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属地区不但是福建的主要侨乡，同时也是全国的主要侨区。当时，全国海外华侨人数约在600万左右①，而福建海外的人数约有200万人左右，占30－40%。泉属地区约有120万人左右，占福建华侨总数的60%，所以泉属地区是福建华侨最集中的地区，也是福建最有代表性的侨区。 泉属地区旅居海外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缅甸，也有一部分分布在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遍布世界各国。而泉属各县海外华侨的分布比重也有所不同，晋江、石狮和南安南部、惠安南部以侨居菲律宾为主；永春、安溪和德化，以侨居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主；晋江灵水、鲤城树兜、南安诗山等地则以侨居印尼为主。 在国外，华侨虽然对侨居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许多国家华侨受尽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对势力的歧视、迫害和压榨，有苦难诉，有国难回，陷于寄人篱下、无依无靠的悲惨境地。而当时清朝统治者却长期认为华侨是“自弃王化”、“孽由自取”，②听任侨居国统治者的凌虐宰割。 正因为如此，华侨渴望祖国能够早日繁荣富强，并且有个好政府关心他们的疾苦，保护他们正当的权益。同时他们在海外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因此，广大海外华侨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现状，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为他们撑腰说话，提高他们在国外的应有地位。正是这种强烈的革命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动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 海外华侨还有个共同特点，这就是热爱自己的家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广大华侨含辛茹苦，挚爱宗邦。”③从这点出发，广大华侨在资助辛亥革命问题上，迸发出空前的热情，支援各地光复。这种爱国爱乡之举，既为自己的家乡光复作出贡献，又促进了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 本文拟就泉州地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大力支持孙中山，在国外广泛建立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培养革命骨干，形成革命活动基地，是泉属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一大贡献。 早在孙中山在南洋宣传和开展革命活动前，泉州华侨就已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联合了章太炎、蔡元培等所组织的光复会和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同盟会在南洋、欧洲、美洲等地都设有支部。它在国内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立即进行公开活动，即使秘密行动，有时也很艰难。在国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特别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工作进展更为迅速。在孙中山民主思想感召下，不少旅居海外的泉属华侨，纷纷投身革命，成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和中坚。具体情况是： 1905年，泉州华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它是南洋第一个支部，设机关于晚晴园，在陈楚楠等人的努力下，新加坡华侨先后加入同盟会组织的就有500多人，从目前占有的资料看：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的泉州华侨主要有：原泉州府同安县华侨陈楚楠、陈嘉庚；南安华侨周献瑞、盛九昌、尤世珍；晋江华侨李辟尘、庄汉民、沈鸿柏、沈鸿辉；安溪华侨陈竹痴、刘治国；惠安华侨郑聘庭；永春华侨颜穆闻、李孝章等20余人。④ 陈楚楠是孙中山在南洋宣传革命和组织革命的得力助手。担任南洋英荷两属同盟会会长期间，曾受孙中山委派去槟榔屿、吉隆坡组织分会。后来他自己又派人到荷属东印度、仰光及马来亚等地发展组织。南安华侨王振邦，也是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后转至印尼的泗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后回国为厦门和泉州光复做出贡献。在陈楚楠积极活动下，革命党“在南洋的势力好象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⑤孙中山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英荷两属及缅甸各地同盟会的发展，楚楠之力多焉。” 此外，晋江华侨庄汉民“参加新加坡《兴中日报》工作”⑥，用笔杆子进行战斗。南安华侨盛九昌“借行医机会宣传革命理论，鼓动侨胞参加革命行列，并捐募款项，支援国内革命起义。”⑦ 同安华侨庄银安，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爱国者。他在胡汉民、陶成章等人的影响下，于1908年在仰光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会长，成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得力助手。在庄银安等人的努力下，缅甸华侨“思想为之一新，排斥满清统治者之说大倡，加入同盟会者日多。”⑧短短几年中，拥有会员2343人。 泉州人陈允洛，20岁参加同盟会，被推为缅甸同盟会文案科科员和仰光同盟会参议员。“凡缅甸同盟会和国内外革命的联系之文字，多出他手。”⑨晋江华侨魏继汗、李树获（原籍安溪）均在缅甸的中国同盟会任职，为革命做出不少贡献。 在菲律宾，参加同盟会的泉州华侨所占的比重更大。南安华侨巨商吴记霍，则是中国同盟会驻菲专员。泉州华侨同盟会员戴愧生、吕谓生等，也做了不少工作，为革命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同盟会槟榔屿分会是继西贡、新加坡分会之后，于1906年9月成立的。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洋的第一个支部，也从新加坡“晚晴园”迁移至此。泉州华侨刘惟明、永春郑玉指等人便是它的第一批会员。 特别是刘惟明，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李烈钧、孙中山的家属，而且还秘密四出活动，组织革命力量，宣传革命宗旨，才使槟城这块革命阵地得以巩固。因此可以说，同盟会能在槟城立足，革命思想能在槟城广泛传播，与刘惟明等华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里尤应特别指出的，是泉州树兜旅居泗水的蒋以麟一家表现最为突出。二十世纪初，蒋以麟父蒋报策，叔蒋报料，堂弟蒋德卿等先后参加了光复会。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后，蒋家也随之转入泗水同盟会，其亲戚王振邦也从新加坡转入泗水同盟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蒋氏一家及王振邦日后成为厦门、泉州光复的主要组织者和经济的主要支持者。 此外，永春华侨郑成快在马六甲，晋江华侨陈清机在日本神户……等等，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正如同盟会著名人物冯自由所说：“凡有华侨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10） （二） 传播革命思想，揭露保皇论调，唤醒华侨群众，为辛亥革命在舆论上和思想上做准备，是泉属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又一贡献。 1898年维新变法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不少维新人士纷纷远走海外，他们看到革命浪潮迅速的发展，十分仇视和恐惧，更顽固地站在保皇立场，“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为与异己者宣战”。（11）由于当时的华侨大多受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深受保皇思想的影响，视孙中山的“推翻帝制”为“大逆不道”和“洪水猛兽”。因此，革命与保皇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两派之间的壁垒更为分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认识到，要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革命活动，非得运用宣传工具，对保皇派的论点进行坚决回击，革命形势才能向前发展。于是从1905年到1907年，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要阵地，配合的是南洋各地华侨出资创办用于宣传革命的报纸30多种。其中以泉属华侨陈楚楠、庄银安等人所创办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光华日报》影响最大。 陈楚楠等人是孙中山在南洋宣传革命的得力助手。早在1903年，为了唤醒华侨的革命思想，曾自筹资金翻印邹容《革命军》一书2万册，更名《图存篇》，散发南洋各地，并设法输送到漳、泉、潮、梅各乡镇，分送士商各界。使南洋“一时人心奋发，舆论沸腾，华侨有志之士，知非追随中山先生不足以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华侨之革命思想日炽”。（12）1903年7月上海发生“苏报案”，清政府要求英租界引渡章炳麟、邹容。南洋华侨配合全国人民群起反对，陈楚楠等人以小桃园会所名誉致电上海英领事馆，“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于朝廷，以重人权。”（13）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领事和清政府扼杀革命者阴谋才未能得逞。 陈楚楠等人正因“上海苏报案起，革命思潮急湍海外，遂决意投资办《图南日报》，以广宣传。”（14）初创时，由于风气未开，仅作宣传赠品，“长期订阅者仅30余份。”（15）随着革命日益向前发展，在陈楚楠等革命者的努力下，《图南日报》发行量增至2000余份，行销南洋英、荷两属各埠，成为南洋华侨宣传革命的第一个舆论工具。在《图南日报》唤醒下，“中外人士对于革命党人之观感，亦为之一变。（16）孙中山“获读《图南日报》，知革命种子已传播于南洋各岛。”（17）并通过尤列，经常同陈楚楠等保持联系。 《中兴日报》是“楚楠等以继昔年《图南日报》之统绪。”（18）为目的于1907年创办的。刊发不久，便与《南洋总汇报》展开革命论与立宪论的大笔战，成为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侨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通过这次论战，揭露并批判了保皇派妄图阻止中国立即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企图，使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中兴日报》销数达4000余份，许多华侨纷纷从保皇转向革命。 1908年，泉属华侨、缅甸的同盟会会长庄银安与缅甸的革命党人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与“保皇派”展开大论战，后受顽固势力和殖民政府迫害，避居马来亚槟城。1910年又与陈新政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继续鼓吹革命。 为了加强联系，扩大革命宣传，这时东南亚华侨还普遍设立阅书报社。其中泉属华侨参与创办也不少。如1908年刘惟明等人在槟榔屿创立“槟城阅书报社”；1911年，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设“同德书报社”；晋江华侨沈鸿柏等在马六甲创立“中华书报社”；惠安华侨郑聘庭在星洲创立“星洲书报社”；泗水华侨蒋以麟等创设“明新阅书报社”。 事实上，“凡书报社成立于民国纪元之前者，皆革命之机关支分部之变相也。当时，征集党员，筹款接济国内义军，招纳亡命之士，创办报纸，广播革命言论思想，莫不以此为原动力之所触。”（19）可以看出，办报纸、创办阅书报社，其目的都为辛亥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 经济上支持革命光复，是泉属华侨的又一个突出贡献。孙中山先生一向把筹集革命经费寄托于海外华侨。从革命发展中孙中山认为：“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全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20）广大华侨实际是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要求，在革命过程中，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的军饷费，平时革命组织的活动费，维持治安的饷械费，创办报刊和阅书报社的宣传费等等，绝大部份是由华侨提供的。正如孙中山所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在这方面，泉属华侨从孙中山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之失败，与财力不足有关。他们明白经济上对革命的支援，是关系到“事之成败，功之迟速”的大事。（21）因此，无论在支援全国性武装起义或资助本地区光复事业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7－1908年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粤、桂、滇三省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每次起义都要求陈楚楠筹款，陈楚楠为革命而翻印《革命军》，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已耗资数万元，为了革命带头筹款，由于“历年为革命耗资”（22），几乎破产。还热心为多次的起义在南洋华侨中筹款20万元，有力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安置因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来星马的革命将士，陈楚楠仍于新加坡创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排将士工作以维持生计，于是“众心始安。” 爱国侨领陈嘉庚获悉武昌起义后，立即电汇2万元交福建都督府应急。并组织福建保安会，亲任会长，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新政权。孙中山从法国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同陈嘉庚谈到建立政权急需经费，他立即献款2万元。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前，又电求支援，他又汇去5万元。（23）虽然，当时南洋资产比陈嘉庚多的大有人在，但他支持革命最积极，辛亥革命捐款数最多。（24） 此外，永春华侨郑成快，南安华侨吴记霍，也在经济上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得到临时政府嘉奖。 在光复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过程中，泗水泉属同盟会华侨几乎承担了光复该地区所需的大部或所有经费。当时，泗水同盟会分会“为了更便于策动国内斗争行动，用二人主持，一人兼理财政，遂选举蒋以芳同志兼理国内财政，……泗水财政，改选蒋报料与蒋报和共同负责。于是分头募捐，待机发动。”（25） 泉州光复活动一开始，便面临经费无着之苦。泗水华侨蒋氏一家慷慨解囊，毁家纾难。蒋以麟首先表示自己“两番由泗回来，自己也花了不少……好在二兄力量有余，一千八百尚堪支持过去，若缺我自当筹办。”并主动承担小笔款项，负责支付秘密购置枪械的费用。他还说：“较大数目，如地方无法可筹，当驰函泗水，请其汇寄。”并开诚布公地说：“或者到那时，泗水公款汇到，财无分彼此矣。”（26）当革命逐步向前发展时，泗水蒋报和暨蒋以芳等还携带巨资，住于香港，以及时资助内地起义之需。从王振邦的手稿《光复厦门漳泉永纪略》（27）中可以知道，由泗水同盟会汇来的汇款中拨助福州光复之用的，即达七千元；厦门光复单拨充饷款即达一万四千七百余元。在泉州革命过程中，蒋氏敢于毁家纾难，多次捐巨资充作购买军械弹药，组织敢死队以及策动清朝地方军官反正等经费。因为这样，到革命后“以麟返泗水，所有投资尽归乌有，…弟侄辈指以麟份额早已超支，不能再染指，他不得不自谋生路”，“但无固定收入，生活陷于困境。”（28）不过以麟对此并不后悔，他曾说：“吾人既做革命之事，当然早存牺牲。”这种高度的爱国精神，足以彪炳史册！ 泉州光复时为了维持治安，泗水蒋家还从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当泉州光复过渡期间，城厢治安紊乱，地方绅商及归侨组织保安会，维护秩序，报策及吕宋归侨陈光纯负责该会财政。”还有“厦门光复后，报料奉派到泉州，…、…路过安海，值安海市民反清暴动不久，他曾捐资千元，助安海人士办善后。”（29）如果没有华侨从经济上大力资助，泉州、安海等地的光复和光复后的治安，肯定会艰难得多。 （四） 积极回国投身于各地光复活动，是泉属华侨对辛亥革命另一伟大贡献。 泉属华侨不仅在海外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还时刻关心着家乡的革命事业，积极投身于家乡的革命光复活动。如当时泗水由于“民族思想传播更广，热血青年要求回祖国参加革命者大有其人。”（30）辛亥三月广州起义，“振邦与杨杰、陈火让等赶往广州参加，而事已败，乃回厦门，筹划厦门光复事宜，时潮汕计划起义，他运炸弹赴汕头支援；福州将起义而乏费，他尽力筹款赞助；为谋漳泉光复，他协同筹划，不遗余力。厦门光复，他更是主要人物，事前呕心沥血，奠立革命基础，临光复时，组织联系的是他，筹措经费的也是他，终于得当地同志的协力奋斗，和海外归来革命华侨的支持，使厦门宣告光复。”（31） 与此同时，泗水华侨杜桂芳于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冒险携带《图存篇》、《唤醒国魂》等革命书籍回安海，并由其子杜华山偕一、二同学缮抄百余份，在街上张贴，进行宣传。 为了推动祖国各地的迅速光复，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加入同盟会组织的华侨纷纷回国，直接参加家乡的革命活动。他们是：蒋以麟、蒋报策、蒋报料、王振邦、盛九昌、林应斗、林有周、杨光涌、杨光练、蒋报安、郭治齐、庄汉民、李秉传、吴文楚、王重生、吴瑞玉、吴昆元、吴达瑞、陈光纯、李辟尘、林良镇、王雨亭等等，即如许卓然这样重要的领导人，也曾于1907年去过新加坡，深受华侨中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的启示和鼓舞。 在南洋各埠，尤以泉州新门外树兜乡旅居荷印泗水的华侨为主要。其中蒋以麟及其父亲蒋报策、叔父蒋报料、堂弟蒋德卿和亲戚王振邦，均先后回国参加革命，并成为泉厦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对两地光复贡献尤大。厦门光复后，蒋德卿还担任临时南部分府副统领。泉州光复前，蒋以麟曾多次与父叔往返泗水和泉厦之间，为革命多方策划。为了打开泉州革命局面，他“终日出门，用应酬来寻找同志。”当第一次从泗水回泉后，就同泉州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与发展组织工作。当他第二次回泗水时，即向泗水同盟会组织报告泉州等地的详细情况。为此，泗水同盟会曾集会研究，决定自愿回国参加光复的人选，并推定募捐人员，以此加强泗水的支援工作。当“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即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进攻总督衙门，消息传到泗水，许多爱国青年为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纷纷表示自愿回国参加革命斗争。”蒋以麟“也决定重返泉州策动起义。”（32）秘密集会于泉州东门外的赐恩寺，就泉州光复的计划、步骤、财政、弹药等进行商讨，建立中国同盟会泉州分会，大家推选他为会长和军事股长要职，他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身前往军衙劝降，使泉州得以和平光复。泉州光复后，蒋以麟为安定周围各县，奔走于厦泉之间，为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安定做出了贡献。 在新加坡华侨中，以盛九昌较为突出，1906年他在新参加同盟会，放弃在海外的个人事业，束装回国，以补齿、照像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留心社会动向，结交朋友，从中发现在泉党人，逐渐和他们取得联系，联络进步人士、基督教友扩大爱国力量，还随身携带补齿、照像工具，走访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镇，足迹遍及泉州南北门外大小村落，挨家穿户，名为招揽生意，实作革命宣传，随机应变，见缝插针，讲述满清王朝的黑暗历史，祸国罪行，以及社会上的恶风陋习，如缠足、留辫、赌博等等，深入群众，启发民智，传播同盟会的革命思想。 以上事例说明，在辛亥革命期间，泉属华侨是泉州、安海、厦门光复的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泉属爱国华侨在人力物力上对家乡革命事业的援助，并不是为了报酬，而是抱着“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团热诚，只为救国”。这种高尚品质，是应该加以发扬的。但在另一面，不少华侨还存在有“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思想，他们在光复后，放弃领导权，“功成身退”，使得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各地的封建势力所窃夺。这一点也和全国一样，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注： ①这时期没精确数字根据，只是一些学者的估计，可参阅李长傅《中国殖民史》10页。《历史研究》杂志1978年第4期45页。 ②《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庆复折》。 ③许师慎编纂《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上册223页。 ④《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1985年10月出版。 ⑤陈楚楠《晚晴园革命史略》。 ⑥《泉州文史资料》新九辑112页。 ⑦同上，108页。 ⑧《同安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5月出版。 ⑨《老同盟会员陈允洛事略》《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10）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11）《答和事人》《饮冰室文集》之十一，第45页。 （12）《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 （1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14）、（15）、（16）、（17）、（18）、（19）、（22）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 （20）《孙中山致邓泽如等》（1907年）《国父全书》函札。 （21）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孙中山致永福手书》卷七。 （23）陈宗山《南洋华侨于革命中之努力》《南洋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24）苏南《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3月。 （25）、（26）、（32）以上引自《泉州文史资料》，蒋以麟《辛亥革命泉州光复记》5页。 （27）《泉州文史资料》新九辑。 （28）同上，92页。 （29）同上，93－94页。 （30）同上，3页。 （31）同上，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