可是，农校停办后，这些校舍、校产已被10多个单位和个人抢占一空，教室的课桌椅被搬抢一空，连厨房的铁锅都全被端走了。农校已一无所有了，叫我如何来复办？！ 我看到这些情况，十分着急，眼泪快要流出来，立即跑去地委和地区革委会找李明星副书记和农办（当时农校的主管单位）主任朱江水同志。我向他们汇报农校当时的情况后，他们两人并不感到惊奇，而是回答道：“知道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派你去复办。你要迅速把这些校舍讨回来，农校才能够复办起来。”我听后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只好要求他们要大力支持我去将这些校舍和实验农场讨回来，他们答应了。他们的答应，虽然增加我一点信心，但仍然十分后悔，不该不去泉州市或惠安县革委会当副主任，才来农校啃硬骨头！ 回农校后，我即到占用农校校舍的每个单位和个人的家中，转达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关于复办农校的决定，请求他们迅速搬出给农校。开头那个月，我几乎天天忙于到每家每户讨房子。一些比较明理的人，如团地委的郭景仁同志、专署公安处的杨雀林同志和凤池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工厂，没有几天就搬出去了，把房屋还给农校。可是，还有一些按兵不动，不想归还。我到农办搬兵，请朱江水同志到农校帮助动员。 当时，泉州市（现属鲤城区）有家工厂占用农校的校园和宿舍，我去动员好几次，朱江水也去动员过，但他们仍然拒不搬出。我没有办法，就叫牧医教研组组长林东安老师帮助我将他们占用农校校园和宿舍的地方拍照起来，准备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映，目的是要促他们迅速搬出。林东安同志去后，被该厂厂方领导发现，立即指使几位不明真相的职工来围攻他，并把林东安同志按倒在地上，抢走他的照相机。当时尚属县级市的泉州市革委会一位副主任还声称：“农校的林东安如果敢再到厂里滋事，就要把他抓起来。”我听说后，火冒三丈，非常气愤，认为他们这样欺人太甚。因此，立即叫基础课老师黄清仁同志去找这位副主任，要黄清仁同志告诉他：“林东安同志是我派去的，如果要抓他，可以先来抓我。如果他（指泉州市革委会那位副主任，下同）是非不分，要为无理的厂方撑腰，我们就要与之打官司，把他也告进去！”我怕黄清仁思想有顾虑，不敢如实这样转达，对他打气说：“这位副主任与我过去都是地直机关的同事，无非他现在当上副主任，神气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他讲的有理，我们尊重他；如果他也不讲理，比他大的官，我们也敢告他。”因我当时正在气头上，火气很大，所以讲话不够礼貌，也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如他们以“破坏工厂生产”、“影响安定团结”等罪名，把我抓去批判，或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职工来围攻我殴打我。为了讨回农校被占校舍，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而且“文革”的磨练，我已不怕这些冲击了。我家属听说这个消息有点紧张，害怕我这头“硬鼻牛”容易得罪人，会吃眼前亏。经我解释后，她没有再说什么，只吩咐我要小心点。其实我所说的要与他们大打一场官司，并不是去法院告他们，而是要向上级各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他们主持公道、协助解决问题而已。当时，我甚至准备向新闻单位包括《光明日报》写稿，披露这件事。 为了大打这场“官司”，我亲自拟写了一份《问题的由来和事件的真相》的报告。可是，稿子尚未全部写好（主要是等照片，要不然早就寄出去了），厂方却派来一位副厂长来向我陪礼道歉，承认错误，退还被抢去的照相机，要求协商解决占用的地方。黄清仁去泉州市革委会找那位副主任，转达我那些不逊的话，这位副主任也没有再说什么。此事大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这样一来，我写的那份告状报告就成了废纸了，准备大打一场的“官司”也打不起来了。 终于复办起来了 为了把晋江地区农业学校尽快复办起来，我们鼓足干劲，加快步伐，日夜加班，抓了四大项工作： 一、讨回被占用、借用的校舍和实验农场。实验养猪厂已被盖成冷冻厂，无法讨回，由该厂赔偿损失，把实验养猪另盖在校内。 二、配备好教职员工，这是复办农校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没有老师，学校要如何开课，如何办好？因“文革”期间，学校停办，教职员工已全部解散，没有一个人了。所以第一阶段，我几乎天天忙于讨房子；第二阶段几乎天天往组织部、人事局、教育局和其他有关单位跑，向他们要人。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三：①尽量调回“文革”前晋江地区农校的教职员工；②动员一些适合在农校任教或工作的同志来农校；③从大专毕业生选拔几位来农校任教或工作。在组织部、人事局、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这个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至1977年6月，已调来教职员工27人；1979年增至44人。学校的领导，一开始只有我和党委委员徐金土二人。后来，地委又调华侨大学的李英贵、地区林业局副局长张庚礼和原晋江地区农校副校长曹育东来校担任副校长。 当时，我听说农校原语文老师李于右教书很好，但已下放至晋江县金井镇（李的故乡）的某中学任教了。为了动员他再来农校任教，我乘坐公共汽车去金井，又走了好长一段农村小道，才在海边一个小村找到他的家。说明来意后，他很感激，但因家中尚有年迈老母亲需要伺候，难于再出远门去农校任教。我看他非常有孝，家中又有实际问题，只好作罢。 三、抓紧制作或购置教学用具。 经过“文革”的洗礼，晋江地区的教学用具已一无所有。为了复办开学之需，我们请了木匠、泥水匠、油漆师来校日夜赶制办公桌、学生课桌椅、学生和教职员工宿舍的卧具、餐厅的餐桌椅……等等，建筑物也加以修补和粉刷，有些难于自己制作的（如科学仪器和运动场上用品），则组织到市场上购买。复办开学前夕，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四、自编教材 当时，全国的农业院、校，有许多专业还没有教科书，要等这些书正式出版发行，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而我们复办开学在即，不能让学生入学后没有书读，那会误人子弟。怎么办？我们动员凡有教科书的老师要认真备课，准备开学；没有教科书的老师要辛苦一点，自编临时教材，供学生入学时有书可读。为此，许多老师辛勤劳动，花了许多心血，编出许多临时教材。晋江地区农校复办后好长一段时间，直至第二学年，福建省农业厅科教处还来晋江地区农校借几位教师去参加编写全省性的教材。 经过半年日以继夜的紧张筹备，晋江地区农业学校于1977年6月复办正式开学，许多单位和个人都对此表示祝贺。复办后的晋江地区农校设农学、牧医、农机三个专业，学生是地区招生委员会很早就为农校招收的“社来社去”学生301人。1978年后改招统招统配生，并在安溪县开设茶叶分校。1979年复办植保专业，并向全省招生。当年，因菲律宾爱国侨胞许龙宣等人在晋江县龙湖创办农机学校，晋江地区停止招收农机专业学生，改由晋江农机学校招生；晋江地区农校的农机教研组组长吴连炮同志也因此调至该校担任副校长。 晋江地区农业学校在“文革”期间遭受严重破坏，复办前已一无所有，但短短半年间就再复办起来并办得不错，曾受到福建农业厅科教处的多次表扬和全省各地区农校的好评。省农业厅科教处两位处长要我将如何复办农校的经验向全省各农校介绍。我说，如何复办？我没有什么本事，主要是靠两条： 一、地委、地区革委会（后仍改称专员公署，现在已改称泉州市人民政府）、农办的重视、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大力支持，我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把一无所有的农校复办起来。 二、全体教职员工怀着一定要努力把被“四人帮”破坏的损失夺回来的激情，上下、左右拧成一股绳，大家团结一致，协同工作，克服种种困难，才能把已停办多年，遭受严重破坏的农校迅速复办起来。 学生们因饱受在“文革”中没有学校读书、缺乏文化知识之苦，入学后绝大部分均能勤奋学习，表现良好。如现在的中共德化县委书记许昆贞、丰泽区区长许维泽、中共南安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清金、洛江区委副书记庄建辉……等都是当时品学兼优的学生。 据统计，晋江地区农校从1977年复办至1979年，共开办5个专业、19个班，学生872名。其中农学专业8个班，学生362人；牧医专业3个班，学生142人；农机专业2个班，学生106人；茶果专业4个班，学生182人，植保专业2个班，学生80人。 晋江地区农校复办起来一段时候后，中共晋江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准备把晋江地区农科所合并到农校来，归农校领导。并由分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李明星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地区师范和地区卫校只成立党支部，为什么让地区农校设立党委会？就是考虑到这一步。这样有利于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我听后再三表示不能这样，起码在我任内不要这样做。我对李副书记说：“我长期在机关做统战和侨务工作，农村工作不熟悉，不懂得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你们把我拉来农校当校长，这担子已经很重了，一切要从头学起。现在又要把农科所合并进来，我是一定负担不起的！”由于我再三表示反对才没有把农科所合并进来，要不然不久又要分出去。 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 晋江地区农校复办起来后，主要是抓教学，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农校复办后不久，就有一些人经常找我申诉一些冤假错案。其中有一位中年妇女，经常从惠安带一个孩子（即现在在《泉州晚报》任副总编辑的朱澄波同志）来农校向我申诉其丈夫朱联法，原任地区农校副书记，也是惠安“三朱”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因受错误批判思想不通而自杀。自杀后被继续批判，并把他的中共党籍开除。刚好当时上级布置有落实政策任务，我立即组织一套人马，复查农校中教职员工中的案件，看看有没有冤假错案？ 在复查中，发现的确有不少冤假错案，立即拨乱反正，坚决予以纠正（平反），其中有错划为“右派”的案件、“反右倾”的案件、“安那其”的问题，“文革”中的案件……等等。其中最典型有几起，如农校原来有个教务处副主任姓蔡，莆仙人，因神经衰弱，不敢见太刺激的太阳光，其宿舍的窗户玻璃要用旧报刊的纸糊起来遮光。可是由于不注意，把旧报刊倒贴，其中刚好有一幅毛主席像也成倒挂。“文革”时，立即被揪去批斗，并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位教师在“文革”中因写错一字，（“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也被抓去打成“现行反革命”。要不是亲自参加复查工作，我真不敢相信这些案件的发生是真的！在“四人帮”横行时代，不知有多少这种冤案、惨案？！参加复查工作，实际上也是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 通过复查，晋江地区农校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都迅速得到纠正和平反。 最有趣的是牧医教研组一位姓赖的老师，过去曾在厦门教中学，后来与一位女学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孩。赖老师后来调到晋江地区农校任教，因有历史问题，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抓去大田、永春等地劳动教养。其妻后分配在上海工作，夫妻因此长期分居，互不往来。“文革”中，其女儿已长大，但却为其“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所连累，政审不合格，难于继续升学或工作。赖老师的老婆为了女儿的“前途”，只好和赖老师离婚。赖老师的案件平反后，农校有件差事需要派人去江苏省走一趟，要去的人员已经确定。赖老师知道后立即跑来找我，要求这趟差事让他去。希望动员女方，争取再复婚。我很同情他的遭遇，立即改派赖老师去。赖老师出差回来，因遭女方拒绝而十分泄气。我鼓励赖老师不要气馁，要继续做工作，可以再复婚。在赖老师的努力工作下，女方被说动了，这对有情人终于破镜重圆。 承办“农干班” 1979年，中共晋江地委和地区农办交给农校一项重要任务：承办“晋江地区农业领导管理干部培训班”（简称“农干班”），分期分批训练公社（相当于现在乡、镇）一级的副社长或党委副书记（正社长或正书记由省农业厅负责培训）。商定：有关农村和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等问题，由地委、农办、农业局的负责同志亲自来讲；有关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由农校教员负责讲解。“农干班”设在农校，课程安排和膳宿等生活问题，均由农校负责。我们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着手准备，并于同年10月举办第一期农业领导管理干部培训班，训练各县、市公社一级的副社长、副书记30人，现任泉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林荣取同志就是这一期的学员。1980年2月结业。第二期“农干班”从1980年3月开始，人数45人，同年7月结业。第三期“农干班”从1981年3月开始，人数38人，同年7月结业。 1981年7月，我被调去中共晋江地委统战部当副部长，不久又被调去晋江县担任县委书记。 我离开晋江地区农校后，由副校长李英贵担任代理校长，1982年11月改任党委书记；1984年，由黄水枝担任校长，陈能琛担任党委书记。1986年3月，因撤地改市，晋江地区改称泉州市，晋江地区农业学校也因此改名为泉州市农业学校。1989年5月，由张庚礼担任党委书记。1991年6月，由柯金河担任党委书记。1996年3月，由杨良典担任校长。现在的泉州市农业学校校舍已由凤池搬迁至丰泽区云谷，新校舍占地125亩，建筑面积49874平方米，设16个专业，教职员工129人，学生2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