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地处东海之滨，介于北边的福州和南边的厦门岛之间。抗战时期，泉州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长期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泉州又是蒋介石反动派的白区，人民在敌人的威协和反动派的统治下，生活十分痛苦，抗战初期，泉州最突出的严重问题是壮丁纷纷出洋。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泉州就有征兵机构，“晋江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命令各保甲抽壮丁入伍受训，然后编入驻泉80师中。最初抽壮丁有“三平原则”，即①三抽二，二抽一；②单丁、独子不抽；③家庭专赖维持者不抽。附公务人员、教职员、运输人员，可优待免役或缓役。当时的役调人员不依照原则办事，把征兵当作发财的捷径，人民非常痛恨。 1938年，泉州兵役由于统治阶级没有妥善办理，壮丁避役出洋增多。反动派下令凡16-50岁的人，不管现役与非应役的，一律不许到南洋。可是人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挣脱反动派。人民避役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时宣传不深入民间。二是办理者不按照征兵法规。三是对服兵役人员的死亡、负伤、残废、遗族，皆未有顾及。因此，逃役的人很多，这成为抗战初期最突出的问题。 壮丁逃役，大多由浯屿转厦门偷渡出国。往菲、荷手续颇多。鼓浪屿船行乘机抬高票价。自1941年1月起，每票由1500元涨到2300元。①到新加坡又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歧视，籍口系无业华工，分批遗送回国，有一批900名，以泉永地区的苦力车夫为多。②泉州人民极大不满，成为社会上的严重问题。 抗战发生不久的1939年，由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南洋侨汇到闽南，打破了历年的纪录。据查，1905-1915年，每年侨汇总数二千万元左右，1906-1918年降为1300万元，1921年增至4400万元，1931年又增到7200万元，当时厦门市政新建设，华侨投资于房地产者多，达到战前的高峰，当然也有投资于轻工业的。到1939年，侨汇又出现一次高峰。1937年侨汇经厦门转闽南各县达6900万元余，较1936年的5955余元，增加900万元。1938年厦门沦陷，银信局内迁泉州，侨汇集中于我市。1939年闽南侨汇超过往年3倍以上，突破历年最高纪录。其中晋江一县最多，数额达5000万元。 抗战时侨汇增加有两条原因:一为国内币值下降，物价上涨，1938年每元购米15斤，1939年每元5斤，贬3倍之多；1940年币值再贬。二为华侨担心世界战争的爆发。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对泉州的经济采取投弹与走私进行破坏。1937年，晋、南、惠出现汉奸组织，在泉州设立“俱乐部”。③汉奸特务在泉州沿海进行猖獗的走私活动。1935年曾在晋江塔头破获大规模的走私机关。1936年惠安獭窟有资本40万元的“南顺号”走私组织，1937年，他们曾走私大宗白银运往台湾，敌人给予帆船五只，船上装有重机枪，并勾结石狮糖捐局，在石狮聚仁路隘门脚二楼私卖。同时，晋南发现二艘怪船，随行四个竹排，往来于塘东、五堡、塔头的海面。某晚，有十人宿于塔头寮头宫。报载，他们在厦门组织渔业公司，在沿海捕鱼。其实，这些竹排是走私船只的保镖。④ 敌人还在晋江登陆和轰炸。1940年7月14日，敌舰在永宁梅林港，先行炮击村庄，15日晚强行登陆，16日晨，以敌机为掩护，从沙埕村经梅林等处，进扰永宁。下午三时，始在永宁城隍宫集队而去。那时，反动派的“自卫中队”闻警先逃，毫无抵抗。沙堤等村人民被杀130多人，受伤200余人。港边房屋被烧55座。梅林小学、竟新小学被烧毁，渔船45艘，商船63只被烧一空。泉州大通、捷益等公司的货仓，也有部分损头。⑤ 同时，敌机也骚扰泉州，出动72架狂炸沿海各地，轰炸市区的万寿支路、聚宝街。富美死伤最重，老弱妇孺，怀孕妇女、无辜群众，死难达30余人，伤者23人。这是抗战以来泉州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被炸倒房屋4座，最惨的是和兴脯行，死伤十余人，水巷尾防空洞倒陷、压死十人。 1941年2月8日，日寇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当时，泉州侨乡和南洋的关系非常密切。南洋战争直接影响侨汇，当然直接影响侨乡的社会经济。战争延长四年之久，是泉州人民比较困难的阶段。 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夕，泉州民信局资本家，把南洋汇款私压起来，移作营商资本，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经泉州各界组织清算委员会，迫其分发，但各民信局存心不良，只发空信封，利用侨汇巨款，从事投机和高利贷盘剥。后来菲律宾信局公会议决清理，以49倍偿还，仍然不能补偿侨乡人民的损失。 民信局还发了很多“信用票”。泉南、联盛等信局资本不及一万元，却滥发私钞20万元。晋、南两县信局多至数十家，1936年倒闭25家，即发的私钞达116万元。可见，他们唯利是图的思想，不顾侨眷的生活。 泉州依靠侨汇生活有四、五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影响到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尤其是侨眷的生活影响最大。侨眷分三等，甲等游资充裕:乙等是生活依靠侨款；丙等是寄一点花一点。当时以石狮最惨，尤以围头、塘东为甚。有一妇女陈熨，其夫渡洋，原为较富户，一家八口人，无法维护生计，乃将男孩卖与湖仔乡某农家，身价只达一担薯干。⑥深沪有家菲侨王某，因侨汇断绝，老婆沦为乞丐，她和几个同病相怜的侨眷，沿途乞讨。一天来到南安水头镇，突然有一邻居告诉她:“你丈夫汇一笔巨款来了，等着你去领”。这位侨眷骤喜过度，大笑一声昏倒了。泉州南门外某乡林先生，抗战胜利后回家找不到老婆，后来问明情况，跪到老婆新夫家，妻子见了他，只呜咽地说了声:“你来迟了”!后来，林先生花了500万元，重新把老婆赎回。还有个番客婶，因生活不能维持，跑到城里去摆故衣，不幸被一个浪子勾搭上了，她故夫从菲归来，非常气愤。那女人当天晚上，就把丈夫给她的布条结绳上吊死了。⑦ 泉州自侨汇中断后，地方经济日见衰败，尤其是一般商业，因购买力大降，受打击最大。斯时，商业中较发达的是“故衣业”，这是太平洋战争后的新兴商业。1944年最盛时，达到500家，这反映出泉州战时的萧条状况。 侨眷由于生活所迫，起初尚不敢贩卖故衣，由老太婆出面挪包去卖，后来才在中山路一带闹市地段摆摊设点，故衣货色有三种，上货如钻石之类，主顾专跑重庆一带；中等的主顾跑兴化、惠安、安溪；下货是褪色布，染后再卖。商店索性把布庄、百货店停业改故衣摊，利润较多。 抗战时，泉州较发达的手工业有织布、卷烟、肥皂等行业。1930年起，晋江有织布厂五家，较大的是安海民生厂，资本15万元，原料来于上海，五个厂工人共840人，至1941年只存四家，工人增加到750人。 卷烟业是战时应运而生的公私营手工业，有九个厂家，日产26万支，产值35万元，年产1万万支，价值38万万元，税收多至6万万元，可补侨汇中断的税收。产品在晋江销售达3/10，其余销往南安各地，“红叶”牌最为有名，“红运”牌也很流行。⑧ 肥皂业在1930至1932年最盛。战时椰油改用猪牛油，晋江制造有五六家。除集美、联泰、汉光外，其余均为家庭手工业。外皂每块值500元，土皂只有200元。⑨ 战时的工资，农村工每月7元，短工每日5角。工厂工人每日男工8角，女工6角、童工3角。作坊工人:泥水工每日6角，挑工5角，学徒无工资，三年后每月2元。⑩ 抗战时泉州的高利贷，非常活跃。第一是放谷仔。在农村中以谷偿利。如借100元，半年利谷子20斤，母钱一并还清，须用田厝作抵押。第二是租租。农村中富者以肥料贷贫农，收时母子均还。如300元须还花生一担(约400元)。第三是放盐。沿海盐民借钱，正月借100元，6月须还盐10担(每担100元)。第四是贷款，以金银作抵押，金一两值6000元，可抵5000元，借款500元，月利50元。四个月内无法偿还者抵押品取消。如用不动产抵押，价值不得超过贷款。无抵押品的则须有保家。(11)当时泉州的工农群众，在土豪劣绅的高利贷剥削下，生活很痛苦。 泉州统治者在抗战进入困难阶段，剥削压迫人民最残酷的是实行“三征”政军，即“征实、征购、征借”。此外，利用“建设”的美名，进行贪污，通过屠宰场、国民兵团和田粮处等机构，盗窃泉州大量的财富。 抗战胜利后，经济问题极为严重。一是物价高涨，战时经济普遍动荡，泉州因侨资充溢，物价更是疯狂上涨，一碗点心要1500元，而厦门只要700元，而晋、南一带游资充斥，侨眷生活已大见改善，但一般人民生活不安。二是美货充斥。抗战中本市手工业风起云涌，繁荣一时，尤以织布、卷烟为甚，约30家，女工千人。胜利后，因美货充斥，手工业先后停闭，只剩五六家，销路全靠内地。(12)而战时暴发户则不顾工农群众死活，竟有二万元还谷一担的高利贷，泉州人民面临此等经济情况，生活十分痛苦! 注: ①1941.6.7.《泉州日报》 ②1938-11-23.《泉州日报》 ③1937.8.21 R《泉州日报》 ④1937.2.18；4.23.《泉州日报》 ⑤《泉州文史资料》第二辑 ⑥1941.5.27.《福建新闻》 ⑦《福建生活》 ⑧1945.1.27.《福建新闻》 ⑨1945.9.4.《时代报》 ⑩1946.9.11.《福建新闻》 (11)1943.7:1.《福建新闻》 (12)1946.10.2《时代报》，1946.11.8.《群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