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确定了侵华的基本国策，并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但彻底暴露的是二十世纪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1931年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在中国东北制造挑衅事件，为发动侵华战争作借口。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派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一部，在河本末守工兵中尉带领下，炸毁南满铁路沈阳郊区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又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一夜之间，就攻陷了沈阳城；不到一星期，就占领本溪、安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四平、长春等30多座城市，控制了铁路12条，辽宁、吉林两省除辽西外，全部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可是，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得寸进尺，企图并吞整个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按照其既定的侵华政策，立即着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袭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将领率领下英勇抵抗。1937年7月7日夜，日军炮击北平的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再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接着，即大举出兵，对中国各地进行全面进攻。中国军民，英勇奋战，进行了长达8年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泉州籍华侨遍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是聚居在东南亚各国。在抗战中，他们为支援祖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消息传到海外，泉州籍华侨即与其他各届侨胞一样，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纷纷建立抗日救国的各种团体，开展抵制日货，筹募捐款寄回国内等多种形式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成立两个规模比较大的抗日救国组织，其领导人都是泉州籍华侨。一个是南安县华侨曾建泉领导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会”（成立于1931-11-30日）；一个是由晋江县华侨李清泉领导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成立于1932年2月3日）。菲律宾华侨救国会成立不到一年，即筹募国币5万元汇回上海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20万元捐给福建省政府作为国防建设经费，2万元汇给马占山，支援他领导的东北义勇军。1932年10月7日，参加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受到了李清泉等菲律宾侨领的热烈欢迎。在8日晚的欢迎宴会上，翁照垣向与会者呼吁：“航空救国是一条出路，请为航空协会帮忙，俾航空救国得以实现。”李清泉等立即响应，于11日召开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和各行业商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决定筹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并捐款购买飞机一队（15架）支援祖国抗战。不久，分会成立，由李清泉任主席。在分会正式成立的宣言中说： “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侨胞为主体召集大家之能力，造大家的事业，具毁家救国之心，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专为建设空防，决不移作他用。所有购造飞机、装备对外参战，决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人利用。”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成立后，侨胞们踊跃参加。数日间，即登记会员4000人。在航空购机募捐中，马尼拉分会主席李清泉慨然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约值菲律宾币（比索）25000元，以为侨界倡。印度尼西亚华侨、中兴银行大股东之一、南安人黄奕住，当时正在菲律宾，他看见侨胞们抗日救国的热忱如此高涨，非常感动，也“慨捐五万金，购机以赠。”至1933年1月初，菲律宾各地华侨已组织航空分会35处，共捐得机款约合国币300万元。由于菲律宾华侨购机捐款声势浩大，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特在马尼拉的中央银行二楼设驻菲办事处。结果，这次共购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 菲律宾“怡朗华侨救国会”的领导郑士美、陈曲水、张幼庭、高作楫等人都是泉州的晋江或南安人。该会除积极领导侨众抵制日货外，还积极发动募捐，自1931-11-17日至12月15日，分两批将捐款汇给东北义勇军白银10000两；1932年2月，分5批汇给十九路军白银45250两。 淞沪抗战后，新加坡各界华侨于1932年2月初成立“新加坡华侨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会”，主席李俊承，是永春人。该会组织演讲队四出宣传鼓动，举办各种义卖和开展募捐活动。仅8个月，就募捐100万银元，一半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和赈济难民；一半汇给东北义勇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泉州籍华侨与广大华侨一样，抗日救国运动进一步高涨，被誉为继辛亥革命之后海外华侨的第二次爱国主义热潮。 “七·七”事变后，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各华侨文化教育团体、华侨中的各行各业组织等华侨社会团体和国民党驻马尼拉分部等立即于7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作为菲律宾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领导机构，并一致推选时任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晋江籍华侨李清泉为主席。在李清泉和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领导下，整个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七·七”事变后，在新加坡的泉州籍华侨叶玉堆（当时属泉州管辖的同安县人）、李俊承（永春县人）、李克前（南安县人）、陈延谦（同安县人）、周献瑞（南安县人）、陈六使（同安县人）等人立即赶至怡和轩俱乐部找陈嘉庚先生（同安县人），请他出来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年10月中旬，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任主席。在福建籍的14名委员中，泉州籍华侨占一半以上。为号召侨胞们筹款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叶玉堆、李光前各带头认捐10万元，周献瑞等各认捐1万元，为之提倡。接着，马来亚各地先后成立州一级的“筹赈会”207个，新加坡也先后成立200多个。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新加坡、马来亚华侨的义捐款达国币2042，0080元，认捐爱国公债1300，7960元。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烽火消息传到缅甸时，缅甸华侨哗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与暴行感到无比愤慨。他们都非常焦急地收听有关祖国的电讯广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少华侨争先到商店购买无线电收音机，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战局，顿时市场上的收音机被抢购一空，供不应求。在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十分危难之际，1937年7月17日，缅甸华侨与商总会元老、安溪县华侨林全瓯立即与该会的负责人共议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这一严重事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罪行，研究抗日救国措施，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迅速出师抗日，以保国土。”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漳州籍的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先后函请陈嘉庚出来组织南洋“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等抗日救国运动。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也转来从重庆发来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电报：“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届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届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陈嘉庚乃于是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届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在参加这次大会的各届代表及被推选为“南侨总会”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泉州籍华侨。如参加大会的3名菲律宾代表：陈三多（原为晋江县、现为鲤城区人）、王泉笙（惠安县人）、许友超（晋江县人）全是泉州籍的华侨；新加坡的陈嘉庚、陈延谦、李光前、周献瑞、侯西反（南安县人）；印度尼西亚的白辰恭（安溪县人）、洪渊源（南安县人）；香港的郑玉书（永春县人）……等都是当时泉州籍华侨。被选为“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李清泉，常务委员王泉笙、李光前、陈三多、侯西反、陈延谦、周献瑞、刘玉水（惠安县人）、黄重吉等人也都是当时的泉州籍华侨，占全部正、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一半以上。候补常务委员许友超、白辰恭、郑玉书、洪渊源等人也是泉州人。 抗日战争中，“南侨总会”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筹募大量资金、药品，组织机工回国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非常显著，功不可泯。据“南侨总会”编纂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新加坡版）累计，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南侨总会”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达国币4亿元，其中菲律宾华侨原来认捐国币1300万元，实际捐给1488万元，超过所认捐的数字。按当时的华侨人口平均，其成绩为东南亚各地之冠（陈嘉庚语）。在这些捐款中，泉州籍华侨占90%左右。1940-10-27日，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前，他又嘱其家属将其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献给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被誉为“临死不忘抗日救国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华侨妇女也起了“半边天”的作用，其中尤以泉州籍人数最多的菲律宾华侨妇女最为突出。在抗日救国运动中，菲律宾妇女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菲律宾华侨“妇慰会”），主席颜受敕，晋江县金井镇人，是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的夫人。菲律宾华侨妇慰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侨界知名人士的阔太太，平时很少出门。但是，在祖国处于亡国亡族的危急关头，在轰轰烈烈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他们毅然脱下旗袍和高跟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向华侨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筹募捐款，组织义卖，抵制日货，赶制救伤袋等等，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筹募捐款一项，从1937年8月至1940年6月，由菲律宾华侨妇慰会经手筹募的各种捐款就有菲币（比索）768915元，折合国币1310420元，具体内容如表： 1938年3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得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战果辉煌，深受鼓舞，特于3月10日，用妇慰会主席颜受敕的名义致信朱德将军，对八路军英勇善战进行表扬，并汇给国币1万元，作为八路军将士购买雨具之用，原文如下：朱德将军勋鉴： 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置雨具，运交将军分发八路军士兵之用。谨此奉闻，并祝胜利！ 妇慰会菲岛分会主席颜受敕谨启 1927年3月10日 朱德将军收到菲律宾华侨妇委会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与彭德怀将军联名复函，表彰颜受敕等爱国精神，并表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复函如下：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 接三月十日来信，敬悉。承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置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为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励，誓昭国仇。德虽不敏，惟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引领南望，不尽依驰。尊赐候收后，即当分发，用付雅命。专此奉复。 敬致 民族革命敬礼！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朱德 副总指挥彭德怀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日 （据《新华日报》1940年4月13日消息） 广大侨胞不但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的抗战，而且有不少华侨爱国青年毅然回国参军，要求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甚至为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回国参军的泉州籍华侨爱国青年中，有许多是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或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如1938年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总领队沈尔七（晋江县、现为清濛开发区人）、队长戴血民（南安县人）、副队长余志坚（广东人）、政治宣传员郑映民（即郑显玉，惠安县人）。全队28人，其中泉州籍19人。他们经闽西北上，全部参加了新四军。由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合”）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团长王西雄（晋江县人）、财政张匡时（晋江县人）、保管王爱奎（即王汉杰，晋江县、现为石狮市人）、宣慰曾俊峰（即曾心平，晋江县人）、文书郭汐江（即郭建，晋江县人）。全团24人，有20位是泉州人。他们到新四军中慰劳后，即全部参加新四军。这是成批、有组织、有领导去参加新四军的，还有许多零星、分散到新四军参军的，泉州籍的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侨，如梁灵光（永春人）、许寒冰（女，永春人，后与在新四军工作的姬鹏飞同志结婚）、林敦星（即林醒民，南安县人）、李白涛（晋江县人）、李文陵（晋江县人）、柯竹山（晋江县人）、林潮水（即黎阳，惠安县人）、肖诗颖（即肖枫，安溪县人）、蔡其鹿（晋江县人）、王志行（安溪县人）、王崇新……等等。 延安是许多华侨青年向往的地方。当时，许多泉州籍华侨青年，从东南亚各国返回祖国，越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或直接参加前线抗日或先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中央党校等处学习，然后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活动。如卜一（即庄焰，南安县人）、张幼庭（南安县人）、沈光（南安县人）、罗浪（即罗南传，德化县人）、陈明（永春县人）、许金荣（晋江县、现为洛江区人）、王唯真（晋江县、现为鲤城区人）、白刃（即王寄生，晋江县、现为石狮市人）、高明轩（晋江县、现为石狮市人）、许飞鹏（晋江县人）、郭华忠（晋江县人）、张道时（晋江县人）、吴性白（晋江县人）、杨志民（晋江县人、现为鲤城区人）、施纯亮（晋江县、现为石狮市人）、黄子英（南安县人）、戴永美（南安县人）、吴灿煌（惠安县人）、张超然（惠安县人）、骆德露（惠安县人）、林刚中（永春县人）、郑清贻（永春县人）、陈一平（永春县人）、陈沫（永春县人）、张清（南安县人）、林云峡（南安县人）、蔡其娇（晋江县人）……等等。 回国参战的泉州籍华侨当中，还有好几位是空军飞行员，其中有两位英勇抗敌，壮烈牺牲。一位是印度尼西亚华侨梁添成，南安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要求参战。他想当个飞行员，直接驾机与万恶而且不可一世的日机作战，因此报考中央航空军校第六期甲班。毕业后分配在空军四大队第22队当队员，后升为分队长，调至第23队担任分队长，受中尉衔。参加过河南封邱、山东蜂县、枣庄、汉口、重庆等地空战，表现非常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39年6月11日，日军出动27架飞机袭击四川重庆。当时在重庆上空担任警戒任务的是中央空军四大队的15架飞机。这一天刚好是轮到梁添成的休息日，但是神圣的祖国领空，岂容敌机如此猖獗？梁添成气愤至极，保卫祖国之心骤起，立即主动放弃假日，奔向机场，架机上天（机号2307号），与日机展开英雄的战斗。就在这一次空战中，梁添成光荣殉国，年仅26岁。马来亚华侨青年肖德清，德化县人。他早于1933年，就考进中央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上尉飞行教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奉命飞奔抗日战线，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英勇抗击日本帝国的飞贼。1942年5月4日，在云南省武定县与入侵的日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幸被敌机袭击，机身着火，机坠而光荣牺牲。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我国沿海门户尽被日寇控制。我国赖以沟通外界的路线只剩西南和新疆两个孔道，其中尤以西南的滇缅公路最为重要，大量战略物资要从缜缅公路转运回国。但当时我们国内的汽车机工人手严重缺乏，大批军事物资囤积境外，无法及时运回国内供应前线急需。1939年2月，应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的要求，“南侨总会”发布第6号通知：《徽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招募服务志愿人员。通知一发出，泉州和其他各地的华侨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纷纷响应，踊跃报名。经挑选和批准后，有好几百位泉州籍华侨驾驶员和机修人员，甘愿抛弃在国外比较丰厚的收入和比较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国，奔向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为国服务。担任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领队白清泉，就是泉州市安溪县的华侨。他回国后，立即在滇缅公路上从事紧张的运输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日夜奋战，抢运军事物资，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才重返新加坡，经营商业，现在已成为新加坡著名的“酱油大王”。1995年，我去新加坡时，曾专程去拜访他，共同回忆南侨机工当时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主席刘玉水（惠安县人）接到“南侨总会”第6号通知后，当晚立即召集各方面的汽车司机前来商谈，并专门成立一个“汽车司机公会”，由庄明理（晋江县、现在的鲤城区人）担任会长，负责发动、检验和选送机工回国服务的工作。1939年2月18日至4月10日，槟榔屿第一批报名的华侨机工99人，而实际回国的却有104人。在欢送时，全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刘玉水致词后，由庄明理向第一批回国机工队授旗。东南亚各国的南侨机工，一批又一批地回国服务，共达3200多人，大部分被分配在滇缅公路工作。由于环境恶劣、条件很差，机工们虽有为国报效的热情，但存在的实际问题不少。所以，“南侨总会”还派其常务委员侯西反和庄明理为代表，回国协助机工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940年初，“南侨总会”还由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共45人，回国进行慰劳和视察。下分3个团：第一团团长潘国渠（新加坡华侨，南安县人），率团赴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慰劳和视察；第二团团长陈忠赣（菲律宾华侨，南安县人），率团赴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慰劳和视察；第三团团长陈肇基（越南华侨，可能是广东人），率团赴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山西等省慰劳和视察。“慰劳团”的团员有许多是泉州人。 是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陈嘉庚还与侯西反和“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永春县人）冲破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种种阻挠，到延安进行考察和访问，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通过考察和访问，给陈嘉庚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陕北的情况有所了解。正如1948-11-21日，陈嘉庚在《南侨日报任务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所说的：“俗语谓‘百闻不如一见’……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至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传所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农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所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淳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