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骞同志不是泉州人，他是外地人。他没有象现在的很多老师和很多同志那样有一张很大的文凭。他凭着奋斗的精神，凭着勤奋自学成才的精神，让我们佩服。他的学问是很全面的，他在文学、历史、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包括地方史的教育教学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他做哪一行就爱哪一行，爱哪一行就在哪一行取得成绩。他先在新闻界，后来到教育界成了中学高级教师，成了省劳动模范。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何骞同志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越年老心越红，贡献越大。我们泉州历史文化名城需要很多有历史素养、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来为她作更多的贡献。……”这是已故原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副会长，原泉州市历史学会会长陈泗东先生在我父亲——何骞追悼会上对死者的真诚评价。 我的父亲原名何孝骞，1923-12-11日出生，原籍福州，后随双亲迁居厦门。1938年日寇侵占厦门，父亲全家又返回福州。少时，因家贫，父亲勉强学至初中毕业，后经堂兄介绍，于1940年到连江县任小学教员。两年后在朋友的资助下，又考入福州高级商科学校。由于亲眼目睹了厦门、福州的沦陷及百姓四处逃难的惨状，激发了父亲朴素的爱国热情，因此在参加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时，他愤慨陈言，抨击抗战败绩，由此引起校方不满，借故令他退学。父亲就此辍学，先后在福州、南平、永安、南安等地当过小学教员、浴室管理员、机关的临时抄写员和办事员等，生活颠沛流离。 在上中学期间，父亲就喜爱文学，对散文尤甚。在表兄的影响下，他阅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结识了郭风、林冷秋、耶鲁、黑尼等当时活跃在福建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并从1940年起先后在《中央日报》、《现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诗歌、小说等。1942年，19岁的他被邀请参加在福州西湖举行的“福州文艺界中秋晚会”。 1944年4月，父亲来泉谋生，曾在《时代晚报》、《群力报》当记者兼文艺副刊编辑。因他性格耿直，执意选登揭露当时警察局黑暗的稿件，自己还撰写了抨击晋江县长徐季元所谓建设“新晋江”的特写《泉州巡礼》，因此触怒了权贵，被迫于1945年初离开报社。此后他经受了失业、流浪、病痛的苦难。个人的经历和国家的苦难，决定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以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呼声以及对侵略者的愤恨为主，其代表作有《噩耗》、《驮队》、《春天的原野》、《小玲子的微笑》等，所用的笔名有梦云、赫斯、何骞，在泉州则用蓝波儿、卡妮等。他的散文《噩耗》、《驮队》被收入1991年由郭风作序的《1930-1949福州诗与散文选》。 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10月，父亲再度来到泉州，先在培英女中(今泉州幼师)任文学和历史科教师；1955年2月调到泉州六中任历史教员，后兼任教研组长；1969年秋复课后，被分配到东海中学任教；1981年调到泉州五中执教，1985年调任泉州教师进修学校史地科教研员。 为了能教好书，父亲以惊人的毅力积学博览，自学成才，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卡片和剪报。好学成了他的第一癖好，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他睡醒后的第一件事常是看书，三餐用饭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正因如此才有他日后具备了较深厚的知识积淀，才能较自如地处理好“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 父亲教学认真，善于启发诱导学生。他良好的口才和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加上较好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以至于常有其他年级和班级的学生跑到教室外聆听他授课。尽管已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教师，但父亲仍坚持每课必备，备课必写教案。事实上他上课时几乎不用看教案，他也从不使用旧教案。他认为，使用旧教案只能说明自己学习得不够，自己的知识结构没有更新，说明自己没有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1983年高考总复习阶段，他置年岁大于不顾，照样熬夜加班，因劳累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为了学生们的前程，他硬撑着病体，在病榻上自录授课磁带，让人带到学校播放，一直坚持到复习结束，责任心之强，感人至深。父亲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深地教育了后辈。我们子女四人也先后服务于教育事业，而且在孙辈中也有了生力军。 勇于革新，大胆实践是父亲的另一特色。父亲从教40年，孜孜不倦地进行教材教法研究和改革，即使面对高考的巨大压力也不放弃。从1957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第一篇历史教学论文起，他先后在《历史教学》、《历史月刊》和福建省教育学院院刊等刊物发表了20多篇史学论文。他还总结出独具特色的“系统、结构、浓缩、启发、归纳、识图”的“十二字教学法”。对自己的经验他从不保密，总是不保留地介绍给新教师和向他讨教的人，他对相互间封锁的反常现象历来持否定态度，因而赢得了同行的敬重。父亲任原泉州市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长达九年之久。1977年恢复高考，他是参加福建省历史科高考命题的唯一中学历史教师。以后他又多次参加省高考质量分析会、省历史学会中学组会议和省中学历史科教学改革研讨会等学术活动。1979年和1980年，他两次参与省教育厅主持的《历史总复习纲要》的编写工作。其时，他还两次自编了“表列式”《历史总复习提纲》，由原泉州市教育局印刷推广，收到良好的效果。从1981年起，父亲多次应省教育学院、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和兄弟县教师进修学校的邀请，作历史科教材教法或地方史讲座或专题报告。 对于有志的青年学子，父亲总是关爱有加，总是义务为他们补习。对于青年教师中有教学才华的“苗子”，他更是欣喜万分，并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和提携。对于他的关爱，学子们也报以真诚的爱戴，常常道出肺腑之言: ——“博顽劣，不堪教，然承恩师不弃，奖掖有加，大开茅塞。幸有寸进，唯师所赐。虽知世情险恶，不敢随波逐流，有辱吾师铮锋风骨。……” ——“那几天，我总在乘坐的车上独自默默地哀悼先师。他留给我的都是那么的美好:在课堂上虽有点威严却仍觉得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在你家中无数次的面谈，他是那样的慈祥；在我名落孙山之际，他又是那么地关心我；我离家上山之时，他在送给我的笔记本上签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激励之言……他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为失去恩师慈父而悲伤痛泣!……” 先父若有灵，定会欣慰了。 1979年父亲被评为泉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82年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1988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他还先后被推选为泉州文联理事、泉州市文学协会创作组组长、泉州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和文史委员、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晋江地区组组长、晋江地区社科联常委、泉州市历史研究会理事、泉州市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泉州市振兴中华读书委员会委员、泉州市文管会委员等职。 在教学之余，父亲仍不忘文学创作。他的散文《恒河恋》和《不眠之夜》，分别于1957年和1959年发表在上海《文艺月报》上。1959年，福建省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他还先后在《热风》、《海风》和《泉州报》等刊物以何骞、丁马为笔名，发表了数十篇散文、杂文、评论等。他的散文《钟声颂》获1962年泉州市文艺创作甲等奖。他还在泉州市举办的文学讲座上主讲散文创作，是当时泉州文艺界有较好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文《恒河恋》被收入1990年由福建省作协主编的《福建文学四十年·散文卷》；散文《窑火熊熊》、《东岳山上礼赞》被收入1999年的《1949-1999泉州文学作品选·散文卷》。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扣上“泉州的邓拓”、“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横遭迫害，身心受到摧残，许多文稿被抄毁。1967年秋，他与曾栋等人作为泉州市受迫害教师的代表上京反映情况。这段时间他中断了文学创作，直至晚年才又写了长篇散文《山山水水故国情——香江纪行》等几篇作品。晚年的父亲更注重地方史的研究。为配合教学，他除主持编印地方史补充读物之外，还创作了电视脚本《可爱的家乡——古城泉州》。1992年，为了纪念父亲辛勤笔耕的一生，亲友们收集了他生前的部分文学作品，汇集成册，取名《蓝波集》。 已故原福建省文学会会长俞元桂教授在《蓝波集》“序”中说:“这集子里保存着一位文化教育工作者在文艺园地里耕耘的成果，让读者恍惚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的身影，并隐约听到他们的心声。……何骞同志与我并未见过面，不过作品中所写的事、所抒的情，我是熟悉的。我与他年纪相近，有着共同的经历，因而读他的文章，有如见故人的感觉，……他的作品写出他青年、中年、老年的不同环境和心情，贯穿其中的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悯苍生、怀社稷的传统。……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体察到旧社会的屈辱苦难和新社会的光辉前景，理解作者的拳拳报国之心，这一定能够激发人们对国家和乡土的责任感，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干劲。” 1989-12-22日，父亲因患癌症逝世，终年66岁。 父亲他离去了，不，他没有离去，他还在，他将思念永远留在热爱他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