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厦门沦陷，形势十分紧张。为了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柯昆山从厦门殿前回惠安，与特支书记曾炉接上组织关系，以教员职业为掩护，在东园惠群小学任教，从事地下活动。同时惠安党组织在东园葛上村惠群小学组建地下党支部，柯昆山任支书，成员有侯如海、许文辛。葛上支部（也称惠群支部或东园支部）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建立的，是东园镇最早建立的党支部。 在组织领导核心建立后，接着便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工作重心，开办夜校、民校、组织“读书研究会”，组织学习《十月革命》等革命书籍，传阅《新华日报》等报纸，成立东后抗敌巡回宣传队。在惠群小学校内出版“小铁扫”、“星火”墙报；在校外利用标语、漫画、革命歌曲进行宣传；组织少年先锋队、儿童团举办故事会，内容有“小八路”、“红小鬼”、“石童子”等，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群众活动轰轰烈烈，抗日救亡如火如荼。第二年，党支部又发展了陈铭、陈联芳、陈秀恋、黄银虎、谢霆、许庸等人参加，壮大了革命力量。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统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开始进入地下活动。当时闽中特派员李刚，借南柳支部召开惠安特支扩大会，讨论增补委员及武装斗争等，同时也研究地下交通线问题。为了避开福厦公路关卡多，不安全，决定开辟新路线。即泉州的晋江通闽中区线路，由百崎或秀涂起船，首站在葛上，过大崎岭到赤埕、南庄、五柳、峰崎、三朱后到莆田界外转闽中。各站都有可靠的接头人：刈上柯昆山、赤埕的陈必明和王君婕、南庄的柯来法、崎峰的何必然、许埭的程XX、三朱的朱振法等人，同时还是交通员。 刈上村在惠安南部，背山面海，位置偏僻，地瘠民穷，群众基础好。交通站地点，设在村南边下厝东北角小楼上。当时的地下交通员从泉州出发，经百崎、秀涂下船，就到刈上交通站食宿，第二天清早继续前进。当时，泉州（晋江）特委书记李刚、惠安特支曾炉、朱汉膺、陈忠炟等各级领导人多次来这地下交通站，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等；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护送地下同志，保证膳宿，筹集经费，有时也兼输送军械的任务。对这条交通线，朱汉膺称赞说：“安全可靠、食宿方便、迎来送往，作用重大。” 地下同志人来人往，造成学校经费开支困难，教师薪水菲薄，生活艰苦，一日三餐地瓜干，没有配菜，只能沾一点豆酱油拌食。当时有一个“咚——术”的故事，（即指吃饭配菜，三餐酱油，筷子伸入放酱油菜钵里沾“咚”一声，再往嘴巴一吸“术”一声，戏称“咚——术”），生活上的艰苦奋斗，至今上年纪的群众记忆犹新，传革命人苦中有乐之佳话。当时群众对教师为革命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发自关心和帮助，许多人自发送粮、送菜、送钱支持学校。陈文坎（地下党员陈铭的父亲）的家中经常接待过往的地下同志的膳宿，并把多年自己省吃俭用积累的钱，献给地下同志做路费。那时董事会董事长陈复炎、朱瑞发诸位长老也召开会议讨论，发动群众捐物捐钱支助学校、又发动学生慰劳教师，每人5公斤地瓜干，以缓解地下同志的膳宿经费问题。陈海戆为学校建小花圃，让师生种蔬菜，改善伙食；教学生学习刺杀、锻炼身体；带领师生上山砍树，解决柴草困难。 葛上老区人民觉悟高，为革命做出奉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特别不能忘记在革命前沿阵地的惠群小学。 1940年5月底，地下交通站遭破坏。当地有一国民党党员，平日注意这里人来人往的异常现象，有一次他抓住同志们工作疏忽大意，伺机潜入室，发现许多地下传单、文件而告发，使交通站遭到敌人搜查，但相关的地下同志安全转移。 日寇占领厦门、金门后，那时靠台湾和东南亚进口大米的泉州，因海上交通运输中断，造成粮荒严重。以蔡鼎常为代表的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大量屯积居奇，物价波动，大米一日数次涨价，贫苦市民因买不到米而吃粗糠，百姓怨声怨道，而不法商人却大发国难财。 地下党泉州中心县委据悉，特委书记李刚亲自领导，组织力量打击投机商人。按照行动布置分工：惠安特支指派东园葛上支部，组织地下党员柯昆山、侯如海、许文辛、谢霆、洪耕夫、陈铭、陈秀兰、陈联芳以及地下群众积极分子陈烈、陈世远等十多人参加。大家前一天到泉州，住宿三江旅社，具体任务是负责警戒（放哨）参与抢米和指挥掩护撤退。4月4日早晨7点30分左右，先是几个地下党人到涂门街“美耕”粮店要买米。此时，陈烈、陈世远等七、八个地下同志迅速跨进米店，跳上屯米堆，把一袋又一袋的米往下推；这时，在外面徘徊装扮成人力车夫的工友也冲拥进去，把米一袋袋抬到街中，打开米袋，分给买不到米的群众，有的用大袋小袋装，有的用竹篮盛，还有的干脆脱下上衣包米，人们奔走相告，抢米的人象潮水涌一样。这时地下党中心县委方珠站在一辆人力车上，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奸商罪恶，这是地下党领导一场轰动闽南的“抢米”斗争。 抢米胜利，大快人心。当日东园（葛上）地下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安全撤退到洛阳。经受一场战争洗礼，大家内心兴奋不已，柯昆山激情直抒，口占一词。词牌名叫《卜算子》，题目：泉州米斗事件。 词曰： 洛阳桥中断，何事避风雨？塔影双斜江山秀，凭吊叹无主！ 绅商勾暴政，民情低声怨。吃尽居奇囤积苦，谁乱谁‘戡乱’？” “泉州抢米”斗争，在闽南地下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8年6月，国共合作，经惠安特支同意，中共党员柯昆山由进步人士柯英介绍，以灰色面目加入福建抗敌后援会惠安分会，担任宣传队长。7月，中共特支发动号召全县进步教师，组织12支抗敌宣传巡回队，利用暑假40多天，下乡进行宣传演出。 1938年7月，在葛上村惠群小学成立“东（园）后（港）抗敌宣传巡回队”，编列为县第12支宣传队。成员以惠群小学师生、群众中积极分子，还吸收东园、后港地区进步师生。他们的演出除了唱抗战歌曲外，还演戏。如：《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长》、《我们是一群小瘪三》等剧目，定期在本村、东园、玉坂、霞美等地义演，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筹集资金，支援灾区。巡回宣传队每到一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观众云集，反映良好。 1940年7月16日凌晨4时许，日舰放下小艇在崇武的后港游弋。5时左右，日舰上起飞4架飞机侵入崇武、獭窟上空，扔下炸弹数枚并扫射。日舰炮艇又向陆上开炮轰炸。稍后日军300多人从后海、三屿、港关等处登陆窜人崇武城；另一支200多人从獭窟登陆。杀害我无辜群众93人，伤40人，烧毁房屋566座，渔商船被烧毁521艘，时称“七·一六”惨案。 消息传来，地下党支部成员及积极分子，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经地下支部讨论决定，由柯昆山亲自带领“东后抗战宣传巡回队”，历尽艰险，搭船过海到獭窟岛慰问灾民。演出时台上台下，群情激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集国恨家仇，齐声痛诉日寇的滔天罪行。这次慰问演出，震动很大，影响很好，收到预期效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反共高潮。惠安特支坚决执行上级部署的隐蔽方针。东园支部接到通知，部分成员转移，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1941年秋，党组织派交通员接地下党员陈联芳到螺城后，又转到南安诗口小学，以工友身份为掩护，刷印宣传品，从事革命活动；地下党员陈秀恋，转移到东岭前林一带教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6月上旬，晋江“科任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通缉陈纯元、李焕堂、刘森南、林平凡、张海天、庄昌文、王福庆、洪瑞星、方瑶缄、林菊初、陈顺兴、陈秀鸾（女）等中共党员，8月，陈秀恋在葛上村被捕。他们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经受了考验，使敌人抓不到把柄，也达不到目的。直到1946年10月以后，时局发生变化，国共重庆谈判。在政协会议上，中共及民主人士的斗争，达成释放政治犯，他们才恢复自由。据陈纯珠《回忆刈山地下斗争二三事》（惠安文史资料19期），中写到“农历五月初九早，即遭惠安派来警察逮捕……叫我小妹纯珠到峰尾小学通知曾素霞、陈秀恋（当时惠东地下党派来我家送信的），马上离开学校。并告诉陈秀恋赶快回惠东告知张海天、林平凡、王福庆等同志隐蔽。”陈秀恋临危不惧通知，使革命同志安然无恙。 积极分子陈烈，有一次获知惠安警察小头目奄养要抓捕地下党人何可人（何邦基）和培元中学一位进步教师。他立即报告组织，使这二人逃脱罗网，安全转移。民生农校毕业后，陈烈往台湾，时台湾暴发“二·二八”起义，他怀着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愤怒，同情台湾人民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也投入战斗行列。他参加攻占台北一个警察局，一直到国民党援军反扑时才撤退，充分显示不畏强暴的精神。 1945年秋，柯昆山被捕入狱。当时，许庸在县城家中，从敌情处得到要抓捕张海天消息，马上通知地下党人（字条这样写，海天：警方追捕速逃），他为了掩护同志而被敌人发现，受牵连被捕坐牢多年。 1948年春，出狱不久的柯昆山，加入闽中地下游击队，一边在立达中学教书，一边进行地下活动。春末时，接到老朱（汉膺）通知，派他护送一批军需物资到闽中司令部。朱、柯两人相识相知，有深厚的革命情谊。知道柯昆山在马来亚加入“马共”，参加反日活动被谴回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莆仙话，又有归侨模样。于是，他和小徐装扮成回国的华侨富商，各乘坐一架竹座抬，六个挑夫担行李箱随后，由三朱后宅村交通站出发，经下株尾渡口搭乘船到秀屿，经过一个个交通站人员的护送，逢陆走路，遇水搭载，经过一星期顺利抵达目的地。事后知道押运的东西是：一万发子弹、两挺机关枪（拆卸）、两盏磅灯及小徐随身带1.5公斤黄金的活动经费。柯昆山又惊愕又激动，这是他出狱后为党做的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 1949年8月23日，闽中惠安游击队进驻县城，惠安解放。为了迎接解放军南下，搞好支前，游击队党委决定组织宣导队，派许庸任队长。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重点宣传支前的中心任务；党的各项政策；人民币的地位和作用。宣导队以城关为据点，以附近农村为阵地集中领导，分散至涂寨、东岭、小岞、山腰、洛阳、泉州开展宣传活动，并在东园一带（葛上）发展一支小分队，由陈汉文负责进行宣传活动。 8月，许庸队长来葛上村，联系上陈铭。在他的授意下，地下积极分子接管村政权和惠群小学。解放初，学校校长陈汉文兼主村政、农会主席陈春林、民兵队长陈烈，都是当时的地下积极分子。在支前工作，接待片区驻军、过境解放军筹集资金、粮草、支援解放军解放厦门，积极完成上级布置给各项中心工作和任务，做出较大的贡献。 1983年惠安县人民政府确定东园群青（葛上）村是抗日时期的革命老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