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戊戌(1898年)变法虽然失败，但在科举制度上还有点改革，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试内容被策论取代了。戊戌以后，会试举行二科，乡试也举行二科，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终于废止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培养人才就靠新式的学堂了。 因为我的父亲陈砥修(字仲瑾)考中了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科举人。和泉州的举人进士们都有往来。我生虽晚，童年却有机会接触了这些人。平时我又爱听关于他们的事，特别父亲晚年常常谈起他们，所以，我耳闻目看的还算不少，现在追录成文。 清朝每逢子、卯、午、酉的年份举行乡试，丑、辰、未、戍的年份举行会试。本来光绪庚子(1900年)年是乡试年份，因为八国联军占了北京，皇帝逃到西安，战乱不可能举行乡试，便下令推迟到辛丑(1901年)。辛丑和约虽成，局势未靖，也没举行乡试。到壬寅(1902年)才补行庚子、辛丑的正科及恩科并科乡试。这一榜扩大录取名额，谓之“双榜”。福建计正榜举人193人，副榜(或称副贡生)34人。其中泉州府五县计举人29人，副举人3人，永春州举人3人。据《福建通志·选举志》载，名单如下: 举人: 宋应祥、庄鸿泽、黄鹤、余焕章、杨家栋、苏镜潭、郑星湖、施乾(以上泉州府人)。 林文龙、李国佐、陈砥修、林骚、吴曾、许行简、曾遒、陈育才、吴国藩、陈天球、陈寅垓、王冠群(以上晋江人)。 陈泽津、吴增、林辉鹏(以上南安人)。 赵巽、汪煌辉、陈蓉光(以上惠安人)。 林培松、林逢春(以上安溪人)。 黄翰(同安人)。 郑翘松、林子鳌、周腾云(以上永春人)。 副举人。 吴钟善、伍乔年(以上晋江人)。 陈炳南(同安人)。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又举行乡试，福建考中举人96人，副榜17人。其中泉州府五县举人7人、副举人5人，永春州德化县举人1人。名单如下: 举人: 洪锡畴、吴锡璜、胡建机、叶(以上泉州府人)。 黄搏云、黄孙垣(以上晋江人)。 张时觉(惠安人)。 王光张(德化人)。 副举人: 王式英、王文焕、胡建清(以上泉州府人)。 张为栋(惠安人)。 黄鸿基(同安人)。 至于进士科，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王寿彭榜才开始以策论取士，泉州无人中式。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刘春霖榜，泉州中式进士4人，其中三人未参加殿试，故国子监题名碑未列其名。名单如下:林乾(南安人，殿试二甲廿五名，点翰林)。林翀鹤、林骚(以上晋江人)、吴增(南安人)后者三人均未参加殿试。 综述以上情况，中国科举史上最末的两科，泉州还是出了不少人才。壬寅科泉州举人虽多，但高名次的人少，最高者中第十八名，即宋应祥，其次为廿五名陈砥修。年纪最大的是宋应祥和陈寅垓，他们先前已中过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的副榜，十一年后才中正榜，年纪已四十多岁。年青人也不少，最小的是苏镜潭，才20岁。陈砥修、汪煌辉等24岁，也算早达。甲辰科包括未殿试的进士中，林乾年纪最大，已近五十岁。他是光绪十七年的举人。殿试名次高，所以入翰林。其次林翀鹤，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年已四十多。他宦途不顺，早年进秀才，后来在一次清源书院学生反对满人知府不学无术的“哄堂”(闹学潮)事件中，他身任斋长(班长)，追究带头责任，被知府申报学台把他“开革”(开除学籍)了。以后重新再考，一步一步考上，已时隔多年，白发初生。林骚是林翀鹤的第四胞弟，兄弟同榜，那年刚30岁，吴增36岁。二林一吴自以为不会中，会试未待发榜便返闽，发榜后已不及参加殿试。本来可以等候下一科再考，不料科举一废，从此末科未殿试的进士永远失去补试的机会。 举人进士考中后都要“竖匾”，按照其中式名次匾额上写上各种名目。会试第一名叫“会元”，第二至十名叫“会魁”，余称“贡士”。殿试后依其成绩列为一、二、三甲，才有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传胪及翰林之称，但均统称“进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及第六名叫“亚元”，第三至五名叫“经元”，第七至十八名叫“亚魁”，其他正举人都叫“文魁”，副举人叫“副魁”。 据我父亲说，他是光绪戊戌年进秀才，考的是八股文。以后死掉母亲，“丁忧”不能参加考试，壬寅乡试前他因丁忧没有经过岁考及科考，先要到福州参加“录遗”(甄别考)，及格后才可报名。当时新改策论，大家都不知道策论如何写，要临时揣摩很多古文，如贾谊《过秦论》等，当时又增加了“时务”(国内、国际时事)的内容，只好急来抱佛脚，披阅与背诵一些时事的汇编。壬寅乡试三道策论考题为(1)汉唐宋开国用人论。(2)勾践焦思尝胆论。(3)子贡使外国论。这三道题目包括使用人才，复仇雪耻及经济外交等方面，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这种策论其实是政论，考场中不能夹带任何参考书，要不是有史实又有论点，是不易成篇的。考后考官把优秀的文章编印一本《闱墨》，让士子去参考阅读。我后来搜集到一本《福建王寅闱墨》(文革中已逸)，泉州举人入选有几篇，现只记得宋应祥的《汉唐宋开国用人论》，陈砥修的《勾践焦思尝胆论》都入选为范文。1953年碰到黄焕然先生(老归侨，解放后任泉州华侨中学校长)，他还通篇不遗地背起我父亲的这篇范文。 甲辰科会试因北京贡院受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理好，会试地点借河南开封贡院举行。泉州举人大都上汴京赴试，较富有的结成一伴，较贫穷的另结一伴。我父亲因家境困难，就和同样贫困的吴增林骚等四人人同行，由海路走上海，改江船上武昌，再搭新建成的京汉铁路至开封。一路上行旅插上一面“公车赴试”的旗子，车船可以优待免费。他们在开封落足一所下等的客栈，半夜被小偷从土墙上挖洞进屋，衣物被盗一空。于是到祥符知县衙门去击鼓报案，知县立即坐堂。查明是赴试的福建举人被盗，怕声扬出去，说明会试期间知府防卫保安不力，可能丢纱帽。就一面答应派役查究，一面当场先予赔偿后待追赃。他们得到的赔款比失去的东西还多，就结案不再交涉。至于以后是否破案，他们也不清楚。考后大家都感到成绩不佳，无录取希望，多逗留又要多费用，就即日束装返泉。抵家后才知吴林二人均中，已不及殿试了。 二 甲辰会试，壬寅、癸卯乡试中式的泉州这一批举人进士。有的在清朝就已去世，有的经历民国，有的一直阅历三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健在。建国后健在的尚有林骚、曾道、汪煌辉、伍乔年、施乾、郑翘松等六人，以上均于五十年代先后作古。壬寅科最后剩下陈砥修，癸卯科剩下洪锡畴，陈于1963年逝世，洪于1966年逝世，都享高寿。举人考取后参加“鹿鸣宴”，经过六十周年后又遇到那一年份，可以重新和新科举人一起参加庆捷宴会，称为“重宴鹿鸣”。文进士则称为“重宴琼林”，武进士称为“重鸣鹰扬”，秀才称为“重游泮水”。有这种机遇的人都可以在明伦堂竖一块匾额，视为难得的光荣。陈砥修和洪锡畴二人都够得上“重宴鹿鸣”。陈淡然视之，没有庆祝，洪则稍事请客征诗。秀才叶耀垣(青眼)是解放后够得“重游泮水”的人，但他不声不哼，赠诗给洪说:“时代已随驹过隙，科名那得鹿重鸣?”持批判否定的态度。 现把我所见所闻及我父亲生前提到的这些泉州末科老爷的简况记述于下: 甲辰科进士泉州计四人: 林乾，南安金溪顶福水村人，与我的祖父陈伯华同年秀才，是我父亲的上辈，停好多年才中辛卯科举人，长期进城在开元寺设塾授徒。再十多年才中甲辰进士，殿试二甲廿五名，入翰林。不久就死了，没有什么业绩。 吴增(1868-1945年)，字桂生，别号养和居士，南安丰州人。其父迁居泉州，家世寒微。十五岁丧父，到商店为学徒，因夜间勤学被老板骂为损耗灯油，愤而回家，靠其母为人缝补洗衣，自己勤工俭学学，受南安溪口进士傅国英的器重加以指导，终于中进士。吴品学均优，声誉甚隆。曾于清末到菲律宾旅游，撰联文语讽朝廷，被领事迫令回国。以后以教书卖文为生，当过昭味国学的校长，泉州文献委员会的主委。他善于为人排难解纷，办事公道，诚恳忠厚，富有新思想。我父亲，告诉我关于他生活上面的两件小事，可说明其为人。一是他在交际场中，染上吸鸦片恶习，一旦觉悟，立即戒掉。戒掉办法很简单，不用药物，用坚强意志决心不吸，任他躺在床上屁滚尿流，忍受痛苦不哼一声，终于彻底禁掉。这办法泉州人谓之“硬拨”，非意志强韧的人做不到。二他早年是劳动人民，未免言语粗野，发达之后，虽尽力纠正，未能根绝，自已深以为憾。一次他酒后发怒，粗话骂人。对方只是一般平民，本可不了了之。吴酒醒后很感惭愧，特专门向此人道歉，这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事。吴的诗文作品很富有社会性、史料性，如《藩薯杂咏》、《泉俗激刺篇》等书，但吴的书法较差。 林翀鹤字祐安，其四弟林骚，字叔潜号醒我，晚号半村老人，都是泉州城内执节铺人。同科中进士，其家竖有:“同怀同榜登第”一匾。其父林霁，是一位著名的衙门师爷，写得一手好颜体字，现存洛阳桥蔡襄祠的四块石刻诗碑，就是他的作品。翀鹤在清代末科人士中，算是年长资深，因此许多事都找上他。辛亥革命后新旧交替，泉州地方不靖，大家推他为治安会长，以后也靠教书卖文为生。他的书法水平很高，弘一法师入闽后曾对他的遗墨大加赞赏。翀鹤为人忠厚，早些颇有棱角。及至年老资深，渐觉模棱畏事。我父亲说，民国十几年之时，有绅士某被人控告，首名控告者为林翀鹤。某与林素稔，找林面询究竟。林实不知其情，乃另一某绅与某有隙，借林之威望列为首控者，自己列第二名。林被面询后很抱歉，某要求他撤回名字，他又怕某绅力强，不敢得罪。乃想出一个办法，对某说，你也去反控告吧，也把我列首名就是了。如此和稀泥，某体谅了他，大笑而去。 林骚曾于光绪戊戌进泉州府学第一名秀才(称为“案首”)。诗文极佳，书法很差。他未殿试之因，是准备练字三年，殿试的名次书法好坏关系很大。以后专卖文为生，不问外事。民国间曾担任一次泉州的公路局长，书生不懂办事，成绩欠佳，自行辞掉。他历主泉州诗坛“温陵弢社”多年，为闽南诗坛祭酒之一，所著《半村诗集》，现在又重印了。解放后历任人民代表，泉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3年去世，终年79岁。1951年土改，他住在梅石街，属土改街。他没有田地，也不经商，又没担任教员或有经常的工资收入，而生活尚称不错。当时基层土改队工作人员对此十分不解，特向他查问经济情况，以便确定他的成份。他坦白对土改队说:“我替人家写祭文、墓志、寿序等，人家送我的笔资。有时人家请我去点主、主祭、祀后土，也有大笔红包。我就靠这些收入维持生活。”工作人员社会历史智识贫乏，把他的写祭文、点主等收入与和尚、道士、神棍的收入等同起来，要把他定为“迷信职业者”的坏成份。他大急，找上级领导反映，才定为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者”。 壬寅科泉州举人二十九人，副举人三人，有的早逝，有的和我父亲没有多大往来，情况有所不明，现只把知道其情况的写出来。 宋应祥，字尚宾，郡城凤池人。论名次、年纪、资历他是这一榜泉州举人之冠。民国初年晋江人蔡玑(贡生)任延建邵道尹时，他曾随之到闽北当过官。以后回泉教书。他人品端正，身体挺健朗。我小时坐的姿势东歪西倒，我父亲教训我说:“你没看见尚宾先生年过七旬，一生坐交椅从来不靠背，总是正襟危坐的。”我注意观察一次，果真属实。这一点印象极深，后来我改正坐势不端的恶习。抗战爆发，他极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年已太老，深感自己报国无力，曾写一诗，有句云“我欲上天扣帝阍”——意思是说要向天帝去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38年夏日本飞机大轰炸泉州，他年已八十多岁，轰炸时躺进老式的床下，年老之人，不堪惊惧，因而吓死了。 黄鹤，字师竹，郡城灵慈人，会写隶书。他是从安海金墩黄氏迁进城的大族，颇为富有，至今还是人才不少。 杨家栋，郡城后城人，字景贤，号柏芗。其胞兄杨家春是光绪辛卯(1891年)科举人，算是“兄弟登科”。杨在清末绅士中别具一格，毕生专门授徒为生。在家中开设一所私塾，即使在三十年代泉州新式学校林立之时，他这家专授国文的私塾仍然学生甚多，郊区外县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杨字体娟秀，诗文亦佳。 苏镜潭，字菱槎，是个著名的才子。诗、书法、史学、文章具佳，并且很捷才，四六骈文举笔立就。他曾应林菽庄邀请到台湾旅游，成《东宁百咏》诗集，对台湾的文物古迹，风情人物，加以诗咏。每首诗之前都系以一般史料，所以又是史诗，后人评价较高。苏才既高，生活就放浪了。 苏的曾祖父苏建玉，字鳌石，翰林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同安人，后迁郡城通政巷。开个很大的当铺，铺号“元祥”，泉州人称之一富贵的家族叫“元祥苏”。其家子弟多纨袴，人称“苏阿老”。菱槎学问不错，但大有“阿老”之风，晚年生活困穷，格调就不高了。他于抗战后期病故，年六十多岁。他参加修过《南安县志》。 施乾，字健庵，晋江衙口人。长期侨居菲律宾或厦门，极少过问泉州的事。晚年住在厦门，解放后听说安排他为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五十年代病故。 李国佐，郡城人，约于中年去世。情况我不甚清楚，只听见我父亲说，李中举之时尚未成家。有鼎仔美(姓不详名美，以卖小点起家发财，人以“鼎仔美”绰号之。)为女儿找对象，特别贴一大笔嫁装，托人说亲将女儿嫁给李国佐。可见李的家境也是困难，才肯讨个门户不相当的老婆. 陈砥修，字仲瑾，号缙玙，先代由金门迁居郡城平水庙，他是我的父亲。在清末这些绅士中唯有他秘密参加同盟会，为总务股长，和许卓然，叶青眼、傅维彬等同盟会员创办西隅学校，作为同盟会秘密机关，进行革命，辛亥遂光复泉州。他思想进步，反对宗教迷信，所以我家从清末起就没有任何迷信，不敬神，不信鬼，不普度，甚至连春节也不贴红联。但他拜祖先很诚意，每逢节日及祖先忌辰，必办丰盛祭祀。我问他既不信神鬼，何必祭祖呢?他说这就是孔子所谓“祭神如神在”，明知没有，但报答父母总得有仪式嘛。他不摆老爷架子，一般都步行，都自己拿菜篮上街买菜，有人就讽刺他是“流差举人”。民国五年(1916年)他因揭发晋江县知事张祖陶贪污，被张诬以通匪之罪，锒铛入狱。举人在民国期间坐过牢狱的，泉州只他一例。兴泉永镇守使孔昭同统治泉州，多方搜括割民财，他常向孔为群众说好话，孔认为他从中取利，甚至亲到家中“探风”，原以为陈一定很富有，一见家中还是祖传老屋和旧家具，一派清寒气象，因而敬重他了。1927年北伐军入闽，他出任晋江商会会长近十年。他参与十九路军闽变，事败后被国民党留党察看处分。他两次去菲律宾，珍珠港事变后，他羁留菲岛，隐姓名入山务农，日寇投降后才返国。此外数度出国，曾于民国二年(1913)年携眷侨印尼，游星马。1938年旅居香港，当过旅港福建商会会长、永春人秀才郑玉书(曾任厦门道尹)的秘书。胜利后，也曾到台湾旅游，住几个月。解放后一直担任省文史馆员市政协常委。1963年九月病逝，终年八十五岁。他私生活严肃，但豪于酒，为人有点豪杰气。 吴曾，郡城南门横街人。具体情况不详。我父亲说，壬寅那年，泉州新设电报局，租聚宝街一小店有一个福州人在办事。本来他不知道电报为何物，福州发榜后忽然有一个不相识姓郭的泉州商人打个电报来，说他中举了。他不甚相信，认为可能有人开他的玩笑，就持电报至报局查问，办事人员说可以发电去查，如没有此事，不要报费；如实在，要付十个银元费用。此时吴曾也手持电报去查，得到同样的回答。吴曾和我父亲家境都很穷，彼此商议认为中最好，不中就算了，何必花这一大笔冤枉钱?隔天正式报仔来报，两人皆中，名次和电报说的相符。这位姓郭以当年最新式的通讯工具通知，是抢先向这两位新科老爷送人情，他也花了很贵的电报费。 曾道，字振仲，别号升文山人。郡城新门人。历任泉州府中学教员。工书法，所写的颜体字流传闽南、南洋、台湾，很有名气。会画几笔墨梅，诗词颇有素养，所著《桐阴旧迹诗纪》，对泉州的文物古迹多所咏怀。他是一个老式正派的读书人，地方上很有威望。很多善举都是他带头联系华桥干的，譬如花桥善举公所，养老院等。他不当官，不交纳官府，独立做地方上正派的绅士。他比较守旧，泉州的祭孔，祭关公，每年正月涂门街关帝庙抽“公签”——新年初四日接神后抽的第一支签，预卜全年泉州情况好坏的签，也是他主持抽的。他善堪舆之术(看风水)，科举废了，换了民国，他一时感到旧士人没前途，要靠自力谋生。据我父亲说，他一度和四个朋友组织一个叫“四友堂”的店铺，要以山、医、命、卜谋生，故称“四友”。不久就散了。他为了谋生，民国初就经营“清远堂”的香铺，生意颇佳。他对新式学堂不太好感，所以子弟都改行为商，不甚栽培读书。他生活朴素，无不良嗜好，所以较长寿。解放后也担任政协委员，1954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陈育才，字泽山，郡城聚宝街人。先代经营瓦窑，家境较充裕。他是较出名的泉州社会活动家，有多方之社会联系。入民国曾任过南安县长。当年陈万里来泉访古，发表了《泉州访古记》，泉州古城名气才重新受学术界的注意。带领陈万里参观泉州的就是他。陈称他很能干，也很有学识。他家富藏书，已故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陈盛明同志就是他的长子，为泉州文史做了许多务实的工作。盛明同志也是吴增的女婿。育才他五十多岁时染时疫逝世，人皆惜之。 吴国藩，字菊尊，号篱香。郡城东街土地巷人。已故泉州文史界老前辈吴堃先生是他的从侄。隐居不出，以为文自娱。民国初年，他的长子和观口黄结亲，双方都是旧家，但却实行“文明结婚”——新式婚礼，这是泉州的首次文明结婚，值得一提。 陈天球，字学优，新门外山后村人。民国初和宋尚宾等都到闽北当官。晚年说话“咿哑”，有点老年性痴呆。抗战中去世，岁数应有七十多。 陈寅垓，字秀琅，南安莲塘附近一小村人，迁泉州北门居住，落籍晋江。他早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就考中副举人，壬寅才中正榜。他好与乡邻的红白丧喜事应酬，有请必到。当时有人就以他“陈秀琅拜(寿)、吊(丧)、点(主)阵阵出”，作为“苏菱槎嫖、赌、饮件件全”的上联对偶。 王冠群，字志超，郡城北门模范巷人。是同治年间翰林王寿国的族裔。为人颇有骨气，科举废后就专门研究中医，以医术谋生，医学理论颇有研究，可惜无医案传世。记得1938年我父亲从香港回来，淘化大同公司老板之一安海人王少平托带一本《香江侍母图》，向泉州的举人进士们索求题咏。别人都写几句应酬话，唯独他别有见解，认为别人浴血抗战，有钱人把母亲接到香港去过优裕生活，不值得提倡，就题一绝句，末二句说:“寄语匈奴猷未灭，勉将救国报春晖!”语含讽劝。我父亲对我说，这观点是正确的，不过太显眼了。1943年病故于通政巷王厝祠(今木偶剧团)，大约有七十左右岁。 陈泽津，字霞泽，南安莲塘人。是溪口进士傅国英的学生，和我父亲颇有往来。民初曾任长泰县长，后来返本乡当绅士，五十左右岁就去世了。 林辉鹏，南安丰州一带人。情况未详，《丰州书院书课》中曾见过他的文章。 赵巽，惠安县西三赵人。民国期间曾任过惠安县长，其他情况未详。 汪煌辉，字照陆，惠安黄塘人。发达后迁居泉州旧馆驿居住。他的诗文很清丽，当过中学及昭昧国学的教员，又曾经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教过书。是个风流才子型的人物，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他和洪锡畴很有交往，洪的许多作品是经他捉刀或修削的。解放初，汪、洪、两人都以风流之过被人民政府拘捕后从宽释放。活到建国后的清朝绅士，只有他两人受过小处分。五十年代在泉州病逝。解放前曾参修过《惠安县志》。 陈蓉光，字蕴斋，惠安县内人。是这一科举人中参加政治活动最显赫的政客型人物，很有社会能量。清末他没有参加民主革命，民国初就出任惠安县长，并成为代表福建省的国会议员，住在北京。曹锟贿选总统时，他变成“猪仔议员”——接受曹的收买而投曹锟的票的议员，声誉从此一落千丈。其时还有一个莆田人清代末科翰林张琴，也是“猪仔议员”。据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陈允敦教授说，其时北京的泉州会馆财产甚多，一应契据馆务都为陈所掌管。民国初泉州府人到北京上大学，很多住会馆，不收宿费，时令节日，还可以免费吃会馆一餐加菜。有时家中经济接济不上，还可向会馆商量借贷。大概他管理会馆财务有所不公，引起在京泉州籍大学生之反对，声言要痛打他一番。在“猪仔议员”之后，转业在上海经商，约于解放前后在上海去世。 黄翰，同安人，按现在的说法该是厦门人。其他未详。 郑翘松，永春人，人尊称他“向老”，是永春很有名气的学者与绅士，办过永春中学，主持续修《永春县志》，一度来泉教过昭昧国学。土改时，其妻某氏(人称“向老奶”)被评为恶霸，因民愤大而被镇压。翘松为人忠厚，群众知道他实受制于其妻，所以没有把地主恶霸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这在土改时是一件有趣之事。五十年代他在永春病终。 林子鳌，永春人，清末当过陆军部主事，改海军部主事，其他情况未详。 周腾云，字倬甫，永春前溪人。科举废后，他任中学堂监学，光绪末年病卒，年只二十九岁。 副举人吴锺善字元甫，号顽陀，又号荷华生，别署守砚庵主，晋江钱塘村人。是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科状元吴鲁的幼子。十七岁进秀才，中壬寅科副榜，后来于光绪廿九年在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中二等第五名，名气大振，随其父去云南，又随其父出访日本。宣统二年(1910年)，分配到广东任州判，辛亥革命前辞职返泉州家中，杜门不出。民初曾游台湾，又应洪禹川之聘到南安华美村教学二年，著有《守砚庵诗草》《守砚庵文集》四卷、《东宁诗草》二卷。书法篆刻均工。1935年去世，年五十七岁。 副举人伍乔年，字秀生，郡城北门一峰书人。科举废，他钻研中医，出国侨居菲律宾马尼拉执业，从此定居其地。子侄亦多从事医务，得医学博士学位者多人，五十年代在马尼拉病故。 壬寅全榜泉州人除庄鸿泽、余焕章、郑星湖、林文龙、许行简、林培松、林逢春等七人及副榜陈炳南未知其事迹外，其他已如上述。 光绪廿九年癸卯(1903年)泉州中式的正副举人情况如下: 洪锡畴，字禹川，南安诗山华美人。民初迁居郡城玉犀巷。家庭是菲律宾华侨巨富，宣统间分发到广东，署任三水县知县。末科泉州举人中只有他一人因家庭富有，才当上实职的县官，不久罢职返家，有时也兼一点中学的课程，毕生过优裕的生活。解效初，曾有小挫折，1966年春在泉州去世，，终年八十八岁。 吴锡璜，同安人。曾主修《同安县志》，他中医很出名，在厦门行医，后来侨居星岛，留有医学著作，民国时逝世。 叶秦，字笃初，郡城平水庙人，和我家是邻居。他早就进秀才，补廪生。清代童生赴考，需要一个廪生为之担保身家清白，才可报名。我父亲戊戌年初次考秀才，就是他担保的。癸卯中举后，没几年就去逝了。 黄孙垣，字陶滨，号词樵，郡城观口人，是两广总督的黄宗汉的曾孙。父黄谋熙，也是举人。他书法颇佳，可惜中举后没几年，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去世，年只三十九岁。其妻张氏和陈育才之妻是胞姊妹，都是水心亭会魁翰林张端的女儿。水心亭张是明代乡贤张旺的后代，我的高祖母是张家的女儿，因外家父亲这一系无后代，把我的曾祖父陈师海(举人，四品衔)过继给张家，所以我们也兼姓张。据我父亲说，张端的辈份和其同辈，是族兄弟。 胡建机，字资清，安溪湖头一带人。家颇富，在菲律宾开有“金合盛”商号，民国初任过安溪县知事。 张时觉，字惕如，号鲁，惠安崇武人。清末曾在粤东任知县，民初曾任省议员，后在家闲居。1973年去世。他的书法甚工整。 王光张，字石峰，德化城关人。入民国曾主修《德化县志》、《大田县志》，其他不详。 副举人王式英，市郊乌屿人移居城内孝悌巷纱帽石。其兄王式文是光绪九年癸末科翰林。式英中副举人时其兄已逝。 这一科举人黄搏云，副举人王文焕，胡建清、张为栋、蔡鸿基等人情况未详，故未列述。一般说来，壬寅科的泉州人才较癸卯科鼎盛，对地方的影响也较大。壬寅科的学台是秦绶章，主考何人记不清楚，据说此科主考手脚干净，多取贫寒之士。癸卯科主考手脚不甚干净，故多取富家子弟。 三 本文只谈清代泉州末科(指以策论取士)的举人进士，戊戌以前以八股文考取的就不谈了，但有三个问题:一是侨生问题，二是台湾籍问题，三是回本籍应试问题，都需要附带谈几句: 泉州是侨乡，清末华侨很尊重有科名的人，不少富侨望子成龙，冀博一科以显祖荣宗，把侨生送回国读书，参加科举。在泉州城镇的绅士，后来很少成为地主，原因之一是交结富侨，在侨乡调停讼事，主持婚丧仪礼，逢年过节接风送行，都可收取华侨的红包，名气越大，收入越多，不必靠田租剥削。当时华侨尊师，如我的祖父是个有学问的秀才，又是贵家之婿(我祖母为光禄寺卿翰林许邦光孙女，大理寺卿翰林莆田郭尚先外孙女、刑部郎许祖淳之女)，光绪中期，曾被安溪某富侨慕名重金礼聘至其乡教其二子，我父亲就随往读书。每年除供应父子二人及书童的费用外，束修二百两银，可养活全家十七口人，可谓待遇极优。可惜祖父从安溪回家即染病去世，只有三十多岁。又如民初吴锺善以经济特科(资格与进士相同)之荣，状元公子之贵，也肯屈尊受富侨之聘至南安诗山华美洪家教书，可见华侨之尊师礼待也。送子返国考取功名的成功人物是同安人陈纲，他是厦门巨侨菲律宾甲必丹陈谦善之子，陈纲中光绪甲午(1891年)科举人，戊戌成进士，后担任清朝驻菲领事。而洪锡畴之成为举人并任实职知县，也靠家属富侨的财力所致。清末民初，泉州的科举人物有不少都旅游过南洋，接受华侨送礼，借以改善生活。有的就寓居南洋，如伍乔年、洪锡璜是也。 台湾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从福建分出，自成一省。清朝一向对台湾士子有特殊照顾的规定，乡会试都保留一定名额。台湾当时文化较低，据乾隆廿九年巡台御史奏:“台湾四县应试，多福兴泉漳四府之人。稍通文墨，不得志于本籍，则指同姓在台居住者，认为子侄，公然赴考。”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因泉台语言相同，风习相同，经济联系密切，清政府指定泉州的蚶江为通台渡口，加上泉州的文风大大超过台湾，对冒台湾籍的泉州士人应试特别有利。分省以前，仅据《乾隆晋江县志》选举志载，从1711年至1762的五十年间，晋江县士人以台籍而中举及中进士有名可查者达十四人之多，其中晋江人王克捷以诸罗县(现嘉义县)秀才中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科举人，更中乾隆廿二年丁丑(1757年)科进士，就是典型之例。直至清末闽台分省前后，依然出现此类事。如泉州土门外下围村人叶题雁，字映都，号梅珊，就以台湾籍中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进士，官郎中、御史。其冒籍情况不明。又如泉州城内北门新坊脚人李清琦，以台湾彰化籍中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科进士，点翰林。李是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的族裔，关于他的台籍详情，我曾询问他的后代，据说李清琦有一个叔父到台湾彰化当塾师，李随他至台读书，就以彰化籍进秀才，以后他仍然回泉州居住，后代无人留台。漳洲也有此事，我在龙溪中学的老师徐飞仙，很有学问，是漳州城内人，却是清朝的台湾贡生。他亲口对我说当时台籍容易考取，他就到台湾去投亲，然后以台籍进秀才。 清朝规定，凡考秀才必定要在原籍应考。光绪年间有晋江后洋村人杨姓者，到福州经营杉行，成为巨富，其子杨廷玑，籍贯仍是晋江，应回晋江考秀才。报名时需要一个廪生担保，晋江的廪生们探知杨是富翁，索取保费甚高，为防止一人独饱，就联合宣称无论何人担保，保费不降，所得归全体贡生均分，称为“吃羊肉”。杨一气之下，索性不考，以钱捐个监生，又报效朝廷万金巨款，钦赐举人一体会试。杨廷玑颇有学问，应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年)会试，结果中了进士，返乡祭祖，大肆铺张，以扫那些要“吃羊肉”的廪生们之脸。这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是清末泉州科举的大新闻。杨的后代至今全部在福州了。 科举既废，民初袁世凯复辟称帝，改元“洪宪”，又匆忙恢复科举，名曰“选士”(资格与举人相同)。那年福建考选士，泉州有部分的秀才，照旧报名应考，发榜中了几个，都竖了“选士”的匾额。其中较出名的人有郡城苏大山(字君藻)、惠安杜唐(字印陶)等人，都有学问。袁世凯倒台后，选士资格不被民国承认，群众也认为不吃香，所以考取者终不敢亮此名堂，凡填资历，只写清朝秀才而已。 我曾把清代末科和明代末科泉州的举人进士对比，发现有点类似情况。明末周钟京《省考》说:“泉比屋弦诵，人文为闽最。”意思说明末泉州的科举人物为福建之首。查明代最末一科举人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泉州人中举四十二人，解元为晋江人何承都。其中后来又中进士的十五人。明代最末一科进士为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泉州中了十七个进士。明清两朝末科人才，泉州都同样出现鼎盛的局面。 在封建时代，所谓“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秀才与举人之间，有一个重大的界线，秀才称“进学”，称“生员”，身份上还是在学的学生，要受县学教谕的管教，还不算有品级的官。中了举人，就改变了学生的身份，即使没做官也可以加上“乡进士文林郎拣选知县”的衔头。人家要称其“老爷”，儿子可称“少爷”，女儿可称“舍”。举人考中进士，其地位更高了，依其殿试的等第，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在吏部注了册，等候分配当官。读者请注意，“赐进士”才是进士，“乡进士”是举人，“乡贡进士”是贡生，同样写有进士字样，但区别甚大，不可等同视之。 由于身份地位的相同，这些地方上的举人进士常通过门户相当的婚姻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网，即所谓裙带之亲。据我所知，壬寅、癸卯、甲辰这几科的泉州绅士，结成亲戚者不少。陈育才和黄孙垣是同门，两人的妻子都是翰林张端的女儿。吴增和陈育才，曾道和吕锡畴，汪煌辉和张时觉都是儿女亲家。不是直接的儿女结亲，而以宗族互为婚配，例子更多了。 四 写完此篇类似《儒林外史》的东西，因局限于见闻，挂漏甚多。且有写错之处，统请读者不吝补充指正。 戊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相距半个世纪，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尽管社会发生变化，但中国的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基本不变。十年浩劫，斯文扫地，今兹重视知识之际，此文的史料聊供参考，可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一代身经多次变革时期的士绅动态。这些泉州地方上的一代高等知识份子，归纳为三类，一是能随时代进步，不断发挥其知识份子的功能，对地方建设及文教事业，联系侨胞、台胞，起过好的作用。二是和时代抵触，阻碍进步，这是少数。三是既不进步，又不反动，逃进自己的小生活圈中。这些人也仍然不离书本，以诗书自娱，但是这些人对于确是泉州的邪恶势力，倒也不敢盲从。我父亲说，民国十八年(1929年)土匪高为国一度打进泉州城。高杀人越货，作恶多端，明显是坏人。这次进城高也耍点政治手腕，想拉拢绅士，收买民心。于是办了两席佳肴，强征城内的出名妓女到场侑酒。先期发出请柬，遍请这些举人进士，有的还亲自登门面约。午宴设在“群治会”(当时泉州绅商维持地方秩序的群众组织，办公地点在威远楼上)。届时笙歌奏乐，高及其主要部属都出席作陪。久之，没有一个客人到会，高派部属四出到各绅家中敦促，只见有的卧病在床，有的已因事外出，个别碰巧遇到其本人者，则满口答应随后坐轿就到。等到黄昏，竞无一人赴宴。高大为震怒，知道这些人是存心避开的，但也无可奈何。 最后让我谈一件往事吧!我的祖宗数代都是科举人物。1946年5月我父亲于抗战胜利后由菲返国，见到在侨汇断绝的困境下，二姐和我居然都能上高等教育，十分高兴。是年秋，我就读的暨南大学复员上海，赴沪前，父亲慎重其事地从书箱中拿出一本我曾祖父手书的旧笔记《晋京沿途事宜》(此文后经订正，改名《清科举时期士子晋京赴试旅途事宜》，发表在泉州文史资料》第8期)和一双镶银的象牙筷子给我，要我把牙筷随身携带，以防中毒。国民党定都南京，我去上海读大学，在我父亲心目中是带有上京赴试之意，故有此一举，希望我继承我家的文化传统。其实那时我已是地下共产党员了，父亲及家人均不知道。书丢在家中，牙筷我带去上海。1947年5月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我代表暨大参加上海学联代表去南京请愿，亲历“五、二○”惨案。这次我真的“上京”，倒不是赴试求功名，而是“上京”求取人民革命的胜利。五月下旬回沪，我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追捕，后又被学校当局开除，结果学士帽戴不成，只身外逃，行李全丢。那双牙筷在特务搜查我的宿舍时也丢失了。以此结束我家一百多年的传世功名美梦。而今思之，牙筷丢失，不必惋惜，封建社会科举遗物也不必存留，我只希望社会主义得以早日实现，以发扬民主和科学，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现在我年纪早逾花甲，离休多年，还在对这一宏伟目标寤寐以求，继续奋斗。 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极力揭露和抨击封建科举制度，在所著《儒林外史》的最后填了一首“沁园春”的词，其中有几句说:“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长编总断肠!”颇类似我现在的心情。写文史资料，千秋事大，应费商量，写泉州的前代耆老，总有点感想吧。 一九八七年“五、二○”反内战反饥饿学运四十周年纪念日脱稿。 补记: 此文排印后，才听说癸卯科举人黄搏云为郡城后城人，系同治甲戍进士官主事黄搏扶(字祝堂)之胞弟，中后不久即以肺病去世。黄搏扶颇长寿，二十年代才逝世，是清末民初泉州绅士的泰斗。其家非世族，父在商界业中人。 泉州人多兄弟登科，又多白屋起家。壬寅、癸卯两科出现四例:林骚与林翀鹤、杨家栋与杨家春、黄搏云与黄搏扶、王式英与王式文，王氏兄弟出身也是寒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