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至1938年5月相继占领了福建沿海的金门、厦门。日寇战舰经常往来于厦港，舰上每载有飞机，因泉、厦距离咫尺之间，泉州便成为抗击日帝的前沿基地。敌人为切断对日占区厦门的威胁，于是初时派机来侦察，继而投弹，后来更疯狂的频繁轰炸，自新门外浮桥被炸之日起，持续到1940年间。在敌机轰炸的时期里，起先警笛一呼，市民就避入自家建筑简便的防空洞去，嗣后滥炸来时，城内各阶层的人，在破晓时辰，就扶老携幼的争相疏散，络绎于途中，各出城投避于新友家，待垂暮乃归。在日魔降灾的日子里，不但居民生活动荡不安。学校又不能照常上课，为了抗日，为了坚持教学秩序，晦呜中学也和晋中、县中、培元、泉中……一样的迁入内地，择址南安英都，是为总校，校长王岫松。但为照顾沿海及本市一些家庭贫寒及年少不能远离又继续就学，特分校于泉州西门郊外，当时还是南安县属的西埔村。那时仅办初中部一、二年级两个年段，计10个班级，分校主任是王振坦，教务主任林孝良，训育主任林荣，总务主任王永枢。 当时，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无论是当地村民或是学校师生，都能互相体贴，同赴国难，共度难关。表现在初迁移时，立即得到西埔群众的大力支持，提供了吴姓两座分房祠堂，山仔后曾姓一个祠堂，西埔田都元帅宫一座，村民两层楼房一座，还有数间平屋民房，以及拨出空地，让学校搭起一列茅屋，共作为教室、办公室、师生宿舍、厨房餐厅，体育用地、集会场所。分校就是依靠当地群众援助这样办起来，这充分体现了民众的抗日精神。 还有，从教师方面来说，那时教师队伍质量还高，有陆清源、马云、杨山光、李于佑、陈绍德，叶在甲、傅文炎、柳翠霞、傅木森、黄春木、郑青、钟惠荣，辛文汉、杨双鸳等几十位老师，特别是马云、陆清源二师，他俩是因抗战关系，由上海辗转入闽的，1941年应聘晦中教学兼福建日报电讯与副刊《钟涛》的编务，写过不少文章，后来被文学大师巴金收编在《文学丛刊》十集中的《秋叶集》里。 以上这些教师都怀着为抗战而培育人材的良好意愿、努力教书，责任心很强，除因远途有少数住宿外(因住房少)，大部分是通学，他们居在城内，故每早上课前，都疾步出西门，经过段家湖，沿着迂迥田路，向西埔进发，风雨无阻。老师们既不叫苦，也不嫌弃工资低，这是表现教师抗战精神。 同时，学生也吃苦，他们来自晋、南、惠和本市的莘莘学子，都为收回国土而立志读书。通学生从没看到一位骑自行车来上课的，穿鞋少，赤脚多，早出晚归，中午少数寄午膳，大多数是自带干粮的，地瓜充饥司空见惯；寄宿生早读于操场上，教室里，晚习于煤油灯下，严冬时，同学们还照常穿上童子军短裤上课上操，生活非常朴实，他们是经过这样磨炼的，“梅花香自苦寒来”，所以后来出了不少真才实学的人才。这也反映了当时学生的抗战精神。 由于教师努力教，学生刻苦学，因此校风很好，教学秩序安定，学校除正常上课外，还举行月考，半学期考，学期考，对升留级制度执行很严格。并且在平日还开展各项竞赛，如书法、作文、演讲、数学、以及利用纪念周时间进行时事和专题报告。 音乐也很活跃，因为抗日气氛浓厚，爱国思想奋发，所以另一特点是学生对抗日歌曲很感兴趣，在音乐课或者平时都听同学抒发爱国的歌声，如“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铁锤、刀枪……的《万众一心》歌”；“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的《牺牲已到最关头》”；“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的《在太行山上》”；“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游击队歌》”；“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深林煤矿，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的可爱故乡……的《松花江上》”，还有《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同学们唱后，更激发了爱国情绪和学习精神。 学校也积极组织抗日宣传，老师运用长虹剧社(也称南呜剧社)，几年中在泉州市公演了俄国果戈里《巡按》；高尔基的《母亲》；郭沫若的《聂荧》，田汉的《扬子江暴风雨》，曹禺的《雷雨》、《原野》；以及》抗战三部曲》；《生命之花》；《麒麟寨》；《桃李春风》……等各名剧，既促进抗日气氛，也使泉州戏剧艺术推向前一步，在社会上富有声誉。 1942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又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参战，泉州逐渐解除轰炸的威胁，于是晦呜分校即由西埔转入城内，暂借西隅小学一部分校舍作为办公室、并搭起草屋为教室，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全部迁回旧校南门天妃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