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泉州，从花巷口横穿商贾辐辏、人声嘈杂的中山路，走入对面那狭长而幽静的承天巷，就在这条僻静的小巷内，一座朝南座落的五进大宅内，居住着蔡姓人家，一代代生息繁衍。蔡家先辈原是本地商贾，生意却是做得红火，在打锡巷口及水门巷口一带经营着几家布庄、杂货之类的店铺。到展龙出生的时候，家境式微，但比起一般人家，常言道“再瘦的骆驼比马壮”。攀上不足，比下有余，家底还算殷实。 蔡展龙，1927年出生，50年代末就学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曾任泉州画院副院长、福建教育画院画师、中国当代十大喜剧之一高甲戏《连升三级》舞美设计。他为人秉性耿直，孤傲不羁，一生不随俗，平生喜酒，终身未娶。 1953年那年，展龙怀着对家乡雕刻大师江加走的崇敬，心仪已久，大师闽南家乡旖旎如画的景色激起他的灵感和冲动，精心创作一幅《艺人江加走故居》的美术作品，参加全国青年美术展，获文化部颁发的国画三等奖，并选送莫斯科参加世界第六届青年艺术展。那年，他刚好26岁，时少年得志，人称“蔡才子”，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展龙从市文工团调到泉州高甲戏剧团，当他接到为高甲戏《连升三级》一剧的舞美设计时，读完剧本，既兴奋又思想斗争激烈。以往戏剧舞台，唯美、唯俗之风成了舞台置景的不二法门。如一后花园，就有粉墙楼亭、假山石桥，近看花木簇锦，远望峰峦多姿，美不胜收。展龙认为那是一种化不开的市俗现象，一则是为了迎合人，二则是为了热闹好看。舞台设计不应全部沿袭前辈的陈规，更要另辟蹊径，注入新的精神。这在他设计《连升三级》一剧得以真正的实践，使人印象最深的是“炫才”那场戏，只见偌大的一个舞台，正中仅有且几乎占据整个舞台背景的一大“寿”字，“寿”字前唯一把太师椅，“寿”字左右各一支呈一人高的大红烛，设计基调简约、流畅、不落俗套。整个舞台空间被一种唯我独尊、势炎薰天又心怀叵测的权监所放释出来的跋扈霸气及其狼子野心的气氛所充塞。这与以往描绘王府富贵雍华、金碧辉煌气派的传统手法大相径庭。当然，对于他，还有不以为然的批评，如:失之严谨，缺乏观众，喜玩新花样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的他是成功的，而且他的设计得到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鼓励与肯定。一种对艺术的绝对追求，贯穿在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中，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博得好评。到了晚年有两次较为影响的画展:一次是在香港，那是1990年，由香港书法爱好者协会与香港中国书画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福建闽海四画家(林英仪、蔡展龙、黄达德、丁朝安)的佳作展。其时，深得热心艺术的实业家和日本友人鼎力赞助，出版精美画册，更得老画家任真汉先生为之作序，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挥毫题签。另一次是展龙去世的前一年，即1991年，斯时的他已是病魔缠身，步履蹒跚，疲惫不堪，手已无力提笔，令人惋惜。当时在几位书画界的朋友热心倡导与精心筹划下，是年春，在本市威远楼举办大型个人书画展，贤达名流，冠盖云集，堪称本市书画界一大盛事，圆展龙先生平生之夙愿。 展龙生前对文学艺术有着广泛的兴趣，如金石篆刻、书法、音乐，甚至编剧写戏搞导演，但最为成就还是国画与金石。他自幼对绘画悟性甚高，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小时候，家中北窗的那间小屋成了他的小天地，每到放学回家，他总是把自己钉在画桌前，或整日与笔墨作伴，关在里面一声不响地练习作画，到了吃饭时间，还要“三请五请”，不然，从不跨出房间半步。平时的零用钱，舍不得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存起来，然后用于买纸张。据说他每天练习画画的废纸，就够家里一日三餐烧饭生火用。出乎意料，工作之余，他还是位京剧艺术的爱好者，尤对“老旦”、“花脸”情有独钟，喜爱非常。“懂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偶尔，谈到京剧时，他总会谈谈一番自己的见解。如提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玉倩女士时，对现代京剧《红灯记》李奶奶在“痛说革命家史”一折戏中的那段“二黄散板”的唱腔，击节赞叹，形容为“难得一见的唱念功夫”。虽云“隔行如隔山”，但京剧那种严格的程式化的表演，疏朗而飘逸；京剧面谱的高度概括与夸张，与中国画的“气韵说”造型的美学原则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搞国画的喜欢上京剧，作为一种爱好，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而且，还可体现一个人的整体艺术素质。记得有位作家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有好几个方面的才能、成就，其中必有一个方面是他本人最得意，认为最重要的，而这个方面未必最出名，未必为最强之项。”这从展龙在文革期间热心帮助公社文宣队排演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一事，可见一斑。奇怪的是，他对戏剧中的男扮女妆的表演，从不苟同，摒除表演艺术不谈，就男女性别反差而言，总使他感到别扭。对此，各人看法相左，不置可否，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以前与展龙先生闲聊之中，听到一则“往事”。在本省的一次戏剧汇演，举行各剧目片段演唱欣赏，展龙应邀观摩，时有一演唱者，是一耄耋老者，吊起嗓子唱青衣，且边唱边做。这位科班出身的老演员，功底深厚，艺精技绝，但不知是何原因，展龙就是听不入耳，总觉得不是滋味，碍于大会的规定和对表演者的尊重，他不好先退场，只好耐着性子听完。过后，谈及此事说:“当时那种感觉实在比死还难受，干脆把我拉出去毙了，我绝不反抗!”使人听后为之愕然。 展龙生前经常提及:“凡是俗，俗不可耐。”真是到了“嫉俗如仇”的程度。因为他的不随俗，所以在普通人的眼中就显得“怪”。他往往把那种绝俗与入俗的矛盾冲撞产生的奇倔力度在生活中表现出来，这使他在现实中碰过壁，吃了苦头。记得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原在本市华侨中学曾与展龙共事过的一位教师，因不知何时何因，放下教鞭办起家庭手工作坊，搞些小手艺。有一天上展龙家，请展龙帮他设计几幅手帕的图案，并表示愿付报酬。那知，展龙非但一口回绝，而且决无商量的余地，那位先生只好快快作罢。后来问及，展龙思忖了一会儿答道:“在同事的份上，本应帮忙，又是提到钱，使人感到不自在，艺术如挨上金钱，就变味了，人情亦如此。我一生中未曾为了金钱而卖过一幅字画。”态度如此鲜明。好在那位先生自有大度，不以为忤。写到这里，使人想起一句老话:“人是食五谷的活生生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在理想、人情、金钱等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如何驾驭这种关系，这需要一套世俗转圜的智慧，很遗憾，这点本领正是展龙所缺乏的。但话又回过来，在艺术上，恰恰是这种奇倔力度，反映到其作品中来，自成了一格。 展龙平生较喜欢画梅、荷以及传奇人物画。作画取材隽颖，构图别致，笔墨简括，风貌清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再作大胆探索，因而有新的气氛。老画家任真汉先生对他的作品有一段非常贴切的评价:“蔡副院长擅长花鸟，但他的花鸟也是借花鸟形象来发挥笔墨奇趣，真趣在笔踪墨迹中，而不在花鸟的本质。如果用看图经标本的眼光来寻求蔡副院长画的花鸟形象，肯定会失望的……” 中国画博大精深，充满东方文化特有的魅力。宋代以来，文人介入绘画，中国画由此注入新的内容，突出意境表现，个性张扬，偏重哲理性的鉴赏价值。中国画对待造型的观念以“心象”为突破点，其表达方式相当于诗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山水花鸟画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风景和静物画，即使是人物画也一脉相承，没法脱出这种影响。如果仅仅把绘画当作一种作画的操作过程而因此忽略个性，一味追求技术的结果而丢掉的也正是最为重要的——作者心灵的渲泄过程以及作者本身的人格参与。这种现象正是展龙先生一贯极力反对的那种“媚俗”与“匠味”，这种绘画只能满足视觉，而不能满足心灵。 展龙先生画的梅花，铁骨铮铮，以形写神，朴厚劲挺，笔墨听凭情趣。而他画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墨如泼出，笔势豪放，达意畅神，真是画如其人。但是，画家蔡展龙往往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他的画，而是他的人。(作者系蔡展龙先生之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