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泉州五中（以下简称五中）再传捷报。全市文史类总分前八名，五中占5名，其中吴诗士同学以674分的高分居全省文科状元。1999年至今的6年中，全省文科状元4度花开五中。萧文琦同学以满分150分获省、市文史类数学科单科第一名。市区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总分600分以上计106名，五中占80名。五中教育质量已居省、市前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泉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欣喜之余，我不禁想起在五中工作的那段日子。 （一） 五中是百年名校，有着优良的教育传统和雄厚的办学基础。1981年1月，我调来五中工作，耳闻目睹，感受更深。 五中早就是省重点中学。改革开放以后，她是省16所（后来增至17所）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五中领导班子的配备，至今傅维葵、潘聪谋等老校长的事迹仍为人们所称道。 五中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许多老校友每回母校，都还能如数家珍地说起他们的恩师的名字，特别是老师们高尚的师德、丰富的学识、为教育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更令他们难以忘怀。十年浩劫，五中深受其害，教学骨干严重流失。恢复省重点之后，校领导就把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作为首要任务之一，认真抓好。在泉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的关怀下，五中陆续调进了30多位老师，改变了教师队伍的结构，各科都有学科带头人，每门学科都有省级学会理事。教师大都有大学本科学历。1981年以后，又规定只有大学本科（主要是师范类）优秀毕业生才能进五中，现任校长洪立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个别专科毕业必须先到校试进，认为确是佼佼者也可分配进来。）记得1984年5月，我们到某大学招聘毕业生，该大学有位辅导员想照顾一位家在福州却不大可能分配在福州市区的毕业生，想先把他分配到五中，一年之后，再以省重点中学教师可以互调为理由调往福州市区。我们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加以婉拒，并重新挑选一位品学兼优者。后来这些从外地调进和从高校分配来的教师大都成为教学骨干。 五中历来非常重视培养新教师，实行以老带新。各年段各学科都有1－2位新教师从一年级跟到三年级，中间不轻易调换，便于新教师向老教师学习教学经验，老教师向新教师学习敢于创新的精神。经过几年的努力，到八十年代初，五中初高中已分别有三批教师可以从一年级跟班到三年级，实行三年一轮转。这样做，教师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增强了责任感，又熟悉学生，便于教学；这样做，还便于培养新教师。当时有的学校或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或由于对新教师不敢大胆使用，到了三年级，各科都要换上老教师接手教学工作，这样一来，虽然老教师有抓毕业班的工作经验，但还要一段时间熟悉学生，学生也要一段时间了解教师，教学上不易衔接；有些教师则认为反正我只教到二年级，责任心不强，因而影响教学质量。五中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时五中招生，严格执行招生政策，按初考、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不让走“后门”，以保证招生质量。1986年，我们到外县招生，就严格按规定的录取线录取，不松口，影响很好。那时候每年都有一些随工作调动的家长来泉州的学生要求转学，还有一些学生慕名要从一般中学转入我校，我们都要求他们参加转学、插班考试，然后择优录取。有位校领导，他的表侄转学考试成绩较差，未被录取，其表弟一怒之下竟要和他断绝来往。由于师生共同努力，五中教育质量迅速提高。1981年春初，地区教育局局长莅校检查工作，看到实验大楼正在兴建，不无感慨地说：“高楼平地起，百关尚未破！”他的话给我们以很大的震动和鞭策。在校领导和教师共同努力下，那年高考，五中应届毕业生上线人数便由1980年的79人增至112人，增加百分之四十三，居地区前茅。为满足学生及其家长的要求，五中也招收补习班学生（当时叫回炉生），我们一方面合理收费，一方面按高考成绩择优录取。1982年高考，参加补习的惠安籍学生35人，上线34人，晋江、南安籍学生分别为11、12人，全部上线，不少学生还考上重点大学，在本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由于受十年浩劫的影响，学生程度一度参差不齐，有的学校便在同一年级中编重点班，结果成绩好的学生存在优越感，成绩差的学生产生自卑感，就连教“差班”的教师也啧有怨言。五中则不采取这种做法，让同年段各个班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教师积极性高涨，都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三年后见分晓，同班学生程度虽略有差别，却便于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二） 针对十年浩劫教育战线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都及时指示，学校要加强“三风”（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校风是一所学校面貌、风气的整体表现，是“三风”的首要组成部分。而学校领导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则是树立良好校风的重要环节。首先，学校党支部抓好党的建设，建立健全组织生活制度和学习制度，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其次，学校领导清正廉洁，无论人事、招生等工作都按政策办事，不收取非分之财，不多吃多占，不向学生乱收费，实行财务公开。再次，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当好表率，各处室主任都兼课。我也经常兼任一个班语文课，跟教师一样，认真备课，批改学生作业，还亲自举行公开教学，每周经常参加教研组活动，跟教师一起进行教学研究。我平时还经常听课，一学期至少听50节课，且写好听课记录，及时跟教师交谈。除外出开会、办事和生病外，不随便请假，就连每日清早的升旗仪式，也坚持参加，不缺席，不迟到。工作条件也不搞特殊化，党支部书记、校长、副校长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集体办公。 教风建设关键在师德建设。学校建立严格的学习制度，每周召开一次教职员会议，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文件，研究学校工作。各教研组每周（或两周）举行一次教研活动，研究教书育人问题。每学期都举行两次以上观摩教学，先认真研究主讲教师的课时计划，然后听课、进行评议。学校强调教师对每堂课都要精雕细刻，在吃透两头（教师和学生）的基础上，写好课时计划，不上没有准备的课。实行课堂开放，随时让领导和其他教师听课。作业要精选，按时布置和批改，学校和教研组领导随时可以抽阅。例如语文科，学校规定每学期应分别布置7－8篇大作文和小作文，且须认真批改。学校还规定每周分管教学的领导应听4节课，教研组长2节课，教师1节课，做好听课记录。教师应经常进行课外辅导。每科都要组织课外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活动。所有这些，都从制度上保证教师认真负责地进行教学工作。当时教师积极性很高，辅导、开讲座都不计报酬。那时候省内有些重点中学试行以年段作为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实体，甚至取消教研组，学科教研活动放在年段进行。这样做固然便于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态度，却明显地降低了教研质量。权衡利弊，我们还是采取既加强年段又加强教研组工作的做法。实践证明，这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教育质量都更为有利。 五中素以学风良好闻名遐迩。经历十年浩劫，学风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五中校领导为重振良好学风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我们制订《学生一日行为规范》，各班组都认真学习贯彻。同时配备好年段长和班主任，实行校领导下年段制度，切实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还加强家校联系，各年段每学期都要举行一次学生家长座谈会，平时班主任还经常进行家访。有一次，我们到华侨大学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校长亲自汇报他们的子女在我校学习和表现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效果很好。学生家长对家长座谈会大都很重视，积极参加。时任泉州市市长的陈荣春同志也常以家长的身份参加活动，使我们深受感动。 （三）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教育方针，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学生的能力。 首先，各科教学都要理论联系实际，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要加强教学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每次实验之后，学生都要写实验报告，送教师批改。学生普遍反映，这样做学得更有趣，学得更灵活，学得更扎实。 其次，各科普遍组织兴趣小组，每周（或两周）开展一次活动，学生大都踊跃参加。每天下午第三节，教室、实验室、音乐室、语音活动室、操场——人头攒动。这样做，的确发现并培养许多人才。例如语文组成立南苑文社，学生任社长、社委，校长、教研组长、教师任指导老师，举办写作讲座，阅读欣赏名家名作，开展创作活动，每学期出版两期《南苑》小报，成绩斐然，被评为全国优秀中学生文学社；外语组开辟“英语角”，请外籍教师莅校讲课，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和口头表达能力；学生对数理化、生物兴趣小组活动更是兴趣盎然；体育组各个项目也都爆满，从中培养了不少人才，有的还被选送省女排集训队，每届泉州市田径运动会，五中连获团体总分第一；音乐组组织文艺队、合唱团，在我市的重大活动中崭露头角。 再次，五中重视在课外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连组织春游、秋游这种看似小事也不例外。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过去郊游，都要专车接送，他们还要向父母要易拉罐饮料、高级点心，还要相互攀比。闽南有句俗语：“输人不输阵。”家境比较困难的家长经不起其子女的纠缠，也只好尽力筹措，满足要求。当时有些班主任组织郊游，就规定学生一律骑自行车，饮料、食品则由班级统一准备。这样做深受学生的欢迎。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离开五中已经18年，在这18年中，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五中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年前的往事已是明日黄花，但是我想，我的回忆也许并非毫无意义，也许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