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中中学——泉州第六中学建立于1916年(民国五年)，到现在刚好七十年。她是十二位有新思想、有抱负、有专长的青年中学教师，满怀愤激的感情与救国爱乡的热情，赤手空拳创办起来的。筚路褴褛，备尝艰辛，以后又风风雨雨，屡遭艰危。但办学著有成绩，校誉逐渐远播。侨领陈嘉庚先生充分予以肯定，在她经费严重困难、风雨飘摇之际，慨任董事长，逐月捐资支持，学校得以度过难关，奠立较稳固基础。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师生努力，获得稳定发展，规模逐步扩大，高考、中考成绩，屡列省地市前茅，1958年定为省重点中学，省教育厅称她是全省十所较好的中学之一。 想不到，文革一开始，各科骨干教师几乎全被打成“黑帮”，接着学校被打成“黑校”(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黑样板)。使数十年呕心沥血耕耘的著名学园，毁于一旦。复办后，在党政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正在为振兴学校而努力；旅菲、印尼、旅港的校友捐献巨资，或兴建校舍或充实教学设备，学校将日渐恢复往昔的光辉并发扬光大。 本文按照征集文史资料年代的下限，只写前五十年，即从学校创办到文革前一年。 作者三十年代后期在本校学习，解放后一直在本校任教，现将亲历访问知情的校友并阅读有关校史资料，写成本文。因个人所知有限，识见又低，错漏必然不少，诚恳希望校友和知情人士，赐予补充、指正，使本校有一篇较为完善的校史，以供地方史的需要。 一、创校前因 新学派遭斥逐 创办一所中学，谈何容易。这些青年教师一无靠山，二无巨资，三无地盘，为什么却敢想敢干，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泉郡官立中学堂”现泉五中的教员: 陈铭(又名昌侯，泉州人) 曾焕濬(又名哲甫，南安人) 陈延庭(同安马巷人) 杨廷经(晋江人，以前晋江县治在泉州城内) 谢德(又名德岚，安溪人) 吴亮(又名名友，安溪人) 王辅(又名爱谷，泉州人) 赵雪岑(安溪人) 王怡(安溪人) 蔡玑(又名友璇、斗垣，晋江人，清末贡生) 吴席珍(又名福潮，晋江人，清末优增生) 李幼岩(泉州人)。 前九位都是“福建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该学堂是我省最早培养中学师资的教育机关。 清末，政治极为腐败，帝国主义者侵凌宰割，国势垂危，四书五经不管用，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学堂，培养新人才，以图御侮和振兴国家。有新学堂，却缺乏新教员，仍是一些进士、举人、秀才在教经书与时艺文，是书塾的变形。1908年，清廷视学官董修祎来我省视察，对各地中学堂现状都不满意，要求省设立优级师范学堂，分科培养中学师资。于是有此师范之设，由各府县中学堂选送资质聪颖、勤奋好学、愿当教师的青年学生赴省考选，毕业后回原中学堂任教。泉郡中学堂负责人施悦秋积极照办，以后又有自动赴试的。两年间考进十多人，陈昌侯等九位即其中一部分。他们已接受新思潮，志同道合，约定下决心各专精一科，学成后回泉州办学，以日本庆应义塾为榜样，从中学办到大学，为祖国为家乡培养新人才。不幸，在他们毕业后，施悦秋已去世，继任者认为这些青年人乳臭未干，又恐自己和其他绅士的教席丧失，不予聘用。他们被迫分散，各奔前程。陈昌侯就任泉州树兜村侨办明新师范校长，陈延庭相随任教务。 1912年(民国元年)，陈昌侯、陈延庭因事赴省，乘机向省教育厅建议改革泉郡中学堂。时省当局也在考虑改革教育。经省府会议，改中学堂为中学校，接受了二陈的意见，派杨延经为泉州府中学校校长，改组泉郡中学堂。 杨廷经聘同学陈昌侯为教务，由陈函邀昔日在福州有盟约的同学来泉任教(当时地方多故，明新师范时停时办，二陈都已去职)，实现初衷，但一共只聚集到九人。翌年(1913)农历正月下旬，他们接受了校务，大家风华正茂，学用一致，锐意办学，学校面貌一新。但这样有损绅士教员的声誉和危及饭碗，怨谤就产生了，绅士教员贬称他们为“九人党”(泉州话狗、九同音)，形成新旧学派对立。 1916年，省军阀政府突然下令，撤去杨廷经校长职，连教务陈昌侯也撤职(省撤教务是奇闻)。原来是晋江县知事(县长)董伯因与绅士一气，捏造杨、陈罪名上报造成的。绅士丢了中学地盘当然不甘心，过去官绅总是互相勾结；又有一次陈昌侯代表学校到县府交涉某事，态度强硬，敢于顶撞，惹怒了董伯因，因而产生这一严重事件。 新学派教员听到消息，义愤填膺，立即全部退出学校，以示强烈抗议。教师蔡玑、吴福潮、李幼岩和校工伍泽兰也愤激地相随退出学校。两班学生掀起了罢课的风潮，离开了学校。地方绅士林××接任校长。 二、中学创立 艰苦奋斗四十年 陈昌侯等，想到诸同学这次如果分散，将难再次聚合，昔日盟约，将成泡影；又看到数十名学生无处入学，当局置若罔闻，心情非常沉重。他们紧急商议，感到要解决这一紧迫问题，唯有创办一所中学，使泉州有清新的不受旧学派干扰的中等教育阵地。当时泉州城内只有泉州府中学校和教会办的培元中学。不愿信教，而官立中学又不收的小学毕业生就无处升学了。他们抱定牺牲精神，毅然决定自己办学，得到其他三位教师热烈赞成，工友伍泽兰也愿意来工作。应该说伍也是学校的创始人。 陈昌侯组织活动能力强，他参加同盟会，家在泉州城内开设祥春金饰铺，经济情况较优，创办中学又很积极，热情。大家一致推尊他为校长，负责筹建学校(没有他，中学办不成)；推陈延庭为教务，吴席珍为庶务(总务)，其他九人都任教员。还组织一个校董会，十二位创校人都是校董，聘请泉州著名绅士黄搏扶(清末进士，曾官刑部主事，一些人称其为“黄部爷”)、吴增(清末进士)为名誉校董。 学校定名为“泉州私立中学校”，是对着公立中学命名的。定“毅”字为校训。他们以毅创校，还要以毅办学，校训勉励学生，其实也是自勉。 他们向泉州会通巷佩实小学借二间教室和黄文简祠堂为校舍。招收了公立中学退出的学生编为三年级一班(称甲班)，二年级一班(称乙班)，又招收一年级新生一班(称丙班。以后即按照天干的顺序继续编为班级名)。1916年秋季稍迟开学。泉州一所新的中学就这样在这些青年教师的毅力与勇气中诞生了。社会上简称她为“私中”。这是泉州地方教育史值得记载的一件大事! 全校教职工都没有固定工资可拿，校长还要负责筹款购买学校设备，教学用品和应付办公费，维持远途教员的伙食等。陈昌侯常要从他家的金饰店拿钱先垫付。经费这么困难，除王怡因路远旅费元着没有到校外，其他十一人看到如愿以偿，都兴高采烈地来校上课和工作。 不久，泉州社会人士黄道生(有的说是道昆)捐资八百银元，学校就在附近空地上建教室两间，办公室一间，教师精神更加振奋了，教学认真，表现了良好的教风。转学生经过了风潮，来到新的学习环境，也很勤奋学习，高年级生带动低年级生，出现了良好的学风。县知事董伯因劣迹多端，不久即被撤职。新县知事对“私中”较为重视，经校长接洽，年底拨给一笔补助费，学校就发钱给教师回家过新年。 “私中”算是办定了，可是泉州的派别斗争越加表面化。旧学派根深蒂固，有长期而广泛的社会联系，商会是支持绅士的，“私中”孤立少援，所收学费不够支出，新学年开始又须招收新生，费用增多，经济更为困难。当时各校是自行招生考试的，不分地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学校得招收外县学生，须有宿舍供住宿(这样招生一直到解放后几年都是如此)，来“私中”读书的，有泉属五个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及永春、台湾人。 1917年中，杨廷经上书省军阀政府，申诉受冤，并建议应由省教育厅掌管各中学校人事，并委派合格校长加以整顿。省督军李厚基虽已知过去撤杨、陈有错，但为了保持官威，不予接受。经多数省议员提议力争，乃同意由省教育厅统一改组中学，以数字命名。泉州府中学校改名为“福建省第十一中学”，复派杨廷经为校长。新学派的胜利，十一中学生和家长都很高兴。 陈昌侯等人认为应该到十一中复职，但私中仍要办，使创造精神长存，使泉州的中学生多一个学习园地；大家在省立中学有工资拿，可以任私中义务教员，私中就容易办下去。结果，留陈延庭、吴福潮专职搞私中，其他人两校都任课。 这一年又获得社会人士捐助(姓名已无从查考)兼得县府特别补助费，学校就在空地另一边建教室楼和宿舍楼，每座各六间，校园越有新的气象。 一、二年后，杨廷经离开十一中他任，因过去的裂痕，同伴也纷纷离校，私中经费又陷于困难。为求外援，陈延庭应聘集美，陈昌侯也于1920年间出任驻泉部队高义的参谋长，交托龚念平代理私中校长(龚系陈等的学生，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在外仍继续为学校筹款。陈国辉驻泉时，陈任泉永七县教育促进会会长，也为学校筹款。但是南北混战，地方骚乱不堪，派系斗争剧烈，陈时须避匿，对学校也无法多支持。 龚念平以代理进而正式任校长，也时为学校经费苦心焦虑，奔走求助，多次将其妻金饰拿出当钱济急，校工伍泽兰也曾帮助学校贷款。谢德岚出任县建设局，也曾拨款支持学校。但资助都是一时性的，而学校支出却如长流水。办到第十年，学校除学费收入外，无其他收入，教师薪水无着。当时多数教师并非创校人，无工资怎留得人，学校面临停办的威胁。龚念平和在校的创办人写信给在集美学校工作的陈延庭，吁请紧急向侨领陈嘉庚先生求助。果得陈侨领首肯，学校真如绝处逢生，得以惨淡维持下去。1933年后，陈侨领南洋企业破产，补助停拨，但学校已稳定，校誉好，学生增加很多，基本上已可自立，有时校友及社会人士也有捐赠，县府拨款补助。曾焕濬任校长时曾到南洋募捐建新校址小城隍校舍。前校长龚念平往菲任教时，也帮助学校募款。 抗战第二年，学校内迁南安南厅后埔，一时生数大减，教员每人每月仅发工资九元，绝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下去。后来，曾焕濬校长决定增设分校加上抓壮丁所迫，生数激增，可以以生养校。 抗日胜利后到解放前夕，因国民党大打内战，通货膨胀，物价如野马脱缰，学校支撑不易，教员生活极其困难。解放初还是私立时，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经常给予补助，但地方财政初建，学校还须自筹，校长曾国杰也得为筹划经费而费心。可以说，学校私立阶段的四十年，是艰苦奋斗的四十年。直至1656年收归公立，学校才不必为经常费而烦恼。 三、侨领陈嘉庚先生慨任董事长 长期捐资补助学校经费 1925年冬，正当学校最惶急时候，陈延庭任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主任，他和集美校长叶采真得到陈侨领的信任。他们给陈侨领联名信中叙述，泉州私中创办、办学的情况和当前所处的极端困境，要求给予补助。陈侨领慨然同意，事后在所著《南侨回忆录》中忆述说:泉州私中“系诸学界人苦心创办，成绩颇好，后因经济困难，将停止，余念泉州城为文化之区，不忍放弃，故捐资维持。”陈侨领热爱祖国、倾资办学的伟大精神，在这件事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学校为了表示对陈侨领的尊敬与铭感，尊为董事长，办公厅高悬陈侨领玉照，直至解放初(近年有校友会，又挂起。前年集美学校举行纪念陈侨领大会，学校与校友会曾委派校友曾国杰、张章苑二副校长前往参加，并送上镂有“功著祖国，名垂青史”八字的特大镜面一座，以表深挚的纪念)。 1926年1月起，陈侨领按月补助学校三百元，全年三千六百元；1927、1928年，每月补助五百元，计一万二千元；1929年全年拨四千五百元，因南洋存货跌价，亏损甚巨，集美经费也减拨；1930、1931年计拨七千二百元；1932年上半年拨一千七百元；因新加坡遭遇国际经济大危机，波及陈侨领企业，集美学校经费由1929年每月二万元，此时也减至每月五千元。此后陈侨领企业破产，无法再补助他校。前后七年间计补助私中(后已改称泉州中学)二万九千元。 私中当时规模不大，教员仅三十左右人，得到这样固定的长期资助，遂度过了最困难的关难。陈侨领的补助，对学校来说，真是功德千秋! 陈嘉庚先生对泉中中学是深切关怀的，1929年曾偕同其弟陈敬贤先生到校视察，在学校沸腾的欢迎会上训话，“以歪立定脚跟做事，放开眼界观书”勉励师生。陈敬贤先生也作了“俯而学，仰而思”及诚与毅的意蕴的训话。两位先生言词真挚诚恳，句句感人肺腑。1940年3月，泉中在南安南厅后埔的六百余师生列队热烈欢迎陈嘉庚董事长又一次来校视察，恭聆训诲。他了解到学校的情况后，激励师生勉为时艰，坚毅勤奋，努力向上，并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末了说:“我既是你们学堂的董事长，学堂里的困难尽管说出来，我一定负责协助解决。”他的训话给师生极大鼓舞。 四、龚、曾校长功绩 本校解放前有龚念平、曾焕濬二校长，解放后有曾国杰、龚书煊二校长。 创办初期，校长陈昌侯、教务陈延庭团结所有创校人共同工作，遇事协商，十一人中八人是高等师范毕业生，又有实践经验，所以一开始就能有条不紊地建立教学秩序。龚念平1919年来校，先是接陈延庭为教务，越年代理校长，1925年任校长。他主持校政中，聘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本校毕业生张炳铭任教务主任，在原有基础上，又有发展。龚、张两人相处得好。张炳铭严格执行纪律制度，推行新措施，龚都予以支持。1930年龚应聘往菲任教，厦大国学科毕业、本校毕业生陈植亭刚从菲华侨中学校长卸职归来，接任校长，聘用厦大教育系苏子固为教务。二年后陈他就，创校人曾焕濬接任校长。张炳铭1932年去世。曾焕濬校长聘用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本学校友蔡樵生为教务，彼此也相处很好。1940年时，因学生在考场墨水溅了教育厅督学叶松波的衬衫，曾焕濬校长被免职，首任校长陈昌侯再任校长。综观本校从创办到四十年代中，二三十年间几乎全是高等师范毕业生及大学教育系毕业生主持校政，尽管经济经常困难，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1916至1925年按旧制办学，四年毕业，即可报考大专院校。侨区子女很多离校后即往南洋或在本地从商，报考大学的不多；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则不敢想升学。在这样情况下，本校初办几年毕业生上大学的仅有:汤文通、张炳铭、陈甘棠、王国梁、张祖荫、戴世棠、谢炘、郑国梁、黄国珍、汤文华、蔡蕃莱、沈清楼、林文彬、吴经文、林学渊、颜汉卿、张植金、郑孙绵、谢莹、陈天佑、陈唯深、陈宣侯、连家瑶、叶瑞鼎、吴寿椿、杨景山、谢新周，李君晰、陈植亭、周峥岷、苏靖标、苏福海(秋涛)，陈振东、陈振夏、林秀逸、王立礼、黄济琼、王文琴、王成章、谢得胜等多人。在本地或在南洋各业工作，也大都崭露头角，所以逐渐名闻遐迩，好几县的青少年纷纷前来投考。 龚念平和曾焕濬二位相继任校长达二十年以上，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培养造就更多人才，成绩是显著的，迄今海内外老校友还对他们念念不忘。教务张炳铭的事迹也深深留在老校友的记忆中(本市《党史资料》有专文介绍)。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春季，学校增办高中部，在这方面，校长颜汉卿是有功的。但这段时间办学存在一些问题，教师和校友感到不满。解放初颜即去职。颜任中，吴寿椿任教务。 解放初至1957年中曾国杰(本校毕业生，重庆化工学院毕业，老校长曾焕濬次子)继任校长，整顿了校政，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学，克服了迁校南安柯内的困难，聘请一批年青有为的教师，如林任生、刘世儇、叶在甲、陈良斯、吴序察、叶贻范、李善全、刘仲萱等多人，为学校发展打下基础。当时教务主任是黄光汉。党加强中学领导时，增派杨树稼任第一校长，王大为党支部领导。 1956年学校改为公立，龚书煊任党支部书记，以后又兼任校长。全校师生共同努力，高考中考成绩逐步提高，名列地区、市前茅；1958年省教育厅定为省重点中学，以后高考成绩曾进到全省最前列。 尽管校长、教务数易，下列几项做法却是长时间坚持的(有的校长、教务对少数学生执行得较松): 1、聘用好教师: 创办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如曾焕濬是著名数学教师，王爱谷绘画很出色，蔡玑文才很好，吴席珍饱读诗书，陈延庭、赵雪岑精于理化，谢德岚精于史地，吴名友、陈昌侯精于生物。其后延请不少名师；文史地力面如黄师竹(泉州名士)、吴藻汀(著《泉州民间传说》六集)、陈唯深(厦大国学)郑定谟、傅省三(二人都是北师大史地系毕业生)、颜绿(地理很有名，也是著名书法家)、黄垿斋(福建法政、兼教法制)、吴寿椿(中山大学)吴幼清(厦大国学)等。数理化方面如龚念平(北京工大)，张炳铭(北京师大，精于数学，有著作)、李远志(名数学教师)、蔡章彬(精理化)、蔡光华林文丕(二人均北京工大)、黄福基、陈元琛(均莆田人)等。英语方面如黄称洁、叶启木(均英华书院)、杨仲董、曾佐周、蔡樵生、邱永和(厦大)、陈擎鼎(莆田)杨国栋等；体美音方面有伍连(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陈光(东亚体专)、杨转乾(本学校业生、体育尖子)、顾一尘(名画师)、洪维珍、王爱群、林雪、还曾专门请一位北京人赵汝为教国语。 解放初校长曾国杰重视聘请好教师已如上述。校长龚书煊也很重视，除重用原在校中的好教师外，认真选择新分配来的教师并进行考察。外校调进来的杜煌、陈瑞熙、何骞等教师，又有本校毕业生、大学毕业的洪镇盘、张更华、张美炎、王炳坤、施纯泰、黄永春、黄景元等来校工作。文革后本校教师被分配到各校，都成为教学骨干。 2，严格执行纪律制度 招生制度:新生一定要通过入学考试录取，或在暑期补习班学习并考试及格。插班生也要面试及格，不及格就降级。多次连续举行两次招生考试，原因是第一次考生成绩不高，宁缺毋滥。校长陈昌侯曾经介绍一亲戚子弟来入学，考试成绩不高，未录取。我的姐夫当教务，并且我已考进省中，但家庭要我读泉中，同样要过招生关。 升留级制度:英(文)、汉(语文)、算(数学)为主科，主次各一科不及格可以补考后决定；三科不及格马上留级。次科不及格可带科升级，有的在毕业后还要补考过去不及格的学科，否则拿不到毕业文凭。这是不能通融的。教务张炳铭说，绝不能让学生存侥幸心理，才会勤奋学习。新生一班五十左右人，毕业时经常只有一半左右(有的是溜生)。 奖罚制度:每学期选择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发给奖金(各科平均分数最高的、操行甲等的)，1938年奖金八个银元，并优待免交学费。旧制时考上大学无力入学的，学校给予补助，张炳铭就是领学校补助金读大学。各科竞赛优胜也有一定奖励。有良好表现的记功。违反纪律、制度要罚，记了三次过就开除；错误性质严重的，一下子就记了两次过，警告他再犯错误就开除了；有次一位学生打教师，马上开除。无故旷课超过容许的课时，予以退学。1938年春节，学校通知要来校，缺席的通通记过一次。三十年代前后学校曾规定要讲国语(普通话)，讲方言的罚铜板一枚，学生有时不注意讲了本地话就拿铜板交班级。 教学检查:教务处在学期常突然直接抽看学生的各科作业，借以督促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五十年代还抽看教师的教学笔记。校长、教务经常到各班巡视，遇有缺课的就代为上课，缺课的教师很难为情。解放后则是经常听课、评课了。 师生互提意见。二十年代中教务张炳铭就鼓励学生推出代表当面向教师提意见和建议，也动员教师听取学生的意见，并向学生代表提出对学生的要求，让他们回班做同学的工作。这是通过座谈会进行的，培养了民主作风。以后学生对学校对教师有意见，常通过学生会来表达，班主任(导师)也在班级里组织学生提意见。解放后这个风气更浓。 3、举行各种竞赛 有书法、演讲、讲故事、诗歌朗诵、征文、数学、各种体育运动项目等等竞赛。体育运动除全校运动会外，平时有单项比赛、班级对抗赛，出访或邀请校友比赛。多种竞赛一部份是通过班级选拔赛的。1936年一次全校征文比赛，第一名是一篇写了一本作文簿的小说，当时学校只办初中。各班每学期都要评出各科总平均成绩最高的三名，全校再评出几名，这也是一种竞赛。青少年有好胜心、上进心，竞赛推动了学习，培养了尖子。 4、组织各种课外活动 学校初办就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早期叫研究组，后来叫兴趣小组。二十年代校中就成立了文学艺术研究组，照相术研究组、世界语研究组、南曲研究组、北曲研究组，还是洋号鼓队，并曾有“更俗剧社”的组织(谢德岚为社长，吴藻汀也参加演出)等。文学组经常出墙报，登学生的文艺习作和议论。但课余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很多，有的打篮、排球，有的跳高、跳远、竞跑。学校迁入小城隍后，后面是公共体育场，运动场地有的是。 课外戏剧活动是蝉联不断的，著名的戏剧家周贻白曾来校任教，课外就指导戏剧组的学生演剧。梨园剧团团长王爱群和泉州老导演、我校校友许炳基均曾来校任教(1944年起许专任戏剧指导员)，先后演过《水乡吟》《桃李春风》《沙漠之歌》《桃花扇》《风波亭》以及抗战话剧民间小剧等等，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演出都哄动一时。 解放初仍有戏剧活动，在校内演出多次，后来被认为影响正课学习而停止。其时学校还成立铜乐队，校长曾国杰、总务孙参都参加。解放后几乎各科都有兴趣小组，经常开展活动，吸引了许多学生参加。 5、尊师爱生，爱校成传统 学生来自各县，远途的住在校内或租附近民房居住，每天有早操、早自修，晚上有自修，教师都下去参加，每晚熄灯后还到学生宿舍巡视是否睡好。又师生间讲民主，上课师生，下课学友，可以闲聊，许多教师能尽心辅导学生。学校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学生有病，关心他的治疗；学生或其家庭有急事，学校也帮忙解决。学生汤文通家庭并非富有，可是当时县府巧立名目摊派，要他家交一百元，学校闻悉即出面交涉而取消。有一次学生代表演讲抨击当时地方不良现象，军阀要究办，教务张炳铭即挺身而出，说学生是教师教的，要究办就究办我，结果不了了之。个别困难学生学行又好的，学校让他帮刻钢板、抄写，发给工资(相当于半工半读)。对上述升学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补助。解放后，学校对学生的关心，教师对学生的辅导更深、更多。因师生间感情深，学生尊师蔚成风气，离校后对母校师友仍念念不忘。65周年校庆，东南亚及香港很多校友赠送礼物礼金。旅台校友闻讯，有的来香港时，特地找旅港校友寻找校庆影集看，这是后话。 五、学生积极参加爱国革命活动 学校平时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带领并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教师常有意地向学生讲历史上正反两面的故事，如岳飞、文天祥、俞大猷、戚继光、郑成功等人的事迹与故事，还讲洪承畯与洪承畴的故事，教育学生关心国家、社会大事。有时作文叫学生自由命题，将自己看到、听到、想到的事写出来。学生写了《车夫的生活》揭露权贵与警察对人力车夫的凌辱，《省长出巡》揭露陈仪出巡时到处警卫，官威十足阻碍交通，行人受难，得到教师的表扬。 1919年的“五四”运动传到泉州，当时张炳铭为本校学生会主席，带同本校和全市中小学生二千余人举行反帝反封建大游行。“五卅”学校也举行洗雪国耻的游行。东北沦陷后，全国掀起反日怒潮，全校学生坚决支持反日会的工作，大力宣传反日救国、抵制日货，搜查并焚毁日货，声振泉州。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设时事讲座，排练抗战戏剧、歌舞、歌曲到处演出，又训练救护、消防，学习防空常识等。当敌机在市空盘旋轰炸扫射，学生毫无惧色。组织许多小分队出发救护并组织募捐、义卖等。筹募抗日经费。 抗日胜利后，我校学生曾举行“反美扶日”示威游行，举行反饥饿反迫害游行等。 解放前不少学生秘密参加地下党革命活动，如曾俊峰(后成为师长)、蓝飞鹤(革命烈士)、陈泗东、庄炳章、龚蚌生、陈秀琴、卢明世、吴传沙暨一些退居二线或离休的省、市、区党政老干部。他们有的在学时就和地下接上关系，离校参加革命；有的离校后在工作岗位或大学里秘密参加了革命，学校是对他们有一定影响的。北洋军阀孔昭同驻泉时，曾派侦探队长薛仔助带队来校搜捕共产党人，但薛惧怕陈昌侯，先派人通知学校，学校就将一些有关碍的证件移走，掩蔽被注意的人，薛来校后空手而回。有的校友参加地下民主党派，如蔡云生解放前在泉发展了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解放后许多学生踊跃支前，参加解放厦门，参加剿匪，参军等。解放初的市文工团是泉中师生为主组成的。 六、桃李芬芳 果实累累 在我校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到文革前，有多少呢?因有些学籍簿在文革中散失或年久蛀坏了，现在已难统计，根据估计，解放后十七年即有七八千人，解放后长期没有校友会，学校对校友也没联系，所以很多校友情况怎样，只从教师和在泉州的他的同班同学了解到一小部份。近年，泉州各级学校如一中、五中、培元、侨中、三中、城东、北峰、马甲、教育学院、卫校、师专、聋哑学校等正或副书记、校长，都有我校校友。华大有副教务长暨讲师数十人是校友。医院如人民医院院长暨医师、药剂师三十余人，一院、二院、中医院医师多人，第三医院院长暨医师多人都是校友。有不少工厂的厂长、工程技术人员。泉州市两位党委常委、纪检主任、鲤城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侨办副主任、有线广播站站长……都是我校校友。 在省会校友数十人分别担任大专院校副教授、讲师、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省侨办主任、省广播厅副厅长、省体育大队教练及其他单位的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暨数十位讲师是校友。 在省外的有大学教授、副教授、医师、作家等等，较有名的如在广州的教育研究所所长吴江霖教授，浙江大学曾国熙教授(国家任命担任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驰名美日等国的邮票设计家万维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语言研究所所长陈章泰，上海复旦大学苏东水，上海师大许一经(上海市经济顾问)，上海肿瘤医院医师施学辉，《中学生》副总编辑庄之明，北京总后勤直属医院副院长陈淑江，核工业部工程师张建根(得过国家科学奖)，建筑工程师萧泉生、郑文箴，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陈清泉，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技局总工程师林太珍，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洪明栋，昆明重型机器厂总工程师吴传山，北京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处长徐家远，浙江大学副教授，人事处处长曾昭昭，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振鹏等。 有不少校友在东南亚实业界或文化界著有声誉，如菲律宾吴椒川，创办大东广播站的吴宗穆、吴景琛、乔梓，现任旅菲泉中校友会正副理事长的陈延焙、陈基星、庄金耀、庄万镒、庄材美，医学博士葛文炳，教授陈唯深，艺术家丁平来等，印尼的实业家陈铁逵、陈振声，马来西亚实业家叶夙慕、苏朝阳，新加坡老编辑陈振夏、彭松涛等。 在台湾校友，学者名流教授，如台大教授汤文通，台湾农发会主委王友钊是其中佼佼者。 美国南方大学教授林振述博士，叶芸英医学博士，还有在海外的庄善春、庄善约二博士都是我校校友。欧阳钟灿是我国首批授与博士学位的校友。 校友的成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们的蒙昧时期，学校给以启迪，引他向上，给他的发展的良好基础。 七、培养的体育人才，相当于一所体校 我校的体育，历来驰誉遐迩，解放前体育主任陈光打了基础，继任杨转乾加以大力发展，又有危转安、陈扬清、陈扬明、黄克明等名体育教师努力教学，后来颜志光任组长又团结全组教师工作，加上学校后面是公共体育场有用武之地，所以数十年间培养众多体育好苗。学校65周年校庆时，省体育权威人士赞扬泉中培养的体育人才，相当一所体校；特派女篮来泉参加校庆，进行表演。 泉中体育著名的一是田径，解放前晋江县举行中学生体育运动会，连续六届，泉中获得总分第一，许多单项获第一名。如在菲的实业家吴椒川校友即是田径好手，得到十多次第一名，撑竿跳、跨栏成绩很好。马来西亚实业家叶夙慕在校时也是著名运动员。在菲的庄和斋、陈国全是短跑健将。解放初毕业生陈锦种曾参加全国运动会，获400米中栏第二名，后任省田径教练。 另一项著名的是篮球，名将辈出，如郑恭敬(号称“消膏手”，篮球到他手里就别想夺走)、陈扬清、陈扬明、吴椒川、杨厚潮、蔡继墀、蔡继标、林有诗(后任台湾体育场长)、陈清流、曾人坦、李森、柯子璧、蒋达尊、张建象、黄景元……。全县中学生篮球比赛，经常拿到冠军的。解放前举行的全国第七届运动会，福建省篮球代表队里有六个是泉中的校友，那郑恭敬还担任队长，黄永任干事长。解放前泉中校友组成的“天马队”，是地区篮球劲旅。 足球，排球也有好手，如程嘉瑞、陈天佑(都是省足球队队员，程任过队长)、蔡继标、张植金、李春禧、丁朝木、吴飘萍、庄泰山等。 过去名校缺体育教员，如果校里有泉中校友，就请他担任或暂代，好些人认为泉中学生体育都有两下子。大概是1982年地区开体育运动会，有人说裁判和工作人员很多是泉中校友，应邀来校座谈。一邀就来了几十人，占他们的总人数三分二以上。 现在还有校友在省体育大队任教练，如足球教练程嘉瑞，篮球教练郑双江、陈渊源、郑中元，田径教练陈安庆。校友蒋达尊长期任“八一”篮球队教练。校友尤芳棣是上海市田径协会领导人之一。我省著名田径运动员陈尊荣校友，跳远成绩平奥动会第二名，驰誉国际。 八、校名和学制的改变 我校最初名“泉州私立中学校”简称“私中”，上面已讲过。学制是不分高初中，四年毕业，叫旧制计办过九班，按天干顺序编至壬班。1925年当局规定实行新制，即中学分初中、高中，各读三年。要办高中须缴验大笔基金，还要有相当设备，学校当时穷得很，面临停办危险，只好专办初中。1928年改校名为“私立泉州中学校”，简称“泉中”。因当时已有其他私立中学，如晦鸣(现泉七中)。1925年招的新制初中新生，也从甲班编起，一共办至癸班计十班，已是天干最后一字了。如果招收新生仍以天干为班级名，自必又从甲班开始，将来混乱，因而决定改以数字编班，称组:以旧制甲班为1组，那么新制甲班为10组，癸班为19组。这种编法一直相沿到文革前。文革前最后一班是77组。一个组如不止一个组(是一个年段)，那么组的后面又加上天干的分别，如76组有76组甲班、76组乙班、……简称为76甲、76乙……。抗战开始后学生激增，如36组共收五班，从36甲编到36戊。 1938年国民党当局下令，私立学校不得以地名命名，学校被迫改名为“泉中中学”，因感到海内外都称我校叫“泉中”，如用新名，必使人感到陌生，因而以简称为校名。 1947年增办高中，仍用数字与“组”定为班级名，为与初中分别，加一个“高”字在前面，第一班叫高1组。文革前最后一组叫高25组。解放后从高13组起高中新生常招收二、三班，如高13甲、高13乙……，编法与初中同。 1956年收为公办，改名为“泉州第六中学”、并曾兼办业余中学。 1959年试验改变学制，初中三年不动，高中改为二年，上级选择我校试行，以高18组甲班为试点，称“改制班”。以后又有高24组、高25组为改制班。 解放前，泉中的学生投考高中录取率很高；解放后更高，如高18甲只读二年，考上大学的占全班百分之百。 九、校址的变动与校园扩大 上述本校创设于泉州会通巷，建了一些新校舍。1928年，请准以小城隍庙(即今址)为校舍，小城隍附近有许多空地足供发展。初期仅把一些塑像清掉。其后县建设局又划去好些空地，只留小城隍庙，陈植亭任校长时前往交涉，争回大部份空地。曾焕濬任校长时到新加坡募捐，开始建新校舍，1937年学校全部迁入新址。旧校址曾办“炳铭小学”以纪念教务张炳铭，后因经费无着停办。新建洋灰楼分二次建成，楼上楼下各五间，两边的教室最大，中间最小，这是适应当时班级情况:新生一班五六十人，二年级就少十多人，到毕业班只剩一半左右了。 1938年(抗战第二年)内迁，南安县南厅后埔村，借著名华侨建筑家林路的楼房为校舍(南安俗语:有林路富，也没有林路的厝)，另向农民借房子为学生宿舍。一部份迁到泉州龙头山。为扩大招生，以后又在南安金淘设分校，继又在延陵乡岐山村收生办学。1943年迁回小城隍本校。 解放后校舍逐步扩大，学校左邻有一座木楼原为英国妇女居住(俗称姑娘楼)，解放后建有教室办护士学校，后另建新址，当局将该校舍拨给泉中。小城隍巷口有一座民房及大片宅地，业主将房屋拆卖，当局将该片宅地(四五千平方米)，拨给泉中，过去用作植物园和养猪场，文革中被社办厂所占，至今未收回。学校后面原有林梦飞住房，抗美援朝时捐献出来，当局也拨与泉中，学校又向一华侨借来一片宅地(上有零星民房)。57年在洋灰楼后建简易二层教学楼一座，又跨过新街征用土地一片，建三层科学楼一座，解放初还在青军驿买民房一座作教师宿舍，又在校内建西平屋一座。校园比解放前扩大数倍。今年夏建成四层教学楼一座，计教室24间。印尼陈校友捐人民币23万元兴建五层“正宗楼”一座，将于九月竣工。旅菲吴校友捐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倡建体育馆，将于本年十月十一日学校七十周年校庆时奠基开工，旅菲三校友捐资响应。 一九八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