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养正中学现为省属重点中学，闽南著名之侨办老校。1932年余应校董会之聘主持该校校政，至1952年计20整年。1952年，为让路于贤，乃辞去校务，改专任教员，兼校董会秘书。迨1973年67岁时始申请退休。但因余与养中有悠久历史关系，心怀深厚感情，不为名利而仍留校为谋学校发展而义务工作。至1983年因香港、菲律宾、新加坡乡侨之信任，联函向省教育厅推荐，乃由晋江县人民政府任命为养正中学名誉校长。至此，余于养中连续服务达54年。今余年届八旬，年高体弱，五十余年来，阅尽国事校务之沧桑变化，感绪万千，抚今追昔，往事历历，萦回脑际。 膺命于艰困中 养正中学1928年春建于晋江安海镇，为晋南首创之中学。建校初期，学校暂寄址于养正小学，规模既小，设备简陋。财物维艰，因而前任辛宗鑫、黄岫庐、章葆真、马惠中四位校长均以学校难有发展前景而相继辞职他就。 1932年，余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返梓在家待业，养中校董会乃聘任接替校务。余以家乡教育事业义不容辞，但存过渡思想，拟伺机而他图。后于工作中深得诸校董及地方人士信赖支持与热情鼓励；于实践中，深感社会之进步实系于教育之发展，为桑梓造就人才，意义重大，责无旁贷。且是时安海大学毕业者虽近十人，但俱各外出工作，中学校长苦职，别无他人问津。于是逝水流波，年复一年，个别虽亦备尝艰辛，由连续任职竞达二十春秋，且日具敬业乐业焉。 余接任养中校政时，适安海旅日华侨周起特先生捐建之校舍“五福堂”落成，遂迁入，然仅两厅四室而已。接任之初仍只三班，虽暂可容纳，但除师生宿舍、操场、厨房与小学合用外，诸如教学、图书、体育等用室局促不堪，颇费谋划。 当时师资大多聘请外地，虽一般可罗致德学兼优教师来校任教，但辄需奔走泉厦各地。遴聘师资，煞费苦心。 时学校经济尤为拮据。办学费用虽由安海五谷业公会暨泉安汽车公司合力担负，但连学生杂费收入，年仅近五千元之谱，虽量入为出，犹觉捉襟见肘。教师薪金常未能当学期发清，而或拖欠于下学期补发，如遇辞职他就或解除聘约者，则需商之内人，变卖部分金首饰借供学校以偿清，或四处挪借，尤觉棘手费力。至于教学、仪器、图书、体育器材设备等等限于经费则乏力充实，因陋就简，勉强维持。 忆当年每逢学年结束，余辄登门于五谷公会，请求追拨当年学校不足之经费，但需待该会旧历元宵例会方讨论此事。记得上任后不久，曾有一年元宵，余到公会列席年会，苦等良久，直至晚十一时始开会。会上允以追拨300元经费（按：当年五谷公会所承担养中经费款额系来自粮食进口所缴之“抽分”，或略有盈余，负担并非过重，是故要求追加经费，该会每可决议许诺，但事前奔走说项目是难免），果不负此行；心自踌躇满志，婉辞参与该会例行大会餐，即步行返家，行至旧邮电局附近一小饮食店前街中，突遇一檐梁下坠，掠擦余之胸臂，觉略有微伤，余恐大角落倒塌被压，乃一面呼救，但无有应者，乃急奔驰至家父店，家父恐余有内伤，乃深夜带余求医诊治，幸无大伤，经服药疗治，不日痊愈。事隔五十余载，然记忆犹新。为学校奔走营措，此系小事，不足道也。然当年膺命校政于艰困中，于此亦可见一斑也。 1934年前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勒令取缔私塾，余觉教育之发展有赖教育制度之改革，事关重大，于日理繁杂校务之际，积极参与当地革新派活动。四出劝说安海镇各塾师歇业，停止教学活动，颇见成效。但新旧斗争激烈异常，各塾师私下怀恨，散播蜚语，以泻内忿。犹记曾为人暗贴小字报，内容大意以余曾受业于塾师，现竟“数典忘祖”力主取缔私塾为口实而对余恶意谩骂泻恨。对此，余自不屑追究，一笑置之而已。 南渡菲岛募捐 学校财力实为教育发展提高之首要条件与基础，古今皆然，鉴于养中经济长年陷于窘境，实难有所发展，有所提高。安海地处侨乡，且不乏热心教育之乡侨，宜应广泛发动，共襄义举，办好养中。余曾就此屡函安海旅菲诸乡侨领，征询意见，冀得支持。 1936年夏，侨领陈清机（旅日侨商，菲岛亦有商行，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于乡侨中甚孚众望）、桂华山（旅菲侨商，工商巨子，向来关怀桑梓，于侨胞中亦享有盛望）二先生联名来电，邀余往菲募集养中办学经费。鄙见果获支持，喜出望外，即往厦门领事馆办理往菲护照，旋即买棹南渡菲岛。 抵菲后，深得陈、桂二侨领盛情接待，慰勉有加，乃共商劝募对象，逐一列具名录，彼等因商务缠身，未克陪行。乃由郑天德、颜仲安、李天怀、高作揖、林维远、颜文耀、颜期兴、郑其俊、颜昌铭、庄材美、郑有志、田嘉穗、姚决水、许昌俊、陈汉宗、周永金诸先生等各自认捐外，还介绍向其他热心乡侨劝捐。记得余曾登门求募于侨胞吴江流先生。先生祖籍泉州浮桥，并非安海乡侨，且彼此素昧平生，但一明来意，即慨捐百元。其急公好义，热情捐输，予余一生留下深刻印象。 旅菲数月，往来奔波，风尘仆仆，每以武训精神自励。曾于外出募化时，路遇强台风登陆，步行至一楼房前，适平台上旗杆被风扫折下坠，余仅以一步之差而幸免，至今忆及犹有余悸。往菲募集经费虽历尽艰辛，却心地磊落而未有怨言。 此行共募得捐款万余元，即于“五福堂”后建一列教室，其余供经常费用及添置有关教学设备之用，尚余一笔将作建新校舍建筑费，暂寄存泉安公司。 乡侨爱国爱乡，热情捐输，使余深受教育，倍悟发动侨胞，争取侨资办好侨校之重大意义及今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无比正确。 国难艰苦办校 1937年，抗战爆发，闽省沿海屡受日寇侵扰，安海亦遭敌机轰炸。时上级政府指令沿海中学从速内迁，经商议，养中校址选定于南安岭兜乡十三村之七村小宗与华侨四大厦，于是，布置教室，安排师生宿舍，搬运校具等等事务，千头万绪，虽余年方而立，精力充沛，亦觉精疲力竭。 迁校工作初步就绪，为适应新办学环境，乃因地制宜修订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秩序。每晚余必往来巡视分散于各村落教室之学生晚自修。于此期间，日理校务，管理教学，操心师生生活，兼课、代课、计时司钟，乃至购物油漆，一应杂务，事事躬亲，斯时养中受晋江、南安二县双重领导，因而，余时而为公务往返跋涉于泉州、南安教育行政部门，每早出晚归，手携电筒，路过荒山叠岭闻虎啸而未畏；时而踽踽独行于岭兜、安海途中，手提肩挑办公教学用品。犹记得有一次因公往泉州，是夜大雨，翌日返岭兜乡，沿福厦公路走，当时交通破坏，崎岖难行，至磁灶附近，闻远处前埔大溪，水涨流急，乃暂宿校友吴志山店中。翌晨水位反涨高，但急欲返校，乃由前埔街同学苏天嘉代雇一农民，以粟桶用杉缚架，余坐于桶中，由彼农民涉溪水推桶而过，是又一惊险之经历也。虽三年中统计步行约两万华里，然比之当时抗战将士驰聘沙场抗击敌寇，则微不足道也。 抗战期间，海运断绝，泉安公路悉遭破坏，原学校经费承担单位已无力负担，此时迁校岭兜客地，经费无着，告贷无门，濒临绝境，除一面陆续向泉安公司领取之存款维持经费外，乃奔走另组校董会，共力支持，然困难期间，侨汇中断，百业凋敝，校董虽热心教育，但力难从心，学校经费终难解决，有时竟至金库枯竭，端赖借贷维持。记得蔡子钦、吴垂营、林梦飞、陈清渠、吴修潭、张杏宗、颜遇书、陈道升、陈炎书、洪启瑞诸校董于负担校董捐外，如逢学校临时借贷，莫不立表许诺，然此亦仅为权宜之计，乃时而托钵登门求援于殷商富户，募求些须，藉资维持，穷家固难操持，无米之炊尤令人焦虑心焚。斯时余之薪俸也仅大米四担，以此区区之数，维持一家十口生计，实亦艰难竭蹶。处此国事风雨飘摇，校务日益艰难，自家家境日蹙之际，余确心力交瘁，良以为苦。然鉴于国难当头，举国上下正咬紧牙关，艰苦奋斗，余乃一校之长，何能畏难不前？唯作困兽犹斗，刻苦撑持，惨淡经营，冀得熬过难关，以不负安海父老及海外乡侨之付托期望。 1940年春，应安海学生家长要求，为便于学生就近入学，决增设分校于西安曾府尾祠堂。于是修刷校舍，添置校具，招生编班以及人事分配等等，又经一番筹划，煞费苦心。分校建后，两地睽违，为兼顾彼此，又得两地往来，疲于奔命，历尽风霜。 1942年春，敌机少来滥炸。养中乃由岭兜迁回安海龙山寺，许时规模已扩至十班，学生四百余人。 奔走香港安南募捐 抗战胜利给祖国人民带来欢欣和希望，但长期陷于窘境之养中经济仍未能打开局面。为此，余致函海外，具告隐衷，旅外侨董校友引为关注，遂有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会长高铭钦、欧阳朝宗、黄世壁等人捎来口信，邀余往港共商学校战后发展大计。获讯后，余喜出望外，翌日即搭乘一载重20吨小货轮往港（当时不必办任何手续）。该船舱中满载食糖等物，吾等5乘客即挤于约4平方米舱板上，经过20小时之颠簸，终于抵达香港。 战后香港尚萧条未苏，余于港盘桓之初，先后拜会各乡友，颇受热情接待。中有港友建议先往安南一行，或有所收获。余即持福建商会会长王少平先生介绍信，由港转往海防河内，经登门往访诸乡侨，告以来意，惟当时适逢战后经济未恢复，仅得乡侨领龚纯礼先生慨捐教室两间（龚先生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解放后曾组织回国观光团，被推任团长）。后转到河内，蒙乡侨高植生、陈贻泽，黄宗璜先生协助向三数乡侨募捐，但成绩不佳。河内募捐后拟购船票返回香港，但临行前夕突有熟人鼓励转往西贡。即改变行程转往南部西贡一行，到西贡后，惊悉余原拟乘搭往港之货船竟遭触雷沉没，乘客二、三十人尽葬身大海。吉人天相，余仅以一念而幸免，深以为幸。在西贡，蒙养中初中校友余文语、张贻璧介绍向少数乡侨劝捐，成绩也不佳。西贡募捐结束后回香港，深得热心教育诸乡友高铭钦、欧阳朝宗、黄世壁、蔡尔强、许志平、陈连汀诸先生鼎力支持，即在港先购一批钢筋及水泥而归。乡侨认捐而未交款者，返回后，由余屡函再度催促，果不负有心人，后捐款陆续汇集寄来，即动工兴建钢筋水泥结构平屋教室一座于寨埔公共体育场北面高地。嗣又蒙香港乡友再捐建平屋教室，及上海乡友蔡润汀先生慨捐福群堂图书馆及教室各一座，港友乡亲爱校热忱，令人敬佩。 1948年养中校址定点后首座校舍落成，学校拟增办高中部，适桂华山校董返梓。与议，蒙彼竭力支持，并允以先捐一笔开办费。于是，高中部遂于1948年秋季正式招生。至此，校址迁徙流离局面方告结束，学校经济窘困亦获稍苏，历艰辛而不堕，且于艰困中有所发展，养中生命力可谓强矣；然则功应归诸于危难中倾诚匡扶之海外乡侨及热心教育诸人士。于此期间，余虽含辛茹苦，刻苦经营亦以学校略有所成而藉以自慰。 抗战胜利后，安海曾一度大兴迷信之风，如“鸡年”之水心亭佛祖谒祖、“龙年”之龙山寺观音谒祖迎神赛会等活动，规模盛大，动辄糜费万元，劳民伤财。对此，余觉身为一教育者，除培育人材外，尚应以移风易俗为己任，每于聚会中，大声疾呼破除迷信。并身体力行，记得“龙年”是年，龙山寺谒祖活动正在筹备中，适晋江县长吴德露因公来安海，于各界宴会中，余曾以讽谕口吻，邀其届时务必光临参观，以增光彩，但余将迥避，恕失招待。吴获知此事，事后召集两寺董事，怒斥之。并令禁止迎神赛会活动。谒祖事乃告中止进行。犹记某年安海因瘟疫蔓延，死者甚众，神棍乘机大闹“跳火”、“下油鼎”等迷信活动。余即告之当地驻军头目，请其出面禁止。迷信歪风始得煞止。嗣后，闻某神棍于“出神”时曾发呓语：“不怕鬼、不怕魔，只怕中学教师”云云。而余认为宣传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乃教师之天职，能使封建迷信之风稍蕺，个人亦聊以自慰。 安海旅居海外各地乡侨为数不少，素具爱国爱乡热忱，对养中甚为关怀爱护。余常将校务发展及经济困难情况通函报告，故引起他们关注，先后主动募集捐款寄校接济，如1947年有菲律宾校友郑永丰主动募集汇来数千元。另新加坡校董苏秋生先生（当地晋江会馆安海公会会长）、张天章、黄大树、谢光华、颜呈亮、颜乾候、张克彩、赖琼瑶、吴保助、颜期巢、施铁树诸校董及校友姚庆烧、候贤辉、候贤敬、吴世添、吴祖铁、吴绍湖等亦筹募一款，汇寄资助养中。彼等爱校情殷，令人感动。 1949年9月，大军南下，安海解放，万民庆获新生，但海外各埠却讹传是役安海杉行街一带被伪军炮击，焚毁甚惨。余乃去信具告真相。接余信后，海外侨胞了解家乡解放经过详情，得知并无损失，俱各欣慰，奔走相告，争阅余之去函，乃大欣慰。印尼侨领许昌镜先生及张永辉、颜呈植、苏清泉、尤炳泉、许渐蛟、吴春桃、黄桃敬、吴孔明、周达芳、高秋景、陈启发、颜嘉猷诸校董、校友，为此募集一款，汇校接济。上述数笔捐款雪中送炭，对解决本校经济困难及学校发展，作用颇大，厥功甚伟。 爱护革命师生 解放前，养中于校舍、设备、规模等方面，比之一般中学实自愧弗如。但师生思想进步，革命校友辈出。具光荣革命传统著称于闽南一带，为众所周知。 解放前，以教师为职业掩护之地下党员与养中似夙有良缘。据现所了解其有中共党员身份者，即先后有邓家梁、林松龄、蓝守仁、李安水、张道时、周乔林、曾杰、蔡思考等来校任教，传播革命思想，散播革命种子，蔚成革命学风，形成革命传统。 1939年春，余往泉州遴聘教师，得吴文良老师介绍邓家梁同志来校任文史课程。邓是地下党员，到校后即于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一学期后邓离去，引荐林松龄、蓝守仁同志来校任教。林见养中学生觉悟高，遂以之为播种基地。经深入工作后，先后发展许集美、黄竹禄、朱义斌等人入党，建立养中地下党支部，林任党支书。遂领导师生积极开展抗日反蒋、反三征宣传活动，激发群众爱国抗日热情。养中地下支部建立及其活动，对晋、南一带颇有影响，因而引起国民党当局密切注视。时省厅曾密电余注意林之举止，余出于对地下革命师生之同情爱护，乃告林实情，劝其离开，以防不测，林欣然离校，但不知去向。解放后始知林转往永春蓬壶中学工作，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念同事情谊，余殊深哀悼。 1945年，延安抗大学生张道时（晋江金井人，在校化名张崇丁，解放初曾任厦门市委副书记、福建师院副院长、华侨大学副校长），被聘来校任国文教员兼教务主任。张每于授课中结合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传播革命思想，对学生颇有影响，也深受尊崇。后因其行动已受反动当局注视，余获知后，亦善意密劝其转移革命阵地。 1946年校友林金炼、郑秀治于农村小学任教时，以“共党嫌疑”被捕，分别拘禁于溪尾与泉州监狱；审查时，余多次往溪泉有关部门为其说项，后果获保释。 1947年，校友许集美以小教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斗争，已为泉州国民党特务机构严加监视。国民党泉州调查室主任（特务头子）曾来函向余索取集美同志等人之相片，余自洞悉其诡谋，乃虚构该相片前已多次为彼等作补发毕业证书之用，别无他存而搪塞过去。旋即暗将相片揭下秘藏之。 1949年，曾杰老师于寒假中离职加入中共闽浙赣游击队泉州团队任教育、作战参谋，虽不明告去意，余亦同意其辞职。同年，周乔林老师因得知名列325师黑名册，将被通缉而告以实情，拟以患肺病第二期转厦住院治疗为借口，申请辞职转厦参加地下斗争，余即按其辞职借口出示布告，以作掩护；临行时互道珍重，周且嘱我要善自坚持，保护养中。 1947年海外校友帮助余出资与人合营之文化书店，解放前曾作为地下游击交通站，经转革命书籍，传递地下信息，又当时“新德源号”中药辅为地下女党员高轸琼同志及校友林金言、高景春、王经贤、郑秀治、王雪仪、林金炼等夜间联络站，不久被安海伪警所怀疑而封闭。余乃邀养正小学李永洞、谢献章二老师向伪警所长说项，终得同意启封，恢复营业。 此外，晓庄师范毕业生李述贤先生，当年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34年余为之推荐任安海女学校长，时国民党疑其为中共党员，曾两次将其拘捕入狱，余亦为其四处奔走说项，保释出狱，后李乃转往德化筹办慈儿院。 余平素善良正直，鉴于国民党统治腐败暴虐，鱼肉人民，辄感不平。而对为变革现实、投身革命之进步人士及地下师生，深怀同情，每为其出生入死而担惊受怕，因而出于爱护之情，每尽力所能及加以关照、掩护，此系人情之常。但国民党当局却大为恼怒，1946年养中三青团区队以“肃奸不力”，而被撤销，余亦受当局申斥，即与此有密切关联。 1949年，安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交警退守安海，驻扎养中校舍。学校适暑假停课，余每日必到校巡视一番，伪军知余为校长，未加干预，但后得悉游击队泉州团队将配合正规军进攻安海，而泉州团队领导人多系养中校友，疑余为游击队耳目，乃暗中查询余家住址，显然有所企图。9月1日下午4时许，解放安海战役开始，远闻枪炮声齐响，晚六时许，有交警伪军三数人用枪头猛撞余门，同时大喊开门，但他们恐退却不及，乃仓惶离去。当晚9时，安海遂告解放，余未遇害，暗自庆幸！但家母则因年迈体弱，不堪受此大惊，遂病发，延三月后终于仙逝。余与诸弟妹殊深悲痛。 （本文系本人于病中口述，由养中蔡尔辇老师整理撰写成文，并经本人校正，附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