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1894年)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省，从此，台湾同胞在铁蹄和刺刀的蹂躏和屠杀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辛亥革命给台湾同胞看到一线光明，不少台湾同胞组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进行返归祖国的斗争，大小数十次，写下可歌可泣的史诗。也有不少台胞返回他们的祖籍地泉州各地；其中部分台籍医生，不堪日本政府和台湾医务界英、美派势力的歧视和排挤，回泉州一带行医，除泉州城内外，还有晋江的石狮、安海、永宁、金井、青阳、蚶江、深沪等地。这些台胞和台籍医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安置于崇安县垦殖或其他谋生，部分投入抗日战争队伍，做出特殊的贡献。这段历史，全国政协常委张毕来曾写过亲自的经历《台湾义勇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所潘超也写了《抗战时期一段难忘的回忆》，浙江省文史资料也刊载张氏夫人夏云(李炜)的回忆《台湾少年团在浙江》，《崇安县新志》记载这一事迹，“武夷山市地方志”又经过深入的调查和搜集资料，整理编入该志“社会篇”。 我们曾闻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大部分成员是祖籍晋江县的台湾同胞，这是八年抗战中泉州地方一件重要历史事件。国家文史资料、省内外文史工作者重视这一事件的调查、整理工作，我们泉州文史工作者更责无旁贷。为此，我们“政协泉州市鲤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特别开会研究，如何对这一事件开展调查研究和搜集整理，并以实际行动往武夷山市(原崇安县)实地考察，走访该市政协同人，向该市地方志同行采访和查阅档案。经过几天紧张的各种形式的调查，我们看到了当时“义勇队”组织者之一共产党人张一之(即张毕来)的记述和其他亲莅其事者的介绍。回来后又借助于《晋江县卫生志》编写组影印的大量资料，整理成篇，认为有收入《文史资料》以存世的必要。 一、台胞集中崇安 1937年7月，芦沟桥燃起抗日烽火，10月28日金门岛沦陷，1938年5月10日厦门市相继被日寇占领，福建形势紧张。 国民党当局，对从台湾移居福建晋江一带的台民不放心，认为他们曾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会操日语，恐有的被收买作内应，而采取措施，把他们强制集中于泉州城内城隍庙，15日分乘十辆汽车送福州，再由福州转崇安。除泉州送去的外，福州也送去一批。 遣送崇安的台民，泉州送去的编第一保，福州送去的编第二保。初期三个月，由福建省政府拨款给崇安县转发膳食，以后准许有能力谋生的，在县城自谋生计，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加入台民恳殖所参加生产。 据1941年编纂的《崇安县新志》卷十载:“民国27年6月，将居留沿海台民436人遣送来崇，其中从晋江来者262人，从福州来者170人(内日妇3人)。28年7月，又将留置连城台民54人(按其中晋江9人)及各部队各县政府留置台民21人并送县集中。”这些台民有医生52人、工人38人、商人24人、农民19人、其他技术者17人，自谋生活者43人，愿由政府安排工作者104人，无能力谋生者2户。 1938年9月10日起，党民党当局认为台民分子复杂，良莠不齐，农业生产经验又极浅薄，不能按移民办法配给荒地分散开垦；要集中一处严密管理，指导其共同劳动，因创办垦殖所。参加垦殖者伙食费每人每日一角，每5户发给犁、耙、谷桶各一件，耕牛一头，还有简单农具锄头等、晋江县台籍同胞先后编入垦殖所者共205人。 1939年还创办“台童教养所”，直属福建省赈济会。1940年春改称“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总部崇安台童收养所”，由晋江县台籍医生叶逢春、高墀显任正副所长。在所台童81人，晋江县台籍61人。 二、筹建义勇队 1938年11月上旬，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李友邦和张一之(浙江大学学生，参加浙东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上半年遂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①由浙江来福建筹备组织“台湾义勇队”。到崇安后，县长刘超然，泉州人，积极配合，协助宣传发动工作。李氏持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介绍信，访问福建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再由陈肇英介绍给福建省主席陈仪，陈述组织义勇队计划，陈仪满口答应。 11月9日《福建民报》消息:“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特派李友邦、张一之两人，由浙来闽，先到崇安台民垦殖区视察。该区台民共有四百余人，生活非常安定，经李、张二人详加劝导后，均大觉悟，自愿参加前线抗战。” 11月27日《福建民报》报道:“集中崇安台胞，决参加祖国战线，已组义勇救护队，不久当可以出发前线。” 12月1日浙江《东南日报》发表《台民奋起》消息云:“集垦闽北某地台民，经台湾革命党代表李友邦等前往劝导，咸为感动。内有百余愿自动参加祖国抗战，正组织义勇救护队出发前线工作。” 三、李友邦和《告台湾同胞书》 李友邦，先辈由泉州移居台湾台北县芦洲乡。1905年出生，自幼就感受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痛苦和耻辱，青年时期就立志献身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就读于台北师范学校，1924年毅然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为军校第四期学生。在军校期间曾组织“台湾独立革命党”，为台胞脱离日本帝国主义、返归祖国而斗争；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国民党进行清党，大革命失败，李氏离开广州，后到杭州，反对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判刑二年。出狱后，居住浙江丽水县城内。1938年夏，在国际形势和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有感于朝鲜义勇队参加祖国的抗战，遂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名义，组织台湾义勇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1月9日《福建民报》发表李氏《台湾独立革命党告台湾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们的土地，奴役我五百万同胞，到今天已有四十多年了!在这四十多年中间，我们所受的怨气、压迫、剥削和杀害，真是不忍回忆，我们真是牛马不如!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高举起英勇抗日的旗帜，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坚持了一年又四个月。这正是我们台湾同胞解放、摆脱亡国奴的耻辱和痛苦，重新变为台湾独立主人的大好机会!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现在还能袖手旁观、坐享祖国抗战胜利的幸福吗?我们可坐失这样大好的机会，不跟祖国一块，来打倒我们四十多年死敌日本帝国主义吗?不用说，这是不能够的!我们假使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台湾的罪人、祖国的罪人，自身也就永远得不到解放，永远要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我个人努力台湾独立革命运动，到现在快有二十年了。民国十三年，我和台湾许多革命同志，还在广东组织了一个台湾独立革命党，现在正在为祖国的抗战效命。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台湾同胞至少应做到下面几件事: 第一、我们要认清祖国这次的抗日战争，亦即我台湾的独立革命战争，我们应与祖国的同胞建立起中台抗日的联合战线，响应祖国的抗日运动。 第二、各地的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的革命者，应立即组织或参加反日的革命团体，使全台的反日力量集中起来，完成自身的解放。 第三、我们台湾同胞要用各种具体的日常的行动，来推进和实现上述两种工作，这里最主要的有:“(一)抗拒缴纳赋税，不替日寇当间谍；(二)、反对抽征壮丁来华作战或充当挑夫；(三)、已抽征来华的同胞，应立即组织哗变；(四)、拒绝来华开垦，破坏台湾生产和交通；(五)、参加并扩大阿里山的反日游击队；(六)、立即组织台湾义勇队，来华参加抗战；” 四、义勇队和少年团 1939年元月，李友邦再回崇安，把原先报名的台胞带出43人，其中儿童6人(晋江县33人，其中医生26人)。留在崇安的台胞和当地人民开大会欢送。2月19日由福建省政府派专车送往浙江金华。友邦把其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在金华县城乡为百姓义务施诊，其他台民做宣传工作；6个儿童组成“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兼任“台湾少年团”团长，张一之任秘书(后来兼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李炜(夏云)任少年团指导员。 1939年2月，张一之由金华来崇安，接送报名参加义勇队的第二批台胞，队伍不断壮大，至1940年初，义勇队已增至108人，少年团增至五十余人，其中晋江籍台胞95人。委任牛光祖为指导训练组长，朱行为宣传组组长。 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代表政治部部长陈诚到金华参加第三战区的工作会议，视察新四军，并与江西熊式辉、浙江黄绍竑商量公务。张一之按照组织安排向周恩来汇报帮助李友邦组织台湾义勇队情况和存在问题。按周恩来指示，要尽量避免暴露李友邦组织的义勇队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合法形式开展工作好。 义勇队工作有四个方面，即对敌政治工作，医疗工作，生产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少年团也学习做宣传抗日工作。 对敌政治工作。如派队员到各抗战部队去帮助翻译敌军文件；审讯俘虏；收听敌军广播，分析问题；调查敌占区经济政治情况，帮助战士学习日语喊话；宣传义勇队抗日意义等。晋江县台籍医生李钟庆、王宏容、邓秉辉经常参加这方面工作。 医疗工作。首先在金华县城内开设一个医疗所，“台湾医生”一传开，求医的人很多，便在城郊再设立一所，还组织几个巡回医疗队。后来又在衢县、兰谿县成立第二、第三医院。有的医生派往前线服务。晋江县台籍医生参加这个工作的有陈永裕、邓秉辉、吴木铎、邓秉仁、黄汉岳、曾健龄等。 生产工作。在福建崇安、浙江丽水创办樟脑制造厂，在金华协助东关药品生产合作社，采用国产原料生产战场急需的一般药品。制造樟脑技师有朱春海、庄添恩、庄添志、李瑞成、罗新和、李祥裕等。这些技师有的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 宣传工作。主要宣传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宗旨和行动纲领，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 义勇队的这些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少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同时学习各种知识。1940年6月，部分少年团员受团部委托，组织慰问团，由牛光祖、李炜、黄志义率领，从金华回崇安慰问居住崇安的父母、台胞和崇安人员。 6月26日，县长刘超然在县政府招待少年团。秘书、科长、职员出席的有五十多人。刘超然热情洋溢地致辞欢迎，对小台胞的抗日义举表示赞扬，并向少年团报告集中在崇安的台胞生活、工作情况。少年团向县长敬献锦旗，答谢对在崇安台胞的关怀。7月3日游武夷山，纪游留题至今保存着。在这次慰问活动中，又吸收十名新团员。 五、队歌和团歌 由于“义勇队”和“少年团”建有共产党支部，很重视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为了让队员记住自已的任务，提高自已的觉悟，同时对群众宣传，分别谱写了《台湾义勇队歌》《台湾少年团团歌》，天天唱，处处唱。 队歌是张一之作词，贺绿汀谱曲。歌词: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团歌，也是张一之作词，牛光祖谱曲。歌词: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人五百万，不自由。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我们带了枷锁来人间，我们受着麻醉过生活。离了家乡，奔向自由，要把自由带回家乡。我们会痛恨，不会哭泣；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要造就宇宙般宽的胸襟，要锻炼铁石般硬的心肠，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 六、发展变化和转移 1940年初，李友邦赴重庆。当时国内的台湾革命组织，除台湾独立革命党外，还有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李氏此行，一为谋求统一台湾革命组织，一为谋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 中央社3月28日发表消息云:“中央社二十八日重庆电，台湾革命党人前以处境困难，联络不易，遂有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之分立。兹为加紧推动台湾革命活动，响应祖国抗战起见，经双方代表集渝连日讨论结果，决定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定二十九日宣告成立，负全面策划与推动之责。” 关于成立台湾义勇队，1938年12月中旬，李友邦和张一之曾赴桂林，找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争取军事委员会的承认和经济上的支持。李友邦曾与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会面，贺氏答应由台湾独立革命党组织“台湾义勇队”，但迟迟未正式下文，经济上也迟迟没拨给。至1940年重庆之行才谈妥，又经几个月才正式下文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委任李友邦为少将队长，组织、人事、经费，由队长呈报。 为了提高觉悟，加强团结，增强信心和扩大影响。1940年，由张一之复办《台湾先锋》期刊，4月15日出版第一期。据张一之介绍:“我们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是适应当时的需要，把‘台湾义勇队’关于当时台湾革命问题的主张讲清楚。一方面对外宣传，一方面借以统一队伍内部同志们的思想。” 这个刊物共出版10期，为各界所重视，为《台湾先锋》题辞的国民党上层人物有黄绍竑、孙科、陈立夫、刘建绪、谷正纲、马超俊、赵南、王凡生、于右任、康泽、李寿雍、冯剑飞、陈诚、梁寒操等。 1940年12月，国共合作的危机加剧，处在“皖南事变”前夕。张一之和李炜(夏云)奉党组织命离开金华到上海。秘书之责由潘超继任。由于局势的变化，1941年，“台湾义勇队”转移福建，指挥部设龙岩，活动于闽南一带，1942年，曾经三次袭击占领厦门的日寇，给日寇以严重的威胁。1942年6月，“台湾少年团”也撤到浦城，在闽北一带活动。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8日美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主张收回中国失去的一切土地，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 鉴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台湾人民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1942年1月李友邦发表《台湾革命现阶段的任务》云:“过去我们受了不平等条约的约束，祖国不能把台湾与东北以及其余沦陷区相提并论，台湾的独立自由只能由台湾人向其统治者日寇手中去要求、去奋斗、去争取，而今天就不同了，台湾以及流球等割地，均可列入应收复之国土。因之，今天的台湾已不再是单台湾人向日寇争取“独立自由”的台湾，而是台湾人与祖国同胞共同向日寇收复的台湾了。”① 台胞去留和李友邦就义 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1945年11月，国民党陆军总部，对台民处理作出几项规定:凡台湾人民散在各地，各省市政府使其集中、严密保护；对集中的台湾人，应迅速进行调查，凡属善良者，愿在中国内地居住或愿回台湾，均听其自由，但大部分以送返台湾交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安置为原则。这样，在泉州城内外，晋江县各地的台湾同胞，大部分回台湾，少部分居留泉州城内和晋江一带。台湾同胞为抗日战争写下光辉的一页。 1945年12月8日，李友邦以中将军阶率领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返回台湾。回台湾后，李氏继续和进步人士来往很密切，为祖国的真正统一、真正和平和恢复建设而努力。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湾。谁料，1950年李友邦妻子严秀峰被捕，以“参加匪帮”罪判刑15年。1951年李友邦被捕，1952年4月22日，以“参加匪帮掩护匪谍，意图非法颠覆政府”罪处死。李友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不愧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战士，不愧为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领袖之一。他期望的祖国的真正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丹忱不泯! 注①李友邦《台湾革命运动史》19页。194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