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再次显露其狰狞面目。全国同胞愤概填膺，蒋介石竞在《中央日报》刊登一篇题为《战乎!和乎!》的社论，共结语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社论一出，全国哗然；在悲吟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松花江上》，更感愤的唱出由麦新作词。孟波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终于掀起了抵抗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 当时台湾同胞在日本统治下，已经过了四十二年的殖民地生活。他们恨透了日本侵略者辱骂他们是“清国奴”，台胞义不臣倭。全面抗战开始，台胞在岛内在大陆，纷纷投入对日斗争，直接间接参与抗日战争。 一 台湾岛内的抗日活动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扬言数月内占领全中国。全民抗战序幕拉起后，日军在华战场陷于胶着状态。日军在台湾扩大征兵、征工、征税，引起台胞的不满与痛恨。日本加强镇压，终于在岛内发生了一连串的抗日斗争。 1.1937年11月，宣兰数千矿工由于日军的强迫征兵，征工引起反日斗争，由工党领袖高斐领导，予日军重创后退入山区，结合台胞成立“台湾义勇军”，四处游击敌人。同一时期，屏东枋寮一千三百余民众也掀起了反征兵征粮斗争，其中也有不少山胞参加。 2.1938年初，日军在雾社征兵，台湾共产党通过山胞桦社一郎，领导雾社山胞发动反征兵斗争，日军派飞机扫射、轰炸镇压，双方死伤数百人，是谓“雾社事件”。 3.1938年夏，台共领导，炸毁了日军的储油库，日军死伤七十余人。 4.1938年10月，高雄六甲数百名工人，反征兵、征工，先后击毙日员警数十人。同年秘密组织“台湾非战同盟”，坚决与日军斗争。任职于日帝机关的台胞，也发动大规模的罢工起义事件。 5.1939年4月，高雄上千农民反征兵、征粮斗争，击杀日军征兵征粮官吏多名。10月，基隆三百余名壮丁起义。同年初，在台南县附近扒开路轨、使日军列车翻覆、死伤百余人。北部台湾煤矿被炸，新竹石油厂被焚。参加行动的工农群众英勇地同赶来镇压的日军格斗三昼夜，后转移入山区。 6.1940年，日军全面征兵、征夫、征粮、征税，挨户征索，台胞突起抵抗，聚众击毙日军警，全台农民群起抗击斗争。 同年，台南东石朴子小学教师李钦明，李启明兄弟结合同志五十余人，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坚持对日斗争。 7.1941年3月，台东二百多名山胞反征工、反劳役，杀伤日军后退入山地，组成游击队，坚持斗争。 是年底，日寇制造了一连串迫害台湾热爱祖国的爱国志士，逮捕台湾文化协会发起人吴海水医师，台南欧清石律师等知识分子数百人，刑讯时死者甚多，是谓“东港事件”。其罪名是图谋变革日本国体，脱离日本统治。日寇所施展的残酷手段，仍然无法使台胞屈服就范。 8.1942年2月，基隆数千被强征入伍的台胞起义，予日寇大量杀伤。是年，反皇民化最剧烈的南投竹山，被捕台胞数百人，悉数惨遭处死。但新竹、大甲等地照样举行反皇民化示威游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就是强制台胞穿着日制服装，用日文、讲日语，推行日语为国语行动，改日本姓。企图消灭台胞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高山同胞照样未能逃过厄运，直到台湾光复后，山胞才又从我国百家姓中选择一些自己欢喜的姓氏为姓，将过去高山语系的姓及日本强加的日本姓氏，改为中国姓。如台湾歌坛女歌星王幸玲，她的弟弟男歌星取名万沙浪，台湾电影演员汤兰花等都是高山族。 9.1943年，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学生雷灿南领导密谋起义事件。苏澳渔民掩护美军登陆侦察日军情报等。 10.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以蔡忠恕为首的二百余名进步学生组织抗日会，宣言誓率五百万台湾同胞，集中力量对倭抗战到底。 珍珠港事变后，日寇战场扩大，兵力分散，竭泽而渔，台湾四十五岁以下男子，大都被强征入伍，发配海外战场，形成岛内女多于男的局面。二十年后的1962-1965年，国民党在台湾感到兵源奇缺，不得不延长服役期限。 由于台胞反日斗争日亟，日寇更加残酷镇压。部分台胞改变策略，被征兵后表现良好。日本是军国主义，军人压倒一切，他们可以利用外出期间殴打日本警察，日本警察见到皇军，只有挨打的份。临出发南洋诸岛及东南亚各地时，则饮下大半瓶或整瓶酱油，顷刻间，浑身变黑，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四肢震颤不已，日军医亦诊断不出所患是何病症，只得留置后方医院，部队出发后，他们也不药而愈，穿着日军医院伤兵衣服，更方便于进行反日工作。 二 台胞在大陆的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在大陆上的台胞，纷纷参加祖国的抗日圣战。他们拥有许多的抗日团体；有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革命青年总同盟、台湾同胞抗日复士总联盟，闽台协会等组织。在抗日的大目标下，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1.在侵华日军中开展反战斗争，策反日军中的台籍同胞进行反战斗争。如在厦门有台籍反战分子与日军的火拼、焚烧日洋行、仓库等，在广州有台籍日军携械起义……等。 2.展开宣传工作，创办报刊杂志:“先后有闽台协会在永安发刊的《台湾日报》，台湾义勇队的《台湾先锋》、《台湾青年》，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在重庆、桂林、金华等地发行的《新港》，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新台湾》、《台湾民声报》等刊物”以及编撰《台湾问题丛书》，系统地介绍台湾的历史与地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报导台胞的抗日斗争。 3.通过电台广播和散发传单、前线喊话作心战斗争，促进国际上的理解，并唤醒在水深火热中的五百余万台胞一致起来响应祖国的抗日战争。用传单、喊话来瓦解敌军，呼吁日军中的台籍人士起义，刺探敌情向祖国报告。记得当时有一首歌、歌词是: 我不愿打祖国， 我不愿杀同胞， 我更不应该被敌人拉去当兵， 我们不分台湾、东北、中国， 一齐团结起来， 打倒共同的敌人、才能够生存。…… 4.帮助翻译敌军文件、审问俘虏、调查敌情及收听敌方广播、分析问题等。如曾任台湾国民党副总统的谢东闵、(谢求生)就是收听日军广播、分析问题向重庆汇报的能手。 5.参加祖国经济建设:台湾义勇队成员中部份在台当过樟脑生产的工程师，发现闽浙两省樟脑树资源丰富，分别协助两省建设厅设立樟脑制造厂，进行技术指导，生产出高质量的樟脑，供军中使用。 6.医务工作:台湾医生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台胞抗日复土总同盟领导，在晋江三区设立九处救护所，义务救护受伤军民。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附设诊疗所，巡回下乡、免费义诊，还协助生产各种药品，后诊所扩大成“台湾医院”。在浙赣前线台湾医生参加野战医院工作。新四军里也有台湾医生和台湾义勇队送去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台湾同胞在大陆上积极参加抗日圣战，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他们的活动与台湾岛上的斗争交相辉映、充分表现出敌忾同仇的民族气节。但是团体太多，山头林立，力量分散，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削弱力量。如1937年抗战开始后，由台胞游振煌、叶永青、朱重光等在厦门组织的“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联盟”，进行抗日活动。后叶永青被日本浪人绑送台湾，被监禁八年、台湾光复后才被释放。 1938年5月10日厦门沦入日寇之手，当时福建省政府当局，随即将全省台胞统一押送于崇安集中营，可说是良莠不分悉数集中，使满怀抗日斗志的台胞也被送进集中营，但也为中共领导下的台湾义勇队增添了实力。 三 台湾抗日团体的统一与分化 台胞的抗日团体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必要而迫切的。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克敌致胜的法宝，台胞的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各派，除了死心榻地的走狗外，一切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民都可以成为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促进广泛的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成立乃当务之急。 台湾独立革命党是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38年夏，中共浙江省委作战工作委员会成员张锡昌、骆耕漠、刘瑞生等，鼓励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台胞李友邦发起组织抗日团体，并派中共党员张启权(又名张一之，现名张毕来)协助筹备。先恢复大革命时期成立于广州的反日革命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组织台胞参加抗日。 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张启权协助台湾独立革命领袖李友邦组织台湾独立革命党的行动部队——台湾义勇队。后设立秘密支部，张启权负责。 1938年11月中旬，李友邦、张启权奉命前往崇安，崇安县长刘超然(泉州河市人)协助他们将散居县境各地的台胞组织起来，成立台湾抗日义勇队，由李友邦任队长，张启权任秘书。从1938至1939年在崇安就有台胞160余人参加台湾抗日义勇队，台湾义勇队成员的子女们也成立了台湾少年团。 1939年3月周恩来烽火千里行，路经金华时曾对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加以指导，给予李友邦高度的评价。 在崇安组织的台湾抗日义勇队经集中训练后于1939年9月1日开赴浙江前线，崇安县长刘超然亲自为他们拍照留念。在前线，他们从事战场和野战区医院的救护工作和日语翻译，喊话、反战等宣传工作。 台湾抗日义勇队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的政治部，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张毕来回忆录:“总的原则是尽量运用可以运用的合法形式来开展工作，同时坚持我党对这个工作的领导。” 台湾独立革命党在成立初期，即将统一台湾革命组织列为重要任务。1939年6月开始发动统一台湾革命团体运动，当时有许多台胞的抗日团体，而“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是人数较多力量较大的组织，成立于1938年10月。 1940年3月29日，经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李友邦的主动联络，发表《共同宣言》，双方誓愿精诚团结，合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以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来发展斗争。 经联合会的全面策划与推动，又得到“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和“台湾革命党”的加入，规模不断扩大。 1941年2月初，经各党代表大会一致议决，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由所属各团体成立统一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统一指挥在大陆台胞的活动。分设南、北方执行部，一于闽南，一于浙江。但相互间联系不便，工作难于统一。1942年撤消南、北方执行部，设各地分会。总会设于重庆，另组八个分会。 早在1940年合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时候，入会的台籍国民党员就转化为‘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又于1943年正式成立台湾党部”，仍然留在“台湾革命同盟会”内，由国民党明令作为指导机关，以便控制。这些台籍国民党员只得听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与先前为“台湾独立革命党”，此时作为“台湾革命同盟会”行动部队的台湾义勇队产生冲突。台湾义勇队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渗透和操纵，这自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有些人处处与台湾义勇队为难，加以打击与排挤。 台湾义勇队有成员数百人，分成三个区队、九个分队，活跃于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初因时局变迁，李友邦带领义勇队和少年团转移至漳州。台湾义勇队驻扎蜈蚣山，台湾少年团驻扎于崇正中学。在原驻漳州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华南执行部的配合下，经常袭击厦门日、伪军，仅1942年6—7月间，他们就三次袭击厦门，获得辉煌战果。台湾少年团也随着台湾义勇队辗转于东南各战场上，还经常潜入敌占领区散发传单、搜集情报，效果颇大。 当时，“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闽南一带深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好感。1943年初，“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及“台湾中正医院”(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华南执行部的驻在地)均迁至龙岩，而“台湾革命同盟会”华南执行部的张邦述等人仍留在漳州活动。“台湾义勇队”亦设驻漳办事处于田园底，“台湾少年团”也经常到闽南各地巡迥演出抗日戏剧和歌曲，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抗战胜利后，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大都随李友邦返回光复后的台湾，部分仍然留居大陆。 在抗日战争时期，活动于闽南地区的台籍地下党员处于两面作战之中，一面坚持抗日、一面迥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斗争。这以台籍共产党员林松龄的表现最为突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厦门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林松龄是最早参加的成员之一，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他由许展新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时期厦门青年运动的骨干。在厦大化学系就读期间就与同学研制炸药支援前线。1938年5月10日厦门沦陷，中共厦门工委提出“发动群众，武装保护闽南”的战斗口号，林松龄参加了“厦青团”、随团开赴漳属各地。并担任海澄工作队副队长，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起一支拥有十几条枪的民兵队伍。国民党为了分化瓦解厦青团的革命斗志，把厦青团成员集中到沙县进行训练，又于1939年2月强行解散，林松龄被分配到明溪当教员，他按照许展新的交代，秘密潜回闽南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报到，在养正中学以数理化教员身份开展活动，发展了许集美，黄竹禄等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 1940年7月以后，林松龄被调到中共闽浙赣省委去工作，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冲散，他的手也受伤，从此与党失去联系。从1942—1944年他先后在永春崇贤中学、毓斌中学、漳浦纯美中学执教。在崇贤中学还发展了八、九个党员，建立党组织。1945年10月在永春找到了泉州中心县委挺进工作队队长许集美，又和党取得了联系。1945年12月林松龄在毓斌中学被永春国民党警察局逮捕入狱并受严刑酷打，后又解送莆田监狱，1946年2月20日被活埋于莆田，就义时年仅三十岁。 同样的爱国、抗日，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林松龄的惨死，令人扼腕。台湾革命同盟会也为抗日战争做过卓越的贡献，但在国民党的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台籍的国民党员在台湾光复后有着一帆风顺的好运，而非国民党员的台胞却遭受到迫害与屠杀。台湾革命同盟会的行动部队、台湾义勇队的总队长李友邦伉俪于1950—51年先后被捕，后李友邦被杀害、其妻严秀峰被关押15年，至1965年释放，曾在台北县永和市卖粽子为生。对国民党唯命是从的黄朝琴、黄国书、林顶立、谢东闵……等则予以高官厚爵；黄朝琴担任多届的省议长，黄国书担任过立法院长，林顶立任过省议会副议长，谢东闵任省议会副议长、议长、省主席、副总统等要职。李万居是周恩来留法同学、台湾光复后去台前夕，周恩来曾予慰留，但李万居先生思乡心切，同时认为台湾光复后百废待兴、应为家乡尽些力量。返台后台湾国民党派他任省党报新生报社社长，但他不习惯听从国民党指使，自己另办公论报，敢于秉笔直言，深得台胞好评，并得台胞拥戴担任省议会副议长。公论报言论触犯蒋家大忌，李万居被迫得进退维谷，报社记者纷纷被捕，报纸经常被勒令停刊，终于在六十年代中期郁郁而终。其子李南雄系留美博士，于1972年访问北京，承蒙周恩来总理接见，谈及李万居先生返台前夕曾予挽留一事，不料竟成永诀，李南雄博士对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之情，不禁泪潸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