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参加了民主建政 建国初期，泉州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市政府决心组织民主建政，把第一批街道居委会成立时过于粗枝大叶的政权过滤一下，同时也进行一番居民的民主发动与整顿基层的工作，以便为泉州市四个区区委会的成立，创造条件。 时为1951年秋，市政府指派地下党员丁水影调集各路人马，市公安局的黄鹏、水利局的郭汉兴、公路局的吴铿铿、卫生局的庄明页，以及陈振惠、蒋国权、许克镇、黄佳编、曾雪霞等等，到泉州市海滨街道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全面铺开。 那时，我在泉中念高三上，正好放了暑假。经济好的同学，都到福州、漳州参加高考去了。我穷得连路费、膳宿费都交不起，哪能享受政府因紧缺人才而允许高三上的春季班同学提前参加的高考?于是由哥哥推荐，也参加了建国初期的这一重要政治活动。当时我只有17岁，哥哥谢琛大我4岁，已是解放后第一批正式本地脱产干部。他领我找到了丁水影，作了几句交代，就算是参加了工作队。 海滨街以文庙为中心，地跨中菜市场至承天巷的一大段地域。我们是在中山中路的一座侨眷大楼内住下的，全部队员15名(如照片)。因距今年代久远，现在回忆，有的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有的也许记错，无从查问。 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除队长丁水影、黄鹏以及留一两名文书秘书抓全街总情况外，其余人员都分到街道的小组里去，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推荐、表彰符合街政工作的好人好事。我们整天下街挨门串户，与群众聊天。当时群众觉悟不高，有的街道钻进了特务、敌伪和成份较高的人。如反革命分子丁文塔，就潜伏在水门街居委会里，一些资本家也在基层活动。 当时，浮上海滨街的正面人物有王堃生、谢秀玉等。王堃生以“灭鼠大王”著称，谢秀玉的争论则比较大。她有点耳背，听不大清楚人们的话语。但工作十分热情，与群众的关系蛮好，说话做事，都很在理。但她是人家的偏房姨太太，部分人有些看法，认为作为街干部的形象不大好。究竟如何正确具体地看待这种人，大家心中无数。 我们很少开大会，几个工作组的同志一凑，大概情况也就抓上来了。我年纪小，就分配在第二中心小学旁边这一居民小组下点。我找到一个积极分子，他的名字我忘了。当时他没有正式工作，年纪轻、态度好，积极热情，整天带着我找东家串西家，共同完成工作队布置下来的任务。经过两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海滨终于选出了谢秀玉为首的街委会领导班子，解决了对“偏房姨太”出身成份问题的看法。后来谢秀玉果然不负众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海滨街带领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在泉州市各项工作中，如征兵、拥军、支前、地方选举、输送干部等等，响应号召，走在前头，成为基层的一面鲜明的旗帜。而我们所发现的积极分子，也都走上各种各样的岗位。我的那名积极分子，后来被输送到市新华书店，成为总店主要干部之一。 后来我们的工作，是在丁水影调到临江区当区长时宣告停止的。当时泉州市面范围小，只有开元、鲤中、海滨、临江四个区。丁水影与庄明页、许克镇、吴铿铿调到临江；许鹏大概回公安局；大部分人回本单位。我是学生，不愿留下当脱产干部，也就仍到泉中续念高三下。当时学生太少，一校只有十多个，专署教育局就出面把泉中(六中)、省晋中(五中)、县中(泉一中)、惠中(惠一中)四校合并成一个毕业班，委托县中教课。经过一学期(春季毕业)，再各奔前程。我们工作队临解散时，丁水影匆忙叫人集合留念，于是才有了今天面对照片的回忆。 二、出席第一次省团代大会 1953年5月，福建省酝酿召开第一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那时团组织不叫共青团，而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省委书记是陈玉西、副书记庄炎林，团市工委书记是曾华源。当时的代表有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街道代表，共计9人。我记得是书记曾华源带队，尤日昇、王瑞英等人和我组成。 其实，我是特邀代表，代表泉州市的少年儿童队辅导员列席会议。当时我在泉州第二中心小学任专职少年儿童队总辅导员。有一天，团市委的少儿部部长吴瑞汀同志，突然拿了一张团省委的《特邀信》交到我的手上说:“团省委拟于五月召开第一次福建省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已经选定。但我们泉州市少年儿童队的工作搞得特别出色，省委要邀请你代表泉州少年儿童队的辅导员参加。你收拾一下，大概过两三天就起程。”我当然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决定。 民主建政工作队成员(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那时我年仅19岁，懵里懵懂的，也不知道会议的宗旨，也不晓得代表的任务是什么，抓起简单行李就跟大伙一起起程。我们乘的车是带有“大背篓”的木炭车，一个福州行程怕要走一个大白天。早晨从七八点开始，直至夜晚灯亮时分到达，我们的会所在福州仓山省委团校。可以想象，一个泉州市的代表只有九个人，全省大不了二、三百人而已。 大会开着开着，也就选出了团省委新的领导机构，讨论团的性质、任务和努力方向。我们少年儿童队辅导员编为一个小组，总共那么十多个人。我年少没有什么经验，总坐着看人家年龄大点的同志发言。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团市工委书记曾华源会后却找到了我，说:“新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不日召开，需要福建省一名辅导员代表正式出席。泉州市儿童队的工作搞得很好，要选一名代表。只可惜你是男的，它却强调要女的。否则，就你去参加，该多好啊!” 我听了，没有说话，也不便说话。许久，他又说:“要不，你挂个电话与家里的吴瑞汀同志商量看看，哪一位女同志合适?”我想了半天，我是小教团总支书记兼少委，团委好几个都是男的，也不兼少年儿童队辅导员的工作。唯独黄惠兰，她是支委，也是实验小学的副总辅导员。就她去算了。 与家里吴部长联系，果然同意。于是就以团市工委的名义，报请团省委批准。不几天，就从泉州另外起程，直达北京开会。当时出席北京大会，系统里震动很大，以为立下了什么丰功伟绩。而我却了却一桩心事。 这次团的代表大会是很活泼、快乐的。白天开会讨论政治大事，晚上就省心了，不是看电影就是看戏，或者自己举行交际舞晚会，互相交流感情和活动经验。有时白天也安排参观访问，深入工厂、郊区，与工农打成一片。会议持续了五六天。青年人在一起，又是旧社会刚刚解放翻身不久，总有许多新鲜的话题要说，所以会议自始至终开得十分热烈。 三、唯一的一次泉州市知识分子代表大会 泉州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至今想来，怕只有一次吧? 那大概是1954年的夏天，我从泉州第二中心小学调到泉州市实验小学不久。当时是路韦当泉州市教育局局长。记得是一次在泉州大众戏院召开全市小学教师大会。会末，路局长告诉大家，泉州要召开第一次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她宣布，小教的代表是:实验小学谢琦、陈沧海。其他学校大概还有几个。但一个中心学校都只有一名，而实验小学却有两名，并且把总辅导员放到了校长的前头。细心的人也就感到了当局对总辅导员的重视。 后来会议是在泉州七中的旧校舍召开的。有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中小学教师(当时泉州没办大学)、医生、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等等参加。 会议开得很轻松，期间推广了交谊舞，思想大解放，会议组织者特地招募了一批能歌善舞的知识女性，到会鼓动唱歌跳舞，好几个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都应募入招，做会议的服务员，也从此走上了就业的道路。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医院的副院长陈泽深在会议上做报告，他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与上海的同学分道扬镳，甘愿到泉州独当一面，支撑了泉州的医疗事业，对泉州作出一点贡献。还有木偶头雕刻大师江加走、音乐界的老前辈盛保罗、泉州农校的高级花艺师等等，都在会上发了言。他们的生动事迹，确实对到会的人产生了极大的鼓舞。 当时的市委书记武秀梅亲自到大会表示热烈祝贺，要与泉州知识分子一同向科学技术进军。然而时隔不久，一场暴风骤雨席卷而来，首当其冲的就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学与小学，都成了“反右斗争”的重灾区，“出头”的知识分子不觉成了政治运动的阶下囚。“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也就永远成了“过去式”的东西，再也没有召开过。 四、建党前的小教团支部 在当年，泉州市小教是指鲤城、丰泽、洛江的一个部分。面积比泉州市小，比鲤城区要大。当年小教绝大部分是年轻人，还没有建立党的支部。于是，行政由市教育局管辖，而教师的思想状况、学习和学校队的工作，都是新青团泉州市小教总支负责。 当时小教总支部隶属团市委，由团市委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吴瑞汀兼小教总支书记，谢琦任副书记，下属七个委员，分别散布在全市各个重点学校。每逢开学、放假，小教总支部都要召开会议进行工作布置，从学校团的工作到少年儿童队的活动，到学习、假日生活等。 那时，寒暑假几乎都有活动。譬如寒假的回乡，少年儿童要与青年一起，参加拥军优属、慰问贫苦户活动和春节的街政拜年活动、文娱体育活动，尤其是街道的演戏。那时，街文宣队十分活跃，排演“文明戏”吸引各方人士。很多人才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所知道的东街、东华谢省中、吴士士、施纯舟等教授专家，都出自街道。 暑假到来，不是办学习班，就是举办夏令营。孩子们到南安、晋江选择场地，团少委领导辅导员进行操办，何少川、黄仁义都曾参加过。大概一期10来天，游泳、航模、文娱体育、篝火晚会、参观访问等等，搞得十分活跃。 那时的教育局，总是把教师的思想工作和政治活动，交予总支研究贯彻执行，两厢配合得十分密切。如第二中心小学的总辅导员，原来局里想派他到第三中心小学去当校长，领导学区的教学活动。团省委来了人，认为应当加强重点校实验小学队的工作，建议派他担当实验小学总辅导员，并上北京参加全国儿童少年工作会议。 总之，反右之前，泉州小教团支部的活动十分活跃。我记得第一任书记是程迪初，程迪初调到中学，改选杨降恩，杨降恩考上大学，即选谢琦。到了1956年，市委组织部派陈丕锡到小教建党，1957年泉州小教补上“反右”一课时，党支部已经成立，小教团支部也就基本上只有自身的业务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