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旅居缅甸的泉州籍华侨同各国的侨胞一样，身居异域、心系祖国，他们视祖国安危为己任，发扬华侨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抗日救国，从各方面积极地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直至最后胜利。 要求“出师抗日”是华侨的共同心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吞并全中国。消息传到缅甸，激起广大爱国华侨的无比愤慨，他们十分关注祖国的安危，每天都在收听来自祖国的电讯广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为及时了解国内战局，不少华侨争先到商店购买无线电收音机，顿时，市场上的收音机供不应求，据缅甸报纸报道：1937年8月至12月缅甸海关进口收音机的数量较前年同期激增21倍，其中80%为华侨购置。 在这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同年7月17日，缅华兴商总会元老、安溪籍华侨林金瓯即与该会负责人共议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罪行，当天，便以缅华兴商总会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蒋委员长彻底抗战”，同月19日，请包括泉籍各同乡、宗亲社团在内的全缅各主要侨团负责人于仰光集会，议决再拟电文，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恳切要求：“迅速出师抗日，以保国土”，表达了当时30万旅居缅甸爱国华侨热爱祖国，反对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 建立救亡组织，开展抗日宣传 为更好地配合和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做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后盾，1937年8月5日，由缅华兴商总会发起，缅甸各侨团派代表参加于仰光正式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推举闽藉华侨陈占梅为主席、泉州府籍华侨陈吉昌、陈上墀和陈上坑为常务理事，泉籍各侨团均推派一人参加为理事，随后，救灾总会选派陈上坑、苏祖用和曾顺续（均为泉州籍）等9人立即分赴缅属各埠指导组织救灾分会和开展抗日宣传，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建立救灾支会8个，分会194个，推举担任支、分会理事的华侨达1300多人。 同时，各阶层、各行业、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行动起来，陆续建立各自的抗日救亡组织，主要的有：“中国救灾公债劝募会缅甸分会”（1938年8月23日改为“华侨公债劝募会”），“缅甸华侨红十字会”、“缅甸华侨各途商筹赈会”、“缅华募捐难民棉衣会”、“缅甸华侨救护队”、“缅华赈济祖国灾重委员会”，和以泉州府籍华侨张永福为会长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以及“救国后援会”、“救亡歌咏团”、“文化救亡协会”、“佛教青年救灾会”……等等。在各抗日救亡组织中，均有不少泉州籍华侨参加。 在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机构的同时，各团体共同配合，采取诸如召开演讲会、纪念会、集会游行、发布通告，组织议诊、义演、义卖等多种形式，在缅属各埠掀起广泛的抗日救国活动，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热忱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如每年的“九·一八”、“一·二八”和“七·七”，各组织和各侨校都联合举行纪念活动。1938年7月7日，救灾总会还发布通知，号召全缅侨胞休业一天，下半旗致哀、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素食一天节款救灾。由晋江籍华侨陈允洛等人创办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仰光华文报《中国新报》、《缅京日报》和缅华妇女联合会主编的抗日刊物《女声》先后出版。1938-10-10日，50多所侨校和侨团还联合举行了筹购“缅甸华侨号”战斗机的游行，使抗日救灾的宣传活动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提倡使用国货，彻底抵制日货 全面抵制日货，是缅甸华侨激于爱国义愤，在以财力、物力和人力直接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为从经济上制裁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削弱其势力，声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而掀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全面提倡使用国货，彻底抵制日货运动。在林金瓯的倡议下，1937年9月3日，以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名义向全缅华侨发布“全缅侨胞彻底抵制日货”的通告，10月2日“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应运而生，各埠也陆续成立分会。10月10日又联合印侨和当地人民成立“华印缅联合抵制仇货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抵制日货的运动。 为使全面抵制日货运动扎实而迅速地开展起来，同年11月28日开始对华侨商店所存的仇货进行全面登记。1938年5月5日在仰光召开有各华侨社团、各侨校派代表参加的首次全缅华侨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抵制日货总会制订的《抵制日货的规约和奖罚》，同月30日于庆福宫举行规模空前的抵制日货宣誓大会和示威游行，并将这一天定为“全缅华侨抵制日货日”。同年10月12日总会又发布“限定年底前肃清仇货”的通告，同时采取举办国货展览会，开设日货与沦陷区所产、假冒国货之样品陈列所，以供侨民识别和杜绝日货。还组织日货侦缉队，严禁奸商偷售日货等措施。1940年10月1日，又召开了有130多位来自缅属各埠华侨代表参加的会议，总结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的经验，制定新的抵制日货措施，使抵制日货的斗争长期坚持，卓有成效。 踊跃捐款献物 支援抗敌救灾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抗日救国”是缅甸爱国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救灾的响亮口号，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泉籍华侨除踊跃捐资献物由救灾总会统一汇回祖国外，1938年夏，旅缅南安乡亲率先提出“献产救国”，把址在仰光南勃陶街157号的会所以缅币10000盾变卖后悉数捐购国防公债，继之还有原称泉州五邑同乡会的温陵会馆和安溪会馆、惠安会馆也先后变卖会所“献产救国”。因病回厦门疗养的晋江籍爱国华侨吴家枫也在厦门两次捐购救国公债计银元10000元，成为在厦门捐资救国之楷模（厦门《江声报》曾于1937-11-25日以《仰光华侨吴家枫认购救国公债万元》为题褒扬吴家枫的爱国行动）。9月25日，泉州籍华侨、华商商会会长张永福独捐药品5大箱，配回祖国抗日前线。 据史料记载：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缅甸华侨向祖国捐赠物品，以缅华红十字会名义，由海兴、海利、丰庆和丰祥轮先后分6批配回祖国的有：衣服325200件，新棉衣11600件，麻袋183500件，药品69箱，汽车100部。从1937年8月至1942年3月，缅甸华侨救灾总会汇交重庆国民政府的捐款达缅币300万盾（当时每100盾缅币折合国币200元至500元）。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在会长、泉州府籍华侨张永福和厦门籍的吴文举等爱国侨胞的努力下，仅2年时间就征求会员13450人，勤募缅币305636盾4安、国币37000元，先后购置战斗机19架（其中“缅甸华侨号”9架、“缅甸华侨学生号”5架、“缅华特委号”2架、“缅甸华侨各途商号”2架、“华侨仰光光厂号”1架。）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金质奖章一枚。 1938年5月厦门沦陷，缅华兴商总会立即了召集闽侨各社团代表联席会，于同月18日成立闽侨各属赈灾会，开展捐募筹款，由缅甸华商商会、华侨妇女救济会，勃生闽侨等先后电汇港币10000元，缅币26000盾至厦门鼓浪屿国际难民救灾会收转赈济厦门灾民。 直接投身抗日 忠心报效祖国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热忱向国民党、全国人民、各党派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极大地鼓舞着海外爱国华侨，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和前途，因此，许多华侨青年纷纷报名返回祖国、直接投身抗日，为祖国的民族解放而尽“匹夫之责”。晋江籍华侨青年、缅华文化界救国后援会成员许金荣主动联络和带领苏学成、郑有礼、曾智明、林秋常、李孝三，毅然辞去各自的店员之职，于1938年5月11日由仰光启程经香港，取道广州向西安方向绕道前进，沿途冒着敌人的封锁线，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历时一个多月分别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和直接到抗日前线；惠安籍华侨青年、汽车驾驶员汪延生得知缅华救灾总会拟招募一批熟悉机驾和机修工回国服务时，就主动报名应招加入“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于8月18日乘搭新地亚轮启程，途经新加坡、香港、广州到达武汉，编入陆军特种工程兵，分配在军政部武汉工程处承担工程材料的抢运任务，为国效劳。 继1937年选派81名医疗救护队人员回国服务之后，1938年9月14日安溪籍的周仁勇、施琳详加入由39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缅甸华侨救护队”，由著名的外科医生陈雅云率领，随带缅华红十字会劝募购赠的救护车5部和一大批药品经香港回国到抗日前线担任救护工作，华侨青年、汽车驾驶员吴焕炽得知祖国急需大批机驾人员时，也主动放弃原来职业，于1939年8月25日加入途经仰光的第4批南侨机工行列回国服务。年仅17岁的华侨少年、智中学初三年学生颜生主动串连一帮华侨同学不辞而别离家回国，到祖国的西南地区宣传抗战，组织民众抗日，他回到祖国后，才写信告诉和安慰自己的母亲：“亲爱的妈，真对不起您，因为您是那样的疼我，但是我竟然离开了您，投入祖国的怀抱，做组织民众、宣传抗战的工作去了。恳请您不要伤心，不要流泪，要高兴，要为您有一个孩子能够回国效力、杀敌救亡而高兴。”爱国真情感人至深。 搞好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中转”工作 1938年10月，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发起召集南洋各属45个城市168名华侨救亡组织的代表，于新加坡华侨中学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发表总会宣言，号召南洋800万侨胞要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作后盾，这标志着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已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在这之前，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华商总会等团体推举闽籍华侨李文珍、吴文举、陈步墀、陈占梅和崔杰南、黄志大6位为代表赴新加坡出席“南侨总会”代表大会。 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关于“征募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6号通告发表后，无数爱国华侨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应征；由于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被日军占领，新开辟的由云南的昆明到缅甸的腊戌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很多军需物资和回国投身抗日的华侨青年必须从这里输入。 为使即将回国的大批华侨机工能够顺利到达，缅华救灾总会按照南侨总会和祖国西南运输处的安排，在仰光设立“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并在仰光和腊戌建立二个机车装配厂，分别负责接送途经仰光回国的南侨机工和机动车辆。继2月18日新加坡泉籍华侨白清泉率先带领号称“八十先锋”的首批南侨机工回国后，自4月12日起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先后接送在马来亚组队取道仰光回国的南侨机工计6批538人（其余均由安南入境）还有转运货物；洋毡、棉被、蚊帐、棉背心和卫生衣计7800件及部分机动车辆，其中第一批机工344人，于4月12日到达仰光，集宿地华侨中学，仰光分处按每人日供膳费缅币5安托，由华商总会代办，缅甸华侨筹赈会还拨出缅币6880盾作为他们自仰赴滇的旅费，那时的缅甸仰光实际上已成为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中转站之一。 做好战区难侨的疏散和安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南侵，局势更加紧张和恶化，从12月23日起，缅甸首都仰光连遭日机空袭，广大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紧要关头，为减少损失，缅华救灾总会一方面积极组织侨民疏散撤退回国，一方面动员华侨青年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痛击入侵之敌；首先是邀请宿居腊戌的缅甸、新加坡各属侨领集议决定对战区侨民进行组织疏散转移，为此，1942年2月19日成立了以滇缅铁路督办曾养甫为主任，泉籍新马华侨侯西反和缅甸华侨白三江、吴文举、李文珍等15名为常委的“南洋战区侨民疏散协助委员会”（简称南侨疏散会）于腊戌，除在缅甸的仰光、腊戌、八莫和西保设立分会外，各埠还设立难侨登记处、招待所和收容所计15处，战地青年服务团多处，在云南的保山和畹町也分别设立办事处和接待站。晋江籍华侨吴铁民奉派驻缅北重镇八莫负责接待安排难侨疏散回国。缅华救灾总会还拨出救灾款缅币53656盾作为南侨疏散会经费，组织一大批车辆负责协助难侨的疏散离境回国，途中除免费输送外，另拨救济款每人成人10盾，小孩5盾。 据史料载：日本侵占缅甸三年多，华侨受洗劫，先后被迫疏散撤回祖国达97000人之多，其中不少是泉州籍华侨。 在缅甸的勃生埠中华中学担任训育主任的泉州籍华侨青年吴学诚，针对日寇接连轰炸仰光的罪行，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同侵略者战斗到底，随后带着10多名华侨师生经仰光直奔缅北的曼德礼，同惠安籍的华侨青年王汉斌加入由中共西南局领导的有各侨校华侨青年70多人参加的“缅华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在缅北一带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在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入缅作战期间，不少华侨青年主动地配合远征军和盟军当翻译做向导，晋江籍华侨青年陈时忠曾多次为盟军提供情报，有一次在深山密林中侦察时，发现一个日军临时作战指挥机关后，立即报告，并带领盟军以重炮袭击，彻底捣毁日军的作战指挥所，陈时忠为痛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盟军的褒扬和奖赏。 由于缅北被日军占领，滇西也不时遭日机滥炸，缅甸华侨战工队按照中共西南局的决定全队撤回，先派晋江籍华侨吴学诚回滇同有关部门联系，为大批人员回国做准备。从1942年5月“战工队”起先后分批到达昆明后，受到爱国人士李公仆先生的接见，并按照“疏散隐蔽”的精神，分别安置在：滇军18师2团3营（民运队）11人，编入滇西抗日武装7人，担任教师14人，调重庆《新华日报》5人，回福建4人，到延安5人，进西南联大1人。 南侨疏散会也于1942年7月迁回重庆附设在重庆林森路九道门7号国民外交协会内办公，继续做好境外难侨的疏散和入境的安置，南侨筹赈总会仰光分会委员、泉籍华侨刘梧桐在缅期间积极参加捐募支援祖国抗日，日军南侵时，他携带眷属回国后，仍然关心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1943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到广东韶关，接运从美国进来的一批卡宾枪和子弹，装满11卡车，行经江西、浙江直至江苏战区交抗日军团，也受到国民政府的褒扬和奖赏。 日军欠下的累累血债 日军入侵缅甸期间，首都仰光和曼德礼等主要城市遭到日机无数次的狂轰滥炸和日敌宪兵的抢夺、烧杀，无数无辜缅甸人民和各国侨民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华侨遭受浩劫更是十分凄惨，据史料载：华侨死于空袭有3500多人，惨遭杀戮的300多人，被搜捕拘禁也达3000多人，难侨疏散回国途中被炸、饿、病死者更是不计其数。 凡是热心抵制日货和从事救灾运动的华侨大多被列入黑名单大肆搜捕和杀害。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创始人之一，历任安溪公会会长的泉籍华侨林金瓯，因倡议抵制日货和积极组织捐款救灾，日军南侵后被拘捕监禁、受严刑酷打致成重伤，直至病危时才让保释，三日后即1942年6月16日含恨逝世，时年64岁。1942年6月11日晨，驻仰光日军穷然包围华侨集居地，被拘华侨达600多人，并把无辜华侨、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直属仰光支会委员、同安会馆常务委员杨名题、同安会馆常务委员林家樵、叶楷书、李伯桑和曾文照以“破坏东亚秩序，防害皇军进展”罪，于同年7月17日被押往九文台福建公墓枪杀，对他们的58位眷属，也于翌日用大卡车载往缅北放逐出境回国，他（她）们回国途中历经数十天的长途跋涉，悲饿病交集，多数死于途中，抵保山时仅剩11人。1942年6月29日闽籍华侨一行58人疏散回国返闽途中，汽车抵福建沙县西芹乡菜头岭时，不幸翻覆，死亡46人，其中泉州籍（晋江）难侨吴善茜一家及其亲戚就占24人，为状至惨。5月份，当大批难侨乘坐的上千辆汽车在高黎贡山上的滇缅公路撤退回国时被敌机发现，用机枪沿途扫射，死难甚多，难以估计，单在怒江两岸惠通桥附近，惨死的华侨就有5000人以上，5月4日下午一时，敌机又狂炸滇西重镇保山，民众死伤数千人，刚过境至此的难侨被炸惨死也在2000人之多，血流成河，惨不堪睹，以上死伤的难侨中均有不少为泉州籍华侨。辛亥革命时期就加入同盟会，蝉联多届缅甸华商商会主席，中航建协直属仰光支会会长、国防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73岁的泉州府籍华侨张永福在疏散撤退回国途中，因年迈不胜长途跋涉颠簸，于1942年5月10日病故于滇西雄县医院。 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整整60周年了，时至今日，在日本国内仍然有一股势力企图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罪行，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警惕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和历史悲剧的重演，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