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杜振醉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每次从香港回到家乡泉州，总要来看我，平常不是写信，就是打电话，我们之间的交往很密切。 杜振醉，香港中小学文史教科书名作者、名编辑。现任香港课室教材出版社与长河出版社总编辑、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香港珠海书院兼职教授、香港泉州同乡会理事、总务部副主任。他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都有深入研究。学识渊博，诸科贯通，善于运用。多年来，他从事香港中小学文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的著作和编撰，一面当作者，一面当编辑；一手编语文，一手写历史，以质好量多的作品和精湛熟练的编辑技术，闻名于香港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 杜振醉祖籍福建泉州，1942年出生于泉晋北凤楼坑(今马甲镇新生村)的一个华侨人家，其家族在乡里颇有名望。杜振醉自幼聪敏好学，个人的资质加上家庭的条件，决定其成长的道路是循着品学兼优的轨道运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业成绩就名列全班第一；小学毕业时，获“保送”升读于刚创办的晋江第四中学。中学时期，学生成绩不再公开排名次，但在实际上，杜振醉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记录，并为主要的学生骨干，被学校树为全校学生的学习榜样。初中毕业时，被评为“三好毕业生”(品行好、学习好、身体好)；参加中考时，以第一名录取升读本校高中。高中阶段，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学生要勒紧裤腰带读书，学习情绪普遍受影响，但是杜振醉则一如既往，刻苦力学。1962年高中毕业时，正值国家贯彻“调整”的方针，大学收生额大幅度缩减。而晋江第四中学作为新创办的学校，经验不足，校方对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很不乐观，深恐全校毕业生一旦无一人录取，人心士气受挫，将影响学校的前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振醉考中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五年制本科)，为该校文科班唯一录取者；同时被录取的还有理科班的杜溪水和林炳煌两位同学。杜振醉等3人，为母校首届参加高考争得了荣誉。榜发之日，学校上下，无不欢欣雀跃，奔走相告，争道:“我们学校出了3名状元学生。”30多年来，学校人事几次变动，晋江第四中学也早已改名为泉州马甲中学，而杜振醉仍一直被作为学校传统教育的典范。 进入厦门大学，杜振醉更加发愤读书。当时，他的理想是，毕业后能留校或分配到其他高校任教，得以继续深造，将来当一名教授，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为此，杜振醉在学好本科各门功课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特长与兴趣，专注于古典文学的研习。而其治学的方法，就是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与基本能力的训练，正本清源，一切从零开始，从头学起，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日后的发展与提高做好准备。虽然，后来的路并未能按照杜振醉的初衷走下去，但这种为学精神的结晶，却成为他另辟蹊径的良好条件。 大学五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学而优无用”的年代，杜振醉的理想也就无可奈何地被扭曲了。毕业一年后，杜振醉被分配到北国的山西。1973年才设法转回本省工作。1978年，由于菲律宾的叔父与胞兄的关系，杜振醉获准出境到香港定居。 离开故乡故土，只身来到另一个世界，前路茫茫，杜振醉不免有些彷徨。当时，香港的新移民中，有不少内地的知识分子，学历得不到港英当局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低头，只好到工厂去做粗杂工。杜振醉也不例外。但是，他并不甘于就这样埋没自己，他认为，学历不顶用，可以靠实力。置身于香港社会中，杜振醉反求诸已，觉悟到作为一个来自内地的知识分子，必须解除思想束缚，以客观、开放的态度，了解香港文化，认同香港文化，适应香港文化，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见用于香港社会，服务于香港社会。 在一家制衣厂做了半年杂工，从报端上看到有关杂志社在招聘编辑，杜振醉便写信试一试。果然，一试即中。接受面试者有逾百人，杜振醉独得聘用。 在杂志社当了两年执行编辑，杜振醉便转而受聘于波文书局，开始了他的教科书编撰生涯。后来，杜振醉在谈到这个“过渡时期”的经历时说:“可能我与编辑工作有点缘分，一般人初入行，3个月试用期，未必就上手，可我已基本学会了编辑的技术，并掌握了一本杂志出版的各个环节，职位也由助理编辑而跃升为执行编辑。” 80年代初的香港波文书局，其文史教学参考书在学校颇有影响。杜振醉之受聘，可说是一种自我挑战——他是答应为书局编写两套中国历史会考参考书(俗称“天书”)的:一是《国史述要》(全套五册，大学预科参考)，与区士麒合著，杜振醉负责“魏晋南北朝”与“清至现代”部分；一是《中国历史问题分类详解》(全套三册，中学会考适用)，由杜振醉独力负责。 中国历史科本非杜振醉的专业，他只是凭兴趣与爱好去迎接这项挑战，而给自己胆量与信心的则是当年准备高考时曾把整套历史课本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下来，时间的灰尘并没有遮断强力的记忆。尽管杜振醉也心明这是兵行险着，单凭兴趣与那一点点历史知识，是写不成书的；然而他又觉得，机会难逢，必须好好把握。就这样，杜振醉借着自己对历史的感应特别敏锐的秉赋，“霸王硬开弓”，一面着手编写，一面抓紧自学，把全副身心都投了进去。他上班时计日程功，每天都交上几千字的稿子；下班后广泛披阅中、港、台名家的通史及史论，有如看武侠小学追求情节一样。得诸心中，形诸笔端。书稿一章章脱手，老板黄孟甫一章章付与专家、名师传阅，不期然一致叫好，争道是“出自功底深厚的历史专才手笔”，直乐得黄老板逢人“说项”，到处称扬。书成问世，广为学校欢迎，认为这两套中史“天书”，观点持平公允，不偏不倚，文笔简洁晓畅，易读易记。从此，杜振醉的名字开始被学校认识，新作联珠而出，其中，中文方面的主要有: 《中国历史教师手册》(全三册，与吕思斋合著，昭明出版社出版，香港初级中学适用)； 《中国史纲》(全三册，煜华文化机构出版，香港中学会考适用，大学预科参考)； 《中国历史课本》(全二册，煜华版，香港高级中学适用)； 《中国历史问题精编》(全二册，长河出版社出版，香港中学会考适用)； 《中国历史选择题精编》(全二册，长河版，香港中学会考适用)。 1989年，香港教育署颁布了1991年启用的中小学中国语文科新课程，这为杜振醉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带来了契机。在此之前，杜振醉已由波文书局转到昭明出版社；适逢煜华文化机构聘请总编辑，主编中学中国语文，杜振醉便毅然应聘。经过1年又9个月的辛勤耕耘，完成了10册课本的主体工程，送教育署评审后定为A级，准于在学校发行；接着用约1年的时间，完成了配套教材，即10册教师手册及6册作业(供初中用)。随后，杜振醉转聘于课室教材出版社与长河出版社，全面推动了该姐妹公司的编辑工作，使公司的业绩直线上升。这一时期，作为总编辑，杜振醉成为作者和编辑的益友良师，公司形象的表徽，责任所关，事务繁多，除了个人独力的著述外，更多的是集体创作，其中，中文方面的主要有: 《会考中文读本精华》(全四册，长河出版社出版)； 《初中语文综合训练》(全三册，长河版)； 《会考语文综合训练》(全二册，长河版)； 《初中语文分类练习》(全三册课室教材出版社出版)； 《会考语文分类练习》(全二册课室版)； 《小学中文分类练习》(全十二册，课室版)； 《小学中文阅读理解》(全六册，课室版)； 《小学中文手册》(全一册，课室版)； 《小学生成语词典》(全四册，课室版)。 综观杜振醉所主编的中国语文课本及相关的补充教材，有诸多特色，其中最显著有三:一是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的铺排与语文基本能力的训练；二是全书体系完整，体例严密；三是文字平实贴切，秀而不华。 香港回归后，从1998年9月开始，香港中小学特设普通话一科，作为核心课程。杜振醉适时应势，在公司的配合下，于1996年初便着手筹划，主编一整套小学及中学普通话课本(全十九册:小学十二册、中学七册)。全书分三期送香港教育署评审，俱获A级。与此同时，编撰了一整套补充教材，并开发了一整套多媒体辅助教具。前后约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巨构。这套课本在总体上的特点是:结合现实生活，营造学习语言的情境。它一推向学校，即引起极大反响，深获学校好评。经过一轮激烈的竞争，杜振醉主编的小学及中学普通话课本脱颖而出，在同类课本中，学校采用率名列第一。 从与区土麒合著《国史述要》，到主编《中国语文课本》，以至《普通话课本》，杜振醉在香港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走过了20个寒暑的路程，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每当他谈及这段经历的甘苦得失时，总是笑着说:“教科书是学生的经典，编写教科书是圣洁的工作，关系到教育下一代的大计，为此奉献心血是值得的。”这也就是杜振醉20年来乐此不疲、心无旁贷的注脚。 杜振醉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这与其夫人黄治英是密不可分的。黄治英是位贤内助，她是杜振醉中学时的同学，因杜振醉是出类拔萃的模范生，所以黄氏早有心意。不过，他俩的结合却是十分传统的，是通过双方家长去缔结婚约的。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1962年秋，当杜家到黄家行聘之日，正逢上高考发榜，杜振醉录取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尽管这段婚姻对杜振醉来说似乎来得早了一点，但杜家却确确实实是“双喜临门”。6年后的1968年，杜振醉成婚。婚后夫妻团聚与离别参半，而感情一直很好。杜夫人勉力担当起家庭的内外事务和教养5个子女的责任，起早摸黑，任劳任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丈夫，使杜振醉在外可安于职事，专心工作。 随着'97香港回归，香港中小学各科的教科书都正在改版或准备改版。杜振醉凭仗其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驾轻就熟，必将为莘莘学子再献鸿猷。