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命令沿海汽车全部内迁，公路悉数破坏。泉州地区的交通运输在整个抗战时期，倒退到中古时代。有钱的人外出就坐轿子或骑马，一般人多步行。竹轿到处可以雇到。抬轿有专业的，也有兼业的。马则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雇到。货物运输多用板车、独轮车、骡马等，也用肩挑。水路的客货运输则用帆船或小木船。一切都是慢吞吞的。 各汽车公司关闭后，初期有民间公司的组织。一九四○年起，国民党政府在各地遍设驿运机构，统制运输业务。 “驿”，是我国古时供递送公文的人和来往官员暂住、换马的处所。清代的邮政制度，各省内地所设的机构也叫“驿”，专为军报而解的则叫“站”。泉州市内的地名有“青军驿”、“旧馆驿”，说明那里曾设过“驿”。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设立的专搞运输的机构叫“驿站”，就是沿袭古代的名称。 笔者曾在“泉州驿运处”当职员，但都是搞内勤的，对业务了解极少，本文仅提供一个轮廓，希望知情者补充、指正。 一、庞大的泉州驿运机构 国民党政府的驿运处是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最高层有“全国驿运总管理处”。本省设有“福建省驿运管理处”，曾规定处长一职由伪建设厅长兼任。第一任处长是陈仪手下所谓“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之一的建设厅长包可永。第二任是建设厅长陆桂祥。第三任是丘汉平，(任过财政厅长，福建省银行行长)。副处长是黄澄渊。 省驿运管理处以下按当时“专员公署”的辖区设分处。泉州地区的驿运机构，简称为“泉州驿运处”，于一九四○年接收“泉州运输公司”而成立，地址在泉州市大隘门内。辖区包括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莆田、仙游各县，西接永春驿运处，南接漳州驿运处，北接福州驿运处。第一任主任为杨庚生。杨系厦门市人，是厦门著名茶店杨文圃的后代；一九三九年到泉州，任“晋江税务局”局长，同时兼任“泉州货物登记检查处”主任、十一机关联合检查处主任等多项伪职，是包可永手下“红人”，一九四○年又兼任驿运处主任。副主任是曾立人(国民党特务)。杨以后调任财政厅秘书主任，由叶维奏继任，叶曾任集美高商校长。 泉州驿运处设有业务课、运输课、总务课、会计课、稽查室等。各课有课长，下辖各股、股有股长，如运输课设有陆运股，水运股、统计股；总务课下设文书股、人事股、事务股、出纳股等；稽查室有稽查数人，负责到各运输路线检查工作。课、股长以下有办事员、助理员、练习生等。最盛时期，仅泉州驿运处处内就有七十人。主任有权任免、调动处内外(驿运站)人员。每天几乎都有人来要求安插人员，有省里来的，也有地方的权势人。主任就利用这个职权和各方面勾结。所以，驿运处里天天都有任免、调动的事。 泉州驿运处外部按照运输路线，设立分段。分段有分段长，很多是由当地有权势的人充当，便于管辖手下的驿运站和运工，统制该线的运输。 泉州驿运处辖下的基层组织是各地驿运站。站有站长、站务员、勤工。大站人员有二十多个，最小的站一个站长，一个站务员、一个勤工。设在泉州市内的驿运站是最大型的。泉州驿运处一共辖有几十个驿运站:在晋江县的有泉州(当时晋江县治在泉州城内)、双沟、青阳、石狮、安海、金井、深沪、衙口等站；在南安县的有溪尾、水头、金鸡、诗山、诗口、洪濑等站；在惠安县的有洛阳、惠安、山腰、涂岭、涂寨等站；设在安溪县的有安溪、湖头等站；设在莆田、仙游、同安各县的有涵江、盖尾、莆田、仙游、笏石、同安等站。驿运站多数设有货仓。 一九四一年，泉州驿运处奉省令与永春、驿运处合并，新机构名“安晋驿运总段”(永安到晋江)，总段址设在永春。原泉州驿运处主任叶维奏任总段长，永春人刘梦龙任副总段长。原泉州驿运处内人员裁减部份，留下的就到永春工作。驿运站增加了原永春驿运处所设的永春、蓬壶、德化、赤水、爱文、十八格、大田等站；而原泉州驿运处的驿运站则裁撤一部分。改组后规模缩小很多，内部由“课”改为股，人员不及原来一半。货物运输的统制范围也缩小许多。但对“分段”的力量却大为加强，当时规定各县县长兼任分段长，原段长改任副职。 一九四二年，安晋驿运总段又改名为“泉州驿运区办事处”，处址初时租用泉州晋光小学礼堂，以后迁至大隘门口对面前南星戏院内。机构进一步缩小，裁掉一部分人员，业务上主要是搞食盐的运输。驿运区主任仍是叶维奏。 一九四三年，叶调省处工作，改派喻诏五任主任。喻为湖南人，是刘建绪部下，有少将高级参谋头衔。新派的副主任是安海人王子文。王为旅菲华侨，系由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介绍来闽工作的。他们是泉州驿运机构最后一任正副主任。驿运处裁撤后，喻改任省政干团军训总队少将总队长，王于抗日胜利后返菲律宾。 泉州驿运机构门前还有一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福建省水陆联运管理处泉州站”的牌子——这个机构原来是独立的，后来才由驿运处兼，属于军运的就用战区联运处的名堂办理。 在泉州驿运区时间，还设了一个“运工福利所”，由王子文兼主任，用了几个专职人员，在运工聚集的地方搞几期墙报，不曾看到给运工什么好处。这个机构用“福利”为幌子，目的在于欺蒙群众。 这个时期还成立了一个不属驿运处管辖却经常向驿运处拿钱的机构，叫做“南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是原驿运人员。保险公司向驿运处拿走了收取货主的运输保险费。据说，省驿运管理处当权的人看到驿运机构积累了一大笔保险费，眼红了，就组织这个“保险公司”把那笔钱拿走。 二、控制运工、运输工具和驿运人员 驿运机构成立后，即运用权力按运输路线登记运输工人和运输工具，并进行编组。凡各地从事运输业的人、畜、车、船，都要参加登记，接受编组，否则不准经营。如东西溪的溪船都用编号的木牌钉在船上。每船都得领一本运行簿，里面写了船主姓名、船工人数以备随时检查。沿溪竖有“停泊处”的木牌，溪船必须在此停泊让驿站人员检查。凡属驿运站交运的货物均有手续，如发现私自运载，即予严厉处罚、敢有违抗，即予惩办。 运工都是搞重体力劳动的，收入低，维持生活困难，遇到发生运输事故损失货物时，却要负责赔偿，弄得走投无路。在东溪上运盐，有时翻船，整载食盐浸在水里，全部报销，船主赔不起，只好弃船远走他乡，或卖壮丁。安晋驿运总段就曾经抓了好几个丢失食盐的运工在永春扣押追赔。 对驿运人员也是严格控制的。一九四二年规定驿运人员都要参加国民党，否则不准任职。省驿运管理处里成立“运输交通特别党部”泉州驿运区也成立“福建省交通运输特别党部第三区党部”，底上再设区分部。还规定每人要办“连坐切结”，互保不是共产党员，如果发现其中一人是共产党员，其他四人要连带受罪。 驿运人员的工作是毫无保障的。主任大权在手可以为了安插亲友或权势者介绍的人而把另一驿运人员免职，不须说任何理由；假如某个驿运人员被发现有过失，被免职或撤职更是当然的事了。 三、效率低、扰民的运输 驿运机构对运工的剥削是很重的。泉州驿运处时期，全处内外驿运人员数百人的工资和巨额的办公费用，全是抽取运费来支付的。驿运站按规定的吨公里向货主收取托运费，只用其中一部分付给运工的工资，其余全归驿运处所有。轻笨的货物向货主加收轻笨费，还收运输保险费。运输保险费几乎全是驿运处白拿，因为如果发生运输事故是责成运工赔偿的，追不来就和货主磨，驿运是官办的，商民也无可奈何。 驿运处赚了很多钱，却干出什么成绩呢?商民曾讥为运输“龟步化”，有的又斥为“山寨大王，坐收买路钱”。统制的运输范围很广的时候，小商贩买了一担货物自己挑回去零卖，经过驿运站，驿运站要他办理托运，怎么说也不能免，只好照交托还费，然后又当运工领取承运费，这样一付一收，货物还是自己挑，却白白被驿运站拿走一笔钱，又担误了时间。因此，有人称它为“山寨大王”是有道理的。 运输效率低速度慢，有的是管理不善，进仓、出仓需时，先收到的货物放进仓库后面，后到的放在前面，交运时，后到的先运走，先到的反而在后；有的是经办人员徇私，后到先交运，先到的却放在一边。再是手续繁琐，调度不善，不负责任，还有种种弊端，因而运得很慢。曾经有一批货物从晋江沿海运至泉州，历时一月余才到达，故被讥为“龟步化”。 运输慢，造成货物损失，如霉坏变质，又延缓了货物的流通，使商民受害；再加上货仓破损，日照雨侵，虫鼠为患，对容易破碎的物品不注意保管，也造成损失。例如有一批风琴运到时，都肢解了，全部作废。 也发生盗窃事件。有个香菇案是很突出的，收货者从外表察看香菇的包装没有发现问题，过重又斤两不差，可是打开一看，里面却是装了烘炉碎片等，香菇却飞走了。案情就是查不出来。还听说一个货主收到面粉，重量都减少了，但面粉袋却是完好的，货主无从交涉，徒呼负负。面粉是上海厂加工的，过去从未发现减重。其他货物在运输途中短斤少两，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数量不多，货主避免麻烦多不计较。 还有公然拿走的。如溪船运输柴薪木炭，驿站人员经常顺手牵羊拿走一些。 抗战中，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视察，抵闽时，了解到我省人们受到国民党政府种种祸害，非常气愤，曾在报上发表文章，列举陈仪祸闽十条罪状，运输方面的扰民是其中一条。以后，陈仪倒台，驿运处也进行改组，缩小了运输的统制范围。但这些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遮掩手法，它的反动统治实质并没有改变。 一九四五年初，各地驿运机构撤销，驿运站先行结束，泉州驿运区于当年四月间关门，全体驿运人员遣散。泉州驿运机构前后存在了五年多。 驿运机构裁撤后，泉州市曾出现多家运输行经营运输业务。抗日胜利后，公路修复，各汽车运输公司也恢复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